在港警扣人之前，R可能從沒想過自己的研究、言論或個人背景，竟有被香港政府當成政治威脅的一天。作為一位國際資歷豐富的台灣學者，香港像是R的第二故鄉。他多年前曾在此任教，專精的學門與領域並不直接與現下香港的政治相關。2019年中，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時，他往返台灣香港之間，偶爾跟著遊行人群上街，未直接參與抗爭活動，也不算走得過前；疫情3年裡，他偶爾在Facebook上轉發香港社會動態的消息。

但今年年初，原本計劃赴港學術參訪的R，卻無預警被香港機場海關入境處羈留。他先是被穿著入境員警背心的人帶到小房間裡詢問、搜身，接著進來一男一女的便衣，取了他的台胞證、護照以及他在台灣學術單位工作的職員證，拷貝了他的文件。

對R來說，整個情境都顯得荒謬。小房間的牆上貼著「在不違反公務進行的狀況下可以連絡親友，可以請律師」的公告，但扣留期間他卻被禁止使用手機。因為曾經在港教書，R這幾年仍持續與當地的教授們有學術上的聯繫，也持續指導港生，這些人脈的連結似乎成為香港當局懷疑的重點。長達6個小時的詢問過程，主要在幾個問題打轉，包括：「在香港認識誰」、「在港工作期間，有沒有支薪／無償為誰工作」？

海關員警之外，也有便衣進出，他們來來回回小房間，像是持續請示上級，雖從R身上找不出任何可疑線索，最後以「綜合評估不符合入境的資格」令他原機遣返。遣返時，他搭上一台有鐵柵欄的囚車。R回憶：

「這是人生第一次搭囚車，9個人盯我一個，搞得我好像恐怖分子一樣。」

R仍想不透自己踩中了那條紅線，才給香港政府列入黑名單，但他決定至少3、5年內不再赴港：

「如果他們用延長戰進行詢問，讓人精神不濟，我能不能堅持下去？會不會被吞掉？我真的不知道。」

R的經驗並非誤會或單一個案。根據《報導者》採訪了解，過去兩年內已有數名台灣學者都曾被拉進香港機場小黑屋、做政治背景與在港人脈網路審問的經歷。其中部分案例和R一樣被原機遣返，但也有人在交出在港行程與人際關係資料後，被放行入境。

自從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香港政府就有一份針對台灣民主人士的「黑名單」，一些研究中國、援港的台灣學者與社運領袖──例如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等人，曾在2017年被拒發港簽──因此無法入港。但包括R在內的近期案例，對象都是大眾無法直接聯想到民主運動的年輕學者，這明顯與港府過往只針對「頭人」與「意見領袖」的邏輯不同。

由於台灣人在外國被遣返，於台灣的出入境上不會留下特別紀錄或回報機制，因此台灣人在香港遭遇「政治原因扣留」的情況究竟有多頻繁？港警擴大解釋的「高風險目標」又有哪些特徵？外界仍不得而知。

富察與留日港生兩案，讓台灣學界特別緊張，因為兩位當事人雖仍具中國與香港身分，但兩人被控罪的「案發地點」都不在中港境內。這是否代表中國政府正在嘗試以《國安法》的「長臂管轄」──無論你的國籍、所在地點為何，只要被懷疑你涉嫌違反《國安法》，中國與香港就有權對你發布通緝、甚至施壓第三國引渡追究刑責──試探國際社會的反應？甚至以此進一步威脅境外學者、記者與出版人的安全與自由，迫使對中國研究與言論的自我審查？

這些信號不僅讓台灣學界備感壓力，在與人社領域的學術交流活動中，「你現在還敢不敢進中國、香港做研究？」更成為各國學者彼此寒暄、分享焦慮的流行開場白。

「就我所知，（對境外學者而言）除非已被指控重罪，否則目前最多就是被香港拒絕入境而已。」

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對《報導者》表示：「雖然《國安法》帶來了阻礙（gets in the way），把一些中國的元素帶進香港的法律，但像在機場轉機這種行為，《國安法》基本不會發揮作用（play in）。」

麥高登表示，自己理解許多台灣學者對於前往香港抱持疑慮，但他提醒大家「無須過度恐慌」。因為截至目前為止，「除非你（外籍人士）被判決犯了重罪，頂多就是被拒絕入境而已。我還滿確定這點的。」麥高登認為，香港政府仍十分在意「教育人才國際化」的招牌，外國人與專業學者的身分對於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仍相對有保障，因此除了牽扯香港獨立與中港政治現況的討論需特別留意，他認為在教育現場和學術研討會，跟《國安法》之前的差異並不十分巨大。

但麥高登也強調這只是他自己在「現場的個人經驗」，不代表能預測政情變化。例如在雨傘運動過後，麥高登仍能自由進入中國本土作研究，「但現在我不會去中國了，因為他們可能不會讓你出來。」

「當然，我其實已經退休了，而且是個白人，這些可能都是我相對樂觀的原因。如果我今天只是個助理教授，我會擔心嗎？如果我是中國人、或華人的話，我會擔心嗎？」麥高登說：「我想我可能確實會擔心。」

與麥高登觀察相對的，則是另一名在中國與香港都有教學經驗的教授W：

「我不能理解，為何有人還會覺得香港是有空間的？從我的現場看來，『中港融合』已經等於完成式，雙邊在政治上早已沒有區別了。」

例如今年4月，中國人大通過《反間諜法》將從7月1日擴大生效，中國隨即搶先進行一波針對新聞記者、企業稽核人員的高調整肅；但同一時間，香港特首李家超與律政司長林定國也趁著北京的風向，高調承諾將於未來一年內，完成極為爭議、過去曾引發港人大規模示威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除了強化港版《國安法》對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已有控罪，更要進一步打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禁止境外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活動」與「禁止香港本地政治性組織聯繫境外團體」，補足中港之間的「國安漏洞」，對威脅中國政權穩定者，進行更全面與深入的高壓查禁。

W認為，香港很難避免「內地化」、走向中國社會的管控模式──而且在政治激勵下，這個過程有可能加速。如同已逝的美國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中所描述的，各級官員為保烏紗帽與晉陞的追求，不只竭力迎合上意，還可能加碼演出搏出頭、進而造成難以預期的結果，尤其是做為新收復的邊陲之地。

於是，就像《不可能的任務》電影中，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以高空繩索垂降並躲過紅外線的場景，紅外線不是單一一條，還有各級官員加碼劃出的紅線，顯性的、隱性的，層層疊疊疊壓縮活動空間──受害者最後只會像學者R一樣，最後根本無法判斷踩到的究竟是誰的紅線。

除了香港研究者所遭遇的入港風險，在香港做報導的「新聞記者」更是受黑名單威脅最直接的一群。過去，香港曾是亞洲的國際新聞中心，也曾是全球媒體報導中國的第一跳板。但在《國安法》通過之後，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為代表的國際媒體陸續縮減駐港團隊的規模，就連台灣記者進出香港的採訪，也出現明顯的安全顧忌。

「我們無法提出任何準確的指標，以評估外國記者在香港是否會遇到危險──因為中國政府一向自己說了算（arbitrary）。」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向《報導者》分析：「港版《國安法》只是威權政府迫害自由的藉口，那甚至稱不上是一部『法律』，因為真正的法治國家通常不會制定溯及過往、適用於全世界的的法律，也不會創造出一些非常模糊的定義以界定執法對象。」

「但香港的《國安法》，卻模糊到可以涵蓋一切──那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贗品（parody），完全沒有預測性可言。」艾瑋昂表示：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些『風險訊號』的判斷線索。比方說，如果某個記者的風險真的很高，那麼你就會先看到中國政府釋放出資訊，像是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攻擊這個記者、或者大量私訊湧入記者的帳號或信箱。以中國政府的習慣，在實際逮捕記者之前，通常會先有這類的恫嚇姿態。」

艾瑋昂認為，新聞記者在香港遭遇的黑名單威脅，主要分成三種風險對象：最危險的第一個類別是香港本地公民，他們在《國安法》的鎮壓中，無法受到任何外力保護。風險層級其次的第二類別是在香港、中國採訪的台灣人。第三個類別則是擁有外國籍的華人。

「判斷『香港的政治紅線』是不可能，也沒有意義的。」曾在香港求學、學術互動與個人經驗至今也仍相當密切的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向《報導者》解釋：

林宗弘表示，過去半年來，台灣學界其實陷入矛盾兩難，一方面是因中國與香港年初終於結束疫情封控、開放境外人士進入，許多田野研究與學術交流，本該藉此有一個重新接觸的機會；但另一方面，習近平統治之下的政治壓力，在防疫開放之後其實不減反增，社會上處處是敏感議題，台灣研究者也只能步步為營──某個程度上只能「以身試法」見招拆招──並沒有判斷自己的風險等級、或者有沒有被列入黑名單的通用規則。

假若被警察羈押，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絕對不能承認任何罪名，也不要亂牽扯別人的姓名資料，「不知道的事情就說不知道，千萬不要自亂陣腳、緊張亂講話，這往往反而會讓你陷入冤罪而更難脫身。」

但林宗弘也坦承，目前台灣學界還沒辦法確定一套在中國、香港被捕的學人應對的SOP，因為近期關於政治界線最近變得愈來愈模糊，以至於過去的經驗法則都不再有用。他舉富察案為例：

「富察被抓之前，我們會覺得書沒事啊，我又沒有張揚；但富察被抓之後，就連印書也可能會有事。那買書會不會有事呢？沒人知道。」

因此，無論是富察、香港留日學生、還是被扣在機場審訊的學者R，林宗弘目前的做法就是暫時先不討論為什麼中國要抓走這些人，而僅交代各個被捕案件的過程與細節，讓學界至少彼此提醒有所防備。

其他頂尖的國際學術單位，評估中國與香港的田野風險，會有更全面的機制嗎？長期關注中國社會運動、並多次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社會學副教授傅青山（Eli Friedman）坦率向《報導者》承認：「雖然康乃爾大學號稱有最完善的風險管理部門，但面對黑名單與政治迫害問題基本沒用（useless）──他們只會看國務院對某個地區的風險層級評估，但那個風險主要是針對戰爭、社會不穩或疫情的因素，主要標示是健康可能造成的立即性危險。」

「比起風險評估指引，我認為學術機構應該明確表達承諾，『如果職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會提供支援（support）。』」傅青山表示：「但我有點擔心，美國的大學不會公開這麼說，因為我的大學、以及美國大多數的大型大學，都有很重要的利益在中國。」

傅青山特別強調，與外國人相比，香港人所承擔的風險與壓力其實更為險峻：「研究者在思考風險時，不光只顧自身安全，也會擔心危害到我們訪談的對象──因為現在處境最危險的學者群，是曾做過香港問題（Hong Kong issues）研究的香港人或香港居民──沒有人希望讓香港的朋友、同行陷入麻煩。但這就是中國政府運作的方式，比如在新疆，光是和外國人有聯繫，就可能可以讓人陷入麻煩之中。這也是我刻意謹慎、很久沒聯絡香港或中國朋友的原因。」

習近平2013年上任後，中國言論快速緊縮，對許多人來說，中國社會早已「處處是紅線」。但香港在短短3年間的社會抗爭與疫情後，造成十幾萬人移民離港，一國兩制下出現各方面的「體制換血」，反而讓外人看不清楚究竟社會言論的紅線劃在哪？

但除了部分台灣學者進香港的政治風險持續增加外，香港的學術研究基底、新聞報導正在遭遇可能的「抄家危機」，也讓各方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極為焦慮。

例如過去由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主辦、卻在2022年頒獎前夕因FCC「害怕違反國安法律」而臨時取消的「人權新聞獎」（Human Right Press Awards）；隔年在各方積極奔走下，已由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華特 ‧ 克朗凱特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接手復辦。但光是2023年度人權新聞獎的報名、評審與幕後運作，就顯示了後國安法時代媒體對香港的如履薄冰。

2023年人權新聞獎的獎評機制，採取「全匿名評審團」獨立運作方式，評審委員之間互不知曉彼此的真實身分，更沒有辦法接觸交流、或做評審團討論的機會。代表主辦單位的人權觀察傳播長方鳳美（Mei Fong）向《報導者》解釋：「採取全匿名、互不聯絡的獎評方式，其實是評委們向大會所提出的安全要求。」

「我們沒有追問、也不會透露個別評委的個人背景或安全細節。但相信大家都明白，在亞洲的許多國家，『報導新聞』是一項風險相當高、安全威脅極大的艱困職業。」

方鳳美過去曾有豐富中港採訪經歷，曾獲得普立茲新聞獎肯定，她明白第一線記者所遭遇的困境──像是HRW早已被中國封殺，其支持民主運動與言論自由的立場，亦被港府視為不受歡迎的境外組織，許多香港記者與媒體機構希望「匿名報獎」，因為光是與HRW扯上關係，就恐遭《國安法》追殺。

「復辦人權新聞獎，是許多人用盡辦法、竭盡心力的成果，我們只是不想讓這種新聞價值就這樣消失，」方鳳美表示。最後，2023年的香港人權新聞獎採取線上公布，避免實體頒獎帶來的風險。

「外媒在香港被捕的風險確實存在。」艾瑋昂認為：

「台灣媒體與記者必須對可能的風險有所準備。例如媒體機構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包含聘雇更多外國記者、讓中國─香港的採訪團隊變得更加國際化，藉此分散外交風險。」

但艾瑋昂也強調：「這不代表媒體世界上的所有記者，都應該要因為《國安法》而自我審查、或刻意迴避中國或香港。香港政府不可能起訴每一個報導香港和中國的記者。我們不能因為《國安法》的威脅，就輕易放棄報導香港，那等於是讓中國制定《國安法》的目的得逞，也讓中國政府迫害新聞自由、攻擊全世界異議言論的成本變得更低。」

在20世紀的冷戰年代，中國共產黨曾長期鎖國，地理位置緊鄰、學術氣氛自由專業、且與中國本土互動密切的香港，也就成為各國學者窺見鐵幕中國的跳板，是上個世紀「中國研究」的全球重鎮。但隨著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一國兩制也隨港版《國安法》的施行與鎮壓而名存實亡後，要如何延續過往中國研究的積累、並且保存香港真實歷史的「香港學」研究，也成為學術界與時間賽跑的重要任務──而由中研院社會所在今年成立的「香港研究主題小組」，即為世界各國傳承香港學的其中一艘諾亞方舟。

「我們可能要建立一個香港的海外館藏地，就像香港中文大學過去的中國研究中心一樣，」林宗弘表示，隨著香港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已被《國安法》徹底鎮壓，近期香港公立圖書館與大型書店通路下架敏感書籍，或者是港府入稟法院申請禁止傳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都顯示中國對香港學術圈、出版界與教育現場的「歷史改造」，正加速伸出利爪。

「鎮壓政治與媒體空間後，下一步就是要改寫歷史：先摧毀香港的記憶，接著以恐嚇手段讓沒有人敢繼續做研究，那接下去就是回頭改寫這段歷史，說這些人是暴徒，然後編造新的替代典範，」林宗弘說，「所以我們還是要在海外做保存和研究的工作，繼續發表一些會真正被人當作歷史的學術著作。」

林宗弘表示，香港研究主題小組的目的，並不只針對香港的民主抗爭與政治研究作轉移，而更是把「香港」系統性的備份到世界各地的學術研究機構裡──儘管在港府持續擴大黑名單的現在，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有可能一夜之間成為「《國安法》認定的敏感資訊」，但來自世界各地的普羅米修斯們仍在踩在斑駁不清的政治紅線上，默默地繼續盜火行動，試圖避免被刻意改造的歷史成為下一代港人不可選擇與挑戰的唯一記憶。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