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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專訪流亡者羅冠聰:努力不讓香港認同和抗爭記憶被抹去

6月21日,羅冠聰在法國接受當地媒體專訪。(攝影/AFP/Christophe ARCHAMB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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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看見香港城市景觀的改變,像是紅旗、很多的中國國旗、香港區旗,還有一些用簡體字寫的標語『習近平歡迎你』,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開始出來。那時開始感覺到,原來這叫『愛國的情操』,他們想要做的文化渲染是這麼回事。」

「對我來說,怎樣去保護我們的身分認同、還有對於抗爭的歷史記憶,去對抗中共的不論是大外宣、還是想要將我們同化的那種力量,都是很重要的。」

羅冠聰這一輩的香港年輕運動者,青春似乎停格在2014年的夏天。無憂地與三五好友踢足球、打遊戲,成為雖簡單但又遙遠的想望。

單純的美好就卡在那裡。21歲時,羅冠聰,Nathan Law,投入學生運動、帶領香港傘運,23歲時成為「香港眾志」的創黨主席,也在那一年當選香港立法會最年輕的議員,9個月後被DQ
disqualification,取消資格
。緊接著,又是一幕幕快轉的人生影像:被選入世界百大影響人物、入獄、被提名競逐諾貝爾和平獎、投入反送中運動
多進行國際倡議遊說,例如出席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聽證會。
、成為港府的通緝犯⋯⋯。

對一個青年而言,因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聲名與迫害,讓他再也回不去單純的世界裡。「流亡者羅冠聰」的角色,不再只是個符號,幾乎是他的整個人生。

7月份才將滿29歲的他,從2020年6月底流亡至倫敦,已整整兩年,這也正是港版《國安法》落地的兩週年。相較他的戰友黃之鋒、周庭、何桂藍等還在獄中或是無法出境香港的同輩運動者,他貌似保有「自由」,但流亡者的「自由」是必須放入引號的,那是一種承載巨大責任的頑抗姿態。

在倫敦,搬了5次的房,一開始擔憂中共魔爪,再慢慢到開始能感到安全的生活,在「異鄉」,懷著把香港人反叛精神活出個樣子的態度過生活。兩年間,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自由》的英文專書(Freedom, How We Lose It, And How We Fight Back);在英國成立「香港協會」(Hong Kong Umbrella Community),希望能凝聚因政治因素赴英的港人,保存香港文化和身分;他也去荷蘭、美國、德國、捷克、法國等地做各種香港的倡議,努力在世界已把焦點移往烏克蘭之際,持續講港人的故事。

在倫敦住處受訪的6月28日,他才結束在巴黎的倡議行程,因見的人多,話說得太多,休息不足,服了多天的感冒藥,訪談時強忍著喉嚨的不適,專業回覆所有提問。唯獨提到母親時,嘴角難得揚起一絲笑容──儘管為了保護家人,他必須斷絕一切聯繫。

專訪中,他談起離港兩年來的海外生活、國際倡議工作的現實和挑戰;他回應自己是如何面對中國小粉紅與港府高層的打壓,以及他怎麼看不少海外中國人是怎麼活在自己的小迴圈裡。而對於香港移交25週年和第六任香港特首李家超,他則提及自己與李交手的經驗,以及習近平將在反送中運動後第一次赴港談話的意義。面對香港眼前還會持續的黑暗,能做些什麼?

羅冠聰說:「我是最沒有資格去跟他們說他們可以做些什麼的人⋯⋯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持續的用行動跟他們說,即便我不在他們身邊,不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是跟他們會在這一段路走下去的,我們各自有各自的崗位,我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後希望世界看見你們的努力。」

或許流亡者人生中冀望的另類浪漫,就是努力讓香港的過去,現在、未來不被遺忘。他在離鄉兩年後寫下:「兩年過去,我的願望都沒有改變:由在香港國際機場起飛的一剎那,眼淚掉下來時,我就決定我的人生都用在鋪回家的路。」

以下是我們與羅冠聰的訪談與對話,內容在不失原意下,經編輯調整順序與濃縮。

媽媽在別人喜宴看著我在傘運被捕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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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1日,香港警察在進行公民廣場清場任務時逮捕羅冠聰,並扛離現場。(攝影/AFP/Alex Ogle)
2014年12月11日,香港警察在進行公民廣場清場任務時逮捕羅冠聰,並扛離現場。(攝影/AFP/Alex Ogle)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時間過得很快,你自己怎麼樣感受28歲已有這麼多的「履歷」,現在還被中共和港府貼上一個「叛國」的標籤?

羅冠聰(以下簡稱羅):聽起來就感覺好累,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是你在當中就覺得很漫長,譬如說是苦難或者挫折,但回過頭來是會覺得「啊!原來這樣子就過了那麼多年」,然後默默地祈禱自己還是那個一開始出來參與政治運動、參與社會運動的那個青少年吧!

所以這幾年對時間的想法還是滿複雜的,有一些變化很快,但也有時候覺得很慢。感覺自己的人生還停格在21歲,2014年出來參與運動那年。在我們身邊的朋友,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會開始想要組建家庭啊,然後生小孩、買房買車、對生活有規畫。不過就算重來一次,我應該還是會停格在同樣的那年,一樣投盡一切,作個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人。

報:1999年,你那年6歲,跟著母親就從深圳到香港,媽媽等於是從中國逃到香港去的。你們家是藍領家庭,聽說她一直不希望你介入政治,想要你好好讀書對嗎?

羅:對對對,這也是滿有趣的,我可以分享一個小小小小的趣事:其實最一開始,我沒有告訴媽媽我在搞社運。那時是2014年
2014年6月開始,以學生組織「學聯」與「學民思潮」所發起的學生運動,已開始上街遊行並討論佔領中環的和平示威,當時的羅冠聰即是學聯成員。
,每次我出去遊行都騙她是跟朋友去玩什麼的。

有次媽媽去了一場婚宴,香港的酒樓都有很多電視掛在天花板上,誰知道她無意抬頭往上看,就看到「自己的兒子被捕」的新聞──那一晚是2014年9月26號,就是重奪公民廣場、然後「雨傘運動」開始的那一天──她是這麼極具戲劇性地知道自己的兒子,原來在搞這些東西。

她後來也覺得「好像不會有比那天開場更誇張的方式」,不過她之後也是一直和我說:要我保重自己,不要去跟一種不能戰勝的力量對抗。但我覺得還是我比較倔強,所以我仍選擇自己的信念,去做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

習近平訪港的「七一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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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為慶祝回歸25週年,香港一處公共住宅的各個樓層掛滿了特區區旗與中國國旗。除了引起輿論不同反應,也有旗幟被覆蓋或被剪斷掛繩。(攝影/Getty Images/Anthony Kwan)
6月25日,為慶祝回歸25週年,香港一處公共住宅的各個樓層掛滿了特區區旗與中國國旗。除了引起輿論不同反應,也有旗幟被覆蓋或被剪斷掛繩。(攝影/Getty Images/Anthony Kwan)

報:今年七一是香港移交的第25週年,經驗裡對七一有什麼樣的記憶呢?

羅:小時候我覺得七一就是一個公眾假期,沒什麼特別。之後開始了解到政治社會議題,才知道七一有遊行。後來2019年七一立法會事件成為了歷史時刻,更是印象深刻。

近年是看見香港城市景觀的改變,像是紅旗、很多的中國國旗、香港區旗,還有一些用簡體字寫的標語說什麼「習近平歡迎你」,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開始出來。從那時候開始感覺到,原來這叫「愛國的情操」,(港府與中共)他們想要做的文化渲染是這麼回事。

報:以前每逢七一,香港民主派都上街大遊行,口號都很有意思,譬如說2003年是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還政於民;2004年是爭取雙普選;2010年是香港前途在我手中;2017年的時候就是「呃足廿年」說一國兩制已經騙你20年?

羅:口號是滿體現社會轉變的,大家對一國兩制就是愈來愈沒信心。到了現在25週年,我覺得除了一些真的是所謂愛國人士、或者是一些在建制派生活的人,其他人也是覺得一國兩制就是名存實亡了,大家可能還是倒數現在是一國1.5制、1.3制、1.2制⋯⋯看哪時候會到一國一制。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這沒有什麼好慶祝的,就是他們自己做給自己的一場戲吧。我的理解真的是第一次香港的公屋裡掛滿這些血紅的旗幟,對我來說是滿震撼的,但也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就是中共他想要營造這一種普世歡騰,將這些代表他們國族情懷的東西,在公眾公共空間呈現出來,他們做一些就是會這麼沒有美感的事情。

報:習近平今年有機會赴港,上一回他去香港是2017年,那時還沒有反送中運動,你自己有沒有預測他會在這次赴港強調什麼訊息呢?

羅:我覺得(習近平若是赴港發言)也會是老調重彈,什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已被丟進垃圾桶了⋯⋯他應該會強調:「香港在《國安法》之下有多麼的穩定!多麼的有未來!多麼的安全!」然後很多(本地假想的)威脅都不見了,所以也只會更加強調「防禦外國勢力」的重要性。

滿多人會預測李家超上台之後,會更進一步去防範所謂的外國勢力,像是更多的立法、或是不論在眾籌、媒體,或是網路平台的更多監控管制。我覺得這也是習近平想要在香港做的大方向。

我看過李家超的威權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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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9年,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攝影/REUTERS/Ammar Awad/達志影像)
圖為2019年,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攝影/REUTERS/Ammar Awad/達志影像)

報:李家超是香港第一個武官特首,他是從警政系統出來的。武官治港,是不是意味著北京需要有一個像李家超這樣子的人,把槍管子和刀把子架構起來,減少與國外勢力的聯繫,讓香港成為一個跟就是中國一模一樣的城市呢?

羅:這個描述滿正確的。李家超上台之後,肯定會以「政治安全」為最大施政目標。無論是國安署跟其他部門的互動,立法會對於更多自由的監管,或者是某程度更加孤立香港公民社會、切斷它們跟外國的連結⋯⋯這些都是他的頭號目標。

現實來說,香港未來幾年的局勢會更加惡化。恐怕會有更多人被迫離開香港、或是更多政治犯的出現──希望香港能夠光復的人,還是必須要有一些最壞的心理準備。

李家超是眾多候選人當中算是最鷹派的一個了,就我還在立法會時曾在2016、17年跟他交手的經驗,也是滿感覺到他是一個很威權的人,就是很不會回答你的問題,他覺得他有權力、他做什麼都可以,他們的存在不是要滿足你們,就是他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那種很強烈的威權人格的那種感覺是很鮮明的,所以這可能也是北京去挑選他的原因吧。

李家超上台後,其實大家要更加關注香港局勢,因為有可能會變得更差。對於我們自己的影響⋯⋯當然會看見更多人被放在《國安法》的通緝名單裡,這些我們都得做心理準備。

報:不過香港最重要的跟中國現在最大的差異就是還沒有所謂的防火牆,你覺得這件事有可能被打破嗎?

羅:我覺得即便有,是需要滿一段時間的啦。香港政府現在已經測試如何在完全開放的網路、與防火牆之中,去取一個中間點,譬如說它現在已經封了很多外國網頁,它就是去跟服務供應商說,連上你們網路的人不能瀏覽這些網頁,像是英國的倡議組織,或者是我之前去做的一個倡議的活動,叫「香港約章」,在香港是不能瀏覽的。

報:香港約章,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呢?

羅:我大概在一年前找了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人,寫下我們這個時期對於香港的一些訴求想法,主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希望20年之後,想要了解這個時代香港人參與運動,可以透過約章瞭解。這個當然是為了歷史而作的。

英國的香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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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2日,居住在英國的香港人聚集在倫敦國會廣場參與反送中運動3週年活動。(攝影/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Thomas Krych)
今年6月12日,居住在英國的香港人聚集在倫敦國會廣場參與反送中運動3週年活動。(攝影/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Thomas Krych)

報:這兩年(2021~2022)跟你一樣離開香港赴英國生活和居留的人約有11~12萬。雖然英國有7成民意撐香港,但來到英國的港人最需要適應的是什麼?

羅:大家滿清楚自己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去融入、去適應都需要一段時間⋯⋯但香港人是很外向的,他們喜歡去接觸英國的朋友,不太喜歡聚成一個很大的「香港人部落」。

當然會有個別案例遇上一些困難,但整體而言,香港人還是滿能夠適應的,同時都還希望拿出一些力量參與香港有關的倡議活動──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波移民潮是滿政治性的,很多人都是很不滿香港教育、不滿香港政治狀況,有一些人甚至是直接面對到政治壓迫必須離開。所以到了異地,他們還是希望去做一些事情,我們也是看見在六四或是612,這些對香港是滿標誌性的日子,還是很有機會在英國或不同地方發聲。

報:你去年年底在倫敦組織了一個非營利的單位叫做香港協會,英文名字就叫「Hong Kong Umbrella Community」,它的精神和目標是什麼?

羅:這個組織是做文化活動,所以你不會看見它舉辦集會、遊行,我們就把精力集中在一些文化的、延續香港文化,要保存香港文化當中有抗爭性一面的一些特質──對我來說,怎樣去保護我們的身分認同、還有對於抗爭的歷史記憶,去對抗中共的不論是大外宣、還是想要將我們同化的那種力量,都是很重要的。

叫Umbrella,既是我們2014年的抗爭象徵,也代表一種組織概念,希望盡量去連結更多不同香港人,保護我們的文化。所以3月份做了一個很大型的電影節、賣了大概超過11,000張門票。真的很多人參與,大家都很願意保護香港文化。

香港協會也希望守住一些對香港人自己很重要的文化作品,因為在香港本地開始出現很多內容審查,譬如2019年抗爭運動的紀錄片(例如《時代革命》)都不能上映、或全被下架了,很多作品能夠生存的空間只剩下海外──但我們如何帶香港的作品與本地、比如何英國人有更多互動,從而讓他們了解到我們抗爭的故事,讓香港議題能在地擴展,我覺得這也是未來肯定要去做更加多的事情。

畢竟現在香港在國際上已「cycle out off media」(新聞熱度過去)了,新聞週期過後,香港持續一些抗爭新聞、發展議題就比較難延續的關注熱度。所以我們如何在社區的活動、如何在文化活動、在本地政治倡議爭取到更多的曝光還有支持,這3種路線都是我們海外社群肯定要去努力去想、努力去做的事。

報:英國預估5年內,港人移入總數將超過30萬,雖顯示了英國社會對港人的支持,但自己也看到滿多高學歷或者是有專業的香港朋友,必須在英國委身一些相較之前低階的工作?

羅:其實英國對開放移民一直很敏感,很少有難民或是移民政策能得到廣泛支持。但英國社會對香港BNO政策的支持卻是很強的,支持率明顯超過反對率。

很多香港人來到英國,還是有一種可能要向下流的概念,可能要再適應一下、從一些較原本低級別的工作重新開始。很多人在離開香港的時候已經有底:能夠在這邊重新開始,當然是一個挑戰,新生活不容易,但香港發生的種種真的讓人感覺沒有未來、或者是很不想自己下一代這樣成長,這也是某種代價吧。但我覺得來的大家,都已很努力在準備自己。

國際戰線的務實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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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4日,羅冠聰在倫敦唐寧街上舉行的反對中國與俄羅斯專制統治的遊行發表演說。(攝影/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Hesther Ng)
今年6月4日,羅冠聰在倫敦唐寧街上舉行的反對中國與俄羅斯專制統治的遊行發表演說。(攝影/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Hesther Ng)

報:英國、美國對於香港是很支持的,可是有些歐盟國家如法國、德國仍顧忌在中國的投資,我好奇在香港的運動以及俄國入侵烏克蘭後,你有感受到歐盟對中國態度的轉變嗎?

羅:其實可能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政治人物,他可能同時支持100樣議題,但他的時間、精力、資源都是有限的,處理還是有現實的權重次序。我覺得(歐盟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們知道中國發生的人權問題,他們知道香港爭取民主,還有爭取自由的一些訴求,也都知道這些訴求的正當性,但他們就不是把中國政策放在最優先級別。

不同國家的聲明、立場很多時候都是一致的,但「政策的優先順序」則不同──比如中國議題對美國的優先順序就是很高、非常高,是一個永遠是要放在首位處理的事情;但英國與歐盟對此的順序就沒那麼高──所以我們怎樣去爭取關注,爭取把中國還有香港視為更重要的議題,還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報:對緩步的進行會不會感到挫折?

羅:我想自己的心態要先調整。我也曾是政治人物,很清楚政治要關注事情很多,大多是本土優先,外交議題一直都不是選民的主流焦點。在現在這麼動盪的局勢中,無論是俄烏戰爭、全球通膨等等,不同地方本土的議題,也都持續爭奪著這些政治人物的注意力與資源。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要好好務實的固本培源,先把一些自己能做的事做好,多去理解多去了解,然後多去學習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想法,然後嘗試在下一個機會來的時候,用更加有效的方式去溝通,努力在關鍵時刻動員資源。

面對小粉紅該有的心理準備

報:海外的中國社群其實也滿大的,譬如說我們在美國看到中國或者是統派社群跟台灣社群也有很多的衝突,那你們在海外的香港社群怎麼樣處理跟中國社群的衝突呢?

羅:海外中國社群的多元聲音,很多是被低估、被忽略掉的,因為很少會有自由派中國人出來大喊我是一個自由派、我的想法如何如何──這會對他在中國的家庭、親友帶來很大的壓力。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要理解,中國社群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沉默群體。第二就是,即便是群體內有不同聲量,可能某一種盲目的愛國情緒或是「小粉紅」,還是佔了很大一塊聲量。

有時候我們覺得:為什麼中國人在海外,可以收聽到牆外的訊息、看到很多自由的媒體,但怎麼想法卻還是跟中國共產黨一樣?但其實這些在海外中國人,還是活在自己的「資訊泡泡」裡。

譬如,他們就是要用微信。微信不僅僅是一個社交群、社交媒體,它也是你生活基本上可以用到軟體的層面,也是通訊錄、溝通工具、還是支付平台⋯⋯基本上回到中國就必須用微信,離開了中國也持續得用微信。但這套系統從中給你灌輸的世界觀、新聞,或者是App當中進行的審查,自然而然就內化到你的生活中。所以即便離開了中國,你的生活也持續被框限在這一認知泡泡裡。

這種效果很可怕,卻也很有效。科技的控制,就是形塑這種集體意識的要角。

報:講到小粉紅,你從政以來一直被針對,即使離港後,中國小粉紅會追著你跑,建制派媒體或梁振英鄧炳強會發出各諷刺文想擊潰你。面對這些,你怎麼幫自己做心理建設?

羅:也算他們重視我工作成果的一種體現吧,我是滿榮幸的,覺得他們認可了我工作的效力還有一些影響。

你必須要知道他們就是要煩你、要分散你的注意力、要你因此受傷。假如我心理太脆弱、中計了,就是順了他們的意。這種「不讓他們輕鬆得逞」的心態,能讓我專注做本分內的事、將自己區隔在他們的騷擾之外。只要不升級到人身安全的問題,對我都沒有太大影響。

盡力維持與香港的連結,繼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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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為慶祝回歸25週年,本一向是六四集會場所的香港維園,地面上裝設了巨幅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區旗。(攝影/Getty Images/Louise Delmotte)
6月29日,為慶祝回歸25週年,本一向是六四集會場所的香港維園,地面上裝設了巨幅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區旗。(攝影/Getty Images/Louise Delmotte)

報:離開香港後,那怎麼樣跟香港本地做連結?

羅:對,與香港本地是滿困難的。所有跟我有過關係譬如曾一起辦活動、或有講過話的人,都可能因此被捕。風險就是那麼高,我已經是不太能參與在地關聯的活動。

但必須強調,要如何持續連結香港本地,感受情緒、事件、日常的節奏⋯⋯,避免脫節,是我們這些海外流亡者非常需要去解決的難題──現在愈來愈多人,因為種種政治壓力,已經不會在公共平台發表他們的想法、分享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對自己的提醒是:要盡力保持對議題的觸覺,嘗試與更多朋友做溝通。譬如說有很多剛來外地的朋友,我很希望能可以跟大家多聊在地的事,理解那種氛圍、氣氛、在香港的感受是什麼?

有件事我感覺很深刻的:我有個朋友最近來了英國,他也長期旅外、之前才剛剛回到香港不久,有次在一個香港鬧區裡,他沒多想地拿出了一條「黃色圍巾」,誰知大家都用一種詫異的眼光盯著他,好像只要掏出一些可以讓人聯想到黃色雨傘,或者是黑色盾牌、黑色頭盔的東西,大家就覺得:「啊!那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彷彿這城市已缺失了一種顏色、缺失了一種圖案,我聽起來這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轉變。而我對香港的連結,也需要靠這些觸覺去慢慢累積。

報:面對這個長期可能還會持續的黑暗,你覺得留在香港的人還可以做些什麼事?

羅:其實我是最沒有資格去跟他們說可以做些什麼的人──因為,沒有人會比在地的香港人更清楚香港的事,他們肯定比我更明白目前的限制、困難是什麼。

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持續走國際線的行動,跟他們說:即便我不在他們身邊、不在香港這個地方,我仍是會跟大家在這一段路繼續走下去。我們各自有各自的崗位、我們有自己的工作,我也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後希望能帶大家的努力讓世界看見。

這些東西是我,作為一個已經不在香港的人力所能及的東西。所以,真的,我只是想覺得讓他們感覺到有一種陪伴、去消除一些孤單。這大概是我所能夠做到的事情吧。

報:那你覺得大家可以怎麼樣陪伴流亡在外的香港朋友呢?

羅:最重要的,也是將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做好吧!我覺得在反送中運動後,大家有一種「兄弟爬山」的感覺,就是大家也很清楚得各自努力,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所有事情,擁有不同技能還有不同位置的人,每人也有最適合每一個責任的地方。

我感覺這種默默的在背後努力,然後很專注在自己眼前能夠做的事情,其實是一種很浪漫的感覺。可能自然而然就有一種陪伴的感覺出來,一步一步盡力就可以了。

不讓敵人在細微的地方攻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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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獲英國政治庇護後,羅冠聰一直從事國際倡議。七一前夕,他在Facebook寫下:「我從不覺得大家應該要將我放在哪一種位置,視為香港/民主運動中任何需要讚嘆的角色──我只希望大家認可我作為運動中的一部分,所承擔的特定位置,來檢視我這個平平無奇的男子。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照片提供/羅冠聰)
2021年獲英國政治庇護後,羅冠聰一直從事國際倡議。七一前夕,他在Facebook寫下:「我從不覺得大家應該要將我放在哪一種位置,視為香港/民主運動中任何需要讚嘆的角色──我只希望大家認可我作為運動中的一部分,所承擔的特定位置,來檢視我這個平平無奇的男子。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照片提供/羅冠聰)

報:所以你在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的生活,和社會運動者的這個角色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羅:對社會運動的參與,是一種生活化的投入。我自己對於一個「社運行動者」定義就是,一個人把生命某一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投身在某個他相信可以改善社會的願景上。所以不是説全職搞社運,加入NGO工作才算一個「社運人」,你可能是設計師、動畫師、或者律師,只要你願意將你生命的某部分投身在這樣的事業上,你就是個社運家。

如何讓成長為更好的社會運動者,也要從自己的生活去調整、學習,調整好自己的精神位置,才能更有效地做倡議,不然很容易讓自己卡在一個很尷尬的處境。

當然一開始總是不太知道自己的責任所在,或者應該展現怎樣的姿態。但之後,也都隨機去感受與調整。譬如說你在某一個場合失態,政府就會把醜態形象放大,發動不同形式的輿論攻擊。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會在公開場合喝酒,當然這是一個很無聊的一個例子。又譬如說,要把語文學習好,才不會有很多人在這些細微的地方去攻擊你、去把你想要說的事情給扭曲掉。

報:這個時代作為一位流亡者,你的敵人隨時在監視你、在看你,所有在公眾面前的時間,你會給自己壓力──必須像一個完美無缺的抗爭者和流亡者?

羅:我不會說是一定得完美無缺,但的確是有一些界線、需要慎重以對。也不能毫無包袱暴走、任性做事。但這也是人生的取捨:沒有付出就沒有收穫,如果下定了決心,肯定得有覺悟去承擔這一切的代價與後果。至少我這樣認為。

報:如果要對自己說一句話,你會說什麼呢?

羅:如果要對自己說,我會說:其實我也盡力了,所以就不要有太多的壓力吧⋯⋯大家無論在做什麼事情,把自己身體養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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