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美澳跨國分析:資訊戰已升級至「社會操縱」

駛向全球的中共大外宣機器,如何把「小粉紅」與「紅色App」武器化?

(攝影/REUTERS/Aly Song/達志影像)

當各國仍忙於對抗疫情,中國政府卻持續建造、強化官民聯手的巨大輿情產業,要扭轉世界的認知。他們早在2017年開始在社交網站上操縱資訊、購買大量帳號,並外包各種輿論服務給中國和中國之外的台灣、澳洲、美國的行銷公司和網紅,讓他們接力中共官方的文宣,或在24小時內對不利中國的訊息提出反擊、摧毀消息源頭⋯⋯。這個「中共製造」的輿情產業持續壯大,也影響了人們對香港反送中運動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中國治理模式、中美/中台關係的看法。

《報導者》採訪台、港、美、澳,4個指標性的事實查核與資訊戰研究單位,分析「中共製事實」外銷至各國的手段和目的,並從四地經驗裡,看見中國宣傳機器,特別是「紅色App」和「小粉紅」駛向全球後,為民主國家帶來怎樣的挑戰。

世界過去熟知,在中國境內,有「網路長城」對資訊的審查、對「事實」的製造;世人看著中國政府擋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外國網路服務商,並扶持中國版的相對應網路服務,繼續讓中國民眾在政府打造的資訊環境中,「便利」生活。

如今,這架機器走向了世界,不只微信、TikTok、愛奇藝等中國網路服務商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中國政府製造的「事實」、審查過的資訊,也正越過長城,在全球試圖落地。

「中國國產的網路生態系,除了審查資訊,也是向外發布的工具,」美國未來數位智能實驗室(Digital Intelligence Lab at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總監莫楠(Nick Monaco)說,在國家過濾過的資訊環境中,特定的世界觀不斷被加強,使用者在此發布內容、集體呼應、向外發聲,創造出中國獨有的「小粉紅文化」
小粉紅泛指網路上平日熱愛流行文化,但傾向民族主義、愛國並能熟練使用網路語言的中國年輕狂熱網民。
,為全球民主社會帶來挑戰。

「另類事實」的宣傳機器,正在形塑全球輿論

「這不只是關於一場選舉,而是關於全球輿論的形塑,」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師沃利斯(Jake Wallis)接受《報導者》專訪時稱,透過過去一年各國專家的調查,阿根廷、賽爾維亞、義大利、非洲、澳洲、美國等地,都看見中共宣傳機器的運作,「有一個龐大的、敏捷的網絡,跟著中國的外交發言系統在網路上進行資訊操縱,目的是要放大他們(中國官方)的發言。」

這樣的轉變,與香港反送中運動和COVID-19疫情有關。《報導者》採訪台、港、美、澳四地的專家,試圖理解轉變後的中國資訊戰,如何影響各地,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從2019年8月開始,就與Twitter合作的沃利斯,一年前第一次點名中國政府在社交平台上,有系統地散布不實資訊。人在澳洲的他,眼見澳洲國內因中國政府以各種手段滲透當地,以不實資訊創造社會衝突,同樣的手段也在其他國家出現,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兩大中國資訊戰實驗地。他認為,各國專家必須更多的交流,才能理解中國的策略。

香港現場:官民協力「修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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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外宣、小粉紅、紅色App、AP Photo、達志影像
香港街頭被清除的反送中噴漆與遠方投映中國國旗的大樓。在此地,中港官方和「藍絲」群眾已合力建構出一套資訊戰系統。9月22日,港警甚至表示將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攝影/AP Photo/Kin Cheung/達志影像)

香港人K,從今年6月開始全職擔任事實查核員,他每天觀測、記錄中國資訊操縱手法的變化。

K每一天的工作是從社群平台分析工具CrowdTangle上,觀看不同立場的粉絲頁說些什麼。他還必須緊盯社群平台上傳閱熱度最高的訊息,從中尋找含不實資訊的訊息。

「黃絲、藍絲非常的分裂,彼此是平行世界,有時候奇怪到不知道他們是網軍,還是他們真心相信那些不實資訊,」K說,支持港警、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香港民眾,各自擁有自己的資訊圈,作為事實查核者的他,發現事實的認定愈來愈難,人們只相信自身陣營的資訊來源。

兩方陣營都有不實資訊、都有陰謀論,但他從挺港警陣營中,看到許多政府的身影。K舉一個稱作Baby Kingdom的親子網站為例,上頭一面倒的支持香港警察,當律政司因為證據不足,不起訴抗爭者時,網站上的家長們直接稱其「黃司」(替換本來的名字律政司),Baby Kingdom還時常檢視官員發言,誓言要「揪出黃絲官員」。但K比較其他的網路論壇、線上社群,發現Baby Kingdom的意見特別一致,「香港的家長不該是都這樣的(指全都一面倒支持香港警察)。」

K還發現,Facebook、Twitter上,愈來愈多來自微信、微博的轉貼內容,或是私密群組裡有大量不實資訊定期地被貼上,明顯人造的假帳號也愈來愈常見:這些帳號沒有太多朋友,常用來罵人、張貼奇怪的資訊。當7月中,香港COVID-19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接連破百,中國官媒將其歸因於兩場街頭抗爭行動和民主派初選的說法,也立刻被藍絲的粉絲專頁轉貼。

「Truth HK」是另一個案例,這個以「香港示威者暴行全紀錄」為名的網站,有眾多數位素材,試圖傳達香港抗爭者破壞社會安全的訊息。其中一支2020年7月21日發布的「平反元朗黑夜」的影片,對於721白衣人無差別對民眾的暴力行為之描述,正是8月26日香港警察召開記者會所公布說法,此記者會後來被形容為「修改歷史的記者會」,逼得隔日港警出面修正前一天的說詞。

現實中港警修正說法,但Truth HK網站上影片繼續向外傳播,並在9月20日持續更新以英文口述的長片,仍稱警察沒有失職,稱721只是幫派鬥爭、不是針對反送中運動者的暴力威脅等,「影片從論述、提出的證據都跟警察說的一模一樣,很多人都懷疑是政府在網站後面,有計劃、有規模的運作,」K觀察,Truth HK網站甚至提供英文版本,影片以英文口述搭配中文字幕,點名所有不支持警方說法的媒體為亂源,成為K口中的大外宣材料。

「它的作用不是要有影響力或是改變他人想法,只是提出另一個說法,讓人們疑惑,你就不知道以後要怎麼判斷了,讓海外華人覺得香港都是暴民。」

K所見的,由中國官媒、香港港警透過網站和社群媒體,創造出一種「另類的事實」(alternative fact),這現象背後,是一架來自官、商、民不同背景的4種角色組成的宣傳機器,至少包括:國家媒體、政務新媒體、共青團、網民。

台灣資安機構TeamT5研究員張哲誠,從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觀察香港輿論變化,長期研究跨國資訊操作的他,以起底抗爭運動者的網站「香港解密(HK Leaks)」為例,解釋官方和民間分工、協作的過程。

首先,央視新聞的微信公眾號發出,「推薦」民眾分享揪出「港亂」、「港獨份子」的香港解密網站,要眾人一起把抗爭運動者的面罩摘下。同樣的文字,接下來在共青團、地方公安的社交帳號上出現,最後是「愛國」網民的分享宣傳,並要民眾以電話騷擾網站上被起底的抗爭運動者。

中國如何官民接棒打造宣傳機器?(以「香港解密」網站的傳播為例)

第一棒

國家媒體帶頭推廣網站

【轉發!認清這些嘴臉!被摘下面罩香港暴徒名單】由央視帶頭,介紹「香港解密」網站,並以「惡毒嘴臉」稱呼之,要粉絲們行動、轉發。

第二棒

共青團各分支分享

共青團中央公眾號,以相同文字,在一個小時之後轉發央視的貼文。

第三棒

地方公務機構帳號加入分享行列

玉林市公安局的公眾號,是所謂「政務新媒體」之一,用來推廣政策、與民眾互動,它引用了央視的文字,但搭配重置過的圖卡,作為溝通媒介。

第四棒

網民、小粉紅製造各種主題標籤(#hashtag)、網路行動以擴大聲量

看似網民的社交帳號,以「殺無赦」下標籤,從網站中挑出港媒記者的資料頁面張貼,鼓勵群眾直接電話騷擾與港府不同調的記者。

(註:為保護個資,圖中人臉經後製上馬賽克)

從「中央廚房」一棒棒遞送官方發言

張哲誠解釋,這4個角色的分工,各有不同的目標跟對話群眾。

中國官媒或是中國官員的發言,用來定調、表達官方的看法,能夠吸引大量的網民互動,當這樣的發言落在非中國的社交網站上時,是為吸引西方媒體注意,甚至讓西方的政治意見領袖、記者協助傳播。張哲誠表示,中國官方知道,在西方世界有一些特定團體是對他們的說法有興趣的,散布官方認定的事實,至少能在西方世界創造另一種說法。「中國有意識地擺放這些棋,像(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上的發言,是對西方媒體、國際讀者說的。⋯⋯每個角色有很明確的觀眾客群。」

長期觀察中國資訊操縱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則以「中央廚房」形容,中國官方為事件定調、提供說法,讓各地相關組織去傳播、在地化的重製。「中國官方出來說話,對國內很有效,尤其對小粉紅,這樣的聲浪跟替代性事實,無特定立場的人可能會被影響。」

官方起了頭,共青團、政務新媒體則負責傳播。與官媒不同,共青團成員與民間社團、社群的互動更多,在軍事論壇、微博等不同民間網站,他們會討論港台議題和國際政治,「不實資訊也比較容易在他們的討論中傳播,」張哲誠表示,共青團成員們有公開的論壇、私密的群組,張貼的、討論的內容,常常轉而出現在台灣的內容農場和不知名的網站上,是鬆散、有機、穿梭於牆內外的訊息在資訊傳遞著,但實質影響力很難定義。

而所謂「政務新媒體」,指各級政府部門在社交網站、數位媒體上的帳號,試圖建立「可信賴」的資訊來源。它們與國家媒體有不同功能,放大官方訊息、打壓風向之外,這些「政務新媒體」為了增加與民眾的信賴與互動,有的還出現人物設定,有性別、綽號等,當中央官方發布訊息、頒布政策時,由「政務新媒體」進行詮釋,或是以數位的方式向大眾溝通。

這架機器不只在香港運作,當COVID-19疫情從武漢蔓延至全球,中國宣傳機器也開向世界。

24小時內反擊、摧毀消息源頭⋯⋯疫情下的戰狼大外宣

沃利斯在今年6月與Twitter再次合作揭露與中國政府相關的資訊操縱,在Twitter上發現超過17萬個帳號推廣、放大支持中國的訊息。他觀察,當醫療設備、口罩從中國運向義大利、塞爾維亞,中共除了官方給出大外宣式的報導,Twitter上後來被揭穿的網絡,也同時向當地放大中共外交官的發言,描述中國是較好的國際合作夥伴,並推崇中國內部的疫情控管、稱中國政治結構是有效率的治理機制等等。

從今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刊登的〈著力提升因應外部對華輿論攻擊能力〉一文,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這架宣傳機器在疫情下如何往世界布局。文中指出,因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等美國媒體,針對病毒起源、疫情蔓延、治理方式等,對中國「詆毀、汙衊、甩鍋」,並與德、英、澳、法等國組起「反華全球輿論網」,中國必須要反擊。

「我們不僅要敢於發聲亮劍⋯⋯還要探索重大突發事件期間,負面輿論傳播的特點及規律、應對機制和方法,增強對外傳播綜合能力和影響力。」

文中提出的實質作法,包括建立跨部門的全球輿論監測網絡,24小時內要提出反擊,甚至摧毀消息源頭等,同時向世界陳述中國的正面故事。這篇智庫上的文章,不僅為全球輿論的塑造提出目標,還有具體方法,其中一項是加強與民間的合作。

「在官方宣傳之外,扶持壯大非官方的國際化媒體力量,如網路平台、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並鼓勵動員國民與對華友好的境外專家,在境外為中國發聲,」該文如此寫道。

振華數據等輿情產業持續壯大

「這些(向外走的政策)讓中國的輿情引導產業得以持續地壯大,」張哲誠說,從約10年前,中國官媒《人民日報》下屬人民網開始成立大數據公司,中國輿情分析產業正式興起。「中國政府現在在牆內、牆外都外包,只要國際上有的服務、公司是可以購買的,它花錢就有了,」張哲誠提醒,透過這樣的外包,只要有兩次以上的轉手,就能切斷與官方的連結,在不違反網路平台規範下以非國家行為者的身分,影響平台上的輿論。

近來被各國媒體揭露的「振華數據公司」即是其中一例。這家位於深圳、聲稱自己與中國軍方有關的數據公司,透過線上線下資料蒐集,建立了包括台灣、印度、澳洲、美國等外國重要人士情報資料庫,擁有240萬筆資料。在振華數據的網站上這麼寫著:

「我們的數據資料,能輕易成為『逆轉輿論』的工具⋯⋯只要透過社群網路,我們能輕巧地把所有任務指示轉變成『社會現實』。」

軍犬輿情」是也這類民間企業之一,專接公安局業務的他們,號稱自己能夠針對社群貼文判斷情緒,並對有安全顧慮的帳號貼上註記。網站上標榜16項業務功能的介紹,包括俄、韓、英、西、日文等跨國語言的監測分析之外,特別強調少數族群語言的監測,藏文、維文、蒙文都包含在內。

美國非營利媒體《ProPublica》在2019年取得一份內部文件,證明中國第二大國營媒體《中國新聞社》(中新社)與民間企業「一網互通」(One Sight)合作。中新社隸屬於中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以「服務台港澳同胞、海外華僑華人和與之有聯繫的外國人」為工作目標。一網互通則自稱為「集多帳號管理、數據監測、一鍵發帖的全球社交媒體一站式管理平台」,可以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與YouTube等5大平台上執行網路行銷。一網互通也在今年1月底疫情發生後,發布追蹤疫情消息的App,他們強調,這是要「向世界傳遞正確的中國聲音」。

中共外包大灑幣,誰來賺「操縱輿論商機」?

據美國媒體《Quartz》報導統計,光是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網信辦)與外交部兩個單位,在2019年與海外社交平台相關的的標案金額就達1億美元,疫情後的金額勢必更高。

「在中國的(資訊操縱)脈絡之下,要賺錢的很多,」花了半年時間在兩岸追蹤中國對台資訊作戰的沈伯洋說,中國政府把台灣當作各種線上、線下作法的實驗基地,台灣在地的中間人做為中共的外包協力者,成為塑造親中思維、散布資訊的有力管道。

「不實資訊,(中國政府)各部門都能做,可能有甜頭(指有預算),他們會互相介紹。」台灣民主實驗室預計9月底發布的報告,觀察從台灣總統大選至疫情發生初期,台灣民眾接收到的與中國有關的不實資訊,歸納出4項攻擊方式,具體地看見透過外包,中國政府與民間如何協作,打造境外輿論。

學者發現:兩岸掮客最關鍵

沈伯洋表示,其中,為中共操縱輿論最關鍵的,是政治動機與經濟動機都強的兩岸掮客,他們接案,並撥預算外包服務給在地的行銷公司、網紅,進而發動資訊戰。沈伯洋的調查發現,包括民間協會、台商、旅行社、政黨,都是兩岸資訊操縱的外包中關鍵的中間人。

沈伯洋坦承,這些資訊操縱的痕跡對現階段的民主國家來說,無法可管,且即便取得交易行為的證據,也難以證明兩岸中間人是否為特定利益所聘用,加上層層外包的斷點,要追蹤國外干預台灣輿論更是困難。

除了增加追查難度,中共外包此服務還有一個好處,是替中國的宣傳機器「接地氣」
中國用語,指在地化、貼近群眾。
。疫情剛發生時,台灣民主實驗室就發現,同樣的貼文、訊息,在世界各地出現,以不實資訊將不同國家的疫情醜化、製造恐懼,讓海外的中國人認定「祖國」是最安全的,創造海外華人對中國政府的支持。

外包的發生,除了由上而下的雇用,也可能透過開放式的平台,讓有經濟動機的行為者,能夠賺這筆全球輿論操控商機。

內容農場頻搭「橋」

莫楠利用《報導者》在總統大選前調查發現的跨國內容農場網絡,進一步進行觀測調查,8月在美國未來數位智能實驗室正式發布研究結果,認為在選舉期間,內容農場對不實訊息的散播扮演關鍵角色。

網域位於馬來西亞的內容農場「琪琪/琦琦系列」新聞網站,屬於經營者Evan Lee,開放式的平台,讓個人與組織得以註冊,一起寫文章、創造流量,進行廣告分潤。「像這樣的開放式平台,創造一個機制給資訊流動,也讓不同的行為者可以散布他們的意識形態,」莫楠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平台上傳遞的訊息大多與中國共產黨相近,不只常見官媒文章,甚至發布時間也與中國官媒同步,在台、港、新、馬等地,影響華語觀眾,尤其在台灣的LINE群組中成為謠言的來源之一

看似由民間、個人經營,Evan Lee也曾在《報導者》受訪時表示他沒有特定政治意圖。但即使只有經濟動機,也讓他成為中國官方等意識形態傳播者可使用的舞台,讓訊息流進不同的角落。「像這樣子的內容農場,可以接連在不同議題上被武器化,」莫楠說。

沈伯洋用「橋」來形容內容農場,善於吸睛、吸引流量的內容農場經營者,有能力能抓住眼球,或是創造出煽動情緒的內容,「它能替中國官方與大眾口味對接,可以讓議題被一般人了解⋯⋯它也能是金流的橋,讓預算流進行銷公司或是個人口袋。」

更棘手的是,開放式的平台如內容農場網站,或是各大社交平台,也成為中國愛國網民加入中國資訊操作的橋。

「小粉紅」成為西方新燙手山芋

如同在香港的K,常無法分辨網路訊息來自網軍或是真心相信的一般使用者,疫情帶起的民族主義,同樣也讓台、美、澳團隊,在分辨人為操縱的網軍和愛國「小粉紅」間出現疑慮。

「我們本來是在觀測中國政府的網路宣傳機器,然後進化成尋找網路資訊操縱的痕跡,現在,我們認定自己在觀測的是大規模的社會控制(social manipulation),」張哲誠說,「那些中國的個人使用者,他同時是資訊操縱的受害者,卻也是資訊操縱的一部分,因為他真心相信了、大量的轉發訊息。」他提醒,對民主社會來說,中國政府在全球培養親中社群,若成功,最終將是一大難題,該如何看待這些支持中國政府的民眾?

在美國的莫楠則以免費網軍形容「小粉紅」,他提醒,這已成為某些青年群體中的次文化,是中國宣傳機器與俄羅斯最大的不同,必須正視。

對澳洲來說,塑造輿論伴隨的小粉紅現象,已成燙手山芋。

「在澳洲,6成的海外華人新聞來源來自於微信,澳洲社會也出現擔憂,來自中國的廣告主能決定特定議題是否被報導,」人在澳洲的沃利斯,一邊看見中共資訊操縱進入澳洲,一邊目睹這如何推升出中國人的「愛國情緒」。沃利斯正帶領團隊,試圖分出親中國的網軍和真實小粉紅間的行為差異,「大規模的親中社群在網路上的霸凌行為,一直是社交平台想處理的,未來,如果能夠證實霸凌造成傷害,平台就有機會切入了。」

紅色App、社交平台,是資訊戰最後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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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外宣、小粉紅、紅色App、REUTERS、達志影像
駛向全球的中共大外宣「紅色App」武器,開始受各國政界及研究者關注;繼印度之後,美國對微信、TikTok的禁令行動引起矚目。(攝影/REUTERS/Florence Lo/達志影像)

要在全球培養更多的親中社群、讓中國製輿論走得更遠,直接的做法是掌握演算法,這是中國積極打造世界級網路社群平台的主因。

沃利斯說:「如果你可以快速地、大規模的強化、放大某個訊息,然後你又能掌握某個資訊傳播環境,如TikTok、微信,這樣是有危險性的。」

「資訊戰已經升級成兩國的對戰了,⋯⋯誰掌有(網路平台)演算法,就能決定什麼訊息被推到使用者面前,可以放大符合自己利益的訊息,」沈伯洋說,當民主社會想方設法制衡平台的力量、要求網路平台逐步透明化時,另一方,走向世界的中國平台業者,面臨的卻是中國《網路安全法》、國安法律之下,要求平台為國服務的指令;中國製平台在這樣的前提下,成為圈養親中群眾的利器,和資訊戰最終、最直接的一哩。

面對這樣的攻勢,各地的研究團隊除了進一步從有限的平台數據中,定義新型態的資訊操縱,民主國家能不能如美國總統川普所主張,祭出對華為和TikTok的禁用命令,作為擋下中國資訊戰攻勢的一步?

「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偷個資的角度來看,禁(中國網路應用)可能會有效,但這擋不下不實資訊,」沈伯洋說,除了中國製平台,各社交平台、實體世界的滲透,都是不實資訊的傳播管道,他以台灣社會經驗為例,認為透過立法與公民意識的培養,進一步要求各種與中國來往的組織、企業,以及要求平台演算法走向透明,是可能的解方。

但對於民主社會來說,如何透過立法要求「透明」,需要完整的社會溝通跟規劃,而法制之外,公民教育的實踐也必須與時俱進。當中國政府和資訊操縱者透過縝密的資訊傳播、大數據搜集,客製化的培養支持者,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曾柏瑜認為,民主國家也該反向參考這些資訊操縱者,讓公民教育跟媒體識讀的方式走向客製化。因為資訊戰的背後,「我們真正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重塑人們對民主的信任?我們該問的是要守住民主,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對誰說?」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索引
「另類事實」的宣傳機器,正在形塑全球輿論
中共外包大灑幣,誰來賺「操縱輿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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