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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方派系換了北京老闆──被陸客觀光重塑的台灣地景

花蓮的東大門夜市奇觀「各省一條街」區,有學者認為是一種中國領土的延伸象徵。
【精選書摘】

本文為《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第10章部分書摘,由非政府組織「經濟民主連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由《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台灣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主權獨立的事實如何昇華為一個道德主體?本書中,11位學者從政治獨立、勞動議題、經濟轉型、社會安全、多元族群、國際外交、文學文化主體性、地方與社群學的角度,探討為何主權獨立只是國家建構的起點,台灣在主權獨立的事實之上必須著力哪些面向,方能持續深化民主、團結社會。

本文原題為〈新侍從主義在台灣——以苗栗、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作者邱星崴為台灣苗栗人,台大社會系、清大人類學研究所畢業,耕山農創社會企業負責人。長期從事地方工作,關注台三線區域長時段變化,目前致力於台灣地方創生方法論。

中國銳實力刺穿著全世界,但台灣特色卻是與地方派系合謀,將台灣的地方性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

根據人類學者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理論
參考文獻:Appadurai, Arjun,鄭義愷譯,2009,《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新北市:群學。
,地方性涉及到複雜的社會技術,特別是儀式,重新將空間與時間社群化,涉及了對社會的想像。而社會想像是人們想像其社會存在的方式,這樣的理解既是事實性的,也是規範性的。用最白話來說,地方性涉及到台灣人如何成為台灣人的命題,但這一套歷史沉澱而成的機制,正受到中國政治權力投射的嚴峻挑戰,換言之,台灣的地方性在逐漸消弭當中,台灣人主體生成的邊界也日漸模糊。

陸客如何造成台灣地方性的消弭?

以台灣人最熱愛的夜市文化為例,夜市是台灣庶民文化的代表,當然是台灣的經典地方性之一。夜市無分大小,散布在台灣每一個生活圈,無論鄉村或都市,都是下班、餐後的休閒好去處。雖然夜市可以說是台灣很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人類學者余舜德,他認為,夜市不僅是台灣人民的夜間公共休閒活動,也是聚落的網絡節點,更是一種凝聚社區意識的認同空間(註)
參考文獻:余舜德,2000,〈夜市研究與台灣社會〉。收入徐正光、林美容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當台灣夜市遍地中國商品

余舜德的夜市民族誌,研究1990年代台南的夜市,或可稱為,台灣工商業化後的經典夜市,帶有鄉村的人情味,也擁有都市的便利性。1990年代的台灣,輕工業逐漸在世界市場喪失競爭力,許多廠商轉作內銷,而夜市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余舜德發現,夜市高效能的零售機制、低成本的營業型態、消化滯銷或瑕疵品、讓廠商直接販售等特性,發揮了支持上游產業鏈的功能,由此為台灣經濟轉型做出積極貢獻。

在余舜德的敘述下,1990年代的夜市儼然是台灣人的道德共同體:夜市是日常與慶典之外的異質空間,其中各式元素交融出一種社群共感,此精神意識有其物質基礎,由各個聚落的網絡節點形成,這讓社群共同體的共感不僅僅是共同享用食物,更透過生活用品的生產與消費,將其流通範圍擴散於全台灣。夜市讓物的生產與消費在台灣共同體中流布,並且意外地發揮社群道德效果,包容了台灣曾經的經濟主體──製造業小頭家。

如今事過境遷,20年後的今日,中華帝國龐然崛起,中國因素強力發揮作用,上述余舜德提及的內銷主力輕工業,早已經完全外移至中國,夜市轉為流通中國的廉價商品,而在山林邊區情況變本加厲,不只夜市的產品來自中國,有時連顧客都來自中國,不知不覺間,夜市也被一條龍垂直整合,余舜德描繪的黃金年代共同體再不復見。

陸客潮是中華帝國的權力輻射

事實上,不只是夜市,在花蓮還有許多為了迎合陸客的扭曲的情況,我將在後文提到。這些現象在地理學者依恩.羅文(Ian Rowen)眼裡是常態,都是中華帝國權力輻射的一環。

羅文長期研究陸客,參與過多次陸客團,為此提出了精闢觀察(註)
參考文獻:Rowen, Ian. 2016.“Touring in heterotopia: Travel, sovereignty, and exceptional spaces in Taiwan and China."Asian Anthropology 15: 1-15.
陸客涉及到主權邊界的重組,透過護照、入台證等,陸客的旅行就是中國作為政體的旅行──國家與旅行業者共謀,以內地化包覆陸客的旅遊經驗,並向外延伸,透過空間的介入,發揮國家的影響力。陸客的案例,恰恰可以說明,旅遊是國家領土化的治理技藝,陸客的存在成為中國主權的跳板,使陸客旅遊周遭中國領土化。

我打算再延伸羅文的觀點,指出:在地方的權力場域中,任何涉及到中國的人事物都具備著(1)作為中國政體的延伸(2)中國主權的跳板(3)將主體周遭中國化的特質。

這一套權力滲透機制,藉由侍從體制的中介,以中國相關人事物為核心,延伸、整編周圍的秩序,最終與中國政治意志對接。用一句話說,新侍從體系的運作在台灣正創造出主權例外空間──對內排斥、擠壓,對外連通北京的權力空間,打穿台灣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裂縫。

上述機制必須以派系作為中介,以下我將簡述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史,並以苗栗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為例,說明這一套新侍從體系機制的運作方式。

台灣地方派系與轉向北京的「新侍從體系」

地方派系能夠與中國因素對接,有其內在權力邏輯。台灣曾經是一座派系之島。根據吳乃德的經典研究
參考文獻: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國民黨在台灣之所以能夠遂行其統治,有賴於其戰後建立的權力結構──恩庇侍從體系。國民黨布建了二元派系的統治體系,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層級都扶持雙派系對抗的格局,以鞏固自身的統治,透過特權恩惠的發放交換政治忠誠,並輔以司法系統的威嚇,簡單說,就是用胡蘿蔔與棍棒齊下的策略,維持外來政權長期穩定統治。
直到解嚴後,台灣的地方派系逐漸瓦解。政治學者王金壽認為:反對黨的出現、派系內部的競爭、獨立的司法制度、中立的情治機構以及自由的媒體等5個條件,國民黨型塑的金字塔式派系逐漸山頭化和零碎化(註)
參考文獻: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177-207。
。從長時段來看,地方派系在台灣的勢力的確逐漸委縮,但唯獨兩個地方──苗栗與花蓮──侍從體系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至今未曾選出國民黨勢力之外的縣長與立委。

苗栗與花蓮的民主化程度相當低落並不是偶然,而與區域特質息息相關。苗栗與花蓮一東一西,雖然隔著中央山脈,卻擁有高度雷同的特質:

簡言之,上述特點是屬於山林邊區的特質,此區域的資源基本上都屬於壟斷租,礦產、林業的開採,都需要特許權力,仍然保有侍從體系運作的基底(註)
參考文獻:邱星崴,2013,〈南庄的鄉民、公民與國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
,這正是為何歷次民主化浪潮無法拍進苗栗與花東的原因,還在新的時代找到新的恩主,產生了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新侍從體系。以下我以花蓮的陸客夜市說明新侍從體系如何運作。(編按)
原文還有關於苗栗的地方派系、新侍從主義與大閘蟹案例,詳見《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的第10章〈新侍從主義在台灣——以苗栗、花蓮的地景政治為例〉。

縣長帶頭,花蓮地景被陸客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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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陸客、北京、中國。(攝影/余志偉)
曾獲頒雜誌民調多次的「五星縣長」,傅崑萁的評價十分兩極。(攝影/余志偉)
在2015年,《看雜誌》針對花蓮的陸客衝擊做出專題報導
賴宛琳,2015,〈驚!我們正在失去花蓮〉。《看雜誌》161期。
怪象一:傍晚限定彩色版太魯閣列車。 太魯閣國家公園一天就湧進至少1萬名陸客,大批遊覽車綿延長達數公里,被人戲稱為「彩色版的太魯閣號」,不僅影響交通、破壞自然景觀,也造成環境汙染,多半集中在每天下午4到5點、太魯閣國家公園關閉前的時段。主要是旅行社業者為了增加購物行程,才特意壓縮遊覽時段。
怪象二:市區玉石店比麻糬店還多。 在兩岸旅行業者以及政府共同包裝下,台灣被分為幾大特產區,其中花蓮買玉石便是陸客對台灣的基本認識。這些寶石業者平時鐵門拉下,只在陸客抵達時的短短兩、三小時或夜間拉起鐵門營業,一方面節省經營成本,一方面也可規避政府查稅。
怪象三:東華大學成陸客住宿熱點,學生無房可租。 一條龍業者為了避免陸客利用晚上自由活動時間到街上藝品店消費,影響之後在特約藝品店購買的意願,竟將團客帶離市中心,來到相對人煙稀少的東華大學附近入住民宿。這連帶促使許多業者,將原本出租給師生的套房轉做民宿,專接陸客團。不少珠寶業者也爭相聞「陸客」而來,從花蓮市區轉進志學街,開起玉石店、紅珊瑚店。志學街從「大學街」漸漸變成「陸客街」。
怪象四:假逛展真消費,花蓮是博物館之都? 2013年10月1日,中共當局實施新版《旅遊法》,規定團體旅遊不得安排購物行程,因此,不少藝品店業者改掛「觀光工廠」、「博物館」、「藝術中心」的招牌,於是,花蓮市往太魯閣方向的台九沿線,忽然出現不少招牌顯眼的「藝術館」,花蓮成為「全台博物館最密集的縣市」。
怪象五:在地人和觀光客搶火車,自強、電車一票難求。 花東地區火車對號座向來一票難求。陸客來台後,連每站皆停的區間車,都有陸客大量搭乘。在下午遊覽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後,旅行社便將陸客送來新城等偏遠小站,搭車到宜蘭蘇澳,再由遊覽車繼續接客。如此大量的觀光乘客,造成當地民眾通勤時的不便。

在陸客認知中,花蓮最關鍵的景點是太魯閣,特產是玉石,由此展開了權力與金錢邏輯的運作。陸客必須要到太魯閣,所以安排在最壓縮的時段;陸客必須消費玉石,所以沿線出現觀光博物館;陸客必須區隔消費,所以到鄉間住民宿;中共規定陸客必須搭乘火車進花蓮,所以在太魯閣關閉後湧入偏鄉火車站。

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形式,由三方賽局形成:陸客的期待、業者的獲利以及中共的控管,其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在地學生與居民。關鍵原因在於陸客的集體移動以及沿途的地景政治,都是沿著帝國之眼的凝視依序展開。地景政治的型塑與主政者的政治意志絕對相關。花蓮的中華帝國政治地景投射,擔任過多年縣長的傅崐萁扮演關鍵角色。

中共成為地方派系的新「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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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派系、中國、花蓮。(攝影/余志偉)
位於花蓮的理想大地度假村。《報導者》2016年曾調查傅崐萁及家族涉及引介中國國營企業「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來台欲買理想大地土地。(攝影/余志偉)

傅崐萁曾傳出引入中資購地的爭議(理想大地案),獨立媒體《報導者》為此製作主題式報導。傅崐萁的仕途與岳家習習相關。傅崐萁的岳父,是國民黨桃園地方派系的要角,曾任第二屆國代、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擔任歷年來桃園國民黨總統、市長選舉的總部主委,並出資成立「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傅的妻子徐榛蔚擔任董事長。徐榛蔚是傅的得力左右手,負責處理財務。

理想大地為花蓮縣著名渡假村,業者欲售出鄰近19萬坪土地,開價12.5億,但遭到傅崐萁介入,邀約至花蓮縣政府商談,以縣政府審查權相逼,殺價至10.5億購買,由傅崐萁妻子徐榛蔚(現成為花蓮縣長)擔任董事長的榮亮實業出面承購,再由人頭與親戚斡旋,將土地以15.2億轉手給中資背景的北控集團。

這個獲利模式是典型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公權力成為壟斷租來源,將特許資源交給自己人或政治支持者。但特別的是,傳統侍從體系的恩主竟然來自中國北京。原地主氣不過土地被坑殺,出面向檢調指控,整件事情才曝光。

根據《報導者》的調查,當時傅崐萁與妻子徐榛蔚,一人任縣長、一人任縣長夫人與董事長,絲毫不避嫌聯手賺錢的模式,還延伸到中國去。2011年10月25日時任花蓮縣長的傅崐萁與夫人前往廣東考察,由擔任「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夫人,簽下「昆明呈貢健康生態城項目投資意向框架協議」合約;5天後在廣西南寧,簽下「南寧──台灣健康產業城」投資人民幣450億元,預計創造人民幣330億元的收益。同樣出訪、簽約的模式,隔年在廣東東筦,預計一樣規模簽下「廣東健康產業經貿園區」。根據《報導者》的調查,顯示榮亮實業是利用取得土地開發權再轉售的方式獲利。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傅崐萁就是把侍從體系運用壟斷租套利的方式搬到中國,只是這次權力的壟斷完全在新恩主中共身上。無怪乎傅崐萁一直公開倡議兩岸一家親:

「2,300萬(台灣)人都是道道地地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中華民族的中國人!同文、同種、同語言、同祖先,是血脈相連不可分離的龍的傳人。」

在2016年6月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傅崐萁以堅定口吻向全場與會者演說;他縣長任內與中國政要頻繁互訪、爭取直航包機、推展兩岸觀光、促進原住民與中國少數民族交流⋯⋯。

第六怪象:巨大、異質的公園夜市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相關因素是傅的施政重心,陸客自然是關鍵的政治經濟資源,其分配與布局劇烈地影響花蓮,事實上除了上述五大怪象之外,我還親身經歷了第六怪象:巨大的公園夜市。

東大門夜市是相當大規模的夜市,佔地9公頃,採用黑白相間大地磚,周遭植上草皮,儼然是一個大型夜市公園,由傅崐萁一手催生。傅崐萁合併原先分布在花蓮市周圍的夜市,其中最有名的是已經營運10多年的自強夜市,以違法經營為理由,強制搬遷至嶄新的巨型場所,取名東大門,仿效韓國的著名景點,再分為各個主題。最讓人吃驚的是各省一條街,整條街都用中國省分命名,36個省分成為兩排18格的攤商,販賣各省命名的美食。

整個東大門夜市可以用「世界奇觀」來形容──選用最流行的韓流命名,標本化的原住民特色小吃,還有被打造出來歡迎陸客的各省一條街。夜市旁邊是重劃區與巨型停車場,專門停放遊覽車,來源多是陸客團。這個夜市不只是為觀光客打造,更是為了政治意圖下安排的群體,已經完全喪失夜市原本的意義。

與此相較,1990年代的台灣夜市作為道德經濟體,竟具備現在流行與追求的合作經濟、共享經濟雛型。余舜德歸納出夜市的關鍵要件:「由一種能量的流竄,由擁擠的人潮、吵雜的聲響、油煙的熱氣都不再令人厭煩,現場的景物與熱絡氣氛結合⋯⋯此時才能『成市』。」但產業外移至中國以後,夜市的連帶逐漸崩解,更在中華侍從體系運作之下面目全非。原本夜市成市的能量來自在地,是社群共同體的循環,但現在為了迎合陸客,改使用中國材料或形象。因此,結合而成的氣氛,反而產成異質的感受,不再是屬於台灣人的夜市。

原本服務於本地人的地方夜市,被恩庇體系的政治權力改造為迎合陸客的觀光夜市。陸客彷彿中國主權的化身,他們的身體是中國領土延伸的觸媒,他們要在台灣看見中國,也的確把所到之處變成「中國」。

地景被改寫,意味主權的破碎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因素滲透下,山林邊區的本土文化不斷被稀釋、取代、解組,尤其是地景變貌,不斷被政治力扭曲。若以領土的角度看待,正是空間被其他主權入侵的結果。領土是國家主權的重要憑藉,顯現在領土的絕對控制與排除之上。但如今台灣的地景政治被大幅度改寫,意味著主權正在位移、變動。正是在此前提下,台灣的地方才轉成生產中華性的場域,成為名符其實的主權飛地
飛地是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劃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
。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滲透,這些主權飛地不只是既有社會力的消解,而是一塊塊指向大中華的拼圖碎片。原本蘊生台灣文化的地方空間,被改造為生產「中華地方性」的場域,在凝視與實做中,產出中國視界中的地方樣態。因此,主權的破損,將導致地方文化的破損。我們若想在當代保存地方文化,保全主權將是必要條件。

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

大閘蟹與陸客在台灣,都牽涉到一整套政治經濟的架構在運作,是中華帝國權力投射在邊陲地區的地景政治。正是區域特質使然,讓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不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反而跳過喪失影響力的舊權威,去尋找如日中天的中國新恩主。侍從體系的權力邏輯在於壟斷特權與政治忠誠的交換,因此能與中國政體完美對接,誕生了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

政治權力的投射,需要對接的條件。劉政鴻、傅崐萁作為後派系時代的地方共主,他們能有效統合地方政治,貫徹新恩主的意志,成為新侍從體系的擔綱者;既有侍從體系則是中國因素在山林邊區流通的管道,能夠在地方建構新興壟斷租,並且再生產自身。當中國因素在地方流通,即成為既有權力網絡交織的標的,並且產生壓制原有在地生活的社會效果。

大閘蟹作為一個完全橫向移植的產業,在苗栗沿著地方權力網絡滲透,持續整編地方政治勢力,再次滋養侍從體系。這正是大閘蟹產業本身的縮影,原來栽種水稻的水梯田被改造,改飼養大閘蟹,大閘蟹會打洞穴破壞田埂,並且食用水稻幼苗。可以說,大閘蟹只是暫時寄生於水梯田,最終會危及整體水稻產業。一旦農村水稻體系受到破壞,客庄悠久的米食文化也隨之告終。

而根據羅文的研究與觀點
參考文獻:Rowen, Ian. 2014. “Tourism as a territorial strategy: The case of China and Taiwa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46: 62-74.
,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在「一個中國」的推動下,來台灣體驗到「同文同種」的場景。旅遊從業人員使用「內地」、「我們中國人」等用語來取悅陸客。「團進團出、採購導向」的旅遊經驗,恰如他們在國內旅遊一般。台灣人不願意去陸客景點,因為會像置身在中國。理想中的兩岸交流並沒有發生,反而激化政體之間的差異。

若拉長時間、空間與物件的尺度,馬英九的8年執政或可稱為主權空窗期,從2008年以來,中國因素大舉入侵,對中國敞開門戶,為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注入新生命,更結合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建構了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模式。中國藉由地方派系,不只連通場域,也會再造與形塑場域,其運作的社會效果,壓制了本土的歷史與文化。正如同羅文對陸客性質的精準定義,凡中國因素沾染之物就將相關週邊中國化。大閘蟹正是中國主權飛地最好的隱喻,不斷打穿台灣國內的主權漏洞,正如同大閘蟹破壞田埂一般。而台灣政府對內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掣肘,卻遲遲無法清除無論是實質或隱喻的中國外來種。

走出中國依賴,還來得及嗎?

馬英九的傾中路線固然造成社會力反彈,從野草莓開始社會運動不斷,直到太陽花大爆發間接讓國民黨下台。但太陽花的熱力似乎照不進山林邊區,山林濃密的陰影庇蔭著地方派系,掩護著跨海而來的中國因素與之結合、茁壯,並且逐步蔓延。

2013年的太陽花運動阻止了在宏觀上阻擋中國因素在中央的擴散,卻阻止不了新侍從主義在地方微觀層次的擴散,從山林邊區延伸到農業縣鄉村區。再次重申,新侍從主義的運作本身,就會產生主權漏洞。民進黨2018年的期中地方選舉的大敗,正是潛伏已久的危機引爆。

國民黨已經失去黨產與政治強人,並不是擊垮民進黨的主力,而是中共使用了國民黨過去以地方派系統馭台灣的模式,不再以國民黨精英為代理人,而是扶持派系共主。韓國瑜、盧秀燕等挑戰現有執政成功者,從選前不被看好,到選舉翻盤,派系整合正是成功關鍵。

雖然民進黨期中選舉挫敗,民主之路終究要繼續走下去。事實上,我認為還有樂觀的理由。侍從體系運作的關鍵在於壟斷租,而中華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模式是一種主權飛地的型態,恩主在國境之外,恩惠的給予容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而時代走到美中貿易戰的時刻,中華新侍從主義的運作將會受到衝擊。更何況,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即將迎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經濟大幅下滑,未來未必能持續提供源源不絕的壟斷租。因此,我認為新侍從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不穩定。

我認為接下來該做的事情,是把最後一里路走完,讓陽光照進邊區的密林中。太陽花運動證明了新道德共同體的公民運動對主權修補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繼續深化此路線,以繼續推動歷史進程:在地方層次,以共享經濟、社會經濟的概念,轉化社區營造的資產,消解壟斷性產業的影響力,以瓦解殘餘的派系條件。至於在國家層次,持續走出對中國的依賴,建立多體系的互動,並修改法規,限制破壞地方主體性的產業。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從首尾兩端封鎖中華新侍從體系,填補台灣主權在地方的漏洞。

編按:本文為部分章節書摘,關於苗栗的地方派系、新侍從主義與大閘蟹案例,詳見原書《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第10章。

【《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精選書摘,民連出版】當地方派系換了北京老闆──被陸客觀光重塑的台灣地景
《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書封,經民連提供
索引
陸客如何造成台灣地方性的消弭?
台灣地方派系與轉向北京的「新侍從體系」
地景被改寫,意味主權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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