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銳實力刺穿著全世界，但台灣特色卻是與地方派系合謀，將台灣的地方性竄編為大中華拼圖的一部分。

余舜德的夜市民族誌，研究1990年代台南的夜市，或可稱為，台灣工商業化後的經典夜市，帶有鄉村的人情味，也擁有都市的便利性。1990年代的台灣，輕工業逐漸在世界市場喪失競爭力，許多廠商轉作內銷，而夜市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余舜德發現，夜市高效能的零售機制、低成本的營業型態、消化滯銷或瑕疵品、讓廠商直接販售等特性，發揮了支持上游產業鏈的功能，由此為台灣經濟轉型做出積極貢獻。

在余舜德的敘述下，1990年代的夜市儼然是台灣人的道德共同體：夜市是日常與慶典之外的異質空間，其中各式元素交融出一種社群共感，此精神意識有其物質基礎，由各個聚落的網絡節點形成，這讓社群共同體的共感不僅僅是共同享用食物，更透過生活用品的生產與消費，將其流通範圍擴散於全台灣。夜市讓物的生產與消費在台灣共同體中流布，並且意外地發揮社群道德效果，包容了台灣曾經的經濟主體──製造業小頭家。

如今事過境遷，20年後的今日，中華帝國龐然崛起，中國因素強力發揮作用，上述余舜德提及的內銷主力輕工業，早已經完全外移至中國，夜市轉為流通中國的廉價商品，而在山林邊區情況變本加厲，不只夜市的產品來自中國，有時連顧客都來自中國，不知不覺間，夜市也被一條龍垂直整合，余舜德描繪的黃金年代共同體再不復見。

事實上，不只是夜市，在花蓮還有許多為了迎合陸客的扭曲的情況，我將在後文提到。這些現象在地理學者依恩．羅文（Ian Rowen）眼裡是常態，都是中華帝國權力輻射的一環。

陸客涉及到主權邊界的重組，透過護照、入台證等，陸客的旅行就是中國作為政體的旅行──國家與旅行業者共謀，以內地化包覆陸客的旅遊經驗，並向外延伸，透過空間的介入，發揮國家的影響力。陸客的案例，恰恰可以說明，旅遊是國家領土化的治理技藝，陸客的存在成為中國主權的跳板，使陸客旅遊周遭中國領土化。

我打算再延伸羅文的觀點，指出：在地方的權力場域中，任何涉及到中國的人事物都具備著（1）作為中國政體的延伸（2）中國主權的跳板（3）將主體周遭中國化的特質。

這一套權力滲透機制，藉由侍從體制的中介，以中國相關人事物為核心，延伸、整編周圍的秩序，最終與中國政治意志對接。用一句話說，新侍從體系的運作在台灣正創造出主權例外空間──對內排斥、擠壓，對外連通北京的權力空間，打穿台灣作為民族國家的主權裂縫。

上述機制必須以派系作為中介，以下我將簡述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史，並以苗栗大閘蟹以及花蓮的陸客為例，說明這一套新侍從體系機制的運作方式。

苗栗與花蓮的民主化程度相當低落並不是偶然，而與區域特質息息相關。苗栗與花蓮一東一西，雖然隔著中央山脈，卻擁有高度雷同的特質：

怪象一：傍晚限定彩色版太魯閣列車。 太魯閣國家公園一天就湧進至少1萬名陸客，大批遊覽車綿延長達數公里，被人戲稱為「彩色版的太魯閣號」，不僅影響交通、破壞自然景觀，也造成環境汙染，多半集中在每天下午4到5點、太魯閣國家公園關閉前的時段。主要是旅行社業者為了增加購物行程，才特意壓縮遊覽時段。

怪象二：市區玉石店比麻糬店還多。 在兩岸旅行業者以及政府共同包裝下，台灣被分為幾大特產區，其中花蓮買玉石便是陸客對台灣的基本認識。這些寶石業者平時鐵門拉下，只在陸客抵達時的短短兩、三小時或夜間拉起鐵門營業，一方面節省經營成本，一方面也可規避政府查稅。

怪象三：東華大學成陸客住宿熱點，學生無房可租。 一條龍業者為了避免陸客利用晚上自由活動時間到街上藝品店消費，影響之後在特約藝品店購買的意願，竟將團客帶離市中心，來到相對人煙稀少的東華大學附近入住民宿。這連帶促使許多業者，將原本出租給師生的套房轉做民宿，專接陸客團。不少珠寶業者也爭相聞「陸客」而來，從花蓮市區轉進志學街，開起玉石店、紅珊瑚店。志學街從「大學街」漸漸變成「陸客街」。

怪象四：假逛展真消費，花蓮是博物館之都？ 2013年10月1日，中共當局實施新版《旅遊法》，規定團體旅遊不得安排購物行程，因此，不少藝品店業者改掛「觀光工廠」、「博物館」、「藝術中心」的招牌，於是，花蓮市往太魯閣方向的台九沿線，忽然出現不少招牌顯眼的「藝術館」，花蓮成為「全台博物館最密集的縣市」。

怪象五：在地人和觀光客搶火車，自強、電車一票難求。 花東地區火車對號座向來一票難求。陸客來台後，連每站皆停的區間車，都有陸客大量搭乘。在下午遊覽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後，旅行社便將陸客送來新城等偏遠小站，搭車到宜蘭蘇澳，再由遊覽車繼續接客。如此大量的觀光乘客，造成當地民眾通勤時的不便。

在陸客認知中，花蓮最關鍵的景點是太魯閣，特產是玉石，由此展開了權力與金錢邏輯的運作。陸客必須要到太魯閣，所以安排在最壓縮的時段；陸客必須消費玉石，所以沿線出現觀光博物館；陸客必須區隔消費，所以到鄉間住民宿；中共規定陸客必須搭乘火車進花蓮，所以在太魯閣關閉後湧入偏鄉火車站。

我們可以看到陸客團作為一個特殊的旅遊形式，由三方賽局形成：陸客的期待、業者的獲利以及中共的控管，其運作在日常生活中影響了在地學生與居民。關鍵原因在於陸客的集體移動以及沿途的地景政治，都是沿著帝國之眼的凝視依序展開。地景政治的型塑與主政者的政治意志絕對相關。花蓮的中華帝國政治地景投射，擔任過多年縣長的傅崐萁扮演關鍵角色。

傅崐萁曾傳出引入中資購地的爭議（理想大地案），獨立媒體《報導者》為此製作主題式報導。傅崐萁的仕途與岳家習習相關。傅崐萁的岳父，是國民黨桃園地方派系的要角，曾任第二屆國代、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擔任歷年來桃園國民黨總統、市長選舉的總部主委，並出資成立「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傅的妻子徐榛蔚擔任董事長。徐榛蔚是傅的得力左右手，負責處理財務。

理想大地為花蓮縣著名渡假村，業者欲售出鄰近19萬坪土地，開價12.5億，但遭到傅崐萁介入，邀約至花蓮縣政府商談，以縣政府審查權相逼，殺價至10.5億購買，由傅崐萁妻子徐榛蔚（現成為花蓮縣長）擔任董事長的榮亮實業出面承購，再由人頭與親戚斡旋，將土地以15.2億轉手給中資背景的北控集團。

這個獲利模式是典型侍從體系的運作方式，公權力成為壟斷租來源，將特許資源交給自己人或政治支持者。但特別的是，傳統侍從體系的恩主竟然來自中國北京。原地主氣不過土地被坑殺，出面向檢調指控，整件事情才曝光。

根據《報導者》的調查，當時傅崐萁與妻子徐榛蔚，一人任縣長、一人任縣長夫人與董事長，絲毫不避嫌聯手賺錢的模式，還延伸到中國去。2011年10月25日時任花蓮縣長的傅崐萁與夫人前往廣東考察，由擔任「榮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夫人，簽下「昆明呈貢健康生態城項目投資意向框架協議」合約；5天後在廣西南寧，簽下「南寧──台灣健康產業城」投資人民幣450億元，預計創造人民幣330億元的收益。同樣出訪、簽約的模式，隔年在廣東東筦，預計一樣規模簽下「廣東健康產業經貿園區」。根據《報導者》的調查，顯示榮亮實業是利用取得土地開發權再轉售的方式獲利。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傅崐萁就是把侍從體系運用壟斷租套利的方式搬到中國，只是這次權力的壟斷完全在新恩主中共身上。無怪乎傅崐萁一直公開倡議兩岸一家親：

「2,300萬（台灣）人都是道道地地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中華民族的中國人！同文、同種、同語言、同祖先，是血脈相連不可分離的龍的傳人。」

在2016年6月的第八屆海峽論壇上，傅崐萁以堅定口吻向全場與會者演說；他縣長任內與中國政要頻繁互訪、爭取直航包機、推展兩岸觀光、促進原住民與中國少數民族交流⋯⋯。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相關因素是傅的施政重心，陸客自然是關鍵的政治經濟資源，其分配與布局劇烈地影響花蓮，事實上除了上述五大怪象之外，我還親身經歷了第六怪象：巨大的公園夜市。

東大門夜市是相當大規模的夜市，佔地9公頃，採用黑白相間大地磚，周遭植上草皮，儼然是一個大型夜市公園，由傅崐萁一手催生。傅崐萁合併原先分布在花蓮市周圍的夜市，其中最有名的是已經營運10多年的自強夜市，以違法經營為理由，強制搬遷至嶄新的巨型場所，取名東大門，仿效韓國的著名景點，再分為各個主題。最讓人吃驚的是各省一條街，整條街都用中國省分命名，36個省分成為兩排18格的攤商，販賣各省命名的美食。

整個東大門夜市可以用「世界奇觀」來形容──選用最流行的韓流命名，標本化的原住民特色小吃，還有被打造出來歡迎陸客的各省一條街。夜市旁邊是重劃區與巨型停車場，專門停放遊覽車，來源多是陸客團。這個夜市不只是為觀光客打造，更是為了政治意圖下安排的群體，已經完全喪失夜市原本的意義。

與此相較，1990年代的台灣夜市作為道德經濟體，竟具備現在流行與追求的合作經濟、共享經濟雛型。余舜德歸納出夜市的關鍵要件：「由一種能量的流竄，由擁擠的人潮、吵雜的聲響、油煙的熱氣都不再令人厭煩，現場的景物與熱絡氣氛結合⋯⋯此時才能『成市』。」但產業外移至中國以後，夜市的連帶逐漸崩解，更在中華侍從體系運作之下面目全非。原本夜市成市的能量來自在地，是社群共同體的循環，但現在為了迎合陸客，改使用中國材料或形象。因此，結合而成的氣氛，反而產成異質的感受，不再是屬於台灣人的夜市。

原本服務於本地人的地方夜市，被恩庇體系的政治權力改造為迎合陸客的觀光夜市。陸客彷彿中國主權的化身，他們的身體是中國領土延伸的觸媒，他們要在台灣看見中國，也的確把所到之處變成「中國」。

大閘蟹與陸客在台灣，都牽涉到一整套政治經濟的架構在運作，是中華帝國權力投射在邊陲地區的地景政治。正是區域特質使然，讓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不僅不在民主浪潮下消退，反而跳過喪失影響力的舊權威，去尋找如日中天的中國新恩主。侍從體系的權力邏輯在於壟斷特權與政治忠誠的交換，因此能與中國政體完美對接，誕生了當代侍從體系的新興型態──地方派系嫁接中國恩主。

政治權力的投射，需要對接的條件。劉政鴻、傅崐萁作為後派系時代的地方共主，他們能有效統合地方政治，貫徹新恩主的意志，成為新侍從體系的擔綱者；既有侍從體系則是中國因素在山林邊區流通的管道，能夠在地方建構新興壟斷租，並且再生產自身。當中國因素在地方流通，即成為既有權力網絡交織的標的，並且產生壓制原有在地生活的社會效果。

大閘蟹作為一個完全橫向移植的產業，在苗栗沿著地方權力網絡滲透，持續整編地方政治勢力，再次滋養侍從體系。這正是大閘蟹產業本身的縮影，原來栽種水稻的水梯田被改造，改飼養大閘蟹，大閘蟹會打洞穴破壞田埂，並且食用水稻幼苗。可以說，大閘蟹只是暫時寄生於水梯田，最終會危及整體水稻產業。一旦農村水稻體系受到破壞，客庄悠久的米食文化也隨之告終。

若拉長時間、空間與物件的尺度，馬英九的8年執政或可稱為主權空窗期，從2008年以來，中國因素大舉入侵，對中國敞開門戶，為山林邊區的侍從體系注入新生命，更結合中華帝國的治理模式，建構了中華新侍從體系的權力模式。中國藉由地方派系，不只連通場域，也會再造與形塑場域，其運作的社會效果，壓制了本土的歷史與文化。正如同羅文對陸客性質的精準定義，凡中國因素沾染之物就將相關週邊中國化。大閘蟹正是中國主權飛地最好的隱喻，不斷打穿台灣國內的主權漏洞，正如同大閘蟹破壞田埂一般。而台灣政府對內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掣肘，卻遲遲無法清除無論是實質或隱喻的中國外來種。

馬英九的傾中路線固然造成社會力反彈，從野草莓開始社會運動不斷，直到太陽花大爆發間接讓國民黨下台。但太陽花的熱力似乎照不進山林邊區，山林濃密的陰影庇蔭著地方派系，掩護著跨海而來的中國因素與之結合、茁壯，並且逐步蔓延。

2013年的太陽花運動阻止了在宏觀上阻擋中國因素在中央的擴散，卻阻止不了新侍從主義在地方微觀層次的擴散，從山林邊區延伸到農業縣鄉村區。再次重申，新侍從主義的運作本身，就會產生主權漏洞。民進黨2018年的期中地方選舉的大敗，正是潛伏已久的危機引爆。

國民黨已經失去黨產與政治強人，並不是擊垮民進黨的主力，而是中共使用了國民黨過去以地方派系統馭台灣的模式，不再以國民黨精英為代理人，而是扶持派系共主。韓國瑜、盧秀燕等挑戰現有執政成功者，從選前不被看好，到選舉翻盤，派系整合正是成功關鍵。

雖然民進黨期中選舉挫敗，民主之路終究要繼續走下去。事實上，我認為還有樂觀的理由。侍從體系運作的關鍵在於壟斷租，而中華新侍從體系的運作模式是一種主權飛地的型態，恩主在國境之外，恩惠的給予容易受到國際因素影響。而時代走到美中貿易戰的時刻，中華新侍從主義的運作將會受到衝擊。更何況，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即將迎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經濟大幅下滑，未來未必能持續提供源源不絕的壟斷租。因此，我認為新侍從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不穩定。

我認為接下來該做的事情，是把最後一里路走完，讓陽光照進邊區的密林中。太陽花運動證明了新道德共同體的公民運動對主權修補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繼續深化此路線，以繼續推動歷史進程：在地方層次，以共享經濟、社會經濟的概念，轉化社區營造的資產，消解壟斷性產業的影響力，以瓦解殘餘的派系條件。至於在國家層次，持續走出對中國的依賴，建立多體系的互動，並修改法規，限制破壞地方主體性的產業。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從首尾兩端封鎖中華新侍從體系，填補台灣主權在地方的漏洞。

編按：本文為部分章節書摘，關於苗栗的地方派系、新侍從主義與大閘蟹案例，詳見原書《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第10章。

《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書封，經民連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