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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德國鼓勵公民爭辯:「爭論文化」是民主中的必要存在?

德國總統史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右)與德國青年進行議題討論。(攝影/AP Images/Martin Schutt/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作者序,經天下雜誌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作者蔡慶樺長年派駐德國,對德國社會文化與德意志思考,有深入觀察與見解。他在本書以許多德國社會的爭議,包括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同志權益等,闡明德國如何在歧異中據理力爭,不放棄尋找,得以在跌跌撞撞的摸索、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這些問題,也同樣值得台灣社會借鏡。

「真理會在爭論中誕生。」 (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爭論,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概念。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不管社會分裂多麼激烈,爭論還是被視為維繫成熟民主政治必要的手段,學生們在學校也會被引導對於複雜的議題搜尋資訊、做出判斷、並駁斥不同立場,因為正確地爭辯,是勇於使用理性,是今日民主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爭論雖可以產生真理,但是這樣的真理時常帶著社會的分裂與仇恨作為代價。「真理製造仇恨」(Veritas odium parit),這句來自古老拉丁文的諺語告訴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並不總是那麼順遂或愉快。

爭論,是維繫成熟民主的手段

德國社會是個始終不和諧的社會,這個國家始終在爭論中。即使在德國文化與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對於共同體的嚮往,德國各黨的政策黨綱向來好談「社會」作為價值,但是,這個共同體從來不存在於共識中。雖然「團結」(Zusammenhalt)一直是各黨高舉的價值,可是「鬥爭」(Kampf),也從未消失於德國的政治語彙。因為爭辯,才能釐清事實,才能將國家與社會帶到更好的地方。

這種爭論的基因,流動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在古老的哲學開端,雅典的阿果拉廣場上,好提問的蘇格拉底正是在與希臘人辯論中探問真理的人;柏拉圖寫的對話錄,既是對話,但也是各種激辯,例如《理想國》對何謂正義的辯論,穿越了西方歷史,還影響著當代的政治思潮;而西方神學傳統中,爭辯一直扮演重要的地位,例如聖經《使徒行傳》,描述耶穌的使徒們傳教的事蹟,許多片段都是在激烈的爭論中辨明信仰與真理,例如保羅與雅典人的爭論:「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他去了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辯論,不只是針對異教徒,也可見於基督教內不同教義的爭執。被認為在精神上改變了德國人、創造出一個新的信仰國度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於五百年前這麼說:「我為了我的德國人而生,也為德國人而服務(Meinen Deutschen bin ich geboren und ihnen will ich dienen)。」他服務的方式,正是以其95條論綱向羅馬教會提出了挑戰──提出一場改變世界的爭論。

路德於1518年前往海德堡,參加在海德堡奧古斯丁修會會議上的「海德堡爭辯」(Heidelberger Disputation),他力戰天主教守舊者,辯論教義,更是開啟了之後數十年多場關於宗教改革的重要辯論。這場辯論被紀錄為拉丁文"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disputatio"的字源是dis(分歧)與puto(辨認、思索、闡明),可以看出爭辯的意義並非一味駁斥,而是要劃出歧異,在其中獲得啟蒙。

如何爭辯(disputare),自中世紀以來便成為學習神學者必修課程,你必須設想一切可能反對你立場的論點,做詳盡的探究與比較,闡明這些論點的不真與不合理,以捍衛自身信念的真實性,並說服他人接受。也不只是神學,這已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技能,高等教育在授予博士學位時,申請學位者必須通過論文答辯,因為,只有懂得爭辯者,才能證明自己擁有學術能力。

據理力爭,是有勇氣使用理性

「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 ──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1096a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能夠據理力爭,不只是學術能力,甚至促成了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已成經典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描述,在英國咖啡館及法國的沙龍中一場又一場的辯論與交流,催生了近代歐洲公共領域

除了面對面的辯論,透過文字以及著作的意見往來,也使得啟蒙思想更成熟,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關於啟蒙運動的名文,便是一篇投入爭論之作。1783年,牧師策爾納(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上質疑,雖然「啟蒙」已成一個流行詞彙,但是內容到底是什麼,沒人說的清楚;這個質疑即引發思想界的回應,例如隔年哲學家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發表〈關於這個問題:何謂啟蒙?〉(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對於德國民族的文化及教養充滿信心;而康德接著發表〈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啟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以拉丁語諺語「勇於使用你自身的理性!」(Sapere aude!)為啟蒙做了清楚定義,要求人類走出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這篇文章,使人類精神告別了中世紀,帶領他的當代人走入理性的時代。

這一次爭論,其實也是對於「為什麼我們要爭論?」這問題的答案。爭論,不是為了吵架,而是勇於使用理性,是走出不成熟狀態的嘗試,是為了被啟蒙(aufgeklärt),為了被闡明(geklärt)。

下一步:我們爭執了,然後呢?

德國自1970年以來建立了一個重要政治傳統,由總統在耶誕節前夕透過電視向全國人民講話,以在這個重要節日建立國家未來正確的方向,並給予人民自豪與信心。

2019年12月23日,德國總統史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循例發表耶誕談話,他呼籲,德國的公民們應該展現支持民主的公民勇氣、共同體認同、以及爭論文化。民主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對民主負有責任,每個人都在其手中握有一小塊德國,「我們需要民主,可是我也相信,此時此刻民主特別需要我們。」他認為爭論的文化是德國社會的珍貴資產,也樂見各種立場間激烈的爭執。他指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爭執了,然後呢?摩擦如何再轉為尊敬?不休的憤怒如何轉為合宜的爭論文化?針鋒相對如何產生團結合作?

這些問題當然是困難重重的,但是,為了捍衛民主,依然必須不懈地尋求答案。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在制度裡面尋找的,而是在活躍的民主公民之彼此往來間被實踐以及存續,是與各種不同意見的他人溝通,尋找出讓大家都得以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但再怎麼跌跌撞撞,我們都還是得走,因為民主生活已經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我們唯一可以接受的。史泰邁爾在演講裡,有這樣一句話:「你們不要害怕!」(Fürchtet Euch nicht!)引述德國人熟悉的聖經話語,但也是重現了康德在建立歐洲啟蒙精神的關鍵時刻所發出的呼喊:「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台灣是否能從德國借鏡?

「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 ──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337b

本書描述的,就是這樣一個紛擾不安的國度,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如何在歧異中試圖闡明。這個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卻又站了起來,逐漸成為強大的國家。可是這樣的強大,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很多問題,德國一直無法找到答案,但是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答案,這個國家也就在這些跌跌撞撞的摸索中,完成許多驚人的成就,例如在廢墟中重建、完成經濟奇蹟、與東歐和解、處理納粹問題、完成統一的和平革命、推動能源轉型等。但是,當然也有許多挑戰依然棘手,例如始終進行中的轉型正義、難有社會共識的難民問題移民融合性別平等、老年貧窮、種族主義、反猶主義⋯⋯

這是個複雜的國家,有複雜的歷史與國情,甚至,德國人自身就很複雜,不容易理解。究竟如何幫德國定位?這些年來,台灣對德國很感興趣,在許多議題上希望瞭解、甚至借鏡德國經驗,學習德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也因此,過去幾年我試著切入德國社會核心、深入分析德國的專欄文章,也獲得甚多迴響。這本書,便是選錄、改寫一些我在各媒體上的評論文章,以及演講之內容,並藉整理成書之際,另加上一些我早就想談卻一直沒靜下心來好好處理的議題,希望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年來德國社會中的重要論辯。

書中整理、探索、分析了許多分裂德國社會的議題,例如移民、難民、種族主義、愛國主義、宗教、環保政策、階級差異、同志與性別平權、高學歷情結、少子化問題、職業教育之未來、轉型正義、媒體生態、老年化、藝術創作與言論自由、安樂死等。這些議題,均無一個簡單立場或標準答案,但是都呈現出一個處於爭辯中的社會。也因此,本書之書名訂為《爭論中的德國》(Deutschland streitet),希望能從這些高度複雜、立場鮮明的爭論中觀察一個國家。

史泰因邁爾說每一個參與爭論的德國公民「都在手中握著一小塊德國」。閱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們,手中其實也都捧著一小塊台灣,一小塊脆弱的、值得我們激烈地為之辯護的新生民主。本書所觸及的很多爭論,也可以在台灣的脈絡中見到,例如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同志權益、安樂死等。也不只我們,其實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這些議題,也都在找尋答案。有些議題,人們找到了暫時的共識,讓這個社會繼續往下走;有些議題始終是爭議,各種立場的人無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對話。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並且,在知道最後可能無法共享同一立場的情形下, 仍然願意一起爭論。

讓我們一起在爭論中,更靠近真理

共同體(Gemeinschaft), 是在差異中尋求共同(gemeinsam),而不是追求同一;我與你爭論,是因為我視你為與我一樣的理性存在者,你能使用與我一樣的語言,我們交換意見的不同,試著釐清概念上的誤解,即使最後我們仍將彼此憎恨,因為無法說服彼此,但是至少我們都更貼近真理一步,也使我們生存其中的民主更有生命力。

也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中會有這麼一句:「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各自退讓,才能有真正的爭論,而不淪為吵架。爭論再怎麼激烈,都應該是針對事理,而吵架,卻常是針對個人。後者會是惡意的,而前者,卻可以是善意的,可以發生在朋友之間,又不損友情的。

當然,這樣的理性的爭論在今日看來似乎陳義過高,我們多數時候在台灣看到的,還是吵架。但是正因為我們身處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格外重要,尤其在台灣,這個被外國學者認為是受假訊息攻擊程度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我們更有義務,必須要辨認事實與虛假,必須爭論,必須堅持真理。「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寫下的這句話,不也提醒當代懷疑真理是否仍存在的人們,在探求真理的路上,不要怕爭論?

讓我們各自退讓,開始為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

《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蔡慶樺
《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圖片提供/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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