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政治的崛起與救贖

教德國政府用教育抵擋仇恨和歧視──卡哈娜:民主需要相信的勇氣

搜尋卡哈娜(Anetta Kahane)的名字,會看見三個身份。前兩個,是時代給她的:猶太大屠殺生還者二代、前東德祕密警察線人。但在柏林圍牆倒下前,她發現共產主義並未帶來平等,反而使東德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階級對立,而這不是她要的社會。她決心推開新的時代,給了自己至今最為人所知的身份:德國反極右教育的推手。

從1990年代開始,卡哈娜致力於促進德東教育民主化,如今,她倡議建立民主公民社會支持網絡的主張,已經被德國政府納入國家政策,由總理直接下令成立部門執行;她成立的基金會率先展開對網路仇恨言論的研究報告,更成為政府擬定對策的參考。30餘年來,她如何在一個有仇恨和歧視土壤的地方,為移民家庭和少數弱勢發聲?她和她的組織如何在社交網站為仇恨政治推波助瀾下,堅持這條民主深化之路?

當我們循著地址來到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後稱AAF),迎接我們的是一群不同膚色的青少年,剛下課的他們,興趣盎然地盯著迷路的我們,嘴裡咬著糖,手指向上,指引我們上樓。

孩子們是來校外教學的。成立22年的AAF,不僅是德國政府、美國、歐盟、Google、Facebook等指定的合作夥伴,也為學生提供反極端主義教材、資料庫,是許多德國學生認識民主的窗口。

這裡也是極端份子起義的「目標」之一。曾經,3個穿著軍裝的新納粹份子,直播「進攻」AAF十秒的過程;持有武器的極端份子,曾長期監控AAF辦公室,拍下每位進出者的樣子。「即使這裡是柏林市中心,我都沒辦法感覺到安全。但5、6年前不是這樣的!」AAF發言人魯德克(Robert Lüdecke)說。

這裡,根據網路謠言指出,還是德國祕密審查Facebook言論的基地。

「我就是那個所謂『審查大家Facebook』的人!」AAF創辦人卡哈娜接受《報導者》專訪時,以傳說中的「國家機器審查首腦」介紹自己,她早已登上極右派的「通緝名單」,在網路上輸入她的名字,跳出醜化、卡通化她一頭捲髮的影片,其中一支的斗大標題就是:「德國政府聘用前祕密警察卡哈娜來審查Facebook!」(German Government Hires Former STASI Agent Anetta Kahane To Censor Facebook)

事實上,所謂「國家機器」並不親近卡哈娜,採訪當天,AAF提出的兩個補助申請都沒獲得政府支持;而卡哈娜前半生的經歷,更讓她習慣與國家保持距離。

從監視他人,到發現自己也被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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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娜(Anetta Kahane)是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的創辦人,長期以研究、教育、出版、倡議等方式阻擋種族主義和歧視,最終成為德國政府的合作夥伴。(攝影/王文彥)

卡哈娜1954年生於東德,她的父母是經歷二戰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也是共產黨員,二戰結束後夫妻倆便投奔東德、在國營媒體工作。時代在父母身上留下的刻痕,也印在卡哈娜的生命藍圖中,她曾跟父親一樣想要「作戰」。

「我也想跟我爸爸一樣,跟法西斯作戰啊,所以我猜,為東德政府工作,就是作戰的方式之一吧!」卡哈娜的爸爸在二戰期間,在西班牙、法國參與共產黨與法西斯的戰鬥,並因此被逮。父母的這段過去,對在東德長大的卡哈娜來說,符合國家教育裡對英雄的描述。

19歲那年,卡哈娜被吸收成為國家情報局祕密警察的線人,她的工作是回報「可疑對象」的一舉一動。「那是一個年少無知的決定,」卡哈娜說,她稱自己直到1982年,從海外翻譯工作歸國後,才「醒來」。

擔任翻譯的她,發現東德的人不僅不是在對抗法西斯,還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與階級對立。當她發現這不是她要的戰場後,便向祕密警察提出辭呈。此後,她卻開始被國家監控,國家暴力在她身上發威,讓她坐牢、失業,而最重的一拳,是父親再也不跟她聯絡,直到現在,卡哈娜以憂鬱形容與父親斷了聯絡的自己。

深怕種族屠殺重來,成為替弱勢發聲者

是什麼讓她如此堅持,與國家機器對抗,與家人斷了往來?

她在集中營生還者家庭中長大,從小,創傷中的父母就要她藏起身份,不要揭露自己的猶太血統,於是當她看見冷戰中長期封閉的東德,開始成為排外與種族主義溫床時,她特別敏感,深怕歷史重來。

「黑人、像你一樣的人(指黃種人,當時為在德國的越南人),在德國被打、被新納粹獵殺,你去城市、鄉村,都感受到對外來者的敵意,特別是對那些非『德國』的人。」她回憶過去,「人們被殺、攻擊的事件都數得出來,問題不是我怎麼發現的,問題是其他人怎麼會沒發現?其他人怎麼能忽略?」

在柏林圍牆都還沒倒下前,卡哈娜便公開為外國人、難民公開倡議,她在東柏林發起工作小組「新論壇」,討論東德外國人、少數弱勢的處境;1990年,柏林政府指定她為替難民、政治庇護者發聲的代表,希望她研擬保護難民的機制。兩德統一之後,她繼續倡議移民家庭、移民孩子的受教權。

在噓聲中,堅持對話可能

一段1991年的影片,可以看見戰場上她的身影,以及她的孤單。

那是1991年的東德小鎮霍耶斯韋達(Hoyerswerda)的廣場,經過連續6天的排外攻擊,街上的越南人被打、非洲移工宿舍被燒、難民收容所被汽油彈攻擊,「無外國人區」一詞從此開始流行。當時,兩德統一後,東德經濟雪崩式下滑,貨幣貶值、企業倒閉,失業率攀升,同時,過去沒有太多外國人的東部,卻又看見相較過去更多的移工出現,於是激起對外國人搶工作、搶住宅的恨意,人群開始「獵捕」外國人。那是德國統一後排外主義第一次高峰。

當時德國電視台在廣場上舉辦公開對話,採訪當地官員與難民政策制定代表,一名外籍人士以「我去那邊等於是自殺」為由,拒絕邀請。卡哈娜則在3個警察小隊保護下,在現場接受採訪。

「首先,我相信我今天站在這裡,是代表所有在乎外國人、並想要他們能繼續生活在此的德國民眾。」一旁民眾以笑聲、噓聲回應。卡哈娜對記者說,難民法的討論與現場的排外情緒相連,不顧人權,也與《德國基本法》的精神相違背。

當時專訪她的記者問到,作為帶領公眾討論的倡議者,真的相信社會還有對話的可能嗎?

「我想我們必須在社區間、民眾身上花很多的心力,但社會工作畢竟比執法要付出的成本便宜許多吧?」她轉向人群說,「你們可能覺得這(番話)很無聊,但要讓人們慢慢產生對話的意願,就必須讓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對未來感到希望,要在學校裡面改善教育,在青年中心投入資源,這一切,基本上需要教育、文化、社福領域的所有人都著手改變。」

即使這般言論在當時引來噓聲,民眾大喊「想都別想(Never)!」但卡哈娜在此後的人生,一步一步實踐了當時的每個字。

成為東德教育民主化推手

有時候你就是要把一個訊息說個1,200次,某一天,他們或許就會懂了。」她孤軍奮戰,當時連政府也袖手旁觀,官員們都選擇靜默。「(他們)不想惹麻煩,不然(外人聽見極端主義)觀光客就不敢來了,觀光客不來,失業率就更高了,如果失業率高了,德國人就開始獵捕外國人了!」卡哈娜說,「所以不要說話,不然種族歧視就變成了一個問題,這是當時他們告訴我的理由。」

除了政府的冷漠,另一個挑戰是極右派正在快速擴張,他們抓準統一後東部的不滿,以及當地公民社會的空缺,「90年代,他們(右派)開始一整個社會運動,新納粹出現在村莊裡,城市裡,他們還自聲稱成立國家特定區,他們可以控制一切。」

「當地的那些大人們說『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啊,而且他們(極右派)說的好像也沒什麼不對,我們不用插手吧。』」卡哈娜不怕危險地到處受訪,終於,政府聽見了她的聲音。她建立非營利組織「外籍人士、青年工作與學校事務區域中心」(Regional Centers for Issues Regarding Foreigners, Youth Work and Schools,簡稱RAA e.V),與聯邦區域教育、整合與民主辦公室(Regional Offices f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Democracy)合作,設立22個分支,展開改造東德教育系統的大工程,讓1990年兩德統一後,還停留在共產體制下的東德教育,開始以培育公民為目標,逐步修正教材內容、補強公民意識。

補貼極右派帶來反效果,她教政府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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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娜創辦的阿瑪迪安東尼奧基金會(AAF)與組織成員。AAF提供反極端主義教材、資料,是許多德國學生認識民主的窗口。(攝影/王文彥)

另一方面,她也打破德國政府以錢補貼極右青年的舊習。「你不該鼓勵他們打完外國人之後就能成立一個青年社團,用補貼來對抗種族主義,這根本是胡扯!」卡哈娜高聲說。過去,政府認為讓極右團體成立自己的社團、玩音樂,就會放下「被剝奪感」,但實情是,他們因此繼續擴大,並在某些地區成為青少年間的流行。

「你要支持的是那些採取行動、反對極端主義的人,那些辦工作坊、音樂會的人,支持他們,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城市裡可以有改變的力量,」卡哈娜在1998年成立第二個基金會,帶頭示範,教會政府怎麼做。

她將基金會以非裔受害者阿瑪迪安東尼奧(Amadeu Antenio Kiowa)之名成立。在東德工作的非裔移工阿瑪迪安東尼奧,在1990年11月24號當晚,被一群尋找有色人種的年輕白人以球棒圍毆至失去意識,12月6日正式宣布不治。

要對抗極端主義、種族主義,AAF的工作涵蓋研究、教育、出版、倡議、組織。幾乎是從零開始,AAF定義種族歧視言論、仇恨言論,出版刊物、教育民眾,還募資成立包括受害者支持基金等不同的金援。

同時,AAF也發展出工作坊,讓想脫離極右團體的民眾有專業的輔導資源,回歸正常生活。AAF還與電音DJ、媒體合作,舉辦反極右派的音樂會,甚至買下一棟房子,在離柏林較遠的東德地帶,建立集會聚點。隨著時代推移,他們也率先展開對網路仇恨言論的研究報告,成為政府擬定對策的參考。

在逆境中相信民主,是需要勇氣的

網路時代也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挑戰。

20年多年來,AAF支持的民間團體、行動,超過1,400個,德國政府建立的政治教育中心,也仰賴AAF的經驗與研究,才能快速的「接地氣」。但社交網路的到來,加上2015年的難民移入高峰,像是一場風暴,把德國捲入另一個排外高峰。極端政黨創下得票紀錄、政治與種族歧視的攻擊事件一天平均6起,新納粹直播殺人、政治人物在家裡陽台被槍斃⋯⋯等。仇恨政治也同樣沒放過AAF成員,極端分子洩漏他們個人資訊、張貼他們家人的照片,網上的生命威脅與真正的現身恐嚇輪番上演,年輕的AAF成員難免感到焦慮不安。

看著1991年卡哈娜在廣場上的影片,年輕同事問她,「當時怎麼不怕?」

卡哈娜嘆了一口氣,帶著笑說:「跟我爸爸以前對抗的那些事比,這些算什麼?」卡哈娜認為,真正考驗勇氣的,是繼續對民主堅定的相信。

「我當初認為,德國至少有30%的人願意支持我們。相信這件事情(指有人支持)是勇敢的,『相信』是需要勇氣的,我一直這麼覺得。」

當仇恨政治再起,看見公民社會力量

於是看著當代的挑戰,搭著社交網站再起的仇恨政治術,她卻從德國社會看見機會。

她又拿出數字,在德國東部,極右政黨創下的歷史新高得票率直逼3成,「大家都看見了⋯⋯他們一直存在著,只是我們沒發現,」卡哈娜解釋。

社群網站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仇恨言論在規範相較寬鬆、甚至規範未明的網路空間,恣意地、容易地傳播開來,資訊操縱與不實資訊,像鉤子一樣抓起人們心裡潛藏的極右意識形態,打破人們慢慢累積而成的社會規範。

鉤子抓出了人們慢慢淡忘的那些意識形態,被忽略的聲音如今攤在檯面上了,給了德國社會又一次機會,對話、討論,再一次確認整個國家對民主的認識與信念。

「關鍵是(看見之後)我們接著要做什麼?」卡哈娜相信這是機會,因為比起1991年,現在看見極端主義危險的人更多了,她相信這一次,廣場上的她不會是孤單的。

這是AAF成員普遍擔憂,卻不悲觀的原因,雖然他們成為極右社團攻擊的目標,卻也是最接近民間力量的觀察者。發言人魯德克說:「(AAF成立)20年後的現在,我們有所謂的難民危機,我們國會裡有信仰種族主義、歧視外國人的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 ;但我們有數百個民間團體站出來說『不!』他們支持難民,他們在組織民間運動停下AfD 的仇恨散播,他們在街上阻擋極端份子的遊行,他們每一天都在奮鬥,要停下反民主的意識形態,他們真的他媽的做得很好!」

「如果沒有他們,現在(德國)所面臨的情況會比現在更糟,那是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如果不是因為那些民間團體,德國現在會變成什麼樣?」

如果廣場上有成千上萬個卡哈娜,未來,會是怎樣?

德國政府,如何撐起民主價值的網絡?

卡哈娜對於建立民主公民社會支持網絡的主張,在2000年成為德國政府的政策,由總理下達指令,成立民主與寬容聯盟辦公室(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Tolerance,簡稱BfDT,後納入德國民主教育中心),要在德國全境,支持倡議民主價值的各種大小民間非營利組織。

「我們的使命,就是讓民間團體被眾人看見,並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BfDT專案主任阿里塔尼(Nouria Ali-Tani)告訴我們。像是建立資料庫一樣,他們開放民間團體主動上網註冊,或是透過BfDT每年的獎助金計畫,慢慢建立全德國的「民主陣線」地圖。

阿里塔尼以德國的創意寶庫形容,人們以劇場、早餐會、運動比賽等各種形式,討論多元性別平等、街友、難民、貧富差距等議題,希望增強民主社會的包容力、對抗極端化。當民眾想要參與或是創立活動,BfDT還有諮詢專線,給民眾免費顧問服務、或是幫忙牽線。每年,BfDT請來相關領域專家與董事會討論,頒布當年度兩大民主議題,以此招募民間的創意與民間組織,頒發50到80個獎項。

BfDT也緊跟社會脈動。如去年德國東部城市肯尼茲(Chemnitz)因移民兇殺案引起的大規模衝突後,BfDT至今舉辦兩次「肯尼茲對話」,邀請40名鄰近地區的民間組織、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舉行閉門工作坊,在沒有媒體的情況下,與會者坦誠地分享遇到的困難。題目由參加者制定,他們討論如何與新納粹份子對話、如何回應極右派遊行、怎麼創造官民合作等等,希望跨部門、跨地區的建立互助網,加速增強德國社會對極端右翼興起的反應能力。

「建立網絡之後,我們希望由下而上的產生解方,」阿里塔尼解釋,他們認為,這可能是在政府面對民主價值受到挑戰時,能夠扮演的角色,以及最有效益的解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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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