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政治的崛起與救贖

開啟各種「聊政治」的民主實驗

【德國解方篇】用音樂祭、交友軟體裡的對話練習,融化政治對立

社群網站的同溫層像把利刃,人與人之間陷入了「情緒的極化」。當人們愈活愈窄、愈來愈仇恨圈外人時,德國如何尋找仇恨政治的解藥?我們從極右派大本營出發,一路走到柏林圍牆與難民營博物館,從人民的練習裡看到答案。

練習1:在極右勢力大本營開演唱會

搭高速鐵路到德東大城萊比錫(Leipzig)之後,開車2個小時,我們來到鄰近德國、捷克邊界的東部小鎮,施瓦岑貝格(Schwarzenberg)。

人口外移、老化嚴重的施瓦岑貝格,是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票倉之一。從2014、 2015年移民數量登上高峰之後,德東就成為AfD崛起的引擎,不管是去年(2018)8月發生暴力衝突的肯尼茲市(Chemnitz),或是今年(2019)6月的政治謀殺10月的隨機殺人案,都發生在德國東部。

就在極右勢力的大本營,有一群在地青年,想解決AfD在德國一面倒的勢力;他們想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下一代什麼是好的民主。

被霸凌長大的在地青年,用「地方再造」逆襲

Fill 1
德國、Philipp Lindenau
在德國極右勢力的大本營,非營利組織「另類議程 」(AA)逆勢舉行音樂祭活動,藉由地方再造,創造更多對話。(攝影/Philipp Lindenau)

星期日的下午,十幾個青年聚在一起,有的人滿是刺青、耳垂是一顆50元硬幣大的黑色耳環,有的是教堂新派來駐點的傳教士,還有木匠、社工師等等,他們都是德國東部土生土長的孩子,但在家鄉,他們卻只有在這個房間內感到溫暖,有人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就為了參加這場聚會。

大部分的他們畢業於鎮上同一所高中,如今四散各地工作,但還是利用下班時間,無酬回到母校所屬的施瓦岑貝格,進行他們所謂的「地方再造」。

「我們小時候,只要你是龐克、同志或是支持綠黨的,到晚上你就得躲起來,不然不會有好下場,」今年31歲的海芬泰格(Eric Heffenträger)如此回憶。他從7年前開始與4、5個朋友辦活動,成為後來的非營利組織「另類議程 」(Agenda Alternativ e.V.,簡稱AA)。

我們問在場十幾個成員,是否遭遇過極右團體的暴力?他們竟都點頭。

支持環保、不排外、不夠陽剛、支持性別平權的青年,在德東,很容易成為霸凌的受害者。為了不被邊緣化,許多在東部長大的人,從小就加入極右團體在學校、酒吧、運動社團建立起的網絡,「除了加入足球隊、義消之外,這裡的年輕人真的沒什麼社交選擇了,」海芬泰格說。

過去7年,AA舉辦演唱會、工作坊、足球比賽、小旅行、讀書會等,讓15到25歲的下一世代,有新的選擇和陪伴。他們不會因為要爭取同儕認可,而放棄德國憲法上寫的包容多元、尊重各種宗教等民主價值。

邊聽音樂邊談政治,改善德東「弱民主」

薩克森邦議會成員舒伯特(Franziska Schubert)以「弱民主」來形容德東的特殊情況。二戰後東德被共產東德統治,不具自由的公民社會,在柏林圍牆倒後又快速被西方政經制度合併,成為文化、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加上2003年到2015年,政府因債務壓力,大量削減教育、治安預算,接連經歷兩次劇變的東德民眾,再次陷入不安全感。

在公民社會空白、人們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習慣、缺乏認同之下,極右團體緊抓機會深耕在地網絡,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社群網站上,極右團體散布不實資訊,養大憤怒、恐懼、不安情緒,AfD再將這些情緒化作得票。只是,人們對現況的不滿,真的得到解方嗎?

以近期的氣候變遷議題為例,東部正面臨煤礦停止開採的挑戰,此時急需關於能源與經濟轉型可行的政策提案。號稱為東部發聲的AfD卻選擇在社群網站上喊出「拯救石油」、「綠黨要殺掉德國人民的汽車」等口號,AfD主席莫爾騰(Jörg Meuthen)接受《報導者》專訪時,甚至喊出恢復核能的訴求。

(更了解AfD的主張以及快速崛起原因,請看:〈民主新危機:用仇恨話術吸票,納粹後最強極端政黨如何撕裂德國?〉

Fill 1
德國、Philipp Lindenau
AA的音樂祭中也有許多議題擺攤、工作坊,吸引青年返鄉,邊聽音樂,邊與家人一起談政治。(攝影/Philipp Lindenau)

大學主修政治的海芬泰格認為,唯有改善東部的「弱民主」,讓人們慣於對話、提出意見、產生方案,選民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成為代表東部利益的政治代理人。

於是AA辦演唱會,讓跨世代的人一起參與音樂祭中的議題工作坊,談性別歧視、排外、足球隊裡的極右思想等被忽略的議題。一年一度的AA演唱會經過7年的發展,已成為兩天一夜、包含露營的音樂祭。除了在地人參與外,演講每每吸引數百東部青年返鄉,邊聽音樂,邊與家人一起談政治。

他們也擺攤、辦小旅行、參觀集中營以及不定期的小聚,用素食香腸、雞尾酒吧、饒舌表演等,拉近大家與「政治」兩個字的距離。AA的代表作之一,是邀請二戰屠殺的生還者與土耳其裔的饒舌歌手同台表演,小小場地塞滿150人──在德東談德國二戰罪行,這大概是最有創意的方式之一。

創造政治的對話,曾讓他們付出許多代價。演唱會多次被極右派鬧場攻擊,高舉納粹照片,並丟出挑釁式提問。「以前不會有人敢公然說出『外國人走開』、『關閉邊界』這種話,」海芬泰格清楚感受到AfD崛起之後,仇恨與歧視言論組成的「新日常」,這也成為他們堅持下去的原因。

《極端政治的誕生》一書指出,世界觀的差異,正逐年成為民主國家裡,選民分邊站的依據。政治人物用科技工具,順著世界觀的差異,一刀下切,以不實資訊餵養各自的支持者,激化兩邊人群。對德東來說,一旦對下一代持續植入傾右、反民主、推崇獨裁的世界觀,就像在民主的德國埋下地雷。

AA為當地青年提供新的選項,防止極右派以話術築起人心的高牆,帶著更多在地青年一同練習對話、建立公民文化,這是他們為家鄉尋找未來的一帖解方。

「再幾年,(二戰)生還者接連過世之後,經歷過二戰的記憶會被遺忘,(極端右翼崛起)情況會更糟,我們的工作就會更困難了,」海芬泰格憂心忡忡地說。

練習2:穿越柏林圍牆歷史,辯論當下局勢

Fill 1
德國、柏林圍牆
柏林圍牆博物館的影像裝置,保存了重要歷史。(攝影/王文彥)

保留歷史,以此反思民主、創造公民對話,這是德國多年來給世界的印象。在柏林市中心的伯瑙街(Bernauer Straße)上,一道被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以露天博物館的方式,展示那28年間,一座城市如何被一分為二。參觀者透過照片,看見因試圖跨越圍牆而喪生的面孔,聽見在地居民的口述錄音。

每年有自世界各地的上百萬人來此參觀、獻花,聽14種語言的導覽,了解168公里的圍牆如何將一國撕裂的歷史。

只是少有人知的是,這座柏林圍牆博物館(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其實誕生於一場由下而上的社區運動。

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隔年,當地教堂和地方居民就組成工作小組來討論如何保存圍牆。「當時1989、1990年所有人都在拆牆,如果不謹慎、不敏感的話,一切都會消失,」管理博物館,由官方出資、在地民眾為顧問的柏林圍牆基金會(Stiftung Berliner Mauer)公共關係專員貝加(Hannah Berger)說,「如果不是(社區)居民挺身而出,當時許多人都不想再看到這面牆了。」

1990年兩德統一,共產與民主體制治理的兩塊土地要合體,柏林被賦予了重建為歐洲之都的使命。當時跨越柏林市中心的圍牆,被開發商視作眼中釘,除了土地使用的考量,更有人認為國家既然統一了,就該大步向前,不必再留下遺跡,避免傷痛回憶。當時眾聲紛擾下,政府遲遲未決。

伯瑙街居民為此與官方討論了16年,中央與地方政府才頒布了原則性的宣示,決定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紀念柏林圍牆,在伯瑙街上保留約一公里的牆面。

隨著時間推移,這道被留下的圍牆,給當代社會的意義也逐步擴大。

1.4公里的圍牆,成了公民參與象徵

Fill 1
德國、柏林圍牆
舊柏林圍牆遺跡。(攝影/王文彥)

第一,保留歷史遺跡,幫助東西德人互相了解。居民們認為,兩德統一來得突然,需保留一些事物,讓東西德人們能表達自己的感受,看見兩地的異同,特別是如何跳脫西方主導的歷史詮釋,讓柏林人和所有德國人真正理解彼此。

第二,從歷史出發,促進公民對現代政治的參與。貝加表示,他們的工作目標是讓歷史能連結到當下。因此,這裡的導覽安排不只是聽故事,也包括由當地居民、屠殺生還者帶領活動,目的是帶領大家理解歷史之後,展開政治的討論。

這當然是極具挑戰的。貝加坦言,讓各國訪客對德國以及二戰歷史進行討論,是一直到歐盟建立後、年輕世代有了新的世界觀,近10年來,才變得不再困難。「只是現在我們又開始聽到過去的用語、敘事,因為你剛剛提到的那個黨(指AfD),都回來了,」貝加說。

柏林圍牆基金會還進一步協助管理柏林南邊的難民中心,同樣由民眾自下而上保留做為難民中心博物館(Erinnerungsstätte Notaufnahmelager Marienfelde);這裡曾是數百萬東德民眾投奔西德的窗口,人們必須在那裡經過12道手續,以及法、英、美三國情報單位的審核,才有機會申請政治庇護。

有趣的是,在博物館背後,這裡還是運作中的難民收容所,收容著來自敘利亞、非洲的難民。2015年以來,是否接收難民、以及何謂德國人的討論,再度主宰德國政治議程,但難民中心博物館仍鼓起勇氣,把敘利亞難民照片和逃難時的物品放入展覽中。

這些大膽涉入現代政治討論的策展方向,都是當初發起運動的居民參與決定的,其引來的批評從未停歇。但貝加表示,這種辯論,正是歷史能帶給現代與未來的價值。

「就像當初柏林圍牆倒下,其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的事情接連造成的,」貝加說,即便如今分隔彼此的不是實體的牆,但每個人都有能力做些對話,試著讓高牆倒下。

練習3:交友軟體配對,與相反意見的人對話

社群網站時代搭建的高牆裡,我們怎麼與同溫層之外的人對話?

《時代報》網站(ZEIT ONLINE)副總編宏恩(Sebastian Horn)和他的團隊,試著學習交友軟體Tinder模式,讓異溫層的人可以彼此「配對」後對話。

2年前的德國國會大選,假新聞與網軍操作充斥,政治討論被仇恨主宰,《時代報》網站編輯室裡的團隊想著自己能做什麼。經過實驗,他們在2018年與其他德國媒體合作,推出了軟體「我的國家能對話」(My Country Talks)

異溫層聊2小時,大幅翻轉偏見

Fill 1
德國
柏林市中心的熱門餐廳裡,顧客自發地貼上自己的照片,人們於是看見,在社群網站上「隱形」的多元社會。(攝影/王文彥)

使用者回答7個政治性的問題之後,演算法會幫忙配對一個與你意識型態完全相反的參與者;而後,兩人會收到彼此的聯絡資訊,再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由《時代報》網站公布的全國對話日,在當天自行約見面地點,進行2小時的對話。

2018年推出的活動,全德國有28,000人參加,德國「發展不均與行為研究所」針對其中自願受試的近5,000人進行追蹤。研究員史托澤(Lasse Stötzer)告訴我們,進行對話之前,受試者形容政治意見與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為「自私」、「愚笨」、「惡意」、「不夠知識」,但進行2個小時對話後,人們對對方的偏見快速下降,對社會和諧的信心,大幅上升

有9成的人說,他們願意再多做幾次,」史托澤解釋,2個小時帶來如此改變,關鍵是人們走進不同的視角,了解不同意見的形成脈絡,「這是過去5到10年,愈來愈難的事。」

以實驗創造開放的公共空間

因為取得資訊方式的改變,加上社群工具演算法造成的同溫層效應,人們出現「情緒的極化」(emotionally polarized),聽到跟自己立場不同者,情感上會直覺否認對方,而當人們都是透過同溫層裡滿是偏見的資訊去認識他者,造成的結果,是無法真的認識另一方。

史托澤強調,近年極化加速的原因是社群網站的出現,讓人們直覺選擇身處於同質性高的人群中。但同溫層卻像催化劑,讓人們挾偏見自重,也讓極化的內容有了能見度。

以德國為例,過去10年社會不均逐漸拉大,世代之間、東西之間、不同教育程度與貧富間的各種不均質,形塑了不同生活型態和世界觀。不論是實體的生活空間或社群網站上的世界,群與群都像隔了牆般,有心者可藉著汙名化對方、非事實的誤導言論,讓不同群體失去對話的動力。

「情緒的極化」概念,最早由史丹佛大學政治傳播實驗室主任艾揚格(Shanto Iyengar)提出。他一路觀察美國政治傳播的模式,從媒體到社群網路時代,他發現人們愈來愈喜歡與自己相同立場的人,而愈來愈討厭另一方。過去50年來,美國分屬不同黨派的夫妻數快速下降,只剩20%的夫妻是跨黨派組成的。

艾揚格觀察,對政黨的認同開始與個人認同合流,人的穿著、飲食、消費的品牌等開始跟政治認同相關,人們在社群網站上的表現也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為了守住自我的認同,最容易的方式,便是直覺性否認另一方。

「我的國家能對話」的實驗創造了開放、包容的公共空間,打破「情緒極端」的牆。史托澤說,要擴大這樣的正面效果,關鍵是讓人們能遇見不同背景的人,建立更開闊的認知體系;像是上學、當兵、去酒吧、寺廟、參與社區活動中心,都有機會打破藩籬。

建立開放的公共空間,碰觸與自己不同的人群,消抵敵意、重建信任;對民主社會來說,不斷地對話、不斷地異中求同,才是民主國家能夠正向發展的根本。史托澤最後以德國的經歷,向台灣提出警告,他說,德國的極端化程度已具有創造沉默螺旋的潛力,會讓原本溫和理性的聲音不再對話發聲。在極端言論與情緒主宰之前,民主社會有必要嘗試所有的可能,來解決這項危險。

索引
練習1:在極右勢力大本營開演唱會
練習2:穿越柏林圍牆歷史,辯論當下局勢
練習3:交友軟體配對,與相反意見的人對話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優質深度報導必須投入優秀記者、足夠時間與大量資源⋯⋯我們需要細水長流的小額贊助,才能走更長遠的路。 竭誠歡迎認同《報導者》理念的朋友贊助支持我們!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