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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未成年難民系列之一】
一張遺失的身分證明,少年難民被拒絕的未來
難民兒童在德國駐希臘雅典大使館外的暴雨中抗議,要求在德國實現更快的家庭團聚進程。
難民兒童在德國駐希臘雅典大使館外的暴雨中抗議,要求在德國實現更快的家庭團聚進程。

德國近年發生數起青少年持刀傷害及性侵的案件,嫌犯聲稱是隻身來德的未成年難民,引發社會一波恐慌並對難民強烈反彈,甚至一度造成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政治危機。這群原本受特別保護的「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從災難的母國逃離後,其實許多孩子無法順利進入保護體系裡,淪為社會邊緣,墜落另一個人生的災難。

「德國未成年難民」系列專題將從這些孩子在德國的日常生活面向,分析德國各邦相關政策的保護與限制,探討其中漏洞,以及公民團體織成的支援網絡,如何形成孩子在異鄉的支持力量。

「我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常常覺得很焦慮、很害怕,不知道未來會如何。」19歲的哈金(Abdul Hakeem)2015年隻身從家鄉巴基斯坦逃來德國,沒有父母、家人陪同,當年才17歲的他,原本符合德國給予「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Unaccompanied minors)的保護資格,卻因逃難過程掉了最重要的身分文件,至今仍無法取得難民資格,落入每3個月就得重新申請居留許可的絕望循環。
受訪的當天,哈金與其他難民少年參加「無國界青年」(Jugendliche ohne Grenzen)在哈勒市(Halle)發起的抗議遊行,為自己與其他同樣無法取得難民身分的庇護申請者,爭取合法工作權;沒有父母在身邊能依靠,也錯失德國對於未成年難民的保護,在異鄉要生存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隻身逃難的孩子,「理論上」近9成獲得完善保護措施

像哈金這樣一個人遠渡重洋逃來歐洲的未成年難民不在少數。根據歐盟統計,2017年多達31.8%的未成年申請難民庇護者,當中13%的孩子抵達歐洲時孤單一人。
歐盟成員國2010-2017年 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庇護申請人數
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潮,德國採取開放接納態度,兩年間總計收容逾百萬名難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未滿18歲;根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統計,光是2016年,在德國提出首次庇護申請的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共35,939件。
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阿富汗難民,其次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大多和哈金一樣才16、17歲,且近9成都是男孩。
德國政府為這群孩子制定「理論上」相當完善的保護措施,未滿18歲的難民獨自一人到達德國申請庇護,即被登記為「Unaccompanied minors」,納入各邦政府所屬的「兒童與青少年福利局」(Jugendamt)照顧體系,並住進「Clearingstelle」,意即初期難民接待中心,居住期間不超過6個月,這段時間確認過實際年齡與身分文件,並查明是否有親屬居住於德國其他城市,以決定該難民於原地居留、分配到其他邦或安排與親戚同住。
福利局同時指派一名指導員,協助日常生活,以及法定監護人,負責其難民庇護申請手續、教育等責任,最後安置於少年收容中心或與寄宿家庭同住,居住至年滿18歲;且比其他成年難民幸運的是,他們在法律上受到多一層保護,有居住、就學的權益,在滿18歲之前,幾乎不會遭到遣返。且近9成的人取得難民資格,能將父母接來德國。
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安置流程圖

暫緩遣返、錯遭登記的人生

儘管法律保護看似完善,但實際操作上卻有許多漏洞,讓這些在異鄉無依無靠的難民兒童,無法展開企盼的新人生。一旦庇護申請遭拒,便被迫以「暫緩遣返(Duldung)」身分滯留德國,可能待至年滿18歲遭遣返,也可能在提出上訴後,等待數月或數年,才收到第二次面談通知,這期間回不了家也無法繼續學業,或合法工作,日子只剩漫長的等待。
哈金便是一例,自從初次申請難民庇護遭拒,已委由律師提出上訴,目前仍等待法庭最後審理結果,這一等就是兩年。這段時間,他和其他難民一起學德文數學與預備課程,由於有德文基礎,他曾在老人安養院實習兩週,也在當地公司擔任實習技術人員,幫忙清洗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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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自巴基斯坦獨自逃難來德國的哈金(Abdul Hakeem,左)。(攝影/黃文鈴)
17歲自巴基斯坦獨自逃難來德國的哈金(Abdul Hakeem,左)。(攝影/黃文鈴)
原本的學業因逃難而中斷,哈金說,「當然一開始的時候我想繼續念書,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想白天一邊工作、晚上繼續我的學業。」但在BAMF通知第二次面試、最後結果出爐前,他不能工作,也不能離開原先註冊身分的布蘭登堡邦,幸好他被安排住進塞洛鎮(Seelow)一家少年安置住宅,能住到滿21歲。
剛滿20歲、來自阿富汗的歐密德(Omid Feroozi)是另一個荒謬例子。
同樣因申請遭拒的歐密德,持「Duldung」身分滯留德國逾一年半,目前與父親住在柏林一處難民營,3人擠在20平方公尺大的房間,廚房跟衛浴都得跟其他人共用。
歐密德家中原本從事軍火生意,生活富裕,招來塔利班(Taliban)分子的覬覦,「他們希望我們可以提供武器給軍隊,但我們拒絕了,之後遭到死亡威脅,只好先逃到土耳其住了幾個月,再逃來德國,」歐密德說。
他清楚記得,抵達德國那天是2016年1月8日,那時他才17歲,卻因為登記手續的辦事人員把他的生日搞錯了,多登記了一歲,「這虛構的一歲」,讓他從此陷入另一個命運。兩年後的現在,他仍憤憤不平的說:「這個錯誤搞砸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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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德國辦事人員搞烏龍,被登記比實際年齡多一歲的阿富汗少年歐密德(Omid Feroozi),他善用語言優勢,目前在收容所當翻譯志工。(攝影/黃文鈴)
因為德國辦事人員搞烏龍,被登記比實際年齡多一歲的阿富汗少年歐密德(Omid Feroozi),他善用語言優勢,目前在收容所當翻譯志工。(攝影/黃文鈴)
歐密德來自政治世家,家族7成的人都任官職,從小就極具語言天分,自4歲開始學習英文,如今會說8種語言;德國政府給他的拒絕信上寫著「你回到阿富汗會有光明的未來」,但他只想留在德國,有個安全的棲身之處。
他無奈地說,「在德國的生活雖然和我原本想的完全不同,但就像德國人常講的『Alles gute(一切都好)』!遇過很多荒謬的事,我都能坦然面對。」
他細數,初來乍到第一天,辦事人員因為他英文流利,堅稱他是假扮阿富汗難民的英國人;在語言課先是和60歲老先生同班、程度落差大、學習進度嚴重落後,之後轉進混合族裔的班級,四周同學來自不同國家,德文進步有限,反倒學到大量阿拉伯語。

歡迎課程反而隔離難民,混合族裔班級德文進步慢

在德國,滿6歲的孩童便需受義務教育,但各邦對於剛抵達的未成年難民何時開始就學、職業學校的年齡上限,規定不盡相同。像歐密德所在的柏林邦,一旦申請難民庇護就得受義務教育;大多數的邦,包括哈金居住的布蘭登堡邦,一旦確定居留城市後即可就學;但南部巴伐利亞邦則要等到其入境3個月後。
由於2015年大量難民移居德國,德國針對剛搬來的移民入學規定做了大幅修改。雖然具體名稱不同,目前16個邦都提供這些尚不諳德語的移民兒童或青少年預備課程,1、2年後再轉進一般學校就讀。
以柏林為例,提供「歡迎班級(Welcome Class)」,將來自各國難民集中成一班,與一般德國學生分開教室上課,甚至不同休息時間。雖是同校學生,卻「一校兩制」,鮮少有機會互動。
各邦初抵德國移民兒童 之義務教育開始時間點
全德國針對該族群規模最大的非營利組織「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聯邦協會」(BumF),旗下逾400個青年福利協會成員,董事尤尼(Mohammed Jouni)指出,要讓這些年輕難民與社會有更緊密的連結,應讓他們與德國同儕有更多接觸機會,而非將他們隔絕在不同教室、遭受異樣眼光看待,也有助其學習德文。
尤尼以自己為例,1998年他與家人一同從黎巴嫩逃來德國,當年才12歲、一句德文都聽不懂的他,被分進一般班級與德國人同班,「因為身邊的同學都講德文,我被迫很快學會這個語言,兩年後我的德文突飛猛進,最後德文成績拿下全班最高分。」
他的弟弟、妹妹就沒這麼好運,照理說,年紀愈小的孩子語言吸收能力愈好,但他們在「歡迎班」上了兩年,才達到尤尼學了德文一年的程度。

恐懼、愧疚、鋌而走險

尤尼也指出,對這些在德國尋求庇護的孩子而言,未來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像是被認為國內情勢趨於穩定、獲得庇護機會不高的阿富汗難民,「他們隨時都有可能遭遣返,所以對於未來缺乏安全感、每天都活在恐懼中。」無法掌握自身命運,更何況如一般德國年輕人,能夠計畫3、5年後的未來?
許多孩子是家裡籌一筆錢,想方設法送他們逃來德國,除了有更好的生活、受更穩定的教育、甚至將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找到工作可以寄錢回家。
但受限於種種限制,「他們面對父母會覺得很愧疚,因為家鄉的父母會追問:『我付了這麼多錢送你去德國,為什麼你還不去工作、為什麼還待在家裡?』但父母並不了解德國的規定。」讓孩子更深感挫折。
儘管兒童福利局每個月給予他們30~70歐元不等的零用錢,但仍有年輕難民落入錢不夠花用的處境,此時出賣肉體賣淫、販毒便成了快速賺錢的手法。歐密德不諱言說,「我在柏林有很多同是難民的朋友,他們靠著賣毒賺了大把的錢,幾千歐元很快就入袋了。」
但他卻不認同這樣的行為,「上星期我朋友生日,派對上很多人吸毒、吸大麻,我朋友也邀我一起吸,但我回絕了,因為你不知道毒品會怎麼箝制你的身體。」

難民少年的夢想

儘管早已收到一紙今(2018)年12月將遭遣返的公文,也已提出上訴,與其坐在難民營胡思亂想,歐密德選擇善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在多間難民收容中心擔任翻譯,替其他難民解決找住宿、預約醫生門診等日常難題;他更在柏林專為難民開設媒體培訓課程的非營利組織「Media Resident」學習影音拍攝剪輯、主持自己的YouTube頻道,固定每週推出德文短片。
歐密德笑說,自己的難民庇護申請命運未卜,「這個不操之在我,所以就不多想了,我掌控自己可以決定的。」無法計畫3、5年後的未來,他只能把握當下。
至於哈金,仍在等待第二次面試,他說,「如果能和一般人一樣有留在德國的權利,我會盡我所能在德國找份好工作。」他的夢想是和家鄉的爸爸一樣當機械技師,也想在烘焙坊試試自己的手藝,「到時候我有自由選擇未來的權利,就像一般德國年輕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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