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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未成年難民系列之三】
不讓年幼的他們只是一疊疊檔案——成為小難民的異鄉父母
敘利亞難民少年亞贊(Yazan Rahma,右)與他的監護人莎賓(Sabine Speiser,左)。
敘利亞難民少年亞贊(Yazan Rahma,右)與他的監護人莎賓(Sabine Speiser,左)。

他們的「孩子」,來自戰亂的另一個世界,同時失去國與家,與至親別離;有文化的障礙、有心理的陰影、更有龐雜的社會壓力和適應障礙。這群人是未成年難民的志願監護人 (voluntary guardians),他們是這些孩子異鄉最溫暖的依靠,也是這些孩子重新展翅「第二人生」的起點;就像原生父母一樣,他們不能輕易說「我不幹了!」

來自敘利亞的17歲少年亞贊(Yazan Rahma),身材瘦小,但外表卻有點「臭老」——由於家族遺傳,13歲時下巴已爬滿鬍鬚,「每個人都說我看起來像21歲。」在敘利亞滿18歲就得當兵,更不巧的是,敘國14歲才會核發身分證,由於他苦無證明,軍隊不停來找麻煩、認定他說謊想逃兵,只好踏上逃難之路。
亞贊14歲那年隻身從敘利亞逃來德國,投靠住在柏林的兩個叔叔,雖然是「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Unaccompanied minors),德國兒童福利局安排他住進青年旅館,但身上沒有護照,只有一張貼著照片、寫著他名字的文件,他沒辦法開戶、也沒辦法申請難民庇護。
按照德國現行法律規定,「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得由監護人提出庇護申請,無法自行申請。儘管地方兒童福利局依法應儘早指派、並通過家事法庭審核,確定難民兒童的監護人,但由於2015、2016年的難民人數超過負荷,造成工作流程延宕,也無力妥善照顧這群孩子。亞贊因此超過半年都處於沒有監護人的狀態。
直到某個場合遇見他現在的監護人莎賓(Sabine Speiser),花了足足6個月的時間,取得監護權後,才得以提出庇護申請。原本他只取得「輔助保護」(Subsidiary protection)資格,僅能在德國居留一年,莎賓替他提出上訴,最後以他是巴勒斯坦裔的敘利亞人為由,取得正式難民資格,合法居留3年。

只要產生感情,就會改變想法

獨自逃來德國的未成年難民,沒有父母在身邊照料,原生父母可能已在戰亂中喪生或留在家鄉照顧更年幼的手足,此時便得由法定監護人代為執行法律上的義務,包括擔任法定代理人,提出難民庇護申請手續,處理學校相關事務,以孩子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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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NDA共同負責人克勞蒂亞(Claudia Schippel)。(攝影/黃文鈴)
AKINDA共同負責人克勞蒂亞(Claudia Schippel)。(攝影/黃文鈴)
未滿18歲的難民庇護申請者,優先由個人擔任監護人,例如在德國的親屬或志願監護人,其次是社福機構,例如紅十字會,最後才由兒童福利局專屬人員擔任官方監護人。但由於志願監護人相當缺乏,多數仍由官方擔任,長期培訓志願監護人的非營利組織AKINDA,共同負責人克勞蒂亞(Claudia Schippel)估計,全柏林僅1成難民孩子擁有志願監護人。
克勞蒂亞指出,1990年代初期官方還沒接手,監護權全由社福機構負責。直到1994年,兩德統一後不久,許多人紛紛搬來柏林,「柏林地方政府希望全面掌控未成年難民的行蹤,因此接管監護權。」克勞蒂亞回憶,當時一名官方監護人負責的孩子可多達150人,「彼此之間沒有感情,監護人只是負責簽名,孩子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疊疊檔案。」
AKINDA因此而成立,由一群民間人士組成,包括律師、社工、諮商師等專業人士,發起政治行動拉攏左翼政黨與綠黨等,希望讓社會大眾知道這群孩子的處境,並號召更多人成為志願監護人,改變當時保守主義者認為難民都是罪犯的印象,「如果人們跟這些孩子有過接觸、產生感情,就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孩子可以自由選擇監護人

直到2011年,德國法律修改為一名官方監護人最多只能負責50個孩子,且地方兒童福利局多成立專屬部門,聘請數名員工擔任官方監護人。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潮,總計約120萬人逃來歐洲尋求庇護,未成年難民占了3成,有近36萬8千人,人數是前一年的2.5倍;其中更多達四分之一、8萬8,695人沒有父母或成年人陪同。德國該年收容逾13萬7千多名未成年難民,全歐最多
克勞蒂亞回憶,當時柏林掀起一股當難民志工的革命熱潮,AKINDA辦公室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大家都搶著報名要當志願監護人,最後候補名單登記了600多人。」
由於這股熱潮,原本全柏林僅AKINDA提供志願監護人訓練,之後再增加Caritas與Cura,共3家非營利組織與柏林地方政府合作,聘僱專人擔任監護人,大多一人負責10~15名孩子不等。 就AKINDA而言,目前共負責約80名孩子。
莎賓所屬的「Encourage」難民服務志工組織,自2016年初主動聯繫柏林收容難民兒童的處所,並召募志願監護人,「當時很多敘利亞的孩子都沒申請難民庇護,因為他們沒有監護人;在柏林每件事都延宕耽擱了。」
「Encourage」志工們提供志願監護人培訓與諮詢,每月召開2次會議,聯繫監護人、社工、孩子們之間的感情;並與有意願擔任監護人的人進行個別面試,告知其任務內容、未成年難民的狀況,等對方繳交文件證明過去無犯罪紀錄,才安排與孩子見面。
莎賓解釋:「我們會非常小心,確認他們不是被迫接下任務;尤其是難民孩子,他們有自由意願接受或拒絕這個人擔任監護人,而非覺得自己沒人照顧,誰來當都得接受。」
包括亞贊在內,莎賓曾擔任3個難民男孩的監護人,其餘兩人已經成年。她認為,一般志願監護人僅同時負責1、2名孩子,能給予一對一的關注,像她每週固定和亞贊見面,能充分了解學校與生活近況,給予情感支持與建議,這些對於父母逝世或千里之遙的孩子而言,是成長中極必要的支柱。

「我不斷想,要如何幫助這個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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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伊(Kaj Schmietendorf)與其他志願監護人成立JUNA,一同討論並分享相關資訊與心得。(攝影/黃文鈴)
凱伊(Kaj Schmietendorf)與其他志願監護人成立JUNA,一同討論並分享相關資訊與心得。(攝影/黃文鈴)
同為志願監護人的凱伊(Kaj Schmietendorf)則坦承,就像新手父母,當了監護人之後才發現困難接踵而來。例如他監護的男孩來自摩洛哥,而德國聯邦議院今(2018)年7月通過草案,將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喬治亞列為「安全國家」,意指來自這些國家的庇護申請者將無法取得難民資格。
凱伊的受監護人抵達德國時,為了不立即遭到遣返,謊稱自己才16歲,但其實當時已19歲;「他告訴我的時候,我沒辦法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看起來年紀很小。」
當時他們正準備與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的庇護申請面試,與各方人士討論過後,決定一開始就承認謊報年齡,「因為他有非常充足拿到難民資格的理由——他是同性戀。」在摩洛哥,同性性行為可處6個月至3年徒刑,男孩的父親也因不認同兒子性向而斷絕父子關係。
凱伊苦笑說,在與BAMF面試前兩個月,焦慮到胃出了問題,「有太多資訊要消化、太多手續要處理,我不停在想要怎麼幫助這個年輕人。」幸好最後策略成功,即使面試那天男孩已滿21歲,最後仍獲得難民資格。
由於監護人的任務艱鉅,凱伊與其他志願監護人於2016年成立「JUNA」,彼此交流孩子求學、與BAMF面試準備、職業訓練與各種相關法律資訊,他笑說,幾乎所有的監護人都不懂法律,遇到德國繁複行政手續都很害怕,很需要彼此加油支持。

耐心等待孩子敞開心房

此外,與孩子之間關係的拿捏也不容易。凱伊跟克勞蒂亞都認為,志願監護人與孩子應保持專業距離,尊重孩子是獨立個體,因為「住在寄宿機構的青少年常被視為一個群體,很少被聆聽他們的需求。」
獨自逃難來的孩子,不乏心理受創的經歷,更需要長期的陪伴與耐心。克勞蒂亞回憶,自己擔任過一個蒙古女孩的監護人,她雖然聰穎伶俐卻從不透露自己的過去,總是活在面具底下,「整整3年的時間,我試著去了解她過去怎麼了,每次嘗試問她就開始哭,但我也不催促。」
直到某天女孩被當場逮到偷竊名牌包、高價服飾,被送到警局,克勞蒂亞只好安排她看心理治療師,孩子情況逐漸好轉,某個夜晚她終於崩潰大哭,說出11歲時媽媽癌症過世、爸爸整天酗酒,媽媽的朋友將她帶到波蘭,卻不想照顧她,將她丟在柏林難民營,那年她才12歲。
當然,不一定每段監護人與孩子的關係總是圓滿。克勞蒂亞自1990年起擔任志願監護人,3名男孩在柏林落腳生根、生兒育女,「我就像他們的繼母,每次去探望他們,他們總對自己的孩子大喊『奶奶來了!』」但也曾有過一名利比亞男孩因為重複販毒最後被關進監牢。
克勞蒂亞說,身為監護人,「不能輕易放棄說『我不幹了』,沒這麼簡單。」當家事法庭將監護權交到自己手中時,是非常重大的責任,等於替代原生父母照顧這個孩子,除了生重病、財務出狀況或搬到國外,否則直到孩子滿18歲,才能免除此權利和義務。即使孩子成年了,多數志願監護人仍持續關心、給予幫助。
去年聖誕節,凱伊帶著摩洛哥男孩回父母家過節,每年家族聚會他也一起出席,「他就是我們家的一分子。」儘管志願監護人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但彼此的連結卻是孩子在新家鄉展翅最仰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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