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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慶樺/人人都讀大學的瘋狂國度
萊比錫大學的解剖學課程。
萊比錫大學的解剖學課程。
德國,職業教育之國?
我們向來相信德國有強大的職業教育傳統,也常常援引德國來批判台灣甚至亞洲的高等教育情結,德國自己樂於宣傳自己是職業教育之國、是雙軌教育制之國、是工匠、手藝達人與工程師之國,而我們也都相信並羨慕這個「德國製造」傳統。2018年8月底,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出訪非洲,非洲的人民們便表達這樣的心聲:「德國在職業教育及技術訓練上領先全球,我們希望德國總理能夠協助我們改善職業教育。」
不過,這樣一個全世界都相信擁有強大工匠傳統的德國,正在改變中。
2014年,「大學發展中心」(Centrum für Hochschulentwicklung)舉辦了研討會「當讀大學成為常態」 ;2015年,Hanns-Seidel基金會、德國教師協會(Deutscher Lehrerverband)、巴伐利亞教師協會工作小組(Arbeitsgemeinschaft Bayerischer Lehrerverbände)、學術自由協會(Bund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合辦研討會,名叫「過多的學術人 vs. 過少的專業人 」。不須細談內容,單從這些題目已經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在這些研討會上,「學術化」(Akademisierung)、「學術瘋狂」(Akademisierungswahn)等令人憂心的名詞不斷被提起。
根據聯邦統計局資料,2018年德國大學在學人數達284萬2,225人,1994年時才187萬人,十幾年來快速成長近百萬,如果再考慮德國少子化壓力極高,學生的來源其實應該減少才對,更是不能不對大學生增加的速度感到驚奇。德國學生讀大學比例之高,讓慕尼黑大學的政治哲學家尼達諾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前幾年寫了一本書《學術化瘋狂──論職業教育及學術教育的危機》,也更引起媒體正視這個改變德國多年來教育傳統的發展趨勢。

群眾大學的時代,德國中學生6成選擇大學

為什麼人人讀大學?當然脫離不了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鳯的心態。許多人認為讓下一代去讀大學,攸關教育正義、教育機會平等,因為上一代所缺少的讀大學的機會,下一代必須享有。1970年時德國高中畢業生就讀大學的只有11%,當時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甚至評估認為德國讀大學的人太少,建議增加其學生數目;再加上1960年代末民心希望改革大學教育,希望能在傳統大學外能有更多實踐新理念的高等教育機構,於是,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德國開始以極快的速度設立大學,並且投入極多資源,例如1962年設立的波鴻大學、1966年設立的康士坦茲大學、1969年的畢勒費大學等。開啟了從菁英大學(Eliteuniversitäten)到群眾大學(Massenuniversitäten)的時代。
上一代無法享受的教育條件,當然希望下一代享有,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把自己的小孩送進文理中學,以在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而不是進入職業學校。今日,選擇大學而不是技術學校或職業教育的中學生,已經超出6成。
此外,德國社會上還是存在著一個心態: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會比受職業教育的人賺得更多。當然,好的專業人才薪資都很傲人,但不可否認,確實還是有很多技術人員的薪水偏低,特別是一些需要高度勞動力投入的領域,更是以薪資水準不佳出名。因此,在人往高處爬的心態上,許多學生投入了大學教育。
平心而論,目前全世界的學子們在選擇教育機會時,多半會選擇大學,而且是研究型的名校,德國並不例外。大學確實有其優勢,不只提供了求取高等知識的機會,也提供了學術的「環境」(Habitus),你在這裡所認識的師長同學,都提供智識上的刺激與交流,並且也是極佳的人脈關係連結。
可是,這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德國目前有106所綜合型的大學,其中並沒有能夠簡單取得文憑的大學,每一所的課程規劃、考試、修課、論文要求,都遵守德國學術傳統及標準,即使是綜合大學以外的218間應用科大(Fachhochschule),提供的是應用知識而比較少高深的純理論訓練,一樣不會在修課要求上妥協;因此,那些未想清楚究竟是否自己適合讀大學的人,常常在大學裡面遭遇極大的挫折。尤其是德國的綜合型大學是純粹學術化機構,其設立目的與聘用的教授,都是為了學術理論知識,而非實踐知識。那些沒有研究興趣或者抽象能力的人,在此將處處碰壁。
根據德國聯邦教育及科研部於2017年發表的一部專家學者報告《在讀大學的期待以及現實之間》,大學的中輟率,每年都穩定地維持在大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那些懷抱著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青年學子們進入大學後,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認清了自己不適合讀大學,因而離開了學校。這麼高的輟學率,在時間的成本耗費上非常可觀。此外,如果考量德國投入高額預算維持大學免學費的制度,那麼這三分之一的「砍掉重練」(或者說「認賠殺出」),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教育資源的無效投入。

被灌水的成績,被膨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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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典禮上畢業生丟帽慶祝。(攝影/AFP PHOTO/JULIAN STRATENSCHULTE)
大學畢業典禮上畢業生丟帽慶祝。(攝影/AFP PHOTO/JULIAN STRATENSCHULTE)
另外,那麼多人去讀大學,還有一個制度性的因素。曾任聯邦教育部發言人、現任《經濟周刊》(WirtschaftsWoche)編輯的記者克撓斯(Ferdinand Knauß),在〈讀大學的狂熱有損德國的職業教育!〉評論中,問了一個問題:過去10年來,光是在柏林的中學生,1級分(即最優的級距)學生增加了14倍,其他各邦也有同樣的趨勢。為什麼德國的中學生平均成績越來越好?難道是學生素質突飛猛進?或者教學方法突然大幅改善?想也知道不可能。
克撓斯打趣說,那些教育政策主管者拷貝了歐洲央行的「通貨膨脹政策」,讓學校分數出現了分數的膨脹,這些分數因而貶值了。例如,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教育廳要求,如果學生分數太差,老師必須提供個別輔導;這立意良善,然而正常人的想法就會是,在改作業時「微調」一下,讓學生不致太差,大家都不必犧牲課餘時間。而這樣的微調連帶影響了其他學生分數也相對地調整。於是,好成績的人越來越多,以為自己絕對是個讀大學的料的人越來越多,最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高中生進了大學,而他們之中很多人如果按照以前的評分標準,可能會選擇職業教育。
在大學教書的第一線教授,自然最能感受到灌水現象,因此越來越多教授呼籲應該扭轉這個趨勢。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的專家芙列佛特(Ute Frevert)便清楚指出,現在的大學必須面對越來越多其實無能力讀大學(nicht studierfähig)的學生。而也因為大學生人數膨脹,現在大學文憑及成績也越來越缺乏說服力,對業界的吸引力也貶值了。

自由化政策下,500萬工匠從經濟中堅到沒落

大學越來越受歡迎的同時,雙軌職業教育制也承受攻擊。傳統上,這種部分時間在學校學習知識、部分時間在現場實踐其技能的教育制度,因為不會空談理論,又能在求學時代便提供職場經驗甚至工作機會,受到歡迎。
但是近年來漸有印象認為,在校成績比較不佳的學生,才去選擇雙軌制。這造成惡性循環,父母及教育者必須自問:如果鼓勵程度較不佳的學生接受職業教育,是否阻絕了其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機會?尤其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仍然停留在傳統技藝訓練,是否太無競爭力?另外,來自工匠家庭的第二代,傳統上多會被鼓勵走向工匠之路,但是社會對於接受雙軌教育與接受大學教育有不同評價的氛圍中,那些可能繼承技藝的下一代,便被批評困在「職業僵固」的結構裡,於是,即使在工匠家庭,也希望下一代去讀大學。
德文有個詞「畏懼落後」(Abstiegsangst)正是在形容這種害怕的心態。鑒於這些疑慮,今日德國的家長,還是多希望其子弟就讀大學,而比較少選擇雙軌職業教育。
此外,尼達諾姆林也從歷史因素指出學術化的由來及工匠職人傳統的沒落。他指出,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於1998年執政時,當時的德國處在經濟表現不佳、失業率高漲的惡劣環境下,而施羅德相信,問題的根源在於德國太重視其製造業傳統。他以及身邊的經濟學者們認為,德國應該向英國學習,發展高價值的專業服務業,因為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工業模式,未來不可能與亞洲國家競爭,因此,就在千禧年前後,德國開始盛行必須培養學術人才、傳統產業人才並非未來需求的想法。
於是,德國約有500萬匠人師傅,原來是德國經濟的中堅,卻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成為了拖累德國產業轉型、缺乏國際競爭力的象徵。
另外,他也強調,德國傳統上非常注重專業人才的訓練養成,一位專業人才在長時間的學徒、見習生涯後,通過考試,獲得「師傅證書」(Meisterbrief),才被允許進入某些行業。換句話說,德國傳統產業為技術活設立了門檻,一般稱之為「師傅特許」(Meister-Privileg)。這是相當古老的傳統,那些必須申請獲准才能設置(zulassungspflichtig)的專業工廠、才能從事的行業,這種證書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經過認證的師傅,也具備培訓學徒的能力與資格。德國的職業教育傳統就是在這樣的嚴格要求下被延續下來。也因此師傅資格甚至被媒體稱為「德國工匠業的神聖不可侵犯者」(die heilige Kuh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然而,這樣的「特許」,在歐盟自由化政策下正逐漸被瓦解,歐盟相信這能夠允許更多人進入被寡佔的行業,解決專業人力不足問題,並且透過更激烈的競爭,讓價格彈性化而更具吸引力。
德國於是面對越來越大的來自布魯塞爾的壓力,必須自由化其勞動市場,也鬆動越來越多法規及職業門檻,取消許多原來必須特許的門檻,「神聖不可侵犯者」不再那麼神聖。在這種氛圍下,愈來愈少人願意投入長時間的職業訓練,寧願走向大學教育。
《時代》(Zeit)的一篇文章〈自由化如何摧毀傳統的職業〉(Wie die Liberalisierung traditionelle Berufe zerstört)便說明了這個困境:巴伐利亞的貼磚工廠老闆梅爾克斯(Raimund Merx)說,自由化改革10年,把德國工藝傳統帶向萬劫不復之地。以前,他會花3年時間提供學徒職訓教育,成本是25,000歐元(約新台幣87.8萬元),然後學徒在工廠裡工作幾年,直到通過師傅資格考試能夠獨立為止,而之前投資的教育成本便在這幾年內回收。可是現在,他不願意再花錢培訓年輕人了,因為許多根本沒有師傅證書的人在資格門檻取消後投入市場,惡性降價競爭,現在把學徒培訓成師傅根本划不來。這位老闆也常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庭,為許多施工糾紛作證,他說,自從自由化改革後,更沒有人要好好接受長年職業訓練,而不專業的施工錯誤越來越多,工程品質越來越糟,「我以淚眼看著工匠傳統逐漸崩潰,」他感傷地這麼說。
不過,我不認為德國工匠業已經崩潰,畢竟500萬職人所承接的悠久工藝傳統,是雄厚的老本,加上德國作為工業大國的實力以及「德國製造」的品牌,讓技術優良的德國工人還是有其利基。只是偏差的產業政策、新自由主義市場信念,確實造成真正一流的師傅越來越少,願意投入走向師傅之困難路途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工匠不死,只是逐漸凋零。

雙軌制教育動搖,出現技術人才荒

工匠傳統沒落,加上越來越多人走入大學,許多專家開始憂心德國的「缺乏技術人才」現象(Fachkräftemangel)。
《德國之聲》報導,根據聯邦勞動署(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統計,直到2018年7月,職業訓練共有53萬1,426個位置,但沒有那麼多人想投入職訓,成為學徒。登記的人只有50萬1,878人,有不少位置乏人問津。這之中如果扣除2萬8,000位難民的登記,德國學生對職業教育的冷淡程度將更明顯。
這是容易理解的,大學越設越多,每間大學招生人數不斷增加,相對的投入職業教育或雙軌教育的人變少,尤其在少子化情形嚴重的德國,這種不同教育系統之間的競爭關係更加明顯。
缺乏技術人才,首先是德國雙軌制教育傳統動搖帶來的衝擊。這種教育制度由於成功結合學校理論與職場實踐,被認為是培養良好職場人才的制度;德國也很自豪,並向世界其他國家宣傳此德國特色教育,南歐國家也多認為德國能在歐債危機及經濟衰退中穩如泰山,其中一個因素是優良職業訓練帶來的低青年失業率。
可是,雙軌教育制如今受到挑戰,因為學子們多選擇大學教育,教育市場偏向了以研究、理論為導向的單軌。我曾經與一位德國職業學校校長聚餐時談到這個現象,他便用了一個例子表達他的憂心:「當然,研發更好的機器是重要的,可是,誰來熟練而專業地製造、組裝、保養、維修這些機器呢?」
缺乏技術人才還將對德國經濟造成嚴重的結構性衝擊。因為中小企業是德國經濟的重心,而這些中小企業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不是大學畢業生。一個缺乏技術人才的德國,將難以再維持現在的「德國製造」的驕傲,以及把精良德國產品出口到全世界的亮眼表現。
不過也有反對者問,真正的問題會不會不在於缺乏技術人才?這些懷疑論者認為,缺乏技術人才是假議題。企業主釋出這個訊息,以迫使政府採取行動,開放更多的國外技術人才來德。為什麼在德國已有夠多夠好的技術人才下,還要更大程度的開放?難道不是為了更減少薪資成本,也就是惡性降薪競爭(Lohndumping)?但我對這說法持保留態度,因為數字確實已經說明了,青年學子確實都湧向了大學,而缺乏技術人才也是確實存在的現象。

平等承認的文化,談何容易?

在德國學界與媒體的討論中,如此討論學術化瘋狂現象的後果:隨著大學畢業生增加,許多原來不需要大學生的行業,也開始湧入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進而使得不重視學歷的產業也開始不必要地強調學歷的重要。而2018年,聯邦健康部長許潘恩(Jens Spahn)在一個演講中便表示,德國存在著「學術化瘋狂」,因為越來越多行業要求原來不需要的大學證書,大學畢業變成一種「基本前提」(Grundvoraussetzung),他呼籲:學術教育應該是在職進修的選項,而不該是基本前提。
這些論調,我們在台灣聽起來也非常熟悉。
無論是德國或台灣,都有呼聲,希望大學朝向更實用、更與產業結合的方向改革。德國也逐漸放棄傳統學制,朝向英美的學士、碩士制度發展,盼縮短學生受教育時間,並更與英美教育制度和勞動市場接軌,但這不是一個怪異的邏輯嗎?多數高中畢業生放棄實務導向的職業教育,湧入了學術研究導向的大學,卻要求大學不要那麼學術導向?
重點也許不是讓大學更實用化,而是求學的人能夠認清自己的禀賦及興趣,選擇適合自己走的道路,而這需要制度上與文化上去支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目標。
德國有越來越多政商界決策者及教育專家提出他們的憂心,希望學術化浪潮以及工匠傳統自由化浪潮能有所改變,否則將損及德國中小企業及製造業大國之國本。例如政界開始研議是否重返德國的「師傅證書」傳統,另威斯巴登工藝商會(Handwerkskammer Wiesbaden)也推動在制度上引入「me.」頭銜(Meister im Handwerk之縮寫,即工藝師傅),讓獲得師傅資格的人可以在名字前冠上「me.」,提高在注重頭銜的德國社會中追求師傅資格的誘因,也作為一種品質保證象徵。
除了應重新討論產業與教育政策外,尼達諾姆林呼籲德國社會應該創造一種對於學術及實務「平等承認的文化」(Kultur gleicher Anerkennung),對於不同能力與天賦都同樣重視,一個黑手與一位碩士畢業生,不該有地位差異。
但是,這又談何容易呢?這些年來的德國教育,正是在「不平等承認」的文化結構中被不斷推向學術化浪潮的,如果那麼容易創造平等承認,便不會有那些乏人問津的雙軌教育空缺了。在YouTube上,有支尼達諾姆林對於學術化瘋狂憂心忡忡的演講影片,下方留言區裡,一位網友這麼寫著:「那麼,有個問題是,我所尊敬的尼達諾姆林先生,是否會把他的小孩送到職業中學?我想不會。」
我想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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