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日期：2025年6月16日 地點：韓國群山市 採訪：春山出版莊瑞琳、莊舒晴 現場口譯：盧鴻金 逐字稿翻譯：王雅芳 （本文分上下篇刊登，此為上篇）

春山出版（以下簡稱春）：您的文學與寫作的想像是怎麼開始的？您曾在《悠悠家園》自序提到，自己是屬於1960年四一九運動的四月世代或韓文世代，意指戰後第一代重新接受母語教育的世代。當時的文學養分與影響主要來自何處呢？您曾在訪談中提及母親即使是在經濟困難的時候，仍不忘買故事書給您，不知道在您青少年的時候，日本帝國殖民時期是否還是有留下一些文學影響？以及您們這一代的文學起源是什麼呢？當時詩與小說，不同文類之間的影響力是什麼？

比如當您開始想要寫作，為什麼是小說而不是詩呢？尤其戰後韓國有很多重要的現代詩詩人，如金芝河、高銀。當時您是怎麼去理解寫小說這件事的？對於韓語的感受與認知是什麼，尤其在經歷從殖民時代以來，以韓語或韓文抵抗的歷代努力之後，解放後世代的寫作課題最大的是什麼？

黃晳暎（以下簡稱黃）：我之所以會稱自己是「四一九世代」兼「韓文世代」，是因為這些詞通常是指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活躍的年輕文學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等整個群體。這個世代在後來的獨裁政權，在軍事獨裁時期，成為抵抗勢力和民主化力量，對大眾造成深遠影響。大部分在四一九時期還是學生的人，後來都成為了這些運動的主力。超越歷史觀和殖民意識等議題，都是從這個世代為起點，在各界掀起波瀾。

甚至，韓國兩大重要的文藝雜誌──《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和《文學與知性》（문학과 지성）──都是四一九世代創辦的。

我所屬的這個世代，幾乎沒有受到殖民時期日本文學的影響，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個「解放空間」時期，也就是解放後那5年的時間。這個時期非常重要，當時，進步作家、學者和知識分子翻譯了大量的書籍，各界文人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從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等重要著作，到列寧（Vladimir Lenin）的著作，以及左派社會科學書籍等，湧現了大量的翻譯作品和原創著作。

即使與現在相比，當時人們投入旺盛創作活動的盛況仍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或許，那是因為當時知識分子想努力好好建設一個國家，加上鎮壓已經開始，出現許多地下出版物的關係吧。

我父母從小就鼓勵我要多讀書，他們也經常買書給我，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在戰爭結束之後，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我們去夜市的時候，看到那裡有很多失去主人的書籍。意思是，那是從某些人的私人藏書中外流出來的。老闆把書整理好、放在書架，直接擺在街上賣，也可以用租的。我們只要預付一筆押金，就能借書來看，比如一本書收100（韓）圜之類的，這樣的租書方式當時相當普遍。那些書架上擺的幾乎都是大人看的書，但我不管是什麼書，看到什麼就讀什麼。我那時還會和姊姊們在去夜市的路上，互相爭搶要借書來看。那段經歷對我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時讀的書。

我中學的時候寫詩，後來覺得寫詩沒意思，就開始寫散文，寫那種長篇的散文。那時我們學校有美術班、文藝班和科學班等社團，我沒有去喜歡寫作的人通常去的文藝班，反而加入游泳班。因為我去的是游泳班，所以就自己偷偷寫作，（中學時）有時得了大學的文學獎之類的獎項，校長就會在朝會的時候叫我出去領獎，但我都不去，都躲起來。

後來，好像是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在校刊上發表的小說，被某個住在釜山的成年人抄襲，他用自己的名字去投稿，結果還得獎，刊登在《國際新聞》上。那時候我就想，原來大人也沒什麼了不起嘛。這是我高二時，一個住在釜山的同年級同學告訴我的。結果那個抄襲者的父母還是什麼人，就打電話到報社，取消那個獎。之後，這件事就傳開了。

那時我就想，那我也來學大人，來投稿看看。我就寫了一篇比較長的短篇小說，叫作〈立石附近〉，投稿到《思想界》的新人文學獎，結果就獲得拔擢了。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高中生。《思想界》的新人文學獎當時是最高水準的獎項。所以，一夕之間，我從一個高中生搖身一變，成為文學家、成為作家了。

春：1962年您以〈立石附近〉獲《思想界》雜誌新人文學獎拔擢，經常被認為是你登上文壇的起點。白樂晴教授的訪談中說到，1960、1970年代作家其實發表管道有限，也因此他與幾個夥伴共同創立《創作與批評》期刊，也是您後來發表作品的重要地方。不知道當時韓國的文學發表與出版環境如何？您當時就立志要成為作家嗎？

黃：嗯，我好像沒有那種「我一定要成為作家」的強烈想法。因為我對其他事情更感興趣。比如說，中學的時候我參加游泳隊，高中則參加登山隊，也玩攀岩。雖然我喜歡讀書，但我好像沒有想成為作家的強烈念頭。

不過，那時發生了一件事。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正值韓戰期間，我們家到南方的釜山避難。後來，首爾收復，我們就回到首爾的家。回到家後發現，我們在永登浦的家，因為仁川登陸作戰的關係也被戰爭蹂躪了。村里被破壞得很嚴重，我們家也毀了一半。媽媽和姊姊們把家裡的用具啊、破鍋子什麼的都拿出來，我也把被泥水浸溼的書撿出來。我們就這樣打掃，準備繼續生活下去。這就是我們回到家那一天的情況。後來，學校作文課要我們寫作文，我就寫了一篇以〈回到家的那天〉為題的作文，寫的就是那天發生的事。

寫完之後我就忘了。但學校選中了那篇作文，把它送去全國作文比賽，那時候還叫國民學校。就選那篇作文送去國民學校的作文比賽，結果得了大獎，我被選為全國國民學校的代表，這件事還上了報。那是我第一次因為寫作受到社會的肯定。

那時，我還不知道作家是什麼，但從那以後，當學校老師問大家將來的志願是什麼，有些孩子說想當消防員，有些說想當警察，孩子們都有自己喜歡的，還有想當將軍的。老師看我靜靜坐在那，便問：「那你呢？你想當什麼？」那時，我不知道那什麼意思，便回說：「我想當作家。」老師不太明白那是什麼，我也不清楚，只是有個模糊的想法：「啊，我是要當作家的人。」嗯，那種想法好像一直都在我心裡。

我們說的「四一九世代」，指的是四一九學生革命發生時，當時是大學生或高中生的那一代人。因為那時候我們是高二，作為四一九世代，我們算是最年輕的一批。比我們大的是大學前輩，也就是比我年長約4、5歲的前輩，大概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人。

突然之間，一股新的自由浪潮席捲年輕人，我們開始尋找、閱讀禁書。我們只要去舊書店，就會看到在「解放空間」出版的書，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些書。那些書都躲在那裡等我們。我們爭相傳閱那些書。分裂後，大部分的進步知識分子和文人作家都去了北方，可以說A級的人才都自己跑去了，去了北方。而這邊呢，反共主義或純粹主義就成為文壇的主流。前面問題有提到，白樂晴先生創辦《創作與批評》的那時，很少文人出道的管道，這代表什麼呢？也就是說，雖然雜誌很多，比如文藝雜誌之類的，但那些幾乎全部都是反共主義或純粹主義，有進步思想的年輕批判知識分子，很少有可以發表作品的雜誌，只有《思想界》，除此之外沒了。

後來到1960年代，韓國出版文化迎來了單行本的時代。1965年之後。現在大家俗稱的暢銷書就因此誕生了。那時候金承鈺（김승옥）的短篇小說集，賣得很好，很快被改拍為電影。金承鈺是我的同輩，《霧津紀行》、《首爾，1964年冬天》是他寫的。總之，就這樣，我也加入他們了。還有像崔仁浩這樣的年輕作家也出現了，他的純文學作品成為暢銷書。也就是說，文學作品開始獲得讀者青睞，成為暢銷書的現象是從1960年代末開始的。

春：從您的年表來看，1960年代發表作品之後，事實上可能要一直到您參與越戰後回來，才更穩定地寫作與發表，可以說您的20多歲的歲月，充滿著動盪不安與流離，這當中您先是離開家庭、離開學校，成為社會的勞動者，為什麼您會想要過起到處打工的生活？您是怎麼接觸到左翼的思想與運動的？那段時間對您的重要性是什麼？我們可以在〈森浦之路〉、〈客地〉這些作品看到您早期的經歷。您是怎麼開始感受到「運動」的重要性？

黃：高中之後我就輟學了，不過後來有再去念大學。啊不對，應該是說，我在高中獲《思想界》新人獎拔擢，那時候韓國的高中教育和軍隊完全一樣，校服是軍隊式的，我們和台灣可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要接受軍事訓練和操練，我對那個實在是厭倦透頂，不想上學，就不去學校，結果就被退學了。

之後，我說要去「沒有錢的旅行」（무전여행），就去漂泊了一年左右，大概7、8個月吧，然後才回家。我做過工人，也去當大學生之後，我參加了1963年或1964年的韓日會談反對鬥爭。我們也稱之為「六三世代」，或「六三年鬥爭」。那時候是日本的「安保鬥爭」的世代。

那時很多學生都上街示威、參與運動，我是在鷺梁津漢江橋附近被抓的。我在回家的路上被盤查，問我是不是去參加示威。那時候示威只算是違反道路交通法，還算是比較好的時期，後來示威會被判刑。

聽他說，他是一個「流浪工人」，那時候才剛要工業化，全國各地有很多四處流浪找工作的工人。講起來感覺很酷，我也想那樣生活，所以我就和他一起去流浪了。他被釋放後我也被釋放了，我就這樣離家跟他走了。我們在各工地打工，最後還去寺廟，那是在釜山東萊的梵魚寺，一直到那裡才告一段落。總之，我一回來，收到入伍通知書，就入海軍陸戰隊去當兵了。

那時候都還只是個人層面的參與，像是有示威的話，大學生就去示威。韓國的運動圈還沒有成形、還沒有組織起來。畢竟戰爭才結束10年，社會的傷痕還很深，尤其是反共主義盛行的時候。我想台灣當時可能比我們更嚴重。大概是在朴正熙政權宣布維新憲法、維新獨裁，總統制變成永久執政之後，運動才正式開始有組織性。

春：一些評論資料提到您在1974年就選擇自我下放到光州附近的農村，並且組織了相關的團體，教農民讀書、搞農民文化組織運動，也透過戲劇、劇場等農民劇的方式進行草根運動。為什麼您那個時候會選擇去全羅南道？從歷史上來看，全羅南道不僅是19世紀後半東學黨起義的地方，也是濟州島四三事件與其後發生光州慘案的地方，全羅南道是否有什麼特殊性？在訪談中您也提到東學黨可能是您接下來新作的主題。

黃：我們進去工廠，待了一段時間後，發現光是九老工業園區就有許多工廠，所以我們就努力推動組織聯合工會。那時除了我們，還有許多學生或組織的人也到工廠工作，像仁川或永登浦等地都有類似情況。後來不知怎樣，消息洩漏，當局全面搜捕，抓了幾個人。我當時正準備從馬山轉到昌原工業園區。但我想到方言問題，因為（昌原）那邊講慶尚道方言，我擔心會洩漏我的身分，所以就在馬山的某個農家住了幾個月，還教一個中學生。我是在那時寫下〈森浦之路〉的。

總之，我回來之後，運動圈內部開始出現路線之爭。有一派主張「我們應該建立地下前衛組織來戰鬥」，另一派則認為「那太冒險主義了。我們應該深入民眾現場，喚醒民眾意識，即使需要花多一點時間，也要讓全體民眾和我們一起覺醒」。就這樣，因為在速度上有快和慢的不同，就「要前衛還是去現場」，大家展開了激烈的路線鬥爭。

就這樣，我在全羅道待了一段時間，在1978年秋天，大約在農村待了兩年後，我搬到了光州。因為光州的青年組織說需要我，所以我就去了。我在那裡設立了「現代文化研究所」。這個研究所負責製作喚醒現場勞工和農民階級意識的資料。我們也成立了負責宣傳和鼓動的劇團，另外還辦了夜校。現代文化研究所旗下包含讀書會、婦女會、夜校以及農民會等組織。這一切最終成了光州抗爭的基礎。

至於我們，由於分裂問題，未能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 （근대적 민족국가, modern nation-state），所以仍處於在超越現代性的過程。而中國，雖然他們極力主張自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反過來說，那就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這代表他們的社會仍未穩定，也尚未超越現代。我認為整個東北亞都尚未能超越現代性。我們仍然處於在超越現代性，並決定接受什麼的過程之中。

這樣看來，無論中國、日本還是我們，都應該共同認識到，我們需要發掘我們自主的現代思想 （근대 사상, modern ideology）的傳統，並將其極大化、擴大化和深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學運動和農民運動，應該被視為試圖自主現代化的意志。我至今仍認為，我們應從東學出發，思考如何超越當前韓國的分裂狀態和現代（현대，contemporary times）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當然，這並不代表，我想在最後一部作品處理東學的議題。因為我的想法也變了很多。不過我仍非常重視東學的第二代教主崔時亨這個人物。東學的理念和思想是由他的老師崔濟愚（號水雲）創立的。第二代教主崔時亨，號海月。他的號是「海」和「月」，崔海月。海月崔時亨是個造紙工人，他當然認得字，但可說是沒讀過什麼書的農民，或者說工匠。這個製紙的人，在逃亡的37年期間進行組織工作。他做的是草根組織，現在去慶尚道的山區，如果說崔時亨這個名字，他們可能不曉得。因為他總是東躲西藏，所以外號叫「崔包袱」。在崔時亨的影響下，東學才得以傳播、深化和擴展。我曾想過寫他的傳記，並以此作為最後一部作品，但最近想法有點變了。

我在紀念70歲生日時，曾談到韓國的「說書人」（전기수）。說書人是什麼呢？他們唸書給人們聽、在市場上說故事。我們把這種收取酬勞說故事的人稱為說書人。說書人必須識字，因此大多出身於中人階層，他們是沒落的知識分子。我有一部小說叫《湍流聲》（여울물 소리），就是以說書人的故事為主軸，那個說書人寫下了東學、東學的教義和思想等。我塑造了這樣一個人物。我正考慮要修改和潤飾這部作品。

「湍流」（여울물）指的是流水潺潺的聲音，那是不是很像說書人的聲音呢？白天可能聽不太清楚，但當你想睡覺時，那聲音就會越過門檻傳來，彷彿在訴說著什麼。因此，在我們國家，說書人常常被比喻為溪流。《湍流聲》講的就是說書人的一生。這本小說是為了紀念我的70歲而寫的，現在我正在想是否要把它濃縮、重新編排，讓它成為我的最後一部小說。當我說「最後一部作品」時，意思是我再寫2本，或者說再寫3本，我就不寫了。我的體力也變差了，到了80歲中期或是大概87歲、到了米壽（88歲）左右，我就要停筆了。我現在想法是這樣。

春：韓國抗爭現場的文化性令人向深刻，舞蹈與音樂幾乎是抗爭現場必備的元素，與台灣大部分時間都在表達訴求及發言的氣氛很不同。韓國抗爭現場的文化性是如何繼承而來？台灣曾經有一路線的組織者將專職的組織工作（如工會組織者）視為一線工作，文化及學術工作則是二線工作，隱含著一線的重要性多過於二線，韓國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區分？

黃：以前確實普遍存在一種認知，認為親身在現場參與勞工運動或其他現場活動的是「一線」，而文化運動則是在背後支持的「二線」。然而，這種認知在光州抗爭時改變了。因為當時所謂的「一線」的理念團體，他們的組織領導者在預防性拘捕時都被逮捕了。

所以，只剩下那些所謂「二線」的「現代文化研究所」的成員，只有這些人留下來。於是，這些人組成了市民軍的領導層。當時領導市民軍的尹尚元 ，是我們「Gwangdae」（광대，意為藝人）劇團的會長。當然，我們也有夜校，也就是工人夜校的團隊，以及那些留下來的文化運動團隊武裝起來，還發行了《鬥社通訊》（투사회보）這本地下出版物，向市民傳播訊息。之後，他們舉行市民起義大會，就這樣領導了10天的光州抗爭。

從那之後，就不分「一線」和「二線」了。換句話說，在勞工運動中，勞工自己透過「鼓動宣傳」（agitation propaganda），最終，透過文化運動來帶動其他勞工，這變得非常重要。因此，不管工會的現場幹部或是農民等，在這些民眾運動的領導層裡面，都會有勞工自己培養出來的文化運動者，由勞工出身或農民出身的文化運動者自己帶領運動前進。

例如，就像越戰爆發之前，有「武裝宣傳隊」，還有好萊塢電影《齊瓦哥醫生》裡不是有「宣傳列車」嗎？帶領那輛宣傳列車的，是托洛斯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等知識分子運動家。他們乘坐那輛列車四處奔走。那輛列車在各地巡迴，進行宣傳、鼓動，並且戰鬥。武裝宣傳隊就是一個例子。

在那之後，現場組織者們都認識到文化運動非常重要，對民眾抗爭非常重要，於是就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我們至今已經實現了兩次「無血大眾革命」。包括上次讓朴槿惠下台的「燭光革命」，以及這次推翻尹錫悅政府的「光之革命」，這些都是以文化為先導，將大眾動員起來。所以，這種方法論在韓國已經落地生根，力量非常強大。在韓國，這已經不是誰刻意指揮，而是運動的潮流自然而然地就這樣發展了。

春：光州事件發生的時候，您剛好不在現場，但五週年時出版的重要報告《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您決定承擔下作者的名字，在《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中看到您當時還把自己關在首爾出版社隔壁的旅館，抄寫這本書，作為自己是作者的證據。您為什麼會答應這件具有極大風險的事情？

而這件事也成為你人生的重要轉折，從此流亡海外，之後回韓國後入獄5年，人生當中有13年在寫作上完全空白。您現在如何看待影響人生至大的這些決定？

黃：光州事件發生時我因為其他事情去首爾。我去首爾準備找出版社收錢，那天是星期六。到了之後，出版社說星期一才能給錢，所以我必須在首爾等。那時不像現在，沒有銀行轉帳的方式，必須親自收錢。

5月18日是星期天，爆發了全南大學事件，那是第一次發生戒嚴部隊和學生們之間的衝突。17日星期六晚上，我當時在新村一家酒館裡，有一個年輕人衝進來，認出我。他跟我說，剛才在梨花大學後面的學生會館裡，全國學生代表在開會，結果戒嚴部隊、聯合搜查本部警察和軍人過來，把人都抓走了。我嚇了一跳，趕緊打電話給身邊的朋友和前輩，結果他們都已經在家裡被抓走了。我又打電話到光州，發現他們也來我們家抓人了，所以我才沒辦法回光州。

我該怎麼辦？到了星期一，光州的局勢全面升級，傷亡開始出現。所以，在首爾的人們必須把這件事告訴首爾市民，而報紙連一行字都沒有。我們和工人組成了小組，緊急製作了地下報紙。於是我們在城裡各處發傳單，持續了一週。光州抗爭被鎮壓後，那些逃到首爾來的人總得藏起來吧？我們就和天主教協商，把女學生送到天主教修女院。重要的異議人士則藏到各個私人的家裡。就這樣，我在首爾又多待了一個月。總之，我們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全部一開始就決定，不僅要讓韓國全國知道光州抗爭，還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就專注在這件事上。

尹祥源和朴基順本來不是情侶，他們一個人是夜校老師，一個人是夜校的經營者，生前並沒有戀愛關係，兩位都是組織者。尹祥源是經營夜校和劇場的，是我在帶的；朴基順是夜校老師，她是全南大學的學生，後來死了。我們以幫這兩人舉行「靈魂婚禮」為藉口，受難者家屬們才能第一次在共同墓園裡聚會。藉這個活動，才成立了受難者家屬協會。於是，我們以此為主題，製作了一張名為「解魂」（넋풀이）的卡帶。解魂，就是讓靈魂得到安息。這是那張卡帶的標題，算是一種歌劇。其中一開頭的主題曲就是〈獻給你的進行曲〉（임을 위한 행진곡）。

我們製作了500卷卡帶，透過基督教會發出去，結果就在全國傳開來。它傳播得有多快呢？大概兩個月後，我回到首爾，在新村的一家酒館裡坐，就聽到延世大學的年輕學生們在唱這首歌。就這麼快，才兩個月，就傳遍全國了。

這卡帶後來也被帶到國外，首先在日本被重製，然後從日本散播到整個亞洲。從那之後，它就像亞洲的國際歌一樣，成為亞洲的歌曲。農民或工人在現場示威或集會時，都會唱〈獻給你的進行曲〉。直到最近，香港在爭取民主的時候也唱過這首歌。現在卡帶還能聽呢。在保守政府時期，我們被禁止演唱，反正就反反覆覆。它還被翻譯成了各國語言，也有中文和日文版。

這就是我作的第一張「自由光州」的卡帶。作曲者是金鐘律，他是全南大學的學生，會彈吉他。歌詞是我和周圍的人七拼八湊，蒐集一些詩集，加入一些不錯的詞句，就這樣寫出來的。在製作的時候，我們把家裡窗簾拉起來，外面看不進來。我家在山腳下，一個很偏僻的地方。那時還請農樂隊來演奏，一邊敲打樂器一邊錄製，人們還猜想說：「那戶人家在做什麼法事嗎？」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光州發生什麼事，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光州抗爭的全貌記錄下來，出一本報導文學。我們著手準備，大概有3個小組展開行動。那些小組的任務是什麼呢？就是記錄整個光州市內發生的事情。要如實記錄這些事，當然就得做訪談。所以這3個小組分工合作，各自負責不同的部分，總共訪問了大約200位市民──包括參與或目擊抗爭的市民，以及犧牲者的遺屬。他們蒐集了這些一手資料。3個小組，大概有7、8人，包括學校老師、學生運動出身的，還有在現場的勞工等。

他們就這樣把一大堆訪談資料帶來了，那些資料量非常龐大，我當然沒辦法一個個親自處理，所以就請人整理。最初由4個人開始整理，最後留下2個人，根據時間順序、事件順序去編排，完成了初步整理。

但看了之後，我發現不能就這樣直接出版。因為資料內容東一段西一段的，非常混亂。我是小說家嘛，所以就編排、構思內容，讓敘事有故事性。也就是說，我負責把那些內容刪減、濃縮，按照時間順序重新整理，進行編輯。

那兩位主要負責人，一位是曾在夜校教書的後輩，叫作田龍浩，另一位是學生記者出身的李在儀。他們兩位整理好內容之後，我再進一步潤稿，加上小標、調整語氣，讓讀者能夠更容易、有興趣看下去。我們就這樣完成了書稿。

我們接著組織出版委員會，祕密開會討論：書怎麼發送、由哪一家出版社出版、未來若出事該如何應對⋯⋯這是有風險的，因為一定會遭鎮壓，所以要有人負起全責。我就主動表示，這是我一個人自發性做的，與其他組織無關，我會負起全責。為何呢？我的小說《張吉山》當時非常受歡迎，大賣500萬冊。民眾一聽到黃晳暎這個名字，就想到那本小說。所以，我猜想民眾也會信任我做的紀錄。

大家覺得這是個好辦法。於是，這由名為「草光」（풀빛）的出版社負責出版。這家出版社的社長也是運動圈出身，他非常果斷地答應出版。我們當時約好，如果真被抓，就由出版社社長和我兩人一起去坐牢。

我們決定不能只找一家印刷廠，太危險了，所以找了兩家印，各印一萬本。但消息洩漏，警方突襲印刷廠，把正在印刷的那批全部沒收。出版社社長趕緊逃跑。幸好另一家的那一萬本沒有被查到。隔天，我們祕密地將這一萬本，鋪貨到各學校前面的書店。

那時候影印機開始普及，學生們用它來印作業、書籍。所以，這一萬本流傳出去之後，又被大量影印。我們當時也不講究什麼著作權，就說：「你們愛怎麼弄就怎麼弄，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廣為流傳。」

後來，我有一次去平壤，發現那裡竟然也有這本書。他們說：「這本我們也有。」我一看，封面是一位名為篇文泰（편문태，音譯）在日朝鮮人作家的小說集，一翻開來，內容卻是光州的紀錄。可見那本書的複印版流傳得多廣，甚至日本也出版，後來在美國也出版，就這樣慢慢傳遍全世界。

之後，那位出版社社長就去自首了。因為只有這樣，事情才會結束。他原本到處躲藏，後來選擇自首，我是逃了大概1、2個月後去自首的。因為如果不這麼做，事情只會愈鬧愈大。如果上了法庭、申請證人等等，那整個案子會變得很龐大，不是嗎？

我是自己走進警察局，然後被捕的。那是中部警察局，就在乙支路那裡被捕。那時候國家安全企劃部（안기부），當時的中央情報部（중앙정보부）就在馬路對面的南山。照理說，我應該要被帶去中央情報部，但那時情報部部長是全斗煥的左右手張世東，他這個人其實很聰明。

總之，後來是中央情報部的幹員來警察局調查我。調查完後，他們沒有正式立案起訴，而是以「散布謠言罪」來處理。也就是說，他們不讓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他們把我送到哪裡呢？木洞，也就是金浦機場旁邊，那個專門關押違反出入境管理法的外國人收容所。去了之後，發現只有我一個韓國人。我被指控的是「散布謠言罪」，這其實只是輕罪，按照規定最多關20天就得釋放，我卻被關了2個月。

為什麼情報機關會這樣處理呢？因為在這之前，他們就是這樣對待詩人金芝河的。他們逮捕他、審判他，搞到國際皆知，金芝河成了全球知名人物，政府因此吃了不少苦頭。所以，他們這次學乖了，不打算讓事件鬧大。因為，一旦針對光州這本書進行審判，一定會引起大亂。所以，他們反而建議我「乾脆出國一趟吧」。那時，剛好有個名為「地平線」（Horizonte）的世界文化節在德國柏林舉行，我正好受邀參加。政府就說：「那你就出去一趟吧。」結果，我就拿到一本有效期限為一年的「單次出境護照」。那時候我們還不能自由出國。總之，我就這樣到國外去了。

這反而成了轉機。我在海外一年的期間，反而能從事讓世界認識光州的工作，也把那本書介紹給國際社會。這段經歷改變了我的命運。在那之後，我就無法再寫作，只能以行動者的身分繼續走下去，我的思想也愈來愈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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