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芷庭身上，總帶著兩支手機，一支是日常和工作使用，另一支則放在身旁，捨不得關機──那是女兒慈慈的遺物。

慈慈的手機電池早已膨脹不堪用，為妥善保存，芷庭為它換上新電池，也裝好保護殼。殼是黃色，上面有顆綠色檸檬（Lemon）。芷庭笑說，慈慈和國中朋友以水果互稱，Lemon就是慈慈。

2017年，年僅15歲的慈慈，在家人於淡水的租屋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

「那天小女兒說，姊姊房間沒有人，我就去她房間看，」芷庭回憶當時場景，眼前是大開的窗戶，只有窗簾一直飛、一直飛，「我想是不是開玩笑？翻被子、找衣櫥都沒有，最後只好站上窗台看，就看到她在底下。」

身體比頭腦更快做出反應，芷庭帶著小女兒安安衝下樓。當時家裡僅母女倆，即使知道畫面會難以承受，她表示不能讓年僅小二的安安獨留家裡。到了現場，芷庭看見慈慈躺在那，也聽見安安崩潰大吼，說不要姊姊死掉、還要姊姊陪，她記得孩子歇斯底里，但自己「腦袋是空白的，一直在想到底發生什麼事，到現在還是一頭霧水」。

8年來，關於慈慈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芷庭沒有答案。過去慈慈住校時，一週回家一次，每次回來都分享學校趣事，她對女兒的狀態不疑有他。事後，她聯繫女兒的老師、同學約10多人，也細看慈慈生前的日記、作文，亟欲拼湊孩子在學時期的樣貌。

同時，芷庭輾轉拜託警察、手機原廠、資料救援專家等，協助她將慈慈的手機解鎖，保存裡頭的相片和資料，也希望藉此找到關於女兒離世的線索。

「剛開始對於為什麼會這樣，真的有很多問號，不去找的話，人生就好像停在那。所以東問西問，得到一些資訊，自己替這件事做一個解答。」

一名自殺身亡者，將牽動周遭數人的命運；這些還活著的倖存者們，被稱為「自殺者遺族」。

當時（2017年）美國總人口接近3.25億，其中77%是成年人，研究者表示，若以35% 的數字粗略推算，則該國有近9,000萬成人因自殺事件失去重要關係，這數字是美國前三大州人口的總和，遠比用史奈曼提出的數字來估計，還高出許多。

回到台灣，究竟自殺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多大影響，有多少人成為遺族，似乎未見相關報告或統計。

根據衛福部公布之「113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時隔14年重回國人十大死因之列，2024年有4,062人因此離世；再以衛福部心理健康司統計來看，台灣過去10年的自殺人數，每年都在3,500名以上。比每年車禍死亡人數（約3,000人）更多。

過往研究指出，遺族與亡者的關係類型相當多元，從親人、朋友、伴侶、同儕、同事，乃至當事人生前接觸過的助人工作者，都可能因事件受到衝擊。最無法釋懷的，就像芷庭所說，是那想了解為何致此，卻再也無從對證的懸問。

擔任社工30多年、現為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的張翠華表示，在服務遺族的經驗裡看見，遺族的悲傷背後，常有巨大的愧疚感。她說，尤其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方面認為自己無法阻止悲劇，是失職；另一方面，又自責給孩子過多壓力，才讓憾事發生。

張翠華說，曾有個遺族家庭原育有兩子，大的孩子自殺過世，媽媽痛不欲生，於是爸爸來向協會求助，「和他們討論的過程中，我發現夫妻都在指責對方，到底誰要負更大的責任？或者，他們也會生氣那個離開的人，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傷害父母？」她發現，這樣是「自己已經放不過自己，又有其他家人來怪你」，心上重擔是雙倍。

實際上，芷庭的家庭也因慈慈的缺位，使家人關係失衡危墜。

芷庭發現慈慈的日記裡，經常寫道自己有個在美國念書的「哥哥」。哥哥雖然遠在國外，但不時會回來台灣，每次見面都帶著禮物，對她相當疼愛照顧。

然而，芷庭表示，慈慈根本沒有哥哥，女兒編織的世界相當逼真，連學校老師、同學都信以為真。

芷庭從未聽聞女兒幻想中的哥哥，她自責這覺察來得太晚。她認為慈慈會有關於哥哥形象的幻想，大抵是對父愛渴望的投射，造成女兒出現身心症狀。

芷庭表示，丈夫出軌以及婆家互動壓力，讓她一度打算要和丈夫分開；是慈慈哭著央求她「讓爸爸回家」，夫妻才嘗試修復感情。

喪女的打擊，讓曾粉飾的家庭關係原形畢露。芷庭稱婆婆對後事的態度，是壓垮這個家的最後稻草，4口家庭走向瓦解。她憶述，當時慈慈遺體修復的費用高昂，夫妻倆向較有餘裕的婆婆求助，長輩同意出錢，但要求寫本票，以確認費用一定會還清。此舉讓芷庭感覺，自己和孩子在夫家無法受到保護與接納，委屈全然爆發。

辦完後事、還完錢，她和先生結束16年婚姻：「如果再這樣下去，我應該是下一個（走的），也會擔心保護不了安安。」女兒身故不到半年，接著來的是離婚。走出戶政事務所那天，她說自己身心舒暢，就像解脫。

家庭紐帶（familial bonds）通常是自殺者遺族所能獲得的第一個社會支持。然而，面對意外，無論從實際的後事辦理、家務分工、金錢支出與財產分配等，再到非物質層面的情緒感知、關係處理、溝通表達等，每位家庭成員的認知和階段如果不盡相同，一家人要同心度過傷痛，不如想像中容易。

慈慈離開後，芷庭整理好慈慈遺物，和房東談妥屋宅賠償，便帶著小女兒安安搬離淡水，回到桃園舊家。此後，芷庭與安安母女兩人相依為命，原本4個人的家，變成2人。另一方面，芷庭「因為想幫助其他像慈慈的孩子」，下定決心進修、考取證照，成為社工師。

遺族的生活需花費相當力氣，才能重回日常。不過，自殺帶來的根本影響，是它動搖了遺族對自身角色和價值觀的認同，乃至從以前到現在建立的秩序與認知、習以為常的事物，都變得可疑。

芷庭作為母親，失去慈慈後，對於孩子的教養方式，尤其感覺為難。她表示，過去為尊重孩子隱私，未曾翻看慈慈日記，卻錯失察覺女兒異狀的時機；因此，如何拿捏與安安互動的界線，是她目前比較煩惱的。此外，安安從小被姊姊和前夫捧在手心，難免有些任性，芷庭擔心她會遇到人際關係問題，只是，「經歷了慈慈的事情，有時你就會覺得，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芷庭說。

現就讀心理系大三的李晴，9歲時經歷了哥哥的自殺。她表示事發之後，最感到困惑的，是父母對她所習於的一切，都有了想要改變的念頭：因為持續居住在事發的房子，可能引發悲傷記憶，所以他們想過要搬家；另外，有人把哥哥的自殺歸因於姓名，建議父母替李晴改名以防範未然；原先家族基於宗教而吃素，家長擔心這會造成孩子交友的的不便與壓力，也希望李晴改掉。

「一個自殺的發生，讓之前講的突然都不對了，父母覺得這樣教導我哥，卻導致不好的結果，希望改變對我的教育方針，覺得對我比較好，」李晴解釋，即使在她表達不願意之後，上述事件都未真的發生，但當時大人的異常表現，讓她困惑，為什麼一個人不在了，「會讓世界變得荒謬又奇怪。」李晴對大人失望：

「我父母在求學路上走得很順，是大家眼中的成功勝利組。親友們會說，他們在後事方面處理得宜，看起來很堅強，但我在他們身邊感受到，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壓抑情緒、盡力把事情做好，其實他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究竟該怎麼面對。」

張翠華指出，擁有高社經地位的知識分子家庭，理應有較多的資源和機會處理心理衝擊；然而，他們一樣因為經歷死亡而陷入困頓與混亂，「你就會想，那其他人呢？」

有位失去姊姊的孩子告訴張翠華，「其實爸媽是不准他跟別人說這件事。他們會說，如果有人問到姊姊怎麼了，就跟他說『姊姊去了國外』。這件事情讓我看到，大人不只不敢面對自殺，還用了一個方式，叫小孩也不要去面對。」

心理治療師、悲傷輔導學者多卡（Kenneth J. Doka）指出，自殺長期在宗教、社會上被視為禁忌，以致遺族不敢表現悲傷，或認為自己不該悲傷，情緒受外在因素影響、無法自由展現的情況，被稱為「悲傷剝奪」（disenfranchised grief）。張翠華分享的案例，顯現外在社會對大人造成悲傷剝奪、影響他們認知，再傳遞給孩子的過程。

父母的一舉一動，牽涉孩子對自殺的認識與態度。李晴回憶幼年時的自己，看見身邊大人對哥哥的離開有許多情緒，甚至擔心「自殺者的靈魂會到不好的地方去」等等；作為妹妹的李晴，想要體會哥哥的痛苦，也想分擔大人的焦慮，於是童真的她告訴媽媽：「我也想自殺。」

李晴說：「當時我只是想，如果你們那麼擔心哥哥會下地獄、會過得很辛苦，那沒有做好妹妹角色、總是跟他吵架的我，是不是應該去那邊陪他？」

然而，孩子表達悲傷的方式，卻讓母親大怒。這讓李晴很長一段時間都以為，「表達悲傷是不對的，談論自殺也是錯的。」也讓她相信：「既然跟親近的人都不能談自殺，那跟其他外人好像更不能提，因為自殺這件事情只要一說出來，就會帶給別人傷害。」

成長過程，李晴每每談到有關手足的話題，都只能迴避：「別人提到兄弟姊妹時，我會避開，或直接說我沒有手足。可是如果別人說那我是獨生女，我又覺得很不爽，因為我就不是。」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蔡佩真，曾於助人課程中表示，有些親友、長輩對剛經歷家屬自殺事件的孩子說「你要乖、要照顧家裡其他人、要幫忙做家事」，但是，「這對孩童而言更可能是壓力，而不是關懷。」

正如李晴陳述她開始感受到責任的時刻，是告別式當天，有親戚看到她，便轉頭安慰她的父母說：「沒關係，至少還有一個（小孩）。」那一瞬間，李晴感覺自己若是哭得唏哩嘩啦，想必父母會更加難過，她因此壓抑了悲傷。

童年提早結束，「後天的獨生子」們，背負手足自殺的陰影，認為自己要堅強起來，照顧大人的需要；或者，他們讓渡出部分的自己，繼承離世手足未盡的責任、嘗試補足他人原先對於亡者的期待。學習成熟、變得獨立，成為這群孩子常見的調適策略。

芷庭的二女兒安安，事發時小二，現已就讀高職。她說自己沒有太多要好的朋友，稱自己不太容易信任和依靠別人；她最重要的人，大概是媽媽。在安安眼中，後來成為社工的媽媽，開始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但安安有時也覺得孤單。

有事卻不敢和人說時，安安最想念姊姊。小時候若父母吵架，姊姊會帶著安安躲在大人的房間，「我們就躲在他們床上，然後姊姊開始踩爸爸的枕頭，還叫我一起踩，說爸爸是壞人。」這些奠基於家庭陰暗面，卻算得上開心的回憶，被安安緊抓著不放，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記憶只會愈來愈模糊，」她說。

談起姊姊，安安難忍淚水：「其實從小跟姊姊有關的記憶，我都開始記不得。最先忘記的是她的聲音，再來是她的臉，然後是事情的情節。我唯一最清楚記得的，就是她躺在那邊的臉。告別式的時候，她的臉修復過，那個畫面很難忘掉，但事實上躺在那邊的人是誰，我也認不出來了⋯⋯。」

能記得的姊姊，已經不是想要記得的樣子，這份無能為力，最讓安安難受。她說姊姊是她的保護者，總是讓著她、寵著她，帶她逃離大人的世界。採訪時，安安剛過完 16 歲生日，比起受到祝福，她感受更多是空虛：「生日代表長大，但長大意味失去的人會愈來愈多。」

心理學家沃登（J. William Worden）曾提出哀悼（mourning）的「任務論」，表示喪親的哀慟者會經歷4項任務，完成它們是適應失落的過程。這4項任務分別是：接受失落的事實、經驗悲傷的痛苦、重新適應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將對逝者的情感投注在未來生活並繼續迎向生命。

心理治療師多卡則加上了第5項，指出「重建因失落而被挑戰的價值體系」，也同樣重要。

不過，現實的哀悼，經常不是解完一個任務後、再解下一個的線性移動，而是來來回回不斷往復的調適。自殺者遺族可能會在接受失落與逃避失落兩個狀態間擺盪，哀悼的時間裡，除了仰賴家庭成員各自的能力與意願，也需要外界適時提供支持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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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晴回首往事，表示當時的她會希望父母儘早表露情緒、開啟討論，「家長最好的示範就是告訴孩子，就算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我們還是可以談。」

蔡佩真分析，當自殺發生在家庭，遺族可能帶著表面的和諧，去維持家庭基本功能。因此，等待家庭自己站起來，力量可能是有限的；這種時候，外界簡單的示意，就能帶來很大幫助。舉例來說，她看過一對受宗教支持的喪子父母，教會動員來為孩子辦告別式：

「牧師在敘事的時候，盡量以讚美來引導這對父母，說他們是如何愛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好像喪子是一個失敗。這個公開場合的儀式，就把外人對自殺的汙名，或對這個家庭的質疑拿掉。」

來自外部、社群的支持力量，也是張翠華一直努力成為的角色。配合地方衛生局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她在協會每週固定提供市民3次免費談話，因為這項服務，她一年約能接觸百餘人，當中大概有10位是自殺遺族。

她在這項服務中認識喪女的夫婦，媽媽很常告訴張翠華，自己是個「病人」，每天都哭泣、難受得爬不起來，「但在我詢問之後，我發現她其實做了很多事。她說自己爬不起來，但她還是每天送另一名孩子上學；她可能沒有力氣煮晚餐，但她都會買回來。我覺得就是幫她看到她其實有能力，也一直在照顧家人。」

張翠華說，很多時候家庭關係讓人痛苦，但「解鈴還須繫鈴人」。

她分享多年前有個媽媽來談話，先生自殺，孩子一直認為是母親造成，非常恨她。邀請孩子前來，幾經遭拒，後來母子終於一同出席，孩子跟媽媽說，「這麼多年下來，我那時講的話已經不重要，妳健康活著比較重要。」這句話若非由孩子說出，媽媽想必會繼續帶著自責，張翠華相信，如果有個機會能讓感情健康流動，對家人彼此都有幫助。

安安回憶起，有次在電腦意外發現媽媽寫好的遺書：「我看了內容，更了解媽媽經歷了什麼。有時我會想，媽媽心裡會不會覺得有點對不起，讓我失去姊姊、又失去爸爸，但我知道她夾在中間，一定很為難。」而有時母親不小心把安安叫成慈慈，安安說，她也不會去糾正，因為她知道媽媽和她一樣，一直把姊姊放在心上。

李晴則說，她的哥哥是明星高中畢業、考上頂尖學府後在入學前離世。這使得她在考大學的年紀異常焦慮，一方面覺得年紀要超越哥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另一方面，像哥哥一樣取得高學業成就後，能夠迎來怎樣的人生，讓她無法想像。母親發現了李晴的糾結，她支持李晴休學一年。

休學那年，李晴進行家族訪談，從父母開始，一直訪問到其他親戚。她發現：「以前罵我哥做錯事（指自殺），說我哥不孝、對不起父母的親戚，其實是最愛我哥的。」李晴猜想，愈嚴辭批評的親人或許愈受到衝擊，不知如何看待突至的死亡：

「指責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因為很愛逝者，才有這麼強烈的情緒。」

這個訪談，讓李晴對自己也產生新的認識：「我發現以前我不敢承認，自己對哥哥很生氣，因為大家都在罵他，他那麼可憐了，我怎麼還可以生他的氣？直到意識到罵他的人也都很愛他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我可以生氣。原來我可以一邊氣他，也一邊愛他。」歸納後的記憶空間，現出餘地，有新的方向可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