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痕下的尋道者

2024年，「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時隔14年重回國人十大死因之列，共計4,062人因此離世。一樁自殺不只是一條生命的夭亡，周遭旁人的生命也應聲巨變。自殺學之父愛德溫．史奈曼（Edwin Shneidman）推估，一人自殺者會影響6至10位親友──他們是「自殺者遺族」。

回溯1990年衛福部官方對自殺人口統計至今，全台已計有10多萬人自殺死亡。依史奈曼的數值推算，30多年來，台灣至少累積60多萬名遺族。政府在2005年設立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2019年訂定《自殺防治法》、2024年頒布「自殺防治綱領」，國家政策始終對焦在自殺或自殺企圖者。

但事件之後，遺族如何帶著悲傷前行？面臨什麼樣的眼光與社會壓力？突來的變故，又如何改變了遺族的想法與行為？這些問題，社會若無答案或無法想像，就意味著我們未曾真正了解自殺帶來的影響。

在遺族的故事裡，重要他人的自殺帶來的影響，不只是不安的餘生，還有各種角色的變化與牽動，都為「失落」交織出複雜樣態。諸如，不同社會角色的遺族，如：父母、孩子、伴侶等，面對不同的情感、現實問題，進而發展出差異的調適策略。社會對自殺的沉默與汙名，使遺族感受禁忌，甚至「悲傷剝奪」，無法真正哀悼、悲慟沒有出口，讓遺族的人際與社群連結愈發脆弱。於是，離婚、搬家、轉職、失學或失聯，都是面臨重大失落的結果。

國家對遺族的關懷，受限於自殺防治框架，遺族被國家視為「高風險的自殺者」，在公衛、精神和心理健康範疇，以「風險管理」的視角「關懷」遺族；但缺乏充足的訓練、訪談技巧與信任，有時只靠一通電話的「自殺遺族關懷」，單薄地僅剩下交代的意味。

遺族如何能真正坦露自己？又該從何學習與失落共處？借鏡國際做法、追蹤台灣當前的遺族自助團體發展，或許我們對自殺者遺族才能有更立體的看見。而國家應該相信，唯有經驗者的故事，才是失落課題當中最重要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