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8歲的李沐芸，在學校接獲姊姊自殺離世的消息。

喪親之後，她開始穿姊姊的衣服、用她的化妝品；甚至在自責時，想起姊姊手上的胎記，李沐芸將自己的手燒傷，只為「變成她、替她活著」。

姊姊離世的陰影籠罩家人，回憶那段日子，李沐芸形容如「行屍走肉」，從台北護理學院（現為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學，找份工作勉強求生；下了班，每晚她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青春心靈從此禁錮。

「研究所每堂課都在自我探索，分析哪個想法是我、哪個想法其實是她（姊姊），就是一個切割的過程。我開始想，如果這是她的，那我還要不要保留？我要重新開始，還是要繼續？如果她的（想法）已經變成我喜歡的，那好像留著也沒關係，不是非要改變不可。」

在校園裡，她相識恩師林綺雲。一次林綺雲聽說李沐芸遭遇後，反應是大哭，心疼李沐芸事發多年都沒人可傾訴。老師的同理、讓情緒迸發，對李沐芸來說像是示範，讓她知道「悲傷」是被允許的。此後，林綺雲常帶李沐芸演講、訴說失去姊姊的事並支持她投入自殺者遺族研究，在敘事與轉化的過程，逐步釋放傷痛記憶。

2008年，李沐芸出版《我是自殺者遺族》一書，這是台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立場，探討生命價值的書，書名以簡單的直述句，展現對遺族身分的肯認，也期待這個真實的「我」，能被他人理解和看見。

至今近20年，李沐芸研究、出版書籍、投稿文章，也上廣播電視，將個人經驗化為助人養分，為遺族群體發聲。她認為，自殺這件事對遺族來說是很殘忍的，從目睹事發現場、非自然死亡的遺體，再到做筆錄、驗屍的過程，「都要家屬去做，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只能人家說什麼就照做。還有，要帶著寫有『自殺』的死亡證明，去辦各種行政流程，這很痛苦，那兩個字對家屬來說，看一次就痛一次。」

李沐芸最早開始陪伴遺族的工作，是在馬偕紀念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該單位於2005年，由時任精神科主任劉珣瑛成立。他們服務企圖自殺者、也關注遺族，李沐芸當時擔任遺族的個案管理師。

曾任馬偕自殺防治中心主任、現為馬偕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的方俊凱表示，在那背景下，做自殺防治的人很多，但「做自殺遺族（關懷）的人非常少」。馬偕試圖補充這個不足，將遺族列入服務對象，開辦針對該群體的心靈照顧計畫、提供悲傷輔導，也辦理「遺族說故事團體」。

其中，說故事團體尤其特別。方俊凱解釋，這是他從美國自殺防治學會、死亡教育諮商協會等國際單位舉辦的研討會中認識的「團體治療模式」；2005年底，他將此模式移植回馬偕試辦，至今仍由同仁每年持續運作。

方俊凱說，說故事團體立基於「建構主義心理學」的理論架構，希望達到治療性目的，協助遺族透過敘事、回饋和思考，重建被失落瓦解的生命意義，「每個參與者會在家準備好自己的故事，再到台上講20分鐘，台下的觀眾要像看電影，不能打斷或評論；在故事說完後，才分享自己看到什麼、想到什麼、感受到什麼，但不可以問問題。」

說故事的療效在於，「講完故事、聽完大家的回應後，我們才會要講者訂題目。本來講者對於他要講的故事，可能有一個設定，但他在講的過程、腦袋在想的時候，還有他講完之後，感覺可能就不同了，往往他們會說我本來的題目是什麼、現在它變成什麼，這過程就是建構式治療在講的『重新建構』。」

不過，團體基於心理健康的治療架構和目的，對遺族重回日常的幫助，仍然有限。方俊凱說：「在團體內，成員不會有太多互動。可能他們在中場休息時，有閒聊、認識，或者結束後有其他聯絡，慢慢自己變成支持團體，那就是非架構式的了。」

但方俊凱所謂「非架構式」的關係建立，反而是李沐芸更為在意的重點。她關心遺族在醫療體系的「治療」框架之外，能否維持一般人際互動，在生活當中是否能得到社會網絡的理解和支持？這個在意，讓她希望透過同儕自助的方式，尋找遺族陪伴的不同路徑。

自殺失落的悲傷，可能很漫長，李沐芸明白，陪伴遺族需要長時間投入。

2022年，李沐芸成立「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持續至各政府與民間單位，分享遺族的經驗和故事。透過倡議與投書，她努力傳達「悲傷是無處可去的愛」的觀念，並表示遺族真正需要的幫助，是去學習如何面對這份情感。

李沐芸強調，儘管遺族在悲傷調適時，可能需要專業醫事人員的協助，但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根本問題，是「不被容許好好悲傷」。

她指的是，遺族因悲傷剝奪的情況、自殺與精神疾病汙名，以及被政策當作自殺防治對象等各種因素，使得他們的情感和處境，很難自在地表現出來。在此情況下，身邊的人對待遺族，若只是一味要他們面對失落、走出悲傷，其實是無法理解遺族的真正困境。

運用協會資源，李沐芸製作並出版繪本《他選擇離開，我們⋯⋯》，描寫遺族遭遇自殺失落的過程、悲傷時的情緒反應，也呈現他人可能對遺族造成傷害的話語，並提供療癒建議。繪本用多樣色彩呈現，希望遺族悲傷不只有灰暗，也讓該群體的故事，更接近大眾視野。

巧合的是，李沐芸提倡「悲傷是愛」的觀念，也是日本遺族在凝聚社群力量時，呼喊的口號。

日本上智大學社會福利學部特聘教授岡知史，關注該國自殺者遺族自助小組，並進行質性研究。他提到，日本政府在2006年實施《自殺對策基本法》，各地方政府依此法案，撥款資助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為遺族建立支持小組。

然而，日本遺族對政府這套以治療為出發的服務，同感不滿。2008年，專屬遺族的同儕團體「全國自殺者親屬協會」成立，岡知史寫道，有超過1,300名自殺者家屬參與。

日本遺族家屬串連的團體，強調三個新觀點，分別是：與悲傷共存（Living with Grief）、悲傷是我們的（Grief is Ours），以及悲傷是愛（Grief is Love），主張「即使遺族感到悲傷也沒有問題」。

社群的發聲，受到其他領域的關注響應。其中，前NHK新聞總監清水康之，後來成為遺族支持和自殺預防的社會運動家，他先後參與「全國自殺者遺族綜合支援中心」的成立，也創辦「自殺對策支援中心Life Link」。前者主張提供遺族「完善的生活支援」，因為自殺的發生，可能源於個人或家庭的債務狀況；事發地點，也經常使家人涉入公共或私人的賠償問題。因而，跨專業協作有其必要，除了醫學和心理健康範疇，遺族也需要法律與經濟支援，面對事後就學、就業和人際關係變化，調適過程，也考驗教育系統與社會資源的因應。

數據推算外，調查也呈現實際訪問結果。好比有56.4%的家屬，感覺到自殺汙名，認為警察和醫療機關的應對，為遺族帶來二次傷害。另外，若亡故者為家中經濟支柱，隨著時間推移，生者可能會對家庭財務感到擔憂。

在社群支持方面，79%的遺族表示，他們知道家屬有自助小組聚會可以參與，45.6%的遺族在調查當下正參與聚會、25.2%則是曾經參與，他們回饋：

「透過聚會，我感覺到解脫，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經歷類似事情的人。」

Life Link將調查現況作為政策建議的白皮書，提交給日本政府。依據全國自殺者親屬協會的網站所示，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當中，目前至少有一半的區域存在相關自助小組、聚會的社群，參與者不約而同地表示，希望自己的經驗也能幫助別人；另外，還有律師協會，專為遺族提供法律方面的專線諮詢。

在台灣，10多年前失去母親的朱妍安，也正持續打造陪伴遺族的支持團體。

2018年，朱妍安創辦「隙光精神」，從遺族訪談開始，到製作介紹影片、辦理聚會，再到經營實體空間⋯⋯這些行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媽媽自殺了，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我也參加過馬偕的團體，結束後，還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她憶述事發後狀態：「每天光是要吃飯、可以睡得著覺，都很困難。」比起談論喪親的失落悲傷、進入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朱妍安也同意剛成為遺族時，更需要的其實是務實資訊。比方說，政府有急難救助、紓困方案，喪親3個月內的家屬若符合條件，得申請以支持喪葬、傷病或生活方面的開銷。

每個家庭情況不同，她盡可能探索關於遺族與自殺相關的知識和資訊，初衷是想為自己找答案，也分享給其他需要的人。朱妍安和夥伴歸納整理，發展成隙光精神每年必執行的工作項目之一：辦理「關懷課程」。這是任何想了解遺族的社會大眾，皆可參與的實體課，內容分為知識與實作兩大部分，前者談論生者的悲傷歷程、不同失落階段的需求等主題，後者則涉及情緒覺察、自我照護、關懷方式和注意事項等。

隙光精神志工吳正華說，身為遺族，參與課程讓他收穫很多。比如，有項活動是有一個人拿著一壺很重的水，其他人必須在不能說話的限制下，找到方法去幫助承受重物的主角。就像遺族有個說不出口的重擔，旁人想幫忙，「如何不要憑想像，先入為主地行動，而是試著觀察和同理。」

吳正華認為，「在這裡，我感覺我們是朋友，不是誰要諮商誰，」精神和心理治療是另一種管道；在社群裡，想要的就是「你跟我一樣」。

朱妍安說，陪伴遺族沒有想像中困難，只是大家一起練習，再一次好好地吃飯、睡覺和生活，讓他們知道：

「悲傷可以慢慢去經驗也沒關係，不一定要符合生活本來要他成為的樣子。」

她分享，曾有位喪妻的男性，夫妻倆過去常一起爬山，後來他不再爬山了。朱妍安和夥伴邀請他再次上山：「第一次，真的很難過，他到每一個地方，拿著太太的照片自拍，那一天，我們整趟都沉默。」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他開始在路上說笑，也帶朋友一起來，「才發現真正的他，是一個很搞笑、很幽默的人。」

每一次自殺發生，就有一群人成為遺族。

一年年下來，朱妍安總會「看到新的需要」，又或者課程上完，有參與者想來團體當志工，於是志工培訓的工作也不能停下來。

但自殺者遺族是「被迫成為的身分」，在陪伴其他遺族的同時，朱妍安也需要持續面對自己身為遺族的事實，和自殺失落帶來的課題。

她提到，母親離開時寫了遺書，其中一句話是：「因為妳長大了，所以媽媽可以放心地離開。」這成為朱妍安的惡夢：「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辦法過生日。我會想，是不是我不要長大，她就不會走？」深深的自責，她無法輕易忘記。

對吳正華來說，要能消化自責感，代表著，「要理解逝去的親人，某方面來說，就是接受他的決定、接受自殺真是人生的選項之一，但這極違背我原有的價值觀。我會想，如果要接受並理解自殺的選擇，是不是就不該阻止自殺行為呢？想去對抗自殺，扭轉自殺現象的努力，是否終究只是控制欲的展現？」

「如果你說自殺是可以阻止的，那是否真的表示，我們遺族做得不夠，才沒能阻止家人的離去？這麼一來，我們自責的理由，不就成立了？」他問。

成為遺族5年，吳正華說，這個身分帶給他很多「思維上的矛盾」，但他認為，即使思考自殺議題非常費力，卻是很難閃躲的課題。他盡量讓自己從這身分當中找到施力點：

「減少受害者，拯救其他受苦者，這是成為遺族後，我的正向動力之一。」

每年母親忌日，朱妍安都會為自己安排一趟旅行，回去跟媽媽一起住過的地方。朱妍安將這天名為「心想日」，意思是「在心裡好好想念的日子」：「我會好好哭、好好想念她，我知道我的每一滴眼淚，是因為我們的愛還沒有說完，而我不想要因為她做了這個選擇，就讓愛消失。」

她說：「雖然媽媽用我不理解的方式離開，但我覺得，愛應該要比她做的這個決定，再更偉大一點；我們之間的關係和連結，比她做了什麼決定還重要。所以，即便她讓我很生氣、很受傷，但我會告訴她：『我還是很愛妳、我理解妳，只是如果有下一次，請妳不要再這樣做。』」

「要知道你可以活下去，也許你現在不這麼認為，但你真的可以。」

波頓在1970年代經歷兒子自殺離世，隨後創辦了該國最早的遺族支持團體之一The Link Counseling Center。近幾年，她在遺族論壇Alliance of Hope上發表文章，表示因為兒子的自殺，每年母親節都讓她很痛苦，但是，波頓仍珍惜與兒子在一起的時光。她寫道：

「是他教我敬畏（revere）生命，了解它的珍貴和脆弱，並能珍惜每個當下。在母親節這天，我意識到正是苦難，讓人類彼此相遇、不再陌生，生命透過這寶貴的親屬關係，重獲意義。」

失落的痛苦，可能讓陌生人彼此相遇，產生新的連結與力量。

Alliance of Hope的創辦人沃克（Ronnie Walker）接受訪問時表示，她設立遺族論壇時是60歲，一人經營。17年來，這個公開的英語論壇，有各國民眾註冊，至今已累積26,000多名成員和70位志工，成為一個自主營運的生態系；任何人在此貼文、發問，會無時差地受到會員或志工的關心與回應。

論壇之外，她也經營部落格和電子報，「我們每個月大約會發到3～4篇文章，」累積的內容，都成為重要知識，「曾有一位波蘭母親寫信給我們，說當地沒有太多支持系統，想請我們授權讓她翻譯部落格文章。我告訴她沒問題，只要註明出處，」沃克說，光是翻譯上的合作、交流，就可以讓更多人得到幫助，她認為台灣或許也可以這樣做。

自殺失落是全球議題，很多人都在經歷。朱妍安曾在隙光精神的粉絲專頁，收到來自馬來西亞遺族的私訊，想找人談談先生的自殺，以及此後如何陪伴孩子。馬來西亞直至2023年才將自殺除罪化，汙名與避忌更加艱難。朱妍安和夥伴透過電話、視訊，一直與這名馬來西亞母親保持聯繫。

只是，不少遺族都要等到事發至少10年後，才有辦法將自殺喪親一事說出口，而目前遺族的同儕支持管道，在台灣多集中於北部，朱妍安期待有更完善的支持環境，看見遺族的需要，讓他們不用再長時間受苦。

朱妍安說，衛福部翻譯了一份「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但放在網站上，要自行下載：「不是每個人在事發當下，都能馬上知道或找到（這個資訊）。我覺得政府其實可以在當事人會碰到的單位，無論是警察局、醫院或學校，有一份這樣的手冊或文件，即時給遺族，讓他們在遇到時，不會那麼不知所措。」

即使陪伴與安慰，無法輕易讓悲傷消失，但朱妍安說，「人的需求很相似，找到認同與歸屬感，相信自己被愛，」這份相信要能發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經歷，旁邊有人這樣對待你，讓你知道自己值得活在這世界，才有可能去長出真正的樣子。」她的語氣平緩而堅定：

「我覺得人在受傷時，可能會變得很可怕，不小心傷害到自己，也傷害到別人。但就是需要有人不斷告訴他們，你是被愛的、你是被愛的，我不會放棄你。」

從受苦到助人，或許這些遺族中的行動者，為的就是有天能有更多聲音，願意對他們、對失落的遺族們，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