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剛進入博士班就讀的林佳，得知父親於家中自縊的消息。當時她配合員警調查，令她難忘的是警方要求她和家人在警局觀看監視器畫面：「我非常害怕，怕看到我爸吊上去的場面。我跟弟弟去看影片，要播的時候，我緊緊抓住弟弟的手。」

影像會出現什麼？未知的恐懼攫住姊弟倆，直到播放結束，才知道根本沒有駭人的畫面，監視器只拍得到家門外面，警方播放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家屬確認，沒有外人進入，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8條：「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也就是說，碰到自殺這類非自然死亡的情形，會觸發刑事偵查流程，檢警單位必須調查，以釐清亡者死因。

員警Y（化名）表示：「無論現場是什麼狀況，我們都要先假設是他殺。」因此，調查初步會判斷是否有外力、外人介入？現場是否留有遺書？而死者身上有無外傷？外傷是否為人為？

警方會派出偵查隊、鑑識人員和員警到現場，拉上封鎖線、勘察環境、拍照或蒐集物證，確保現場跡證不受汙染、降低證據滅失的風險。另外，也會調閱監視器，向報案人、亡者的親友等關係人，詢問和製作筆錄。最後，檢察官會請法醫檢驗遺體，確定不是他殺後，才會發給家屬「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能夠開始辦理後事。

從調查開始，到遺體檢驗完畢的過程，稱為「司法相驗」。遺族從事發後，到為親人辦理後事前，必須配合上述各方調查往返警局、醫院或殯儀館等地；若自殺發生在家中，調查期間家裡會拉上封鎖線，回家等於回到命案現場。

員警Y說，調查時面對家屬，「要先判斷對方有沒有事先幫當事人保險，還是當事人生前有沒有就醫、吃藥、跟誰處得比較好，都要去問，這是必走的程序。如果不是他殺，我把筆錄給你看都沒關係，因為自殺不是犯罪。」

林佳回想：「雖然可以理解警方立場，但那個當下，我們真的滿不安的，不知道自己會面對什麼，在場也沒有其他可以陪伴或支持你的角色。」

其他遺族也表示，有時警方的詢問，讓他們感覺自己被當作「嫌犯」；即使當下再悲痛、不安，都只能靠自己。

Y對此回應，調查當下若真的遇到哭得比較厲害、處在震驚發抖狀態的家屬，警察能做的，是給對方一杯水，讓他緩一緩，再進行筆錄；或者，他們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有其他親友可前來陪伴；如需特定性別員警來溝通，或是其他需求，都可以提出來，「因為我們也知道，發生這件事是很遺憾的，」他說。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翁立思表示，通常遇有自縊情形時，「警察跟我們，都要確認當事人真的明顯死亡、家屬也不願意急救，我們才會放著（維持原狀）。但若家屬有要求，救護人員都會協助剪掉繩子、留下繩結（作為證物），然後幫當事人移至地面或床上，走完急救流程。」

然而，林佳表示，當時她的父親是單獨在家中離開，後續依遺書和監視器推測，時間約在中午左右；警方發現時已是下午，他們先通知母親，其他家人才輾轉得知。林佳說，最初到現場的警察和消防隊，未將父親從繩上解下、急救與送醫，而是「直接保留現場，並拍攝照片。」

Y說明，警方一般不會主動移動大體，除非在公共場合，鑑識人員到場之前，為避免驚動群眾、受媒體關心，才可能先將遺體覆蓋。另一名員警施嘉承解釋，「採證完，就能移動（遺體），」通常是等葬儀社來幫忙處理。

無論如何，林佳與家人的遭遇，讓他們感覺，好像家屬只能當無頭蒼蠅，他人怎麼說、就怎麼配合。

再後來的後事辦理，林佳說，由於父親和家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傾向從簡，刪除了禮儀業者提出的告別式布置花籃、法會道士等項目，業者竟說他們「很不孝」、「很冷血」。這不合理的對待，與隨之而來的情緒成本，最終由家屬自行承擔。

依據一般治喪流程，禮儀公司普遍會設定基本的服務項目，從禮儀師的配置、遺體接運、豎靈安靈，到各式用品準備、告別式會場的人力設備，再到最後火化與晉塔，根據儀式繁簡、會場規模和用品差異，可能提供不同價位的「套餐」，方便家屬選擇。

在非自然死亡的類型當中，自殺尤其特殊，不少遺族都曾聽聞民俗傳說，宣稱自殺者的亡魂會在枉死城內受到懲罰，例如不斷地重複自殺，最後才接受審判，進入地獄。「打枉死城」這項儀式，是由法師率領「破城」、解救自殺者，不用在枉死城內繼續受苦。

有遺族受訪時表示，手足自殺時，父親因為心疼孩子，能做的法事都做了，花費近30萬元。

這種厚葬的現象，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陳增穎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出於對信仰的虔誠，相信法事都要面面俱到，才是對家屬好；同時，傳統儀式有教化生者的目的，民俗上是要藉著儀式發揮嚇阻作用，讓生者不敢效仿當事人的自殺行為。

但另一方面，過多的儀式安排也可能是喪葬業者向家屬進行「恐懼行銷」，意即，業者藉家屬對自殺禁忌的恐懼，促成服務的販售。陳增穎認為，也許因為家屬也內化認為自殺是不好的，才讓業者的推銷奏效。

有遺族就曾困在禁忌裡，並為此自責：「媽媽過世後，我對留在家裡的東西感到害怕，害怕習俗說的晦氣、不吉利，也害怕想起死亡。我在房子四周擺鹽巴祛邪，這麼做的同時，心裡很羞愧，羞愧自己害怕自己的母親。」

無法參透的神祕，分化了遺族與逝者。林佳說：「我很討厭聽人家說『自殺會下地獄』，或是『自殺的鬼魂怨氣很重』這類的話，我爸爸沒有怨氣很重，他只是過得很辛苦，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一生，我相信他值得好好地休息。」

林佳和家人最終沒有為父親舉行告別式，而是依照父親遺書，電話通知了幾位他的軍校同學。入土時，有20名左右的同袍，來到軍人公墓為父親送別，她細細描述那天畫面：參與者們手捧砂土，依序將它灑進樹旁放有骨灰的淺坑當中，工作人員最後將餘土填平，一位父親的老同學指揮所有人列隊，向父親敬禮。

即使不相信宗教與靈力，回到現實生活，社會眼光與傳統禁忌，對遺族而言，仍真實得難以迴避。

林佳表示，自己和家人當初唯一做的儀式是「招魂」，也就是在法師帶領下，前往事發現場、呼喚亡者，引導祂回到家人身邊。這個儀式的用意，是為了避免親人的魂魄在外流浪，成為「孤魂野鬼」。

林佳之所以同意進行這項儀式，並非相信這個說法，而是為了要「做給鄰居看」：

「我跟我媽本來覺得不必去，但我弟覺得要去，原因是鄰居可能會介意我們沒有去做事後的處理，（給他們）帶來不好的影響或困擾。為了讓他們安心，特別去招魂。」

自殺的特殊性，讓遺族面對親人的逝去，在純粹的哀悼外，還多了一層「社會關係」要去在意。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指出遺族的普遍經驗：「假設你的家人在家中自殺，鄰居可能怪你讓房價下跌，它跟一般死亡不一樣。」她就遇到遺族說，事發後，鄰居對他們的態度變得冷漠，而有些遺族乾脆搬家。

這三層面的意義是，遺族可能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覺知到社會大眾對自殺行為有特殊的態度，又因為自身成為遺族後，實際經驗到被歧視和偏差的對待，綜合這些外在負面結果，將它們內化為自我評價，甚至是對自己的歧視。

遺族在汙名的作用下，成為了「演員」，努力在社交場合扮演正常人，難以本著真實的自我與他人相處。久而久之，他們可能在社會中變得退縮，斷開和家人、朋友的社群連結，減少解釋、澄清自己狀態與處境的壓力，致使失去原先建立的人際網絡，在哀慟中更失去了關係的支持。

至於遺族面對的社會汙名和自我汙名如何交織，陳增穎坦言不易分析。但她想起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在1980年代執行的傷痕實驗（Scar Experiment）：實驗中，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看著鏡子，並在他們臉上畫逼真疤痕，接著告訴他們，必須帶著這傷疤去和他人互動。事後，研究人員詢問參與者感受，所有人都表示他們在互動中受到了歧視，可是，他們不知道研究人員在互動開始前，已將他們臉上的疤痕去除。

這個實驗，揭示了個人的內在信念，如何影響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感受。陳增穎提起傷痕實驗的用意，是想鼓勵遺族不要陷入「自證預言」，也就是預期自己會遭受汙名、歧視，而果然感受到歧視，並低估自身改變境況的能力。

但林佳認為，傷痕實驗忽略了人的預期就是由社會眼光學來的結果；因此，遺族會產生受汙名的預期，也就代表這樣的歧視未曾從社會上消失。

陳增穎分享近期投入的調查，主題正是希望了解社會對自殺的認識程度，並討論自殺與汙名的議題。她在問卷採用了「自殺看法量表」，詢問受試者認為自殺行為是高尚的、獻身的、勇敢的、孤獨的、迷茫的、孤立的、不道德的、令人難堪的、膚淺的還是愚蠢的？從現階段得到的回應來看，最多人認為自殺是孤獨的、孤立的，最少人認為它是不道德、膚淺或愚蠢的。

2023年，張書森、陳映燁等人的研究揭示，在1,087名台灣成年人的全國電話調查中，表示願意幫助自殺風險者的人數比例為56.5%。研究者指出，具有協助意願者，較不會將自殺行為視為是個人選擇，或對此產生誤解。

上述兩項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對於自殺行為，或許有愈趨中性的理解。不過，陳增穎提醒，認知、行為與態度之間，並不是必然一致；換言之，人們對自殺有更多認識，不等於汙名與歧視就不會發生。

回顧初衷，多年下來的心理諮商訓練，讓陳增穎很在意活下來的人、受過傷的人，能否維持好的生活品質。她說自己不是遺族，但會開始自殺遺族研究，是因發現學生是遺族，希望透過研究，讓學生有「說出口的機會」。她感性說道：

「我想記錄遺族生存的過程，重新建構他們的故事，讓他們知道其實你走過來了、挺過來了、成長了，這很不容易。」

陳增穎對遺族的關心，確實被看見。在第一篇研究發表後，一名陌生遺族來信，自願受訪，請她替他書寫生命故事。這讓陳增穎非常感動，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