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卓瑤曾以《愛在他鄉的季節》、《秋月》、《浮生》、《如夢》四度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然而自從2009年的《如夢》之後，台灣再也沒有看過她的電影在院線上映。

2021年，她以一部極低成本製作的《花果飄零》重返華語影壇，從香港近年的街頭運動，以詩意手法穿越港澳百年歷史，思索近代華人的存在與命運。雖僅在金馬獎入圍一項最佳導演，卻讓她終於拿下獎座。

羅卓瑤與方令正這對編導夫妻，一直是彼此的創作伴侶，從拍片到生活都緊密相依。他們從《花果飄零》開始，徹底揮別商業電影工業體系，以DIY自主製作的方式，追求徹底的創作自由。在台灣、澳洲兩地拍攝的《霧海微瀾》，劇組比許多學生製作更陽春，人數最少時包含他們僅不到5人，演員和工作人員均為素人。

他們究竟為何以如此決絕的方式，在年過60後，告別曾投身30年的電影工業？讓他們投向獨立製作之路的轉捩點又是什麼？

羅卓瑤在澳門出生，香港長大，香港大學畢業後，英國進修。回香港影壇發展多年後，於1994年與方令正移居澳洲。她曾以《潘金蓮之前世今生》、《誘僧》等片展現多元化風格；《愛在他鄉的季節》、《秋月》、《浮生》則被譽為「移民三部曲」，都曾入圍金馬獎。

方令正早年從事電視劇本創作，到英國念電影再返港後，執導的第一部片《唐朝豪放女》讓他聲名大噪，《郁達夫傳奇》、《川島芳子》等片亦受肯定。之後，他為羅卓瑤的創作寫劇本及擔任監製。

羅卓瑤的作品中常呈現人在地理與心靈上漂泊離散的存在狀態，而在近年新片《花果飄零》和《霧海微瀾》中，她將目光轉向了香港、澳門以及在台灣、澳洲的港人，以結合劇情、紀錄、實驗的手法，步向浩瀚無垠的自由創作之境。

對於蟄伏多年後以「手工業」拍攝的作品回歸影壇，她堅定地說：「我們就是要original原創的，不喜歡重複。我們要做DIY自主製作，就是希望打破現在所有電影的同一種規律，要回到電影的本源，去尋找電影到底是什麼。我們已經厭倦了都是工業、市場、投資人的需要，不再是創作者的需要，要做很多的妥協，創作變成都是去討好別人，不是我們自己從心裡面想要的東西。」

儘管剛移民澳洲時，他們也曾在澳洲政府的資金支持下，完成了《浮生》和《遇上1967的女神》兩部備受好評的作品，但為了完全做到不受約束和審查，他們如今也放棄申請，「（澳洲）政府資金都可以找到，但是要等他們回應你的劇本給意見，他們不理解你在說什麼，We're not on the same page（雞同鴨講），從一開始就已經是很痛苦了，我們覺得這樣下去我們創作的欲望會愈來愈低，而且就沒有意思了，」羅卓瑤說。

然而他們為什麼決定不再妥協於電影工業體系？有哪一個事件或時間點成為明確的導火線嗎？

羅卓瑤大喊：「對！有！有！有！有！有！」

羅卓瑤連喊了五個「有」以表達她的不吐不快，方令正連忙道：「妳喝口水，不要動氣。」她則說：「動氣才能講出來。」

她說那個讓他們終於「受夠了」的經驗，來自於《如夢》之後他們2015年初在中國上映的作品《暴走神探》。「那個經驗太痛苦了，就是你要dealing with th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filmmaking（應付一堆跟電影完全無關的鳥事）。」該片從籌備期間就波折不斷，原定女主角懷孕辭演，男主角跟著走人，資方因此反悔原定預算；好不容易順利換角重啟並拍完上映，又因發行檔期一改再改，他們被找去中國開了三波記者會。接著才剛上映一、兩天之後，未經後製特效的剪接工作版本，竟被放到網路上流傳，其中包括還沒有被後製修掉的鋼絲。

方令正說：「做一個導演，好像還沒有穿好衣服就給人看了，真的太恐怖。這是每一個導演最大的噩夢。」

那是中國電影市場爆發式膨脹的年代，戲院數量急速增長，2014年電影市場總票房達到人民幣296億元，較前一年增長高達36.15%，大量資金爭相湧入覬覦這塊金礦。《暴走神探》上映半年之後，羅卓瑤和方令正聽人說才知道，他們如此在乎的電影創作，只是資方借用他們的名氣，為股票上市推動股價，電影內容和票房根本無關緊要。

這段極不愉快的經驗成了最後一根稻草：「我們覺得這個辛苦完全是浪費我們的生命。我們不玩這個遊戲了！」

方令正說，他們過去創作路線永遠像在走鋼索，有時稍微靠近商業一點，再靠著商業上的支持多做其他藝術創作，雖然辛苦也還做得下去；但在全球大環境改變之後，這個辛苦已愈發成為徒然。

他說，他們開始拍電影時，仍有外國藝術片市場，若有歐洲電影院或電視台願買版權放映，逐步累積便足夠拍下一部片，《秋月》便是賣得最好的例子。

但後來美國的Miramax影業，開始以《黑色追緝令》（1994）等片用美國明星和較大預算打入藝術片市場，因美國市場夠大、足以回收，卻連帶影響全球藝術片追逐商品化，許多小的藝術影院也跟著消失。藝術電影商品化的結果是，不論籌資或申請政府資金，同樣要跟商業電影競爭，生存空間愈來愈小，尤其若同樣是英語電影，更無法與美國明星和市場相比。

羅卓瑤說，就連他們合作過的澳洲影人，也都一有名氣就到好萊塢發展。她2000年以《遇上1967的女神》讓21歲的蘿絲・拜恩（Rose Byrne）在威尼斯影展封后，接著轉赴多倫多影展，在計程車上時美國經紀公司就打來找蘿絲，蘿絲驚惶轉頭問她：「怎麼辦？我要去嗎？」羅卓瑤只能說：「去啊！」

如今蘿絲已是好萊塢票房女星，羅卓瑤感嘆：「整個世界就是這樣，美國人一找你，你就『好！我來！』」澳洲攝影師狄昂・畢比（Dion Beebe），也在與她合作《浮生》、《遇上1967的女神》後赴美定居發展，拍了《芝加哥》、《藝妓回憶錄》等大片，如今拍戲有自己的休息拖車，「你怎麼找他回來跟你拍電影啊？你沒有這個錢的，」羅卓瑤說。

羅卓瑤與昔日合作夥伴做了不同的生涯選擇，但她說：「我不覺得是我命苦，我覺得是必要的，就是把我們訓練到可以不斷接受挑戰，然後讓我們知道這個是絕路，不要再走進去了，就走出來做我們的DIY，這樣更有趣。」

雖然已在心理和技術上一路為拍攝DIY作品做準備，但真正讓他們決定跨出第一步的起點，是2014年香港的雨傘革命。儘管他們已遠在澳洲，仍被香港那些年驚天動地的街頭運動所震撼。他們感受到曾經那麼熟悉的地方，竟然失去了曾經享有的自由，彷彿原本可以穩定站立的地面開始震盪，尤其對年輕人來說，如同忽然間失去了可以讓自己感覺是家的那個地方，許多人更在鬥爭之中和自己的家人分裂。

他們當時就知道這個運動不但對香港重要，對整個「中國」更是重要。他們所談的中國並不是指特定政權，而是從孫中山以降、廣義的對於當代中國的想像。方令正說：「我們的祖先希望有一個現代的中國，可是一直走不出來。其實我們講的不是政治，而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存在。你生在一個地方，你當然以為你的根在那裡，可是其實不是，你的根不知道在哪裡，突然之間這一切都可以改變。」

羅卓瑤說，她仍記得1989年六四天安門鎮壓的時候，他們在家裡看著電視，痛苦地擁抱痛哭。她往前回溯，想到1982年她在英國讀書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鄧小平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會談，就這樣決定了香港人的未來，而港人自己沒有任何選擇。「我是一個人哪，但是Who am I? 你自己的身分完全是模糊了。」

一直到了2014年的雨傘革命，他們所感受到的並不是單一政治事件，而是當代中國人從清朝到朝向民主自由的現代化路上，持續性的存在和處境。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在爭取公義，在這個過程裡發生的事情都不是各自獨立的。很多年輕港人都以為這只是香港的事情，但其實你的價值跟早在你之前兩千年的文化都有垂直的關聯，你不是單獨一個人存在的。」

《花果飄零》之後，他們原定繼續發展該系列下一部作品《靈根自植》，今年卻帶著另一部《霧海微瀾》重回金馬影展。從大量移居台灣和澳洲的香港人身上，他們感覺還有想說的事情還沒說完。

因為這樣一個「感覺」，他們在台澳兩地踏上田野調查之旅，追尋著香港社運後離散在外港人的足跡，遇見了由港來台的漫畫家、粵劇演員，還有深山裡的香港圖書館。

為了在台灣長期田調，他們在台南藝術大學舉行工作坊以做為基地，沒想到就在台南的南聲社，發現了他們已經尋覓十多年的南管，竟然就在台灣保存了最傳統的樣貌。於是種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在《霧海微瀾》中碰撞交織，為離散港人的生命狀態譜出了難以言詮的曲調。

平日生活堅持有機飲食的他們，如今拍片也走有機路線，在沒有計畫之中遇見了更多的驚喜和感動，卻也見證了無法預期的生死衝擊，那是任何創作計畫都無法框架的無常。他們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香港藝術家葉海地（Heidi Yip）和台灣阿美族雕塑家丈夫拉飛．邵馬（Lafin Sawmah），在台東長濱與這對夫妻倆一見如故，結為好友，並約定好拍攝計畫；卻沒有想到不久之後接到消息，Lafin於2023年6月因潛水意外長眠大海。

後來在取得Heidi的同意之下，他們將Lafin的死訊放進了電影裡。原本片中一直記錄著離散港人生命中可見的傷痕，卻因此更加向前跨出一步，叩問了生命存在的有限和不朽。羅卓瑤說：「人面對的無常是很具體的，你看得見，你感受得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都要面對mortality（死亡）。所以在電影裡面就變成很有機的一部分，我們DIY電影的過程裡就可以這樣很自然地放進去。因為在這個有限裡面，我們要找什麼是無限。」

從離散港人的霧海中回望，香港的未來何去何從？羅卓瑤說，他們上次2023年因電影受邀放映而回港，感覺人與人之間的態度變得很敵對，以往愛去吃東西的店也都不見了。「整個城市的氣場就是不開心。還能怎麼樣呢？因為留下來的人可能有些也不願意留下來，但是他們沒有地方去了。」

方令正說：「對我們來講，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我知道我們講『中國』這兩個字，大家有很多其他聯想；可是其實台灣真正是中國文化生了根的地方。可能你們住在台灣的人沒有這個感覺，可是對我們在外面的華人來講，我到台灣來，我在文化裡的感覺是回到我的國家一樣的。在這裡，我們感受到人情味和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那其實就是中國文化裡孔子講的『禮』。」

他們認為這種以禮出發的人際關係，在中港和世界等地都已不復存，只有在台灣依然保存了最美好的品質。他們在街上迷路總有人熱心指路或甚至親自帶領，有次在嘉義一位小姐指引他們怎樣去一間餐廳，吃完飯後老闆告訴他們，剛有位小姐打來關心他們是否安全到達。

「這種關心啊！我們都想哭了！人跟人怎麼可以有這種關懷，一個社會達到這個水平，這個社會真的就是人應該生存的地方。要是這個世界的人類都懂得禮的話，就沒有那麼多戰爭，沒有那麼多煩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