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愈深的河流,看上去愈平靜──《憂鬱之島》的創作歷程,與香港的身分探詢
2022年上映的紀錄片《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一年後和其他作者合著《憂鬱的編年:電影《憂鬱之島》與香港的身分探詢》電影專書。(攝影/陳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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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入圍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憂鬱之島》,記錄了六七暴動、文革逃港、八九六四等三個歷史時空下的行動者,並由2019反修例運動世代的年輕人重演前者年輕時的行動與政治抗爭,逃離與追求,記憶與所背負的創傷。行動者與重演者在電影所創造出來的當下時空中相遇,他們各自在真實人生中的行動與傷口,他們對香港的認知,對自我身分認同的界定,有相互對話、甚至理解的可能嗎? 以此為輻射,在這本《憂鬱的編年:電影《憂鬱之島》與香港的身分探詢》電影專書中有進一步延伸與討論。本書第一部從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社會運動的意義及其創傷、異議與堅持、對於左派青年的分析,以及紀錄片如何書寫歷史等面向,回應電影裡所拋出的諸多提問與時代難題。 第二部分則為導演陳梓桓所書,描述《憂鬱之島》的創作緣起、拍攝人物與素材的挑選、拍攝方式的考量、「重演」手法的挑戰及他的思考,還有面對紛雜的素材如何剪輯等等。而在本片拍攝期期間,香港社會發生巨變,讓這部原定為「後雨傘」的電影變成了「後一九」電影,導演又如何予以詮釋?本文為《憂鬱的編年》第二部分章節書摘,由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標題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反送中時期的拍攝,顛覆雨傘運動的經驗

2019年初,我慢慢感受到香港正醞釀一場大規模的抗爭,很多相關或無關的拍攝,包括反修例年初的數場遊行,有關雨傘運動占中九子案的審判六四天安門事件30週年的一大串紀念活動,甚至那些把五四運動百年作為「愛國」教育的官方活動,通通在那短短數月發生,拍攝時的感覺就好像幾個世代、不同的反抗者在對話,那種堆積起來的反抗精神一時間串連起來,慢慢推到爆發點。

2019年6月12日,下午3時,催淚彈爆開的一刻,這陌生又熟識的白色刺鼻氣體,於雨傘運動5年後,再次散布於香港的空氣當中。往後的數個月,香港城市的不同角落也能嗅到這強烈的氣味,雨傘運動後失去聲音的香港人,以最絕望的方式反抗。反送中抗爭爆發,作為紀錄片導演的我,便拋下了一切,走上街頭拍攝。

街頭運動爆發一開始,我站在人頭湧湧的街頭,依然有點不太習慣。跟我拍攝《亂世備忘》時完全不同,抗爭者沒有死守一個占領區,基本上也沒有太多現場交流和靜止下來的時間,一看見勢色不對,大家便如水般散去,看見平靜下來,又再次聚合向前。街頭抗爭由從前只會在港島區遊行示威,在2019年發展到九龍新界各區,甚至多區同時進行,作為拍攝者的我完全跟不上,除了拍攝前線的衝突,我完全找不到任何拍攝的重點,也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似在隨水飄流,非常困惑。

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我長時間停留在占領區,跟拍著幾個年輕的抗爭者,當時提倡的公民抗命,大部分人都願意出鏡,身體力行,用不同媒介去讓政治冷感的群眾也被感化,參與其中。在那70多天占領,我跟拍幾個年輕的抗爭者,與他們一同經歷整場運動。相反,2019年則是一場沒有面孔(faceless)的抗爭,在現場基本上很難找到願意被拍攝的人,更重要是現場發生的衝突,讓我對自己的攝影機所記錄的會帶來的後果是好是壞,深感懷疑。2014年的我,覺得攝影機能夠參與,並或多或少能推動社會運動,2019年的攝影機於我,在洶湧的街頭上,是最沒有用的物件。

反而身邊的獨立記者,他們手中拿著電話,報導現場發生的事,直播於社交媒體,連結網上成千上萬的人,讓我感到他們手中強大的力量;而我手中的攝影機,除了不知道在拍攝什麼外,又難以走近抗爭者,所拍攝的素材,可能在幾年後才能面向大眾,這讓我更不理解自己在現場的位置,我甚至懷疑自己只是到現場來找點事做做,減輕自己的罪疚感。手機直播的技術,在2014年時,還未有足夠的流動網絡可以支援,那時在現場直播的大都是一些較大的新聞媒體,拿著碩大的直播器材,與報導記者在現場拍攝。雨傘那一年,我用輕便的方式,拍攝主流媒體不同的角度,以第一身參與現場的經歷,和抗爭者並肩的感覺,讓我找到自身的位置,製作出雖然粗糙但是有溫度的《亂世備忘》。2019年的抗爭,現場的直播手機好像取代了我的位置,並遠遠超出我所能做到的,報導者講述現場的狀況發展,帶著面罩的示威者,在一些較為平靜的時刻,也喜歡在直播手機前與報導者及網上群眾交流,這顛覆了我對現場拍攝的想像。

但亦因為這種原因,我更深思自己所拍攝的是什麼,既然自己手中的媒介和拍攝方式,不可能追求timely的報導,就不如努力地去提供更多的深刻思考,努力嘗試把手中素材,變成可以經歷時間和世代的作品。

從不帶證件到穿上反光衣,難以敘說的迷失
陳梓桓拍攝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現場。(圖片來源/憂鬱之島Blue Island Facebook粉絲專頁)
陳梓桓拍攝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現場。(圖片來源/憂鬱之島Blue Island Facebook粉絲專頁)

2019年紀錄片的現場拍攝,亦有再多一重的難度,即使是各大媒體的記者,在現場也是困難重重,而紀錄片工作者的身分,情況更甚。其他媒體記者有比較容易被認可的媒體、機構、或記協的證明,但紀錄片工作者,除非你是為一些海外大媒體拍攝,亦即使你是為海外的媒體拍攝紀錄片,也未必能很快得到證件。在抗爭現場拍攝,經常多番被留難,更有很多紀錄者差點或已經被捕。

從前會很想避免一種以「記者」身分保護自己的狀態,無論是在雨傘運動,還是2019年反送中剛開始的時刻,覺得自己可以以拍攝者的身分參與一場運動,所以一直不會帶證件或媒體的反光衣。但後來事態的發展,除了因為前線的子彈橫飛和濫捕,也因為有被抗爭者阻止拍攝,檢查素材的經歷,讓我覺得不能再以這種模糊的身分出現在現場,以免造成大家的恐慌和誤解,所以在反送中抗爭進入第三個月時,我終於穿上了反光衣,也帶上了年輕的副導演為我找來的保護裝備。在這半年的拍攝,相比很多記者和紀錄片的同伴,我是非常幸運的,只曾於胸口等肉比較厚的位置中過反彈而來的催淚彈和布袋彈,算是輕微的瘀傷,並得到現場義務急救員快速的協助。

反送中拍攝當中,有一段對我來說最深刻的經歷。《憂鬱之島》影片中有幾個被捕者用索帶扣著雙手的鏡頭,那時我剛剛從被捕的人群中被釋放出來,早一刻我被防暴警察壓下來,和其他很多示威者一樣,被噴滿了一臉的胡椒噴霧,「拉埋佢!(抓住他!)」一位警察大喊,那一刻我心想,「這次麻煩了!」其實我一直很不想用紀錄片拍攝者的身分與抗爭者劃清界線,這是我自《亂世備忘》以來作為拍攝者的信念,但那刻我站起來,大喊「點解要阻住我!點解要拉我!我做緊野!(為什麼要阻止我!為什麼要抓我!我正在工作!)」大喊出來的時候,我有種對自己的信念崩潰的感覺。

後來警察一軟一硬地在處理我的要求,我拿出一封海外媒體的信,早兩個月《憂鬱之島》剛在一個海外的提案會裡得到獎項,電視臺給我們一份合約(最後沒有簽署),有些關於在香港拍攝的英文信件,我便拿出來給那個看來比較能溝通的警察,他看過後把我的身分證資料抄寫下來,便把我放走。現場我估計有6、70位示威者被扣上索帶拘捕,而我用「記者」身分逃出去了,既是猶有餘悸,但更多是難以明狀的罪疚。我整理好自己後,走到遠遠的一邊,把攝影機換上100-400mm的長鏡頭,用像拍飛鳥般極為安全的距離,拍攝他們被索帶扣上後一對一對的手,那一刻我眼眶不由自主地溼了,當眼眶一溼,胡椒噴霧就刺痛了眼睛,淚水奪眶而出⋯⋯

後來我才發現我差點被捕時收到訊息,我的一位紀錄片朋友發來的,「不用擔心,我拍到你,什麼也沒有做!」 我便回覆:「我無事,放出來了!」

但那之後他再也沒有回覆。後來才知道他在另一邊被捕了,兩年後他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罪」,罪成入獄。

這個經歷是我在反送中裡最難以講述的,這包含我對自己在抗爭現場拍攝的失望。理大圍城後因著迷失,也因著怯懦,我再沒有到抗爭現場,而《憂鬱之島》裡,最後也沒有放很多反送中的街頭鏡頭,縱使現場拍的素材存滿了整個20T的硬盤。

我不能好好處理2019年的街頭抗爭,這是我對自己的一個總結,最少在這一刻,我是這樣覺得。

進入2020年,街頭抗爭慢慢被鎮壓下來,疫情開始,被捕者愈來愈多,香港進入後一九的時代,《憂鬱之島》也從後雨傘,走進了另外一個時代,一個香港已回不去的時代。

為《憂鬱之島》找一個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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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梓桓在剪輯《憂鬱之島》時,碰到不少難題與自我辯證。(攝影/陳曉威)
陳梓桓在剪輯《憂鬱之島》時,碰到不少難題與自我辯證。(攝影/陳曉威)
2020年秋天,我想差不多要為《憂鬱之島》找一個結尾。後一九的香港時局每天都在演變,我想一部電影不能無限期的追著時勢發展,應該是時候找個停下來的位置,也讓他留在屬於他的時間點。我想了很久,在已有的素材當中尋尋覓覓,依然找不到出口。有一天,我忽然覺得那刻的香港,有點像等待審訊的人,我們很難去想像很遠的未來,因為大家都在等待,審訊後可能便要鋃鐺入獄,而那種未知,或者可以成為影片的尾聲。我開始從各種渠道
人工挖鑿的水道。中國等地另有延伸用法,指門路、管道。
尋找一些被捕者,有的正在保釋,等待審訊,也有已經服刑結束,也有的是後來才知道,在見面拍攝後再次被捕入獄,囚禁至今。

我在工作室搭建了一個被告欄,然後請他們坐在裡面,他們慢慢回憶這一、兩年的抗爭、被捕、審訊的心路歷程,也有想像自身與香港的未來,每一個面孔的經歷看似微少,但卻是獨特的,對他們來說都是巨大的改變。有人形容審訊像婚禮,很多多年不見的面孔,忽然在法庭的旁聽席上聚首一堂;也有年老的一輩,回憶起七○年代在港英時代第一次抗爭被捕;有人以患上絕症,比喻漫長的審訊過程,他們害怕身邊的人擔心更甚於自己,學會在有限的時間裡珍惜家人和朋友。

回到電影裡最重要的問題:

「對你們來說,香港是什麼?」

我想沒有一個受訪者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們沒有去回答香港的身分怎樣建構,卻訴諸最直接的感情。雖然這個地方的巨變讓人感覺陌生,但這裡卻是一個承載著回憶與經歷的地方,身在這裡就會有一種安心的狀態,那種感覺即使在《國安法》和抓捕下,在我們的恐懼當中,仍有對這個地方的那種熟識與不捨。

我沒有把這些訪問內容放進去,只留下被告欄靜默的面孔,直面觀眾的眼神,剪輯成一段長約5分鐘的段落作結。有人與受審者對望後,覺得太消極,因為他們都是被動地在等候發落,但又有人覺得,在一個無面孔(faceless)的抗爭中,能夠看到手足臉上展露的複雜情感,很是難能可貴。而把他們的面孔併合不斷出現,就像是看見大家各自的存在。

這些面孔,恰恰好像為這部電影開始時的提問「香港是什麼?」,給出一個簡單卻明確的答案。

香港,存在著怎麼樣的幽靈?

那一年(2021)的7月,我啟動了因疫情推遲了很久的藝術駐留計畫Berlin Artist-in-Residency(BerlineAiR),帶著還未完成的《憂鬱之島》前往柏林3個月,當地接待的Nipkow機構提供了住宿和生活費用,也有簡單的剪接室,以及提供給電影人的工作坊,那是我最集中剪接的一段時間,每天8、9時起床,吃過早餐後,坐40分鐘的鐵路前往剪接室,然後埋首電腦,直到晚上8、9時,才回家休息。回家路上,在鐵路的月臺上吹著風,看著夕陽留下的餘暉,有種說不出的舒暢。我每天的工作時間太長,當地負責接待的朋友都說,「梓桓!放鬆一下吧!難得來到柏林。」

我便在城市遊走,可能走3、4小時的路,累了便坐下,休息夠便再走。我喜歡去舊機場滕珀爾霍夫(Tempelhofer),早幾年去的時候那裡還架起了敘利亞的難民營,今日已人去樓空,只餘下一些方方正正的臨時屋,這裡曾經是西柏林被封鎖時空運糧食的地方,今日那些開放的停機坪和草地成為人們遛狗散步的地方,由西邊走到東邊,已經大半小時,斜陽會把你的身影拉得長長的,映在停機坪上。我又去看二戰猶太人被害的博物館,這些事情很直接地讓你知道,我們作為人,可以變成多恐怖,這也是這幾年在香港我所感受到的;史塔西博物館(Stasi Museum)在我家附近,我去了兩次,那些國安的監控與今日的我們何其相似,有人在結婚多年後才發現原來對方是國安的線人,那種建立起對人的不信任,那種恐懼,是極權社會的慣常手段,千百年皆如此。

在柏林的那段時間,給好一些人看過《憂鬱之島》的初剪,不只一個人看後向我提起Hauntology(魂在論),柏林圍牆倒下後,其實從沒遠去,依然像鬼魂般不散,跟著每一個人。我們香港人,不同年代的人,又存在著怎麼樣的幽靈,在我們身旁徘徊,揮之不去?而我做了很遊客的事,買了柏林圍牆的石頭,把它送給即將被宣判入獄的阿朗
一位參與《憂鬱之島》的素人演員、因反送中運動而被判暴動罪成的譚鈞朗,在入獄前於《憂鬱之島》中重演當年六七暴動少年犯楊宇杰。

BerlinAiR導師John Burgan給我不少意見,他來自英國,對香港的殖民背景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對影片還是滿心疑問,而片中人物眾多,他們也會有記認亞洲面孔的實質困難。我最終放棄了時代不停穿梭的剪接方向,即使我相信那個方向一定有一個未曾出現過、最完美的版本。3個月後,我回到香港,開展14日的酒店隔離,感受著人身自由受限的狀態會是如何。那時候的《憂鬱之島》,已清晰地分為四段,每個人物,觀眾有足夠時間認識和進入,加入簡約的文字,解釋部分背景資料,但又留有空間讓觀眾自行發掘,而重演中亦有接上很多導演喊卡之後,跳出來的那些過程,因為這不僅把觀眾從劇情片的凝視中疏離出來,也是把重演的歷史一下子跳到今天的方法。而那個版本再調整,便慢慢成為隔年1月定剪最終的版本。

這幾年有很多關於反送中的電影,激情地處理2019年的運動,燃起人繼續抗爭的心,而我在漫長的剪接期間,情感一直很抽離,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完全地投入運動,或者是不是真的愛這個地方,我在三藩市參與美亞電影節( CAAMFest)時,寄住在策展人朋友的家,我談到自己這一種平靜而有點冷酷的狀態,當時伯母剛好經過,她說:

「不就是愈深的河流,看上去愈平靜?」

我發現,創作《憂鬱之島》,正是我排解憂鬱的方法,電影讓我有種安全的距離,去舒緩我失去了這座熟識城市的那種難以言喻的痛,這不只是公共的,同時也是個人的。當我對現實世界充滿無力感,我便把所有心力都放在這90多分鐘的影像當中,彷佛這是我唯一能改變的事。隨著時局的轉變,在《憂鬱之島》即將完成的時候,我把自己的想法重新記下:

香港經歷一九年的劇變,這城市的人盡是憂鬱失語。離散與失去自由,原來沒有離自己很遠。
我出生在英殖香港的最後十年,中國政權延續的不安與不確定性、隨之而來的政治和社會動盪,種種促使我探索香港人集體身分的細微差別。審視這座城市的過去時,我看到歷史在短短幾十年如此頻繁地重演。
這部電影,是在快將沉沒的島嶼中,盡可能拍攝下來。這是關於「我們」,但「我們」是什麼?香港,又是什麼?這電影從過去到今日,看不同年代的人,他們沒有停止過想像香港,想像香港的未來,並因此各自付出了代價。
透過記憶的重新呈現,並置不同年代的香港人,連結、碰撞或探索一群香港遺民的心路歷程。這電影不僅是動盪裡的個人見證,也是這個島上將幾代人持續連繫的紐帶。
──《憂鬱之島》發行時預備的媒體資料:導演的話
《憂鬱的編年:電影《憂鬱之島》與香港的身分探詢》, 陳梓桓、羅永生、林耀強、周永康、駱頴佳、謝曉虹、林易澄;潘達培著,春山出版
《憂鬱的編年:電影《憂鬱之島》與香港的身分探詢》,陳梓桓、羅永生、林耀強、周永康、駱頴佳、謝曉虹、林易澄、潘達培著,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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