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近的日本也有類似的立法，過程中的爭議及討論可供台灣借鏡。

2025年2月5日，日本自民黨、公明黨、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組成的跨黨派議會聯盟，向參議院提出《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案》，旨在確保第三方捐贈精卵人工生殖醫療能妥善實施，以及建立一個能讓精卵捐贈子女得知身世資訊的制度，反映近年來對人工生殖醫療法制化及兒童身世告知權利的重視。然而，其中規定，孩子18歲以上才能獲知捐贈者的身高、血型、年齡，其他資訊必須徵得捐贈者同意才能提供，引發外界質疑法案是否真能保障精卵捐贈子女的權利。

此外，法案規定只有法律婚夫妻能使用捐贈精卵，讓日本同性伴侶社群表達生育權被剝奪。最終，在外界強力的反對之下，2025年6月5日，該法案撤回。

2026年3月底，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性別研究所特任講師，同時也是創辦社團法人Donor Link Japan協會的仙波由加里教授來台演講，分享《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案》的內容、主要爭點，並解釋何以引起反對聲浪。此法案的討論，彰顯了捐贈精卵人工生殖所觸及的複雜問題：捐贈者資訊如何保存、管理和揭露，才能保障精卵捐贈子女的身世告知權利？捐贈精卵人工生殖的親子關係如何認定，才能因應多樣的生育實踐？

仙波由加里首先解釋，《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案》的法源為2020年立法的《關於使用人工生殖技術出生子女之親子關係之民法特別規定》（以下稱《生殖輔助醫療法》）。生殖輔助醫療法是日本首次針對捐贈精卵人工生殖醫療立法，主要目的為確立精卵捐贈子女的親子關係，並在附則第三條規定兩年內建立捐贈精卵生殖醫療的規範，以及捐贈精卵子女身世資訊保存、管理和揭露的制度，因此陸續提出2023年的《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草案》及2025年的《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案》。

2020年的《生殖輔助醫療法》主要目的為確立精卵捐贈子女的親子關係。然而，仙波由加里指出，本法的親子關係框架僅規定：（一）經由捐卵人工生殖懷胎，生下孩子的女性為小孩的母親；（二）妻子徵得丈夫同意，以其他人捐贈的精子透過人工生殖方式懷胎，丈夫不能否認與子女的婚生關係。

再者，雖然2023年《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草案》重點之一是保障兒童身世告知權利，但限縮精卵捐贈子女滿18歲後，只能取得捐贈者的身高、血型和年齡等3項資訊；如果需要其他資訊，必須取得捐贈者同意。

然而，經過兩年的研議，2025年《特定生殖輔助醫療法案》的條文仍未改善。仙波由加里指出，該法案的兩個主要爭點，包括身世告知資訊範圍及排除單身女性及同性伴侶，讓此法案最終撤回廢案。

日本婦產科學會在2023年草案出爐後發表的聲明指出，孩子無法從幼年時期就得到充分的身世資訊，而是「等到小孩成年後提出身世告知資訊的請求時，捐贈者才告知願意揭露的資訊」這種做法，並不是真正尊重孩子的權利。易言之，精卵捐贈子女的身世告知應從幼年時期就開始逐步進行，而非等到成年後才消極地提供有限的資訊。

再者，日本婦產科學會聲明也指出，只揭露身高、血型、年齡資訊並不足夠，因為精卵捐贈子女尋求的是自己可能會從捐贈者遺傳到哪些特質，例如擅長的事、不擅長的事、性格等「與自我相關的資訊」。Donor Link Japan理事石塚幸子就是透過捐精誕生，她曾在眾議院法務委員會上發言：

「我之所以想了解我的捐贈者，是因為我的內心深處總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是從母親和『精子』這個東西中誕生的，對此我感受到強烈的違和感。我希望能切實地感受到，這件事不是有『東西』參與，而是確實有『人』參與其中。正因如此，對於捐贈者，我希望獲得的並非身高、體重這種零碎的資訊，而是那些足以辨識自我的資訊。並且，哪怕只是一次也好，我希望能見他一面，親眼確認那個人確實存在於世上。」

仙波由加里指出，由此可以了解，法案中子女取得捐贈者資訊的年齡限制、捐贈者資訊揭露的程序，或是只揭露非常有限的資訊等，都離真正保障「兒童身世告知權利」十分遙遠。這樣的規定說是保障「捐贈者隱私權」或許更為貼切。

不只如此，立法者還進一步對私下取得捐贈者資訊一事訂定罰則：2025年的法案第77條規定，如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或揭露捐贈者相關資訊，將處30萬日幣以下罰金。這對於積極倡議身世告知權利的仙波由加里而言，十分不可思議。

Donor Link Japan自2022年12月成立後，提供精卵捐贈子女相關支援，包括由協會內的婦產科醫師協助想聯繫捐贈者的子女做DNA親緣檢查，並運用當事人的資料協助聯繫捐贈者。仙波由加里擔憂，這樣的支援在未來可能觸法。

長期提供「告知支援」服務的原醫學診所（Hara Medical Clinic）也表示，在捐贈者的同意之下，該院會對懷孕第9週到20週的夫婦，提供捐贈者的非特定個人資訊，如身高、體重、血型、興趣與特長、職業、捐贈理由、病史等資訊，並建立一套伴隨孩子成長，由家長逐步告知的「告知支援」服務。許多透過捐贈精卵而生養子女的父母都表示，這些資訊非常重要。然而，原醫學診所擔憂，若類似法案通過後，相關醫療院所可能不再有空間自行採取應對措施。

在身世告知爭議之外，法案限制只有「法律婚」夫婦能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排除了事實婚、單身女性及同性伴侶使用，也引起爭議。

為什麼法案只讓結婚的夫婦能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主要的考量是「親子關係認定」。仙波由加里引用公明黨議員秋野公造時去年（2025）接受日本醫藥記者岩永直子訪問的報導，秋野公造認為，關於捐贈者是否有撫養義務，各方還是有不同的意見；如果讓法律婚夫婦之外的人（如同居者、同性伴侶）使用捐贈精卵人工生殖，由一方懷孕，但不幸產婦死亡的話，捐贈者是否有撫養義務這點就會成為問題。因此，為了「維持穩定的親子關係」，法案中只限定「法律婚」夫婦使用。

仙波由加里也說，她去年4月與秋野公造見面時，後者提到要保護捐贈者，因為如果捐贈者不保持匿名性，孩子的母親可能要求法律捐贈者承認父子關係，索取子女撫養費，孩子長大後甚至可能向捐贈者主張繼承權。因此，為保護捐贈者，他認為應限定法律婚夫婦使用。

然而，對於想成為家長的同性伴侶、不論是已經懷孕、期盼著孩子到來，或是已經尋求海外精子銀行協助的同性伴侶而言，立法者想像的「穩定的親子關係」，並未考慮到他們面對的現實，讓他們感到憤怒與不安。

同一天，立憲民主黨也召開了緊急記者會，由日本的同性伴侶現身抗議。一位女性每天與懷孕的太太一起感受胎動，正期盼著孩子出生，她表示，自己從青春期開始，就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要跟伴侶一起生養小孩，近年日本的LGBTQ社群多了許多生養孩子的家長，讓她獲得許多勇氣；也因為持續感受到日本社會的進展，她對於這次的法案感到特別恐懼，擔憂那些渴望以同性伴侶身分懷孕、生養小孩的人，以及那些渴望擁有小孩卻處在非婚姻關係中的人們，會像過去的自己一樣，無法以安全的途徑實現願望。此外，她也擔憂即將出世的孩子，以及已經在這世上綻放光芒的孩子們，都將背負著「透過非法手段出生」的汙名：

「我想大家都已深知偏見與歧視對當事人造成的巨大影響，有時這甚至會演變成足以剝奪生命的威脅。身為肩負兒童福祉的成人，同時也是身為家長的一員，我認為必須竭力阻止這樣的未來發生。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生活在一個既不會成為歧視者，也不會成為被歧視者的未來。」

另一位已經透過海外精子銀行生下小孩的女性也表示，會使用海外的精子銀行，是為了選擇一位願意公開身分資訊的捐贈者，讓女兒在未來為確立身分認同感到煩惱時，能留下一條讓她實際見到生父的途徑；同時也是考量到捐贈者相同可能造成近親結婚等風險。然而，明明已經考慮得如此周全，卻被以保護兒童權利為由，排除在法案之外。她擔憂未來女兒可能被貼上「以非法方式出生」的標籤，因此向立法者呼籲：

「能否再次考慮擴大適用對象的範圍？請不要讓女兒出生的過程被視為違法。照這樣下去，將來向女兒說明身世的時候，可能會傷害到她。明明是懷著滿滿的愛將她養育長大，卻要擔心這會降低她的自我肯定感，讓我內心充滿不安。懇請打造一個能讓我們抬頭挺胸坦然說明的法律未來。」

仙波由加里表示，儘管法案最終因外界強力反對而未經國會審議即廢案，但依照2020年《生殖輔助醫療法》附則第3條的規定，仍會有新的法案出現。她表示，法案的起草過程缺乏精卵捐贈子女和受贈父母的參與，接下來也必須密切關注法案中利害關係人的意見，與法案內容有多大的落差。

借鑑日本的立法過程可以看到立法過程中，包括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如何制訂完善的法律、多樣的生育實踐可能面臨的親子關係問題，以及如何管理捐贈者資訊、如何向捐贈子女揭露捐贈者資訊、家長如何向捐贈子女進行告知身世等多項議題。該如何打造一個同時能因應多樣生育實踐的親子關係，並能真正保障兒童身世告知權利的法律？值得正修訂《人工生殖法》的台灣立法者多加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