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正準備慶祝結婚週年的Asher與Iris（皆為化名），迎來意料之外的消息。

32歲的Iris是醫藥記者，婚後就很期待寶寶的到來，過了幾個月仍沒消息，決定先找診所養卵。有次Asher陪她回診，醫師詢問要不要順便驗精，一小時後結果出爐，醫師嚴肅指著空白的電腦螢幕：「沒有東西（精子）。」

走出診所時，兩人緊緊牽著手，沒有說話。

檢查結果，Asher的Y染色體發生基因片段缺失，導致造精功能異常。兩人分頭看泌尿科與婦產科，Asher進行睪丸取精術，只找到還未成熟的圓精細胞。Iris打停經針治療巧克力囊腫，接著做取卵手術，承受難熬的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圓精細胞最後做出5顆胚胎，第一次植入4顆，沒有成功。隔月再植入，依舊沒有如願。

他們現在來到命運交叉口：8個月治療已花費55萬，而圓精細胞成功率太低又燒錢，若要繼續治療，就得考慮借精。

Asher原本沒料到會走向這步，與Iris來回討論後，覺得這或許是個方法，只是擔心小孩跟他長得不像，會被說閒話；也不確定捐贈者的基因與Iris結合後，會不會出現捐贈時查不出來的疾病。Iris對遺傳疾病懷抱相同擔憂，但她更在意的是，孩子是她懷的，也是她的卵子，「我怕Asher覺得孩子跟他沒有關係。」

但兩人並沒有立即意識到，當選擇借精，他們要為孩子做的人生重大決定之一，是要不要讓他知悉身世。

「家長實在想不到這麼後面的問題，因為光是做治療、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辦、跑流程文件，就已經焦頭爛額，」Asher坦言，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不告知」似乎才合情合理。而且在諮詢借精時，生殖診所從沒跟他們討論過這件事。

Iris則說，她是在採訪前閱讀相關資料，才開始認真思考身世告知。她覺得這沒什麼不能說，若未來捐贈者想跟孩子互動，她也抱持開放心態，「孩子多一個人愛，有什麼不好？」

然而，一旦開始思考，疑惑就停不下來：要在幾歲說？什麼時機點說？第一句話怎麼說？孩子會有什麼反應？過去一年，Iris翻查國內外醫療文獻、精算療程的諸般可能與風險，唯獨這題，她找不到確切解答，夫妻倆也不知能跟誰討論。

採訪一年多來，《報導者》發現，少數借精、借卵家庭不再對外人避諱自己的選擇，但還未深思該如何向孩子說明身世。

36歲的護理師姿姿，與大學同學小古婚後久未懷孕，檢查發現AMH遠低於正常值，醫師宣告唯有借卵一途。在家人支持下，兩人很快做出決定，一年多前迎來兒子「Good morning」。有感借卵的經驗分享太稀缺，姿姿將過程拍成Vlog，放上Instagram分享。

談起身世告知，小古首先想到的，是「親生」的定義。「即便小孩沒有媽媽的DNA，懷孕時的血液跟養分也是媽媽給的，這能說跟我老婆不親嗎？」他覺得，Good morning就是他倆的小孩，似乎不必刻意提起他是來自另一人的卵子。

但若未來Good morning的同學或朋友拿IG影片的事去問Good morning呢？姿姿與小古頓了一下：「我們沒有想過這問題。」

小古表示，當時診所告訴他們，台灣規定，捐贈的精卵只能活產一次。因此夫妻倆認為，就算捐卵者未來有自己的孩子，也不太擔心兒子在人海中遇上，所以很自然地不會去思考告知。姿姿補充，他們會先找時機為兒子心理建設，不希望這麼重要的事，反而是由別人先告訴他：「我會說，不管你怎麼來，都是從我肚子裡來的。」

夫妻倆隨即討論起可能的做法，小古說，他們不會拐彎抹角，因為態度愈閃避，孩子反而想得愈多，「可以告訴他，人生會遇到很多不可預測的事，媽媽遇到了卵子的狀況，所以我們去了生殖機構（借卵），才有今天的你。」姿姿也說，台灣不像國外有身世告知的繪本資源，「或許我可以自己做一本。」

相較異性戀家庭告知資源近乎真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20多年來，已陪伴超過300對同志伴侶或單身同志透過收養、人工生殖等方式組成家庭，並在孩子到來前，就透過課程、諮詢服務、親職指南等協助家長準備身世告知。

同家會祕書長黎璿萍直言，身世告知是同志成家過程中一定得面對的一環，「因為孩子不必等到在學校上生物課，小時候去公園玩，就會察覺自己與他人家庭的不同，並開口發問。」

而同家會的陪伴，讓45歲的竹科工程師Sean撫養兒子飛海成長過程中，心頭多了篤定。

出身保母家庭、從小被孩子圍繞的Sean，很早就萌生想成為父親的念頭。學生時代便確認自己是男同志，讓Sean擁有一段漫長的「準備期」，不只規劃成家的方式，更提前思考如何向孩子說明身世，讓孩子自在面對自己的出生。

9年前，Sean透過美國代孕迎來兒子飛海。飛海牙牙學語時，他與孩子共讀從國外購回的身世告知繪本；約3歲開始認字後，「讀物」改成一整本資料夾，收錄飛海出生時的照片、小腳丫足印，完整的醫療文件，以及代理孕母和捐卵者的照片與資料，Sean會運用這本「身世之書」，為飛海介紹讓他來到世界的兩個阿姨。

「我也有跟她一樣的酒窩，但我的比較深！」湊上前端詳照片的飛海，馬上指出他與捐卵者的共通點，接著就跑去一旁畫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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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笑著說，飛海尚未對自身起源產生強烈的追溯動機，加上從小告知，因此不會對這些已知資訊感到特別好奇。而代理孕母Sloane與捐卵者都願意保持接觸，Sloane至今與他是Facebook好友，等孩子大一點，或許有機會互訪。捐卵者則願意透過生殖診所與孩子聯繫，她在捐卵時的自介寫到：「覺得會是件很酷的事。」

Sean回憶，早年海外人工生殖資訊並不充足，同家會舉辦的代孕講座成為他重要的資訊來源。飛海出生後，同家會定期的聚會與出遊，則為家長建立支持網絡、交流教養經驗，也讓孩子認識其他多元性別家庭，知道有其他孩子和自己用相同的方式出生。

4年前，Sean認識另一半Eddie，決定走入婚姻。依現行法規，Eddie必須透過法院的「繼親收養」程序，才能確認與飛海的法定親子關係。過程中，法院裁定Eddie需參加「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包含兒童身心發展、身世告知、告知後的陪伴方法等。Eddie說，課程不僅幫助他更理解飛海，也讓他重新回望自己的童年，有助成為更適切的照顧者，甚至成了生活中其他家長諮詢親子議題的對象。

上述課程與支持資源，恰好能對應Asher與Iris等異性戀家庭的需要。但台灣目前雖有不孕症的線上社群，也有少數隱密的借精、借卵家長群組，但討論多半停留在醫療選擇，孩子出生後，多數成員便回到各自人生。且群組以匿名交流居多，在真實生活中交集有限，不易形成陪伴子女成長的團體。

此外，透過借精、借卵生育的夫妻，依法直接被推定為孩子的父母，無須經歷收養程序，也因此不適用「繼親收養」的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即便部分開課單位開放「非收養家庭」參加，記者實際詢問後發現，尚無使用捐贈精卵的家長報名。

生殖中心人員則傾向不主動對家長提起身世告知，畢竟借精、借卵是重大決定，孩子都還未出生，就要家長思考該怎麼談身世，恐讓家長過度焦慮，甚至打退堂鼓。送子鳥生殖中心資深諮詢師張棻華，便僅在家長主動提起這個話題、詢問他人經驗時，才分享其他家長告知與否的考量，讓當事人自行評估。

不過，宜蘊生殖中心諮詢師曾宇穗、顏慧君觀察，近一、兩年，開始有家長不再在意孩子血型是否與父母相符，並表示未來會選擇與孩子溝通。

正在立法院審議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首度將精卵捐贈子女的血緣認知權納入制度設計，點出家長得於適當時期做身世告知，且子女成年後有權聯繫捐贈者。然而，絕大多數民眾對身世告知，仍停留在「沒想過」、「不能說」的層面，修法上路後，恐將面臨政策先行、配套與認知跟不上的落差。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吳嘉苓表示，台灣社會把openness（開放告知身世）與identifying（辨識捐贈者）連結得太快，「而且套用八點檔劇情，好像子女知道捐贈者的消息後，就是登門認親分財產。」這套數十年不變，且常與非婚生子女刻板印象混淆的敘事，讓精卵捐贈後代的知情權被形塑成一則恐怖故事，且讓捐贈、受贈方的關係想像顯得單薄。社會必須扭轉對「身世告知」想像的舊腳本，才有機會開啟新的討論。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黃于玲則建議，國健署可以參考社家署已建的收養身世告知資源，提供人工生殖的版本，創立本土的開放身世告知文化腳本。此外，長期以來，生殖中心在形塑匿名捐贈與「不告知」的文化扮演關鍵角色，要鬆動此文化，解鈴還須繫鈴人。部分診所雖具商業動機，但透過溫馨的個案故事，建立使用捐贈精卵組建家庭的正面想像；或許可再進一步，引導朝向更開放的告知環境，建立新的身世告知腳本。

54歲的日本AID當事者支援會創辦人寺山龍生，則與妻子一同摸索出一套「現在進行式」的告知腳本，並一點一滴影響日本社會對告知的認識。這套腳本的起點，是他們透過台灣人捐贈精子誕生的一雙寶貝女兒。

2025年春天，寺山夫妻帶著當時分別6歲、2歲的女兒們來台參加第三方生殖（Third Party Reproduction）交流活動。高鐵上，大女兒吃著她最愛的草莓，轉頭開心地說：「爸爸，還好我沒有遺傳到你的草莓過敏，萬一是用你的精子（生下我），我可能就不能吃草莓了。」寺山夫妻聽了，和女兒相視而笑。

2013年，寺山龍生確診無精症，一度陷入絕望，甚至動念離婚，讓還年輕的妻子另覓能生育的對象。夫妻那段日子爭吵不斷，但把問題吵開後，兩人仍希望共度餘生，組建有孩子的家庭。

借精看似最直接，可是寺山龍生很難接受愛妻用他人的精子懷孕。他們諮詢幾個收養團體，但收養在日本受限甚多。他考慮向弟弟借精，除了有血緣，也比使用陌生人的精子放心。但該怎麼對弟弟一家人開口？往後家族聚會是什麼氣氛？這對雙方家庭與孩子真的好嗎？

夫妻再次長談，「我們發現還有很多比血緣更重要的事，例如與小孩的信任關係、為小孩著想的心情等。少了這些，就算有血緣也沒用啊！」

歷經兩年討論，他們決定借精，而且要讓孩子知曉身世。他們看了一本AID子女合著的書，提及意外知悉身世後的痛苦，堅定他們「非告知不可」的意念。

只不過AID治療接連失敗，他們決定來台接受捐贈精子的試管療程。對於使用外國人的精子，夫婦倆原本有點遲疑，「我們最後決定，就將孩子教育成對台灣有興趣、有世界觀的人吧！」寺山太太說。

2018年，他們在台灣第一次試管治療就成功，隔年長女來報到，2023年迎來次女。

長女出生後，寺山龍生創辦AID家庭的支持組織，陪伴與他們相同境遇的家庭，也藉演講、倡議活動推廣身世告知的重要，目前會員超過700人。

在寺山家，告知從太太懷孕就開始了。那時寺山會對著太太的孕肚朗讀身世告知繪本：「由於爸爸沒有蛋，所以我們在好心人的幫忙下跟妳見面，謝謝妳來到我們家。」

寺山表示，隨著孩子成長，家長還可順著孩子的興趣，用符合其年齡的語言、在日常情境中反覆告知，例如陪伴觀察昆蟲幼蟲時開話題：「那你知道自己是怎麼出生的嗎？」或扮家家酒時帶到多元家庭的概念。

過程中，家長得隨時「接招」。長女4歲時，有天寺山太太讀著告知繪本，女兒突然發脾氣：「我不要聽！」

「我問她：『為什麼不想聽呢？』女兒還是不要，我就先不讀。結果隔天，她自己去翻那本告知繪本，」寺山太太表示，女兒從前可能有聽沒有懂，但在那天突然理解最喜歡的爸爸跟自己沒有血緣，產生衝擊。

「一週後，我們準備AID家庭的團體活動，女兒問我們在幹嘛，我們藉機說，因為爸爸沒有蛋，才有今天的妳，我們真的好高興妳能來到我們身邊。女兒回答『我也很高興』，之後談到身世的事情時，她就不再排斥，」寺山太太說。

寺山龍生表示，家長最深的恐懼，是孩子在叛逆期衝口而出：「你又不是我爸媽！」但支持團體的經驗顯示，若自幼持續告知身世，孩子幾乎不會用這件事否定父母。即便真的說出口，不妨理解為孩子在試探家長有多在乎自己，可坦然以對：「我就是你在這世界上唯一的爸媽。」讓孩子感到安心。

許多家長還擔心孩子知道身世後告訴外人，產生尷尬。他建議區分親疏遠近，提前準備不同情境的回應方式，並陪著孩子 一起說。

「愈晚說，會愈痛苦，也愈困難。這就像寫暑假作業，早點寫完，能進入比較沒有壓力的親子關係，現在行動永遠不嫌晚，」寺山龍生說。

不過，當孩子問起捐贈人是誰，家長如何回應？

根據現行法規，台灣的「人工生殖資料庫」統一保存捐贈人的基本個資，但只能告訴家長捐贈者的種族、膚色及血型。寺山龍生的長女年僅3歲就問他：「那個好心人是誰？」沒料到問題來得如此之早的寺山，只能擠出一句「我不知道」。

後來夫妻商量後，決定孩子下次再問，就要實話實說：「我們會告訴她，爸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但我們也很想見他，當面向他道謝。」如果女兒想見捐贈者，他們會一起想像：妳覺得他會是什麼樣的人？有沒有可能寫封信，透過診所轉交給他？想寫些什麼呢？

寺山龍生表示，雖然目前女兒還沒再問起捐贈者的事，但他們已將對方的血型、國籍等已知資訊告訴女兒，一家人來台灣旅遊時，會跟女兒說「好心人就住在這裡喔！」女兒看著世界地圖時，也會指出台灣的位置。

不過他指出，身世告知有兩個層次：先讓子女理解「如何出生」，再進一步認識捐贈者。若可提供的資訊過於有限，讓家長感到無法好好答覆子女的疑問，反而會對告知卻步。他希望台灣還能多告訴家長一些捐贈者的非辨識性資料，例如捐贈動機、喜歡的科目、運動跟興趣，「讓我們多了解一些捐贈者的為人處事，會對教育孩子有很大的幫助。」

《報導者》採訪發現，確實已有少數生殖診所在諮詢階段記錄捐贈者的興趣、職業類別等非辨識資訊，並經當事人同意與父母分享；但這並非普遍做法，相關資料也未納入中央人工生殖資料庫保存。

吳嘉苓指出，隨著人工生殖適用對象可能擴大至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借精需求勢必增加。目前對子女揭露的種族、膚色、血型，對建立自我認同的幫助有限，若能納入更多非辨識性資訊，家長在告知後，便能在孩子產生好奇時，提供更貼近其需求的說明。

歷經2025年的百轉千迴，Asher與Iris在結婚兩週年之際備妥借精相關文件，接下來就能開始配對捐贈者。「可是我突然有點猶豫，覺得這一做下去就回不了頭了，」Iris握住Asher的手，「萬一小孩真的有什麼狀況、萬一小孩真的長得跟你很不像、萬一⋯⋯。」

他們決定先讓高速運轉的腦袋與疲勞的身體冷靜一會，再仔細考慮一下。而且比起思考對未來孩子的身世告知，兩人還有另一個擺在眼前的告知問題──Iris還沒讓個性傳統的父親知道他倆的狀況，她擔心這會影響父親對Asher的觀感。

這段日子，Iris尋求心理諮商協助，「諮商師問我，能怎麼把先生的無精症轉換成一個禮物？這禮物對生命的影響或意義是什麼？」Iris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思考方向，「我跟Asher因為這件事有了更多的溝通機會，兩個人的情感變得更堅定，或能說，成為有故事的人。」

而寺山一家的故事，彷彿從遙遠的未來，回應諮商師給Iris的課題。

寺山龍生每個月都會發送電子報給AID當事者支援會的會員，內容不時穿插自己與女兒之間的身世告知小故事。他的長女已經是國小生，是個喜歡數學、反應很快的孩子。他2025年底在電子報中分享，某天準備帶女兒外出，女兒突然冒出一個問題：

「爸爸，如果當初沒有那位好心人的精子，我就不是我了嗎？」 「是啊。」 「我會去哪？」 「妳可能就不會出生在這個世界上了吧。」

這時，意識到自己不能去公園玩、不能看《光之美少女》、不能上學，也不能與爸媽和妹妹相遇的長女，大喊：

「我才不要那樣！」

寺山龍生寫道：

「當年收到無精症診斷時，我覺得人生完蛋了⋯⋯然而，正因為無精，我才能遇見這個在我面前大喊『我才不要那樣！』之後大笑的女兒。所以，我終究還是心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