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生父另有其人那刻，艾琳．傑克森的腦袋裡彷彿有千百發煙火同時爆炸。

2016年某個平凡下午，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擔任美食作家的艾琳，正與住在加拿大家鄉的母親用Skype通話。她的父母分居了，而她不知道向來疼她的爸爸怎會變得有點距離感，而且聯絡不太到人。母親開始解釋，詳細內容她已記不清，因為她只擷取到一個訊息：妳爸爸不是妳的生父。

大腦還在火花亂竄，艾琳就聽見自己對著螢幕大喊：「我就知道！」

母親說：「我知道妳知道。」

艾琳出生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中產階級家庭，在父母與姊姊的愛中長大。她的童年安穩幸福，唯獨一件事讓她在意──有著栗色頭髮與深邃輪廓的她，與有著淺色頭髮與清秀臉龐的姊姊顯然不同。她數度詢母親自己是不是被收養的，得到否定答案。

母親沒說謊，真相卻遠超出艾琳想像。姊姊出生後，父母到醫療機構借精生下她，捐贈者是匿名的，因此母親不清楚對方是誰。

震驚褪去，疑問鋪天蓋地而來：我是誰？我的生父是誰？有哪些家族病史？艾琳頓時發現，她對半個自己一無所知。結束與母親的通話後，她立刻上網購買消費型基因檢測工具23andMe，「這是我這輩子花得最乾脆的200美元。」

「這比得知我爸不是我的生父更令人震驚，」艾琳後來在一場關於精卵捐贈後代醫療倫理的演講中表示，她原以為只會發現幾個這輩子都說不上話的遠房表親。她聯繫上這位同父異母的兄長，兩人有相似的髮色與眼瞳，連興趣和肢體語言都很像。

對於那名提供精子的人，艾琳偏好以「生物學上的父親（biological father）」而非「捐贈者（donor）」定義之。她想知道這人的名字、長相、性格，想親自見他，從人的角度而非一紙醫療紀錄認識他。然而在匿名捐贈的框架下，她無法從醫療機構得到任何線索。

艾琳就此踏上科技尋親之路。她先生是位喜愛解謎的工程師，循著她的DNA家族樹，追溯到其他基因血親的公開資料，進而查出她生父的姓名。艾琳在社群上找到生父的高中照片，發現兩人有著相似的眉型。生父參加過游泳隊，編過學校刊物，跟高中時期的自己差不了多少。

經過數個月的沉澱，她寫了一封信給生父，對方沒有回信。

對艾琳個人來說，母親對她揭露人生祕密的時機點雖晚，但從結果論而言不算太差。她那時已在聖地牙哥落地生根5年，有熱愛的工作、一大票朋友，以及深愛並支持她的另一半。那年35歲的她，已累積一定的閱歷與韌性，面對她口中「比小說還離奇」的人生。這延伸出關於身世告知時機的常見討論，究竟要從小告知比較好，還是等長大懂事後再說？

艾琳接受《報導者》電子郵件採訪時表示：

「當你在成年後才發現身世，代表你必須面對一個事實：你的父母在一件關乎你核心身分的事情上說了謊。對許多精卵捐贈後代而言，這形同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艾琳未多談身世揭露後與原生家庭關係的變化，但指出，若她小就知悉身世，或許能在成長過程慢慢消化這個訊息，無須在成年後經歷一場自我認同的巨大衝擊。

畢竟對長大成人的她而言，身邊的支持網，仍很難完全接住她心中的五味雜陳。知悉身世的頭一年，她常坐在自家沙發上淚流不止，那是種從靈魂裡哭出來的淚水，夾雜興奮、困惑、好奇、失落，種種強烈又複雜、非過來人難以同理的情感。

在美國主流文化裡，關於精卵捐贈後代的議題討論並不多，但艾琳很快就發現，只要在網路上輸入關鍵字，精卵捐贈後代其實無所不在，而且不少人的感受與她相彷。2016年底，她成立精卵捐贈後代的Facebook交流社群「我們是捐贈精卵受孕者（We Are Donor Conceived, WADC）」，人數從一開始的200人，成長到今日大約3,800人，遍及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以及部分歐陸國家。

也在這時，艾琳發現關於成年精卵捐贈後代的研究寥寥無幾，部分研究甚至僅停留在訪談幼童精卵捐贈後代父母的層次。她將自己身為精卵捐贈後代的疑問拋向WADC社群：得知身世時有何感受？如何看待精卵捐贈者？是否支持匿名捐贈？如何理解自己的身分？能怎麼加強第三方生殖產業的監管措施？她進一步把這些問題轉化為問卷，展開少數以成年精卵捐贈後代為核心、橫跨多國、連續4年的調查，並將結果公布於WADC官網；同時透過雜誌出版，期盼讓社會聽見精卵捐贈後代的聲音。

艾琳受訪時指出，這項法案的意義，在於它正視精卵捐贈後代的存在，並肯認其應有的權利。

在此同時，艾琳仍試著聯繫生父。第一封信石沉大海兩年後，她寄出第二封信，「我在信中寫道，我基於自身心理健康，需要確認他是否為我的生父。」生父回信了，那不是一封溫暖或善意的信，「因此我目前沒有再與他聯絡的意願。」

不過在2020年，艾琳透過DNA檢測找到一名生父的非婚生子女，並與對方的母親見面，得知生父的性格、氣質與家族關係。她也輾轉聯繫上一名遠房表親，對方認識她生父的母親，也就是她血緣上的祖母，讓她以漫長又迂迴的方式，梳理自己另一半的家族樹，也安頓自己的心。她在回覆《報導者》的電郵中寫道：

「過去在無法確認他（生父）是誰、也對他一無所知的狀態下，那種不確定性在情感上極其痛苦。知道他是誰，對我而言是一種遲來的正義。」

但為何非追根究柢不可？若原生家庭給予足夠的愛，精卵捐贈後代還有知悉並追溯基因血緣的必要嗎？艾琳認為這個說法有太多值得拆解之處。她指出，穩定而有愛的家庭，建立在誠實與開放溝通之上；良好的養育，也不代表孩子不會產生身世疑問。許多精卵捐贈後代即便在溫暖有愛的家庭長大，仍會察覺某些不對勁並追問自身來歷，她就是一個例子。

她指出，「有愛就不必告知」這類說法，是建立在錯誤前提上的薄弱託辭，為隱瞞真相找藉口，甚至將責任反推給父母，暗示孩子想探索身世，是因為家庭不夠幸福。可是對身世感到好奇，是再自然不過的人性。

艾琳已與7名半手足取得聯繫，由於居住地分散、相處時間有限，他們親疏不一，關係也難以發展成她理想中的樣貌。即便如此，她仍覺得感恩，並珍惜每次相聚。「並非人人都有機會在成年後與新的兄弟姊妹相認，這實在太有福氣了！」

目前艾琳一面寫作，一面投入精卵捐贈後代權利倡議，包括反對匿名精卵捐贈。她與倡議夥伴認為，即便精卵捐贈後代對是否接觸捐贈者、想獲得哪些資訊的看法因人而異，但一個人的身世知悉權，不應在誕生前就被他人否決。

1972年，澳洲南澳州一所公立醫院成立全澳第一座精子庫。隔年，住在阿德萊德（Adelaide）的海得利．亞當斯（Hedley Adams）與妻子簡（Jane）使用匿名捐贈的精子受孕，他們的兒子達米安．亞當斯成為第一代透過第三方生殖技術誕生的澳洲公民。

彼時這項新興科技圍繞濃厚的守密氛圍，醫師鼓勵家長對子女隱匿身世，讓父母保住隱私、捐贈者安心捐贈、產業在供需均衡下蓬勃發展。「但我爸媽認為家庭不該立基在謊言上，」達米安接受《報導者》視訊採訪時表示，從有記憶以來，他就知道自己是透過捐贈精子出生的，他始終感謝爸媽的坦誠相告。

不過到了青春期，達米安在形塑身分認同時面臨挑戰。望著鏡中的自己，他看見外祖父遺傳給他的紅髮，神似母親的挺鼻樑，他的一些行為舉止也跟母親的家族很像。但他那容易曬傷的白皙皮膚、高額頭與彎曲耳廓是打哪來的？某些能力與好惡又是遺傳自誰？他想知道生父的特徵與人格特質，了解他，才能更完整了解自己。

可惜代碼未能連結到更多捐精者的資料，醫療機構也無法替他尋人，達米安只得擱下查找生父資訊的念頭。他取得分子生物學的學位，投入臨床研究工作，儘管歷經波折，他仍對身為精卵捐贈後代感到自豪，甚至考慮過捐精。

2003年，29歲的達米安抱起剛出生的女兒，他的想法發生180度的轉變。

「女兒就像縮小版的我，」看著女兒的臉龐，以及與生俱來、有著他影子的行為與動作，達米安感受到父女間的深刻連結，同時照見他與生父之間本應存在，卻因制度阻斷而缺失的基因史與家族傳承。

達米安心想，若自己當下過世，即便女兒後來有位稱職的繼父，人們仍會將「女兒無法識得生父」視為悲劇。反觀透過捐贈精卵誕生的孩子，打從出生就無從得知生父母，社會卻因一紙精卵捐贈合約而置若罔聞。

生父叫什麼名字？來自何方？有什麼樣的家族故事？達米安希望見到這個人、認識這個人。他不確定這輩子能否如願，但或許能做點什麼，讓其他人免於重蹈他的遺憾，這是他投入倡議行動的開端。

達米安致函地方州議員、衛生主管機關與澳洲人權委員會，主張精卵捐贈後代應有知悉生父母身分的權利，但獲得的回應相當有限。那時陸續有精卵捐贈後代公開講述自己的故事，他決定跟進，「得讓官員知道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許多人的問題。」

他常收到各界指教，常見的一種是：「別抱怨了，要是沒人捐精，你根本不會出生。」他形容這是 「生存債務（existential debt）」，精卵捐贈後代得對誕生方式心懷感激、壓抑負面情緒，「彷彿只要對身世有微詞，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存在，這完全說不通。」

也有人對他的訴求不以為然，認為因父母過世、離異而無法完整知悉身世的人何其多，這些人過得好端端，他何必執著追查生父，還要求修法？但達米安指出，精卵捐贈後代是被制度性地剝奪知悉身世的權利，與因家庭變故喪失聯繫有本質上的不同。

他強調，家人不見得要靠血緣相繫，但血緣確實建構了一種家庭關係。

「重要的是，我們不該隱藏這些關係，或定義哪種血緣重要、哪種無關緊要。」

隨著消費型基因檢測普及，達米安與眾多精卵捐贈後代一樣，找到繞過體制尋親的方法。2018年，他聯繫上一位叔叔，進而找到自己的生父羅德尼（Rodney）。羅德尼當年看到報紙廣告，由南澳的診所負擔交通費，從昆士蘭前往捐精。

達米安舉家前往昆士蘭，與生父的大家庭相聚。他緊張的心情，在雙方碰面那刻立刻化為自在感。「那種感覺，就像遇見一群我已經認識一輩子的陌生人。聽起來不太合邏輯，但這是我能給出的最好形容。」不過，原本答應赴約的羅德尼臨時缺席。

18個月後，他接到一通電話，是羅德尼打來的：

「我坐下、深呼吸，感覺非常超現實（surreal），像電影一樣。」

羅德尼解釋，他與其他家族成員沒那麼親，當時沒做好在家族聚會中與亞當斯見面的心理準備，但他現在準備好了。

亞當斯再次飛往昆士蘭，生父應門那刻，亞當斯彷彿看見30年後的自己──相同的高額頭與彎曲耳廓，而且留著一模一樣的落腮鬍。

那次相見後，他倆以父子（father and son）相稱，羅德尼關心他的家庭與生活，主動聯繫的次數與他不相上下。經過一段日子的相處，達米安明白他的細膩易感與完美主義遺傳自誰了。

倡議之路還未走到終點。2019年，正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精卵捐贈後代健康與福祉的達米安，與世界各國的精卵捐贈後代代表齊聚瑞士日內瓦，參加《兒童權利公約》30週年活動。他以「如果政府成了隱瞞你身分真相的幫兇」為題發表短講，並在眾人面前撕毀出生證明。他認為，出生文件應精確反映事實，而非幫忙隱藏精卵捐贈後代的身世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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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達米安的妻子與一雙子女是他的堅定後盾；始終支持他的母親，一度自責借精生子的決定是不是害了兒子，亞當斯安慰她，多數精卵捐贈後代的痛苦，源自守密觀念帶來的傷害，而當前澳洲各州的修法方向，正試圖刨除這個痛苦根源。

新法生效後，達米安成為南澳州第一位申請並取得新版出生證明的人。羅德尼想要一份副本，但他在文件送達前病逝。

儘管結局遺憾，對達米安而言依舊意義非凡。這份出生證明貫串他爸媽的教養方針，以及海德利留給他的精神遺產：誠實為上策。

升上研究所一年級的那個夏天，在日本東京與父母同住的石塚幸子心事重重。罹患遺傳性肌肉強直症的父親，因肌肉無力及萎縮，來到需人照料的程度。看著父親的模樣，她開始害怕自己病發的那一天。

母親見到她煩惱的樣子，對她說：「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妳。」幸子以為要談父親的病情，聽到的卻是：「妳和父親沒有血緣關係」、「妳是在慶應大學透過匿名捐贈的精子出生的」。

「一旦作為根基的經驗與回憶毀壞，在那之上累積的事物都如謊言。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的，也不清楚應該相信什麼，完全迷失方向。」 「沒有比對父母的信任感崩壞更痛苦的事了。」

她吃不下、睡不著、在通勤路上淚流不止，母親卻回應：「何必煩惱成這樣呢？」原來連痛苦的權利都不被認同，她很快就離開那個家。

她大量閱讀資料，試圖理解讓自己誕生的技術，發現日本從1950年代便開始使用捐贈精子做人工生殖，醫師會選擇與受術者血型相符的捐贈者，避免孩子察覺真相。而原本就與母親長得很像的她，不曾對身世產生懷疑。

幸子的想法與這位受訪者不同，她渴望與捐贈者至少見一次面，除想了解自己的基因資訊、排除近親結婚的風險，重要的是想感受自己的誕生並非源於精子這個「物」，而是源自真實的「人」。

她尊重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擔心報導中的觀點被誤解為所有子女的共識。她寫信給報社，表明自己也是當事人，而且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記者採訪了她，並發表後續報導。

「那時社會（對我看法）的回應糟透了，」石塚接受《報導者》視訊採訪時露出苦笑。

輿論認為幸子該多體諒不孕症患者的心情，「再吵，（AID）這技術會做不下去」、「別一直糾結過去」、「知足吧，父母是因為愛才生下妳」。親戚怪罪她外揚家醜，母親倒是未置一詞，「或許她覺得對我有所虧欠。」

明明心中交織著對爸媽的愛與信任崩解的傷，表達意見時，卻被輿論簡化為她在批評、傷害父母，「連煩惱都不被允許」的壓力，讓幸子備感煎熬，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反應過度。

塞翁失馬的是，那篇媒體報導，成為幸子與其他AID子女與專業工作者相遇的契機。當一名兒童精神醫學專家告訴她「妳有權對父母生氣」，她流下釋然與被理解的眼淚。

2005年，她與另兩名子女發起AID子女自助團體（DI Offspring Group, DOG），對外發聲並定期聚會，爾後與團體成員合著《生自AID：捐精出生子女的心聲》。書中多位作者的共同經驗，是在成年後、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因父母離異、重病或醫學檢測等情境得知身世，對自我認同與親子關係造成強烈衝擊。幸子在書中寫道：

「我相信親子關係是建立在情感上的，血緣不是必然。然而現行的AID作法，過於強調營造表面上的血緣，對孩子撒謊，結果導致親子之間失去信任。」

幸子與DOG成員召開記者會，聲明不同意這項草案，並主張，政府不應限制子女能了解哪些訊息，何況披露資訊的決定權掌握在捐贈者手上，讓行使身世知悉權的主體本末倒置。由於各界意見分歧，草案未進入實質審議，在同年11月廢案。

即便法案沒有進展，幸子發現，日本社會逐漸聽見AID子女的心聲，並做出回應。

目前日本有17間提供合法AID治療的人工生殖機構，其中兩間已為父母提供身世告知的資源，例如講座、教材、舉辦AID家庭聚會等。大約3年前，這兩間診所採行「雙軌制」，讓父母選擇匿名或願意公開身分的捐贈者，待子女成年，就有機會與捐贈者聯繫。此外，也出現倡議知情權的AID家長團體。

幸子花很多時間修復與母親的關係。在某次母女長談中，母親告訴她，當年是在幸子祖父的建議下，決定借精生子傳宗接代。當時醫院不公開捐精者的身分，也要父母別對孩子透露身世，她父母照辦了。

父親同意借精生子嗎？幸子好想知道。但在得知真相之初，她沒有開口詢問的力氣；隨著父親的病情急轉直下、撒手人寰，她再也沒機會知道答案。

令她欣慰的是，母親後來悄悄現身AID子女的倡議活動，也會關注她受訪的報導或影片，並把連結轉傳給她。被支持的感覺，修補母女關係的裂口。然而「人生如謊言」的衝擊感，即便時隔20多年，她還沒能完全走出來。

若時光倒流，還希望母親對自己說實話嗎？幸子表示，包含她在內的多數子女都認為，儘管得面對一連串煩惱與課題，他們仍想知悉真相，在沒有祕密的人生裡自在地活下去。

2025年，DLJ募資出版《我想知道我是誰？透過匿名捐精出生的人》。這本書收錄AID子女的心聲，也邀請父母、伴侶以及捐贈者共同執筆。幸子在該書的跋中寫道：

「即使立場不同，大家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每個人都希望獲得幸福。父母想建立美好家庭，孩子希望能信任父母，建立說真心話的關係。」

然而，社會對如何實現這份「幸福」的看法依舊分歧。當前日本對身世知悉權存在兩派意見：一方認為應告知真相，讓孩子認識捐贈者；另一方主張不告知才能保護家庭。爭論未歇之際，新興的生子科技，正促成更多精卵捐贈後代誕生，快速改寫以血緣為羈絆的家庭結構。

幸子認為，第三方生殖技術的目標，不應只是為了達成生孩子的目的而容忍體制缺陷，而是追求讓父母、子女與捐贈者都獲得幸福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