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全台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後，人工生殖技術為無法自然生育、卻想擁有孩子的父母照進一線曙光，根據國健署最新公開數據，2021年有近萬名寶寶（9,774人）藉由人工生殖誕生，已占同年出生嬰兒數（153,820人）的6%。

然而近年台灣婚姻和生育面貌改變，生殖醫學技術蓬勃發展之下，人工生殖需求大增，也帶來全新討論，成為此波修法的最主要推力。

帶動《人工生殖法》修法討論的，主要是幾項社會變遷。

國民黨立委陳菁徽是這屆立法院會期首波提出草案的立委，在進入政壇前，是20年經驗的婦產科醫師。她提到，自己接觸的許多人工生殖求診者，是忙於工作、或者還未找到合適的配偶，故暫時沒有結婚計畫的單身女性，「她們會認為適合結婚的年齡沒有設限，但適合生小孩的年齡就有限制，希望可以保留自己年輕力壯時期的健康卵子，所以來凍卵。」然而現行法律限制導致，凍卵後的女性若不找到一位男性結婚，就會終生無法將自己的卵子解凍製成胚胎，她認為相當不合理，因此力倡要優先開放單身女性人工生殖。

至於代孕，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是台灣首位真名投書報章揭露自身經歷的不孕症患者、更是30年來知名的台灣代理孕母解禁推動者，她獲民眾黨邀請加入不分區立委，順利進入立法院，新科上任，便首推《人工生殖法》草案要開放代孕。陳昭姿說：

「我自己最後收養了小孩，但我堅持，這是人生重大的價值選項，我們不應該替人指定選項，應該收養可以、代孕也可以。」

於是2024年2月開議的立法院新會期，成為《人工生殖法》交火主戰場，截至出刊前已有國民黨的謝衣鳳、陳菁徽，民進黨的林宜瑾、黃捷、范雲、林楚茵，共6位立委遞交草案版本，國健署也接連舉辦兩場修法公聽會，提出三大修法爭點：

面臨「想生生不出」困境、進一步求助人工生殖的國人以35～39歲為大宗。家瑋生育診所院長謝昌志表示，多數是卵巢早衰、輸卵管阻塞、精子品質不佳、或因不明原因無法自然懷孕，所以來做試管嬰兒，有三分之一的患者為40歲以上的婦女。其中，因子宮因素依然無法受孕者占不到3成，通常是子宮開過刀後，造成子宮腔沾黏，或內膜發育不理想。

「就醫療上，（相較於尋求試管療程者），可能需要借子宮才能夠懷孕的人是有的，但那族群不會是最多，」謝昌志偶爾才遇到1、2個尋求代孕的案例，多數人已找好海外診所，僅前來照超音波、做促排卵等，「可能是因為（台灣）現在法令上就擺明了不行（代孕），我們看到的應該只是浮出表面的一小角而已。」不過，他也觀察到，有些患者的認知並不正確──年紀大造成卵子品質下降，才是生不出來的主因，卻以為自己需要借助代孕，「假設把20幾歲的卵放到20幾歲的子宮和50歲的子宮，其實懷孕率不會差別太大，」謝昌志說。

而這冰山一角的代孕需求，在茂盛醫院院長李茂盛的經驗中，大概以每年20%～30%的幅度增加：

「不想自己懷孕的大概占30%，其他70%是有必要性的；也有別的地方（醫院）來的病人，因為尋求代孕，所以就會這家問完問那家。」

考量國內代孕並不合法，茂盛醫院同樣也僅提供基礎檢查或冷凍胚胎，至多建議患者可查詢美國生殖中心的服務。李茂盛認為，代孕確實有其需求，除了子宮病變，有些人有嚴重心臟病、氣喘，懷孕具有一定生命風險，「不想自己懷的，我們認為這個就沒有辦法幫忙她；事實上需要有代孕的，我們才提供（參考海外代孕的）訊息給她。」

另一方面，國內數據及臨床上更無法反映的，是在台灣無法使用人工生殖的單身者與同志族群的生育需求。

謝昌志提到，協助申請運輸冷凍生殖細胞的病患一年頂多10幾例，以單身女性的跨海運卵為多，也接觸到愈來愈多女性來凍卵時表示，未來有計畫到國外進行試管療程。茂盛醫院一年則約會協助20組女同志配偶在國內凍卵、或施打排卵針後前往海外借精，已有女同志家庭將迎接第二胎。

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統計，近5年來，每年平均有700通來電諮詢如何擁有下一代，光2023年就有349位女同志諮詢海外人工生殖流程，不過無法掌握是否實際出國。不同於男同志配偶需卵母、孕母協助，流程複雜、平均費用也較高，許多女同志配偶會選擇一人出卵子、一人負責懷孕，通常會去美國、日本等國家借精做試管，再回台灣待產。

這次修法在民間共識較高的，是開放單身女性和女同志配偶可以使用人工生殖。戴瑀如解釋，若從現行人工生殖立法精神的三要素去檢視──一是有合理無法自然孕育子女的理由，二是可以在穩定關係中育兒，三是使用自己的子宮生產──女同志配偶其實已經完全符合條件。而單身女性部分，不符合要件之處是「沒有已婚伴侶」。

「這就牽涉到我們的婚育一體的政策，要不要打破？」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陳美州在2月27日國健署第一場《人工生殖法》修法公聽會上就提出具體數據，目前人工生殖業界已有高達四分之一都在做凍卵業務，但使用率極低──事實上，台大醫院婦產科2022年就曾發表研究，從2002到2020年，台大醫院凍卵的平均使用率僅8.4％──就是卡在以婚姻當作進行人工生殖的必要條件。她說，目前台灣使用人工生殖族群，幾乎落在35歲以上女性，此時卵子品質已下降、且有高齡產婦問題，以醫學角度，如果希望母胎健康，其實政策更該鬆綁婚姻這項條件。

事實上，反面的聲音，大多聚焦擔憂單身女性人工生殖的孩子，是否會面臨單親問題。如投注兒童福利多年的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鄧學仁就在公聽會上表示，若女性單身懷孕，之後不幸去世，小孩的支持系統是否就沒了？法律開放應可更慎重。

兩次會議後官方都曾提出草案，但無法送進立法院，直到2020年民進黨立委吳秉叡等人直接提案才開啟新一波戰場。曾任國健署長的邱淑媞提到，過去多次報請行政院核定，但因院內性別平等委員會有積極反對意見而無法通過。代孕之所以爭論多年無果，癥結核心是不同立場者幾乎無法動搖對方的價值信念，即便同為支持或反對方，當中都混雜出發點完全相異的論述。

反對者則擔憂代孕衝擊家庭倫常關係，代孕胎兒形同人口販運，且可能被棄養，或長大後有身分認同障礙。更常見的批評是，代孕是對女性的徹底物化──子宮被工具化、商品化，讓富有階級把生育風險加諸在經濟弱勢女性身上。代孕者透過契約讓渡身體自主權，是嚴重的剝削，最終受益的是隱身在後的生殖產業，且開放代孕只會強化傳統父權社會下的血緣迷思。

所有女性在孕期面對的身心風險，都可能降臨在代孕者身上。包括妊娠高血壓、流產、子癲前症、產前與產後憂鬱症；甚至因嚴重產科併發症導致子宮切除、死亡。有一派擔憂的聲音認為，代母恐因懷胎十月的孩子被帶走，產生被剝奪感與憂鬱。

但即便有了合約與各項評估，能確保女性不是受到家庭壓力或經濟弱勢選擇代孕嗎？過程能否保有全然自主與選擇權？仍是各方論辯焦點。

當前的代孕類型，可粗略分為利他型代孕（altruistic surrogacy）、商業型代孕（commercial surrogacy），兩者在代孕者與中介機構運作、準家長之間的關係、代孕薪酬支付等層面有些許差異。

由於多數準家長與代孕者素昧平生，因此會透過中介機構進行媒合。一般而言，中介機構會提供雙方連結醫療、法律、心理諮詢等相關服務，有些還能協助媒合捐卵者。整個代孕過程中，會有一名諮詢協調員（coordinator）協助流程中的行政與溝通事項。利他型代孕的中介機構多為非營利組織，有些國家甚至明令禁止中介機構收取費用。若是商業型代孕，中介機構會向準家長收取費用。

利他代孕模式中，代孕者與準家長，往往是熟識的密友或家庭成員。孩子出生後，通常會維持較緊密的聯繫關係。商業代孕雙方，一般透過以營利為目的的中介機構媒合，在最初簽訂合約時，就會商議往後是否保持聯絡。有些就此分道揚鑣，也不乏保持聯絡，甚至形成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成為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

代孕費用方面，準家長需支付利他代孕者在代孕期間的所有必要支出，例如孕期用品、醫療、產檢、往返醫院的交通費、產後休養等。但能否額外給予「補償金（compensations）」 ，各國規定不同。例如在僅允許利他代孕的加拿大，支付額外費用給代孕者是觸法行為；允許商業代孕的國家，準家長在代孕期間的必要費用之外，還需額外支付一筆薪酬給代孕者。

目前最常見的商業型代孕目的地有俄羅斯、烏克蘭與美國部分州；利他型代孕包括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台灣近年對代孕的討論，較偏向開放利他型代孕，並以定型化契約保障雙方權益。

由於利他型代孕和商業型代孕的區別並不全然涇渭分明，各國對代孕流程的監管嚴謹程度也不同。因此近年出現「道德型代孕（ethical surrogacy）」一詞，意指在保障兒童福祉、委託與代孕方雙方權力對等且無人遭受剝削下進行的代孕行為。

目前常見的海外代孕風險為：

以泰國為例，雖然泰國醫學委員會（Medical Council of Thailand）1997年就規範禁止商業代孕，僅允許有血緣關係者擔任委託者的代理孕母，但實則監管鬆散，加上生殖產業急速擴張，海外準家長仍因為相對低廉的醫療費用蜂擁而入。直到2014年，接連爆發日本籍準家長透過代孕產下至少13名寶寶、澳洲籍準家長的「蓋米寶寶案」──澳籍準家長委託泰國代母懷雙胞胎，其中一個嬰兒患有唐氏症，準家長希望墮胎，但代母基於宗教信仰及泰國不允許墮胎而拒絕，最後澳籍準家長僅帶走另名健康寶寶。

不過，一旦非法委託代孕行徑曝光，委託人可能須負泰國刑事責任，且帶泰國女性回母國待產仍會引起醫院疑慮而進一步通報。此外，拿假出生證明回台灣登記子女身分，恐涉及偽造文書罪。

至於最複雜的親權判定問題，準家長想取得代孕子女父母身分，不僅要得到代孕子女出生地的法律認可，也須獲得台灣法律承認，但各國、各地的判決流程及方式不一。以美國加州為例，無論新生兒是否有準家長基因，準家長都可在嬰兒出生前向法院申請「出生前親權命令（Pre-birth Order）」，此文件會被送到醫院，寶寶出生證明上的生父母欄位即會填入委託人姓名。

至於被稱為歐洲子宮的烏克蘭，法律上雖然明文規定委託者為代孕嬰兒的合法父母，但除了本國國民外，僅接受外國「不孕夫妻」前往代孕。因此，有些人會找另名異性「協議結婚」，一旦這名「協議配偶」成為孩子法律上的父母，即有爭取扶養的權利，也可能造成未來糾紛。

只是在不同版本中，有人主張親權起算是在孩子出生後，有些則是在著床時，劃設時間不同會影響到委託者、代孕者和胎兒三方的權益。戴瑀如表示，若懷孕期間胎兒視為代孕者的子女，則代孕者有較充分的決策權，可以更好地保障她的身體自主；若視為委託者的子女，委託者能得到較大的掌控權，但同時也要為孩子負起完全的責任。舉例來說，如果代孕過程中委託者離異或過世，不必擔心孩子變成「人球」，委託者要負扶養義務，孩子也可以獲得繼承權利。

即使解決親權問題，代孕生殖子女在日後也可能面對身分認同的議題。

以美國為例，各州規定不同，在生殖產業最蓬勃的加州，幾乎什麼身分的人都可以尋求代孕，補償金（compensation）由市場機制決定，有發展成熟的仲介體系和契約保障；同樣開放商業代孕的烏克蘭，則把委託者身分限縮在異性戀夫妻。相對地，在英國僅接受利他代孕，且孩子出生後視為代孕者的子女，得經過法律判決才能改變親權，如果代孕獲得的報酬超過合理範圍，法院不提供養育命令（parental order）。換言之，若代母不願交出孩子、或被查出商業對價，委託者將無法取得親權成為家長。

有論者觀察，前大英帝國境內的許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都選擇開放利他代孕，可能是因代孕已在地下行之有年，監管比徹底廢除更可行。另外，代孕興盛的國家中有許多都是區域內經濟較弱勢的國家，在歐洲是幾個前蘇聯國家，美洲則是墨西哥和哥倫比亞。

不過，代孕生殖的「熱點」也在持續變動中，當一國的政策限縮或服務價格上升，需求者和業者可以往「成本更低廉」的地方移動，例如開放商業代孕、曾是熱門選項的喬治亞，傳出將取消外國夫妻的委託資格，讓整個產業逐漸往附近的亞美尼亞轉移。

台大法律學系教授陳昭如觀察，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這些發展中國家，過去規定相對寬鬆，但像印度和泰國近年屢次發生爭議案件，底層婦女被剝削的情形已難掩蓋，政府不得不限縮代孕範圍；但在一些「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國家卻有更開放的趨勢，例如禁止很久的美國紐約州，最後也在2021年開放代孕。

陳昭如指出，雖然在倡議開放的過程中，不孕者和同志族群積極現身發聲，但不可忽視生殖產業在背後的龐大利益和遊說。更重要的是，代孕生殖是個高度全球化的議題，無論是想推動法規鬆綁，或要求嚴格取締禁止的行動者們，都必須跨國結盟才能達成目的。

《報導者》在公聽會召開前夕，訪問民眾黨、國民黨、民進黨三黨黨團，了解其對《人工生殖法》的立場。

民眾黨黨團主任陳智菡表示，民眾黨將於4月初提出黨團版本草案，移除所有人工生殖的使用身分限制，除了支持單身女性、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外，更主張不論單身者、同性戀家庭、異性戀家庭，全部皆可代孕，「我們認為政府長期以來用很落後的方式在看待代理孕母，沒有讓人民享受應有的權利、身體自主權跟人權，所以概念上我們不是去爭取開放，而是要求政府必須要做到解禁。」並且，代理孕母要在「利他」精神下運作，陳智菡解釋，將設計請衛福部訂定酬金上限，委託者可以在一定限額內以金錢答謝代理孕母，或者要以實質的營養品補償亦可，全看雙方如何約定。在代理孕母保障部分，則會設計如果代母因懷孕有危及身體甚至生命情況時，可以退出。陳智菡說，現在部分團體主張將單身女性和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的修法進度，與同志需求呼聲較高的代孕脫鉤，民眾黨將不會脫鉤處理，人工生殖使用權利不應該因為性傾向不同而有不同處理進程。

而國民黨由立委陳菁徽代表受訪，表示以她個人從事多年人工生殖醫療的立場，她認為就算全面開放不限身分皆可使用代孕也無不宜，但和黨內立委討論後改變想法。最終版本主張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人工生殖，也開放利他型代孕，但限定在只有不孕的異性戀配偶、或同志配偶可以使用代孕，版本獲得國民黨團支持。

陳菁徽說，草案並規劃代孕者和委託者在事前分別須接受身心評估和諮詢，讓專業人士輔助雙方都充分了解過程再進行，包含協助代孕媽媽理解這是助人的過程、有哪些權利義務、生產後交出小孩可以有哪些心理準備；委託人則必須尊重代孕者的自主、隱私、醫療權⋯⋯等。代孕者和委託人之間主要會以契約來規範，除法條會明定契約精神外，也要求主管機關要有定型化契約，具體規範什麼可寫、什麼不可寫。

而3月28日公聽會結束後，法案後續將如何推動？國健署表示，將在公聽會結束收集意見後，再擬定官方草案期程；衛福部長薛瑞元在3月26日答覆立委黃捷質詢時，提到將力拼《人工生殖法》在上半年送入立院審議。未來各黨團、政院版草案陸續提出後，預期將會有新一波的價值立場衝突和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