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草案採取「代孕脫鉤」的策略，主因在於代理孕母制度在社會認知、政治溝通及對第三方權益保障的審查機制上，確實存在高度爭議，因而選擇先行處理「不需借助第三方子宮即可生育」的對象。

然而，現行草案雖將代孕脫鉤處理，但草案內容仍深受「性別標籤」綁定「器官功能」的傳統邏輯框架所限，導致部分生理條件具備受孕可能、卻因法律性別身分而受阻的部分族群，依然被排除在門外。

本文將針對目前行政院草案進行評析，揭示其在多元性別族群適用上的邏輯局限、單身女性生育自主的肯認，以及多胞胎醫療風險的同步考量，期能為後續的修法提供參照。

觀察目前的院版草案，存在一項鐵律：根據草案第6條與第14條規定，受術配偶或受術者一定要具備子宮、且子宮必須長在「法定性別女性」身上。

這項限制源於一個根本的立法結構問題：草案並未全面性採取「受術配偶」這種性別中立的概括性稱呼，而是將適用對象劃分為「夫妻」與「女同性雙方」。這種「分別列舉」的立法方式，不僅在用語上使同志族群感受差別對待的不平等，更隱含一個法律預設：只有在法律身分上被定義為「妻」或「女同性雙方之一方」，才具備成為「受術者」的資格。

上述4類「生理可行」但「法律受困」的現象，將成為立法院審查時不可迴避的挑戰。我們應思考：多元性別者的生育權，是否應在此次修法，被平等予以保障？

要解開這類「生理可行」但「法律受困」的現象，其實完全無需動搖「不涉及代孕」的共識，僅需將指涉特定性別的詞彙修正為「性別中立用語」。例如：將條文中的「妻」全部改為「配偶之一方」、將「女同性雙方」改為「受術配偶雙方」、將「受術女性」改為「受術者」，即可解套。

這項修正不但不涉及第三方子宮的使用，而且某種程度上有引領性別觀點再進步的效果。特別是前述的類型1（跨性別男性夫、順性別女性妻）異性戀配偶，假設配偶雙方實際上都可以進行分娩，則實無必要透過國家法律強令「只能由順性別女性」來分娩，反而可透過雙方協商由跨性別男性承擔懷孕及分娩的責任，破除生育必須被綁定在「典型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

此次修法落實「婚育脫鉤」，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亦是一大亮點。在衛福部國健署先前公告的草案中，將單身女性的使用年齡限縮在30歲到45歲之間，遭許多單身女性及婦女團體抗議年齡區間過窄，不符合社會現實。

如此狹窄的年齡區間設定，隱含了「鼓勵女性還是要努力把自己擠進婚姻，除非真的來不及了、找不到人結婚，再來借助人工生殖技術生育」的潛台詞──反觀異性配偶就沒有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年齡限制。這樣的設計仍舊存在婚姻及生育綁定的預設，並未真正落實女性生育自主。

所幸，在本次行政院版草案第6條，修正這項缺失，改為：單身女性年滿18歲、經子女最佳利益評估後，即可使用該技術；而年滿45歲者、則須再額外進行生理檢查，確認無不適合懷孕或分娩情況、才可以受術。對於衛福部放寬年齡的做法，應予以肯定。

回顧《人工生殖法》的修正歷程，討論重點大多集中在「誰可以來使用這項技術？」然而醫療品質的控管與母嬰健康亦應被納入整體討論，其中「多胚胎」植入的風險，亦應在此次修法中被同步處理。

為了追求高成功率，台灣人工生殖產業經常會為受試者植入多顆胚胎，而產下多胞胎在台灣社會也經常被視為「好事一樁」。然而人工生殖醫師何信頤指出，多胚胎植入伴隨著顯著風險：

「植入一顆胚胎和植入兩顆胚胎的活產率都一樣是39%，但植入兩顆胚胎產生的早產兒高達37%，不足2,500克的低體重兒高達38%！植入兩顆胚胎生下來寶寶，有4%是不足1,500克的極低體重兒。」

依據現行《人工生殖法》第16條，法律明文禁止人工生殖機構不得每次植入5個以上胚胎。而在行政院公告的修正草案第21條，與現行規定無不同，一樣是將「每次植入5個以上胚胎」列為禁止事項，罰則為最高罰100萬元。

根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嘉苓在《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中的長期觀察，這種由醫療科技所催生的「科技風險」，不應由懷孕女性個體獨自承擔。她指出，多胞胎在台灣往往被賦予高度的社會祝福，卻掩蓋了女性在面對高風險妊娠、甚至面臨「減胎手術」時，被推向道德與生理邊緣的隱形情緒勞動。

若法規上限仍停留在寬鬆的「4顆」，無異於在擴大適用對象的同時，也放任醫源性的健康風險隨之擴散。現行法律底線明顯寬於醫療最佳實務，在本次修法中，應朝向「開放至多2個胚胎植入」為原則進行修正，以降低懷孕者的身體負荷。

《人工生殖法》的放寬，絕非為了要「挽救生育率」，女性身體健康也不應成為國家人口政策下的統計代價，更不該被化約為達成特定生育指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