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使得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同年5月24日施行，全台同志想結婚就能結婚了。忽忽6年，結婚的同志都好嗎？

在同志婚姻制度化之後，親密關係、婚姻決策、家庭動態出現哪些變化、引發哪些關於法律、情感、身體與社會的提問，而學術研究工作者又提出了哪些分析視角呢？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白爾雅探討了讓台灣女同志想要結婚的理由，其中最大「拉力」是「想要得到平等的權益」。

有位女同志在2019年5月24日、同婚合法施行的第一天早上，迫不及待衝去戶政事務所登記，她說：「老娘要去結婚了！」結婚是由國家授予的法律權利，「法律承認我們的關係」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有人結婚，是為了讓伴侶成為孩子的合法家長；也有許多同志提到想要請「婚假」或是領公司福委會的紅包等等，過去專屬於異性戀已婚者的「福利」，終於同志也有機會享受。

也有些人把結婚當作一種出櫃的方式，把婚禮當作告訴他人「我是誰」的契機，也期待用親身經驗鼓勵身邊尚未出櫃的同志們。

不過，結婚涉及身分證配偶欄、戶籍異動，對還沒準備好向原生家庭出櫃的同志來說，不可能偷偷結婚而不被家裡發現；在職場上，通知公司人資部門、請婚假及安排代理人，但要向公司請假需要結婚證書或是喜帖，以台灣人的性別化命名習慣，很容易就會發現結婚對象的性別，所以「結婚就等於出櫃」，阻礙了他們想結婚的意願。

伴隨結婚權利而來的，是離婚的權利。有些人結婚了，但是相處困境也伴隨而來。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陳政沂研究同志離婚的原因，發現與異性戀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同志伴侶相對異性伴侶來說，還要面對更高的「外部壓力」，例如社會支持不足。

有些同志伴侶為了避免出櫃，因此非必要不向職場、親友及家人透露結婚的訊息，這樣的「隱形婚姻」讓同性配偶在面臨關係衝突時，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來應對、化解婚姻生活中的艱難。

有男同志說，婚後溝通變得比婚前當情侶時更困難。他從小被教育「男生不要太情緒化」，導致他在婚姻中若遇到衝突，就選擇逃避、不表達，雙方時常以冷戰收場。陳政沂的研究也發現，女同志則傾向勇於說出內心話、積極溝通與處理問題；若頻繁溝通未能有效解決問題，可能演變為伴侶間的言語或情緒傷害。

同志離婚也背負「婚姻經營失敗」的汙名。陳政沂提到一個令他印象很深刻的受訪者，他不願意離婚是因為當別人詢問「你們的關係如何」時，他可以回答「還好」或「還可以」；但如果他說「我們離婚了」，他就無法承受別人進一步的追問。

同志離婚也可能被視為對於同志運動的「背叛」，害怕被貼上「不珍惜得來不易的婚姻權利」的標籤，也有同志擔心離婚會「讓反同的人看笑話」。不過，在離婚復原的過程當中，再反思、理解他們過去對於婚姻的期待，也對婚姻制度有了解構的效果。

在結婚與離婚的決策中，我們都能發現「現身政治」的作用，而「愛不愛」似乎不是其中唯一關鍵的因素。在現代社會中，親密關係深刻鑲嵌在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脈絡當中，愛情不是真空的，不論是異性戀或是同志的婚姻，都無可避免地與父權結構、異性戀家庭常規以及公民權益交織在一起。結婚（離婚或不結婚）乘載了對社會和對個人的多重意義，可以說，社會制度形塑了個人親密關係的實踐。

同志群體充滿著異質性，包括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同志、想生育成為父母的同志，還有跨國的同性伴侶。此外，同志之間的階級差異及國籍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反思同婚通過後，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志要成家、要生育時，他們有什麼選擇，及遇到什麼障礙。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陳容的研究聚焦在「同志爸爸」的家庭。她表示同婚通過後，不少媒體的報導開始讓社會看見同志爸爸，但有些同志爸爸是沒有被看見的，例如曾經踏入異性戀婚姻的男同志，他們養兒育女，卻因為社會壓力而沒有出櫃，他們的處境也難以被看見。這樣的例子顯示，同志很早就已經在生養小孩，不是在同婚過後才生兒育女，只是隱身在異性戀婚姻之中。

階級也影響同志生育的權利與管道，陳容描述有位同志一開始根本就不知道男同志可以找代孕，即使後來得知，但他發現費用實在是太高了，對他來說，「貴到覺得去做這件事情也太瘋狂了」。另一位男同志也說，在海外進行代孕，要清楚在不同的國家可能要面對的不同風險。

從男同志選擇的生育路徑，可以發現他們不僅只是面對異性戀框架社會給予的壓力與法律上的限制，同時也面對社會階級、經濟資本的落差；選擇什麼國度進行代孕、因此要承擔由此而來的風險，也是一個階級化的過程。

陳容指出，同婚合法後，只有非常少數握有資源的同志，可以透過代孕──這個非常花費心力和金錢的方式──來成為家長，代孕並非是普遍、可負擔的選擇。

對跨國同志婚姻來說，外籍同性伴侶的「依親身分」在於移動及出入境是非常重要的權利。在同婚合法4年後、2023年1月，台灣政府才讓跨國同性伴侶能夠登記結婚。換言之，在跨國同婚通過之前，外籍同性伴侶因為無法結婚而依親，所以必須透過不同類型的簽證，如：旅遊簽證、學生簽證的方式，留在台灣跟同性伴侶共同生活。但是2019年突如其來的的COVID-19疫情，打亂了很多跨國同性伴侶相聚的計畫，有些外籍同志更被強迫離開台灣。

婚姻並不只是「愛」的親密私事，也是政治議題。有些同志伴侶，例如台灣人要跟中國人或是東南亞人士結婚，要面對額外的審查。雖然在2024年9月台灣政府承認中國與台灣籍伴侶在第三地登記的合法婚姻，例如：在美國登記結婚，可以在台灣「再登記」；可是這也牽涉到「誰可以出國」、「誰擁有經濟資本」的問題。賴婉琪提到，她的一位中國學生計劃跟台灣的同性伴侶結婚，但他先要爬文，理解所有的規定與限制。這顯示同婚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資本：「有能力消化這麼多的資訊」，才能夠踏過重重政治與行政阻礙，結得了婚。

學者回顧同婚合法後，這6年來時路走得「又癢又痛」。很癢，是因為婚姻在今日的台灣仍被塑造為終極幸福的圖像，有其神聖性，是一個實踐關係的承諾；「很痛」，是因為婚姻仍然是一種特權，有些人無法進入這個制度，或在意圖進入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這些痛癢都在提醒我們應該看見「平權」旗幟下的差異與矛盾，持續批判及倡議。6年之後的平權之路，不論結婚、離婚、不婚，生兒育女，跨國婚姻，將有更多同婚相關議題值得關注，讓「幸福」有更多元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