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夾在景美溪與木柵路之間，往西是新店、東邊是政大以及貓空山區的一小塊地方，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就成為我想暫時逃離令人喘不過氣的工作與現實，首先想到的一方「淨土」。

有別於節奏緊湊、人與人之間近距離摩肩接踵的雙北都會，台北盆地南端、景美溪旁的台北市文山區，彷彿踏上時光隧道，街道的喧囂與擁擠的人群瞬間褪去，離開主要幹道木新路，走進老舊公寓背面街廓，有時候會撞見一兩條短短的、快消失的隱巷，縱然近年陸續興建起豪宅大樓，但在寂靜無人的陽光底下，簡直像遇見已經遺忘在記憶深處、小時候放學午後回家的方向──即便從未居住過、也無親友連結在此地。

位處繁華商圈之外，加上長久以來未與四通八達的捷運系統串連，使得文山區一角，難得保留了某種上世紀老台北的紋理與樣貌，且完全跳脫外在消費社會或審美觀，不為觀光等其他目地而存在，安靜且悠哉地保有自給自足的生活感。

偶然間發現的一間越南小吃店，更成為我三不五時騎著摩托車或YouBike過去的理由。其店面雖然已有些歲月痕跡，仍保持乾淨明亮，牆面上以毛筆手書的菜單配上褪色的菜色輸出照片，最特別的是，店家掛了好幾幅色彩繽紛、描繪著不知是何國度的山水畫，上面也以書寫菜單同樣的筆觸題字。

某個週六早已過正餐時間的午後── 一直開著隨時供應餐食，這也是讓偶爾生活作息不規律的我強烈倚賴的原因之一 ──緩慢吃完碗裡的涼拌烤肉春捲米線，配上冰鎮的越式咖啡，原本寂靜的店內，不知怎麼的愈來愈熱鬧，店家在櫃台擺出一籃類似雙胞胎或甜甜圈的油炸麵團點心，幾個50、60歲年紀的大叔三三兩兩各據一桌，一杯咖啡一塊點心，就著麼扯開話匣子；奇特的是，傳到耳邊的語言，不是熟悉的華語、台語或客家話，甚至也明顯非越南語，而是我們從小透過電影或電視偶爾聽到過的廣東話。這個浮光掠影的印象，就這樣放在心裡，未去深究，就像文山區的這一方小天地，屬於自己的不足為外人道的「異樣世界」。

「在這裡吃到的，都是『廣東化』的越南菜，」從青少女時代開始，就成長在文山區的羅漪文説。她是「第𝟮𝟰屆台北文學獎年金首獎」得主，出生於越南的華僑，目前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多年來擔任越南語司法通譯工作，以接觸的個案為基礎，書寫移工在台灣的經歷，為讀者打開一條理解新移民、新住民的路徑。

「這裡（文山區）的越南華人淵源還滿複雜，我們家是土生土生 ，長輩直接就移民到南越；可是有一批華人本來是從中國移到北越，1954年南北越分隔的時候才跑到南越，1975年（越戰）又繼續南遷，跟比較早在南越扎根的華人講的廣東話不太一樣，他們講的比較偏廣西腔。被南越政府收容在『自由村』，後來又整批來台灣，遷徙路徑更複雜，兩次大遷徙，有點難民『又再難民』的感覺。」

無論世居或二次遷徙，這一群操著不同腔調廣東話的越南華人，都是在1970年代越戰中戰敗一方的南越，想方設法離開共產極權籠罩下，那個時代最大逃難潮的一股支流。透過「仁德專案」陸續來台的越南華人，剛開始的落腳地，就在距離那間我常去的越南小吃店不遠處──如今正在如火如荼施工陸續落成的簇新公宅，已幾乎嗅聞不到多年前被稱作「台北市最後貧民窟」的安康社區。

羅漪文一家人也不例外。

「剛來的時候我10多歲上國中，我們借住姑姑家，只有2個房間，全家4個人就擠在另一個房間，有時候（社會局）發放一些物資：泡麵、過期的飛柔洗髮精、過期的很硬的米⋯⋯姑姑拿到的時候很開心，我也覺得滿好玩的。以前大人會叫我們晚上不要來旁邊的公園，以前因為樹木比較茂密，晚上就黑漆漆，可是現在整理得很美。」

「以前住附近的台灣人都會覺得這裡安置低收戶，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印象，但我不太覺得這裡是什麼貧民窟啊！因為我們小時候住在越南也是一個混雜的世界，胡志明市（西貢）本質上是一個移民的城市，人們要謀生，一定湧到西貢來，販夫走卒和富有人家都在同一條街上，所以還滿習慣那種生活的樣態。」

在那個還沒有關懷新移民、新台灣之子、多元族群的年代，這一群離開熟悉卻已無容身之地的「異鄉人」，回歸華人世界自由的「中華民國」，卻像來到一個陌生土地，一切都得重新來過。

「我們來，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一個是（越南華人）廣東潮州文化，然後來到（台灣）閩南的文化，在飲食跟語言上有很多差異。像我至今仍很不習慣台灣便當裡一大塊肉，越南以前窮，肉都切得小小的⋯⋯。」

羅漪文領我們走到文山區某市場旁、一間開在越南美甲店、越式小吃店旁的雜貨店，老闆娘一邊應對著買G7咖啡的印尼移工、招呼送貨的供應商，一邊娓娓道來，恍如昨日的越南往事，在安靜的台北盆地邊陲迴盪：

「1975年美國就輸了嘛，整個從中南半島撤退，被美國支持的那一派（越南共和國軍）有的脫下軍衣倉皇逃走，有的被炮擊打到，遍地都是屍體，好臭喔！我一路坐巴士逃難很有印象，那時候25歲，還是記憶猶新。越共接掌後宣布戒嚴，然後就打資產（階級），一家家送去所謂『新經濟區』勞改。

「被送到去新經濟區的人，有的連在街邊賣點米都捉起來，有的受不了就自殺。已經奮鬥幾十年有這樣的成果了，家產都在這裡了，一夜之間被掃光光，老來了轉換一個很窮的環境，真的任誰也是受不了，怎麼樣生活下去？

「我的先生無端端被抓去坐牢，我們有去探監，那地方在南部的山上，叫做紅土（坦赭，Đất Đỏ），我省吃儉用，連一公斤蝦米都不敢在家裡吃，拚命載東西去賣、子宮流血兩次，把錢去買食物到新經濟區。大包小包坐炭車——以前用炭來發動，好熱啊！除非開動時一點涼風，在裡面真的生不如死，很悶啊、很痛苦，一路暈車，去到那邊幾百公里，帶著才幾個月大的孩子，一、兩個月去探視一次。

「帶去的東西吃不完 ，就可以給警衛一些甜頭，他們有時候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犯人）偷懶一點或者休息，他也不會像趕狗一樣趕。我們這邊苦得要死啊，親戚朋友都說這個牽涉所謂政治（犯）的不要去，兄弟姊妹不敢來看你，但是什麼都沒有審，就是一直關到爽為止，關了7、8年，那種生活、那種煎熬，我的傷口很⋯⋯往事有時候我不想提啊，真的過去了就過去了，要講下去，寫一本厚厚的書都可以！

「要找活路逃，好過在這裡餓死還是怎麼樣，華僑或越南人，不願意在越共控制下生活，那時候一個人黃金13兩或16兩坐船逃難，坐船像賭博、賭命，死就死，活就活，到自由世界去！有時整條船滿載滿了，有的人多出5錢，公安讓他下去，船就超重，有的平安到馬來西亞、印尼、還是香港，有的就沉船，像我親戚的孩子跟他的老師們都這樣（死）了，給海盜捉去被強姦的女孩子也有不少。

「後來好像1987年越南開放了，出來最多給你帶兩錢，而且搜身，一窮二白這樣走出去，什麼都不可以帶。先生出來過了兩年，我們得到台灣政府幫助，就移居過來。總的來講，不要戰爭、要自由民主，勤力一點，就有碗飯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