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燠熱夏夜，阿山（化名）獨自躺在新北市某工業宅深處，雇主臨時整理出來的舊床板上。蚊蟲縈繞在他耳邊、排水溝的惡臭不時竄進鼻中，阿山打開一旁的工業電風扇、拉緊蚊帳，等待清晨雇主開啟鐵門，他才有一點時間出去透透氣。

50多歲的阿山來自越南中部的河靜省，他原本在台灣擁有合法身分與工作，但2021年他發現自己的排班驟減，當時的雇主也沒有安排加班機會，在收入減少、又須償還高額仲介費的壓力之下，阿山決定「逃跑」，透過在台友人尋覓更高薪的工作。

近年來，有高達2萬多位越南製造業移工做出和阿山一樣的選擇。

過去越南失聯移工本就以製造業為最大宗，但近年製造業失聯人口漲幅特別顯著。是什麼原因讓阿山他們紛紛拋下合法身分？

COVID-19疫情期間，勞動部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暫緩引進各國移工，同時越南政府封鎖國境、暫停國際航班，兩國人力流動銳減。為了讓期滿移工得以繼續在台灣工作、穩定產業運作量能，勞動部於2021年6月發函開放雇主延長移工聘僱許可，後也鬆綁移工轉換雇主或工作的相關限制。

原本移工應於期滿後60至120日內找到新雇主，否則就要回國。但疫情下雇主可以為其申請延長工作年限；若移工想換雇主或工作，可自行或透過原雇主向勞動部申請轉換，等待媒合的時間與次數不受限制。

「我們延長移工轉換期限與次數，希望盡可能把人留在台灣⋯⋯但實施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一些奇怪的現象。」

薛鑑忠認為，檯面上這群等待轉換的移工沒有工作及收入，這與他們來台目的相衝突。他推測其中有些人在等待轉換期間，就已私下透過龐大的在台社群網絡找到機會找到打工或正式工作。

而對過去兩年的產業移工來說，眼前確實有許多珍貴的工作機會。

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各國封閉措施影響台灣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製造業大行減班。根據勞動部勞雇協商減少工時統計，2020年7月是製造業減班高峰，影響人數近2萬人，無薪假、砍班等措施使移工失去部分收入。

大環境帶動產業整體薪資調漲，對移工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今年來台工作滿10年的Duy（化名）觀察，近年很多同鄉認為自己原工作得輪班、缺乏加班機會，因而選擇失聯，透過越南在台社群尋覓檯面下更高薪、更符合期待的職缺。

對現代的越南移工來說，失聯後要自行找到工作不是難事。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藍佩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人簡永達2022年出版的論文也提及此現象，研究中受訪移工指出：

如今疫情趨緩、移工引進流程恢復正常，仲介圈卻出現另一種亂象，加劇了移工失聯情形。

「2022年以來，不管是關心移工的人還是仲介圈，都在講一個詞叫『報復性引進』。」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員許惟棟解釋，過去邊境管制期間，人力仲介收入減少、管理成本增加；如今引進政策恢復正常，仲介圈為弭平疫情虧損，便開始「報復性引進」──在各企業移工配額有限的情況下，仲介不會優先轉介手上的期滿移工，而是大量引進新移工。

原因在於仲介引進新移工，可賺取新台幣5～12萬元的高額仲介費；相反地，勞動部明文規定仲介不得向移工收取工作轉介的買工費，即便仲介冒著違法的風險私下收取，也只有數千至數萬的規模，利潤較低。

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主任阮文雄觀察，有身邊同胞在工作期滿後被要求支付新台幣4～5萬元買工費給仲介，否則無法媒合到下一份工作，高額買工費讓他們無法接受，但也不想就此回國，「會沒面子，所以有很多越南中年人會逃跑上山、或在工地工作。」

TIWA也觀察到類似狀況。該組織設有移工安置中心，期滿移工在媒合到下一份工作前，會先暫居於此。許惟棟說，過去這裡移工找工作都算順遂，一年頂多1、2人失聯；但今年來到安置中心的移工已有近半因期滿未找到工作而歸國，失聯案件也高達到10件，與過去形成鮮明對比。

即便移工有心繞過仲介，循政府開設的直聘中心或就業服務站媒合，成效往往有限。許惟棟直言，「全台只剩台北一間直聘中心，雖然還有就業服務站，但現實是仲介已經壟斷整個製造業移工市場，從申請文件、宿舍管理到人力配置，為雇主包辦所有服務，所以就業服務站也很難發揮媒合作用。」

仲介大量引進新移工、原本在台移工大量失聯，形成疫後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景象。受訪的專家、組織都認知到，對越南產業移工來說，合法身分與移工轉換機制不再具有吸引力。

許惟棟說，政府設置的平台至少應配置雙語人員，讓移工來到就業服務站時可以有人協助介紹工作條件與待遇，或是聯繫雇主，「但現在連雙語人員都沒有，」他不禁質疑，「是否政府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要負起這個責任，只覺得那是仲介的事，我的責任就是做仲介評鑑、管好仲介就好？」

但如果仲介評鑑真的有用，就不會有如今報復性引進的狀況，許惟棟認為，「這代表整個產業鏈已經被壟斷，壟斷到他們可以輕易地串連起來。」他指出，在一個健全的移工仲介市場中，政府應肩負起基礎的仲介服務量與品質，而非任由私人仲介完全把持。

「不可否認，人力仲介市場確實因利益產生許多問題，」薛鑑忠坦言，過去政府多次討論進入仲介市場的可能性，但實務上仲介常須24小時待命處理雇主問題與移工生活需求，而公務員出勤時間固定，一般情況下難以彈性調整。即便參考韓國政府，成立公法人服務中心輔助移工適應生活與工作，也可能因量能不足導致移工無法及時獲得支援。根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1年報導，韓國失聯移工已達39.8萬人。

在政府部門工作了20多年，薛鑑忠認為，目前移工市場供不應求，除非台灣修法大幅開放移工引進，否則在現行規章下，移工失聯的狀況只能被控制，無法被大幅改善；但修法開放的做法不僅在台灣毫無共識，也可能會傷害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權益，並讓產業憑恃低廉勞動力不思轉型。他擔心：

「大幅開放（移工引進）對國人就業權益、產業發展造成的影響與傷害，可能會遠大於解決移工失聯問題的成本。」

去年年底，阿山放棄台灣的工作，到移民署自首後回國休養。但同時，仍有5萬多位越南移工失聯後選擇留在台灣，且人數持續增長中。這些人透過越南餐廳、雜貨店、教堂、科技形成緊密的互助社群，但更多時候，他們在這裡工作、就學或成家，與台灣人的生活交織在同一塊土地上。

從許惟棟的工作與互動經驗中，他不會用道德評價移工失聯的選擇，有些移工失聯仍會回來找TIWA分享，他們會與前雇主保持聯絡，對方協助他們安頓後續的生活起居，他們則在對方有需要時前往支援：「即便他不再擁有合法身分，但他已經成為那個地方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