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緩緩講起弟弟曹賜讓的逃亡，在許多人相繼自首下，那是龜山風聲鶴唳的年代。被捕後，因為擔心年輕男性會面恐被牽連，都是妹妹素雲去探望，但最後換得收屍，以及張貼在台北車站昭告天下的告示。在聽到曹賜讓在遺書中要哥哥、妹妹代他孝順爸媽時，自己也蒼蒼白髮的曹耀東，似乎仍忍不住激動。

確實，70年後，當我們重新讀著曹賜讓的遺書時，感受那節制的兩頁筆跡，仍有力量從遺書中傳遞出來。

《無法送達的遺書》舊版是2015年，我在前一個出版社衛城出版的，這是一本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找來小說家胡淑雯主編，集合了作家與年輕研究者，共同書寫1950到70年代因白恐案件遭槍決的9位政治犯與他們的家屬。7年過後收錄更多遺書，重新推出增訂版；在轉型正義的課題上，台灣社會已經歷官方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啟動與結束。

從曹耀東先生的家出來之後，我無法忘記握過的曹先生的手，那是握著歷史的感覺，但同時這讓我想到近日讀過的一份寫作綱要，是一個猶太裔的美國年輕學者的出版計畫。他提到2020年「猶太人向德國索賠協商會」（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針對美國1,350位超過18歲的民眾進行調查，其中40歲以下世代超過6成不知道大屠殺造成600萬猶太人死亡 （大多認為低於這個數字），更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沒聽過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字。

對這位年輕學者來說，他提出的問題是，隨著倖存者與見證者的凋零，沒有「活」的歷史，未來的世代將走入純然歷史的認識，這樣的記憶會如何？對類似的暴行又有什麼參考性？在二戰後開啟的，關於大屠殺該怎麼記憶（包括使用Holocaust這個字）、審判、賠償，是否就不會倒退回質疑記憶的真確性？甚至，這樣的記憶終究仍會被遺忘，如同這些調查顯現的徵兆？可以說，為大屠殺記憶奮戰的第一代，幾乎已逐步走向終點。

台灣則是完全相反的情形。漫長的第一代尚未結束，我們還在為正義的基本討論做準備，平反的最大範圍在哪裡？共產黨人需要被平反嗎？有多少的記憶還未被說出、整理與面對公眾？甚或，該拆掉或另立什麼樣的「紀念碑」？隨著5月底促轉會任務結束，業務工作轉至各部會，這些問題經常還是不容易回答，彷彿記憶本身，就會傷害整個群體。但我慢慢覺得，嘗試面對艱困的問題，才是民主的豐富所在。

轉型正義的基本特質，是民主之後的延遲課題，在過去時代不可能討論的事情，必須等到民主之後才存在。這個延遲的特質不只發生在新興國家，在許多有轉型正義課題的國家如美國的種族、原住民問題，也同樣如此。隨著民主的時間愈長，意涵與象徵更加多元，「歷史」也必須不斷被重述。而這些延遲的正義討論，也因與民主的進程同步發展，從而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民主體質。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影響過去地下黨人是否該被平反的討論，而民進黨政府雖然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立促轉會，但總統蔡英文出席經國七海文化園區與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時，認為蔣經國「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蔡英文的發言讓人想起關於兩蔣經常出現的「功過並陳」論調。雖然脈絡不完全相同，但白羅斯曾出現一方面清查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但幾年後總統又盛讚列寧（Lenin）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也是白羅斯人的奇異矛盾。所以面對中正紀念堂這類所謂「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時，要以何價值依據討論，就成了重要的後設問題，而去面對我們還難以解決的事，本身也是一種民主過程。

或者說，轉型正義所引發的內部衝突與矛盾，都在指向我們民主尚未完成的部分，以及這就是我們共同體的特質，如同那些獨立之途顛簸不已的前蘇聯國家，這沒什麼值得憤恨或羞恥，我漸漸覺得，這就是我們。

製作《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的時候，我經常回想起自己透過出版品是如何認識民主的。2013年出版《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3冊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在一個結論的位置，回望台灣民主的「正向」發展。直到2015年《無法送達的遺書》的出版，第一次觸碰到白色恐怖與政治犯的題材，這當中的記憶與修復課題，才讓我意識到，民主之後，真正的難題才開始。

7年前有一件事至今難忘。還記得這本書發表會前幾天，我致電給一位家屬，她在電話中跟我說，「我願意去新書發表會，但請不要認出我，也不要叫我的名字。」當天她來了，帶著受傷畏懼的眼神認出我是出版社的編輯，但我們什麼也沒說。我在會場角落靜靜看著這位女士瘦小的身影，像被擠壓了的小黑點，自以為這本書的誕生代表被壓抑的從此可以發聲，一股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我體內炸開。

傷害是無法平反的。就算有轉型正義，傷痛就像被時光保鮮一樣，對這些人來說。傷痛遠遠超出所謂想像能到達的地方。記憶風暴仍時時襲捲他們，我們再怎麼趕路，原來都抵達不了。

編輯的工作，經常充滿著偶然與想像，但以面對白色恐怖的意外最多。經常在這些解凍與縫隙般窺探的工作中，過去被威權教育體制封存的感知才獲得打開的機會，得以真正走向那個時空，在那些革命與肅清的背後，社會體制彷彿才浮現。那是研究者林易澄在《無法送達的遺書》書中郭慶篇〈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不斷猜想的，一個雲林青年是怎麼在1940、50年代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那是研究者林傳凱這幾年跟他的同伴，要把白恐案件帶給遺族、帶回地方的歷史鄉鎮化的努力。這些政治案件的當事人不是紀念碑，我們走向他們，是為了更完整面對歷史，那些被體制掩蓋的遺址，需要被指認曾經生活過的樣子。

幾天前，剛從倫敦回台灣的黃溫恭外孫女張旖容來到辦公室，討論她正在書寫的屬於政治犯第三代的家族記憶。張旖容可說是遺書歸還運動開啟的源頭，我問她，妳外公還有什麼謎團是妳很想解開的？她想了想說，在屏東春日衛生所的時候，那是他最後被抓的地方，很想再知道多一點，但還有誰知道呢？我有點難以回話，但我知道，只能帶著一點點的困惑，一點點地往前進，拿我們的人生一點點地贖回歷史。

比曹賜讓早100年落難流放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我長出白色恐怖的眼睛後，這個青年時期曾經鍾愛過的小說家，他的人生與作品似乎也變得不同了，就地變得親近，不再那麼「異邦」。杜斯妥也夫斯基監禁的時候，唯一寫信的對象是他的哥哥米哈伊爾，或許就像曹賜讓寫信給曹耀東一般的情感。南國悶熱的軍法處與西伯利亞或許並不遙遠。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他在10年流放後重返聖彼得堡，加入了一個團體，專門在幫助重返社會的政治犯，為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甚至自願上舞台演出募款。官方補償或賠償舊時代的政治犯其實是非常「當代」的事情，然而不論權力體制是不是認為這件事重要，重點還是民間的互助，我想從19世紀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如此。然而我們也確實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此不同，我們更有機會改變體制，我們是如此見證「當代」的世代。我們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帝俄時期，更早已不是那個耳語與哭泣的自由中國（Free China）。

我很慶幸我握過曹耀東先生的手，更感到慶幸，跟他一起活在漫長的第一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