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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現場【出版觀景台】

莊瑞琳/漫長的第一代:台灣的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

戒嚴期間囚禁政治犯的監獄圍牆。(攝影/林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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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人群中做一個人,始終如一,不灰心,不放棄,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不幸──這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生命的任務。」 ──政治犯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經歷假死刑震撼後寫給哥哥的家書(註)
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1849年時,因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社會主義團體而遭逮捕,當時俄皇尼古拉刻意假判15個人死刑,想要嚇嚇這批反叛分子,因此在謝苗諾夫校場上演一場假死刑大戲。其中一位也叫尼古拉的政治犯,因驚嚇過度從此精神失常。杜斯妥也夫斯基後來被判流放西伯利亞,1860年才重返聖彼得堡。有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可參考約瑟夫.法蘭克(Joseph Frank)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難的年代,1850~1859》。
「謝謝你們,讓我第一次讀到這封信。」《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出版當天,我跟同事,以及一位友人,帶著書到土城拜訪年近百歲的曹耀東先生,他眼睛不好,3人用破爛的台語一句句讀信給他聽。「這封信」指的是,曹耀東的弟弟曹賜讓
曹賜讓,龜山人,開南商工畢業後,在家經營充電池生意。二二八後,因對軍事鎮壓、青年失業憤慨,1948年3月,在龜山鄉經友人謝時和(後自首)邀請參加地下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隸屬桃園支部,從事團結青年、鑽研思想。多在龜山新路、兔子坑、桃園西埔里、八角店地區一帶活動。1951年5月12日,刑警要求家人勸說曹賜讓「自首」。出面後,他卻於1952年1月12日判處死刑,3月26日槍決,得年24歲。他在槍決前夕寫下遺書:「爸媽:我為了愛您們、為了愛兄妹、為了愛天下人,此刻我的心已亂極了。我要說的話也多透了,可是我再也無法往下寫了。」此後,遺書則被政府沒收數十年,直到近年才歸還家人。(此註釋為林傳凱所寫)
1952年槍決前寫下的遺書。曹賜讓是1950年代的地下黨員。曹耀東先生幾度掉入70年的記憶當中,起身顫巍巍前去翻找相簿與校友通訊錄,他說除了弟弟,家族還有兩個人同樣死於白色恐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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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轉型正義、曹賜讓、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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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轉型正義、曹賜讓、遺書
曹賜讓寫給家人的遺書,約70年之後才交到家人手中。(圖片提供/春山出版)

他緩緩講起弟弟曹賜讓的逃亡,在許多人相繼自首下,那是龜山風聲鶴唳的年代。被捕後,因為擔心年輕男性會面恐被牽連,都是妹妹素雲去探望,但最後換得收屍,以及張貼在台北車站昭告天下的告示。在聽到曹賜讓在遺書中要哥哥、妹妹代他孝順爸媽時,自己也蒼蒼白髮的曹耀東,似乎仍忍不住激動。

確實,70年後,當我們重新讀著曹賜讓的遺書時,感受那節制的兩頁筆跡,仍有力量從遺書中傳遞出來。

《無法送達的遺書》舊版是2015年,我在前一個出版社衛城出版的,這是一本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找來小說家胡淑雯主編,集合了作家與年輕研究者,共同書寫1950到70年代因白恐案件遭槍決的9位政治犯與他們的家屬。7年過後收錄更多遺書,重新推出增訂版;在轉型正義的課題上,台灣社會已經歷官方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啟動與結束。

第一代的記憶戰爭

從曹耀東先生的家出來之後,我無法忘記握過的曹先生的手,那是握著歷史的感覺,但同時這讓我想到近日讀過的一份寫作綱要,是一個猶太裔的美國年輕學者的出版計畫。他提到2020年「猶太人向德國索賠協商會」(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針對美國1,350位超過18歲的民眾進行調查,其中40歲以下世代超過6成不知道大屠殺造成600萬猶太人死亡 (大多認為低於這個數字),更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沒聽過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字。

對這位年輕學者來說,他提出的問題是,隨著倖存者與見證者的凋零,沒有「活」的歷史,未來的世代將走入純然歷史的認識,這樣的記憶會如何?對類似的暴行又有什麼參考性?在二戰後開啟的,關於大屠殺該怎麼記憶(包括使用Holocaust這個字)、審判、賠償,是否就不會倒退回質疑記憶的真確性?甚至,這樣的記憶終究仍會被遺忘,如同這些調查顯現的徵兆?可以說,為大屠殺記憶奮戰的第一代,幾乎已逐步走向終點。

台灣則是完全相反的情形。漫長的第一代尚未結束,我們還在為正義的基本討論做準備,平反的最大範圍在哪裡?共產黨人需要被平反嗎?有多少的記憶還未被說出、整理與面對公眾?甚或,該拆掉或另立什麼樣的「紀念碑」?隨著5月底促轉會任務結束,業務工作轉至各部會,這些問題經常還是不容易回答,彷彿記憶本身,就會傷害整個群體。但我慢慢覺得,嘗試面對艱困的問題,才是民主的豐富所在。

民主未完成

轉型正義的基本特質,是民主之後的延遲課題,在過去時代不可能討論的事情,必須等到民主之後才存在。這個延遲的特質不只發生在新興國家,在許多有轉型正義課題的國家如美國的種族、原住民問題,也同樣如此。隨著民主的時間愈長,意涵與象徵更加多元,「歷史」也必須不斷被重述。而這些延遲的正義討論,也因與民主的進程同步發展,從而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民主體質。

有趣的是,從民主體質的相似性來說,過去反共的台灣/中華民國,與1990年代獨立的前蘇聯國家在轉型正義的困難點有異體同形之處。比如遭俄羅斯侵略的烏克蘭,幾乎是一獨立,就立刻陷入要不要禁止共產黨的難題。而禁止共產黨的必要性,又與俄羅斯當下的威脅形成相關性,這些情勢讓烏克蘭2001與2019年兩次憲法法院的裁決完全不同。2001年大法官多數認為共產黨禁令違憲,而2019年時,因為已經歷廣場革命克里米亞問題,俄羅斯所帶來的威脅被認為與納粹相同,因此多數大法官認為共產黨禁令沒有違憲。之所以會有共產黨禁令,跟質疑烏克蘭共產黨與俄羅斯共產黨有何關係,甚至財產是否該充公都有關。此外,這些前蘇聯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經常處於反覆無常的狀態,容易受到當權者的影響,從研究者的角度看來,由政治菁英操控的轉型正義,經常成為政治籌碼的象徵,需要發展由下而上的力量。再者,對受害者的紀念與補償是共識,但加害者的部分往往難以追究,甚至略而不提,原因在於許多掌權者過去就是共產體制的成員(註)
有關前蘇聯國家與俄羅斯的轉型正義問題,參考自以下文章。Alexei Trochev, Between Blaming and Naming: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Bans on Communist Parties in Post-Soviet States, ed. by Cheng-Yi Huang, Constitutionaliz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Constit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Courts Deal with Past Atrocity (London: Routledge, 2022).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影響過去地下黨人是否該被平反的討論,而民進黨政府雖然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立促轉會,但總統蔡英文出席經國七海文化園區與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時,認為蔣經國「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蔡英文的發言讓人想起關於兩蔣經常出現的「功過並陳」論調。雖然脈絡不完全相同,但白羅斯曾出現一方面清查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但幾年後總統又盛讚列寧(Lenin)史達林(Joseph Stalin)也是白羅斯人的奇異矛盾。所以面對中正紀念堂這類所謂「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時,要以何價值依據討論,就成了重要的後設問題,而去面對我們還難以解決的事,本身也是一種民主過程。

或者說,轉型正義所引發的內部衝突與矛盾,都在指向我們民主尚未完成的部分,以及這就是我們共同體的特質,如同那些獨立之途顛簸不已的前蘇聯國家,這沒什麼值得憤恨或羞恥,我漸漸覺得,這就是我們。

無法平反的傷痛

製作《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的時候,我經常回想起自己透過出版品是如何認識民主的。2013年出版《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3冊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在一個結論的位置,回望台灣民主的「正向」發展。直到2015年《無法送達的遺書》的出版,第一次觸碰到白色恐怖與政治犯的題材,這當中的記憶與修復課題,才讓我意識到,民主之後,真正的難題才開始。

7年前有一件事至今難忘。還記得這本書發表會前幾天,我致電給一位家屬,她在電話中跟我說,「我願意去新書發表會,但請不要認出我,也不要叫我的名字。」當天她來了,帶著受傷畏懼的眼神認出我是出版社的編輯,但我們什麼也沒說。我在會場角落靜靜看著這位女士瘦小的身影,像被擠壓了的小黑點,自以為這本書的誕生代表被壓抑的從此可以發聲,一股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我體內炸開。

傷害是無法平反的。就算有轉型正義,傷痛就像被時光保鮮一樣,對這些人來說。傷痛遠遠超出所謂想像能到達的地方。記憶風暴仍時時襲捲他們,我們再怎麼趕路,原來都抵達不了。

一點點地贖回歷史

編輯的工作,經常充滿著偶然與想像,但以面對白色恐怖的意外最多。經常在這些解凍與縫隙般窺探的工作中,過去被威權教育體制封存的感知才獲得打開的機會,得以真正走向那個時空,在那些革命與肅清的背後,社會體制彷彿才浮現。那是研究者林易澄在《無法送達的遺書》書中郭慶篇〈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不斷猜想的,一個雲林青年是怎麼在1940、50年代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那是研究者林傳凱這幾年跟他的同伴,要把白恐案件帶給遺族、帶回地方的歷史鄉鎮化的努力。這些政治案件的當事人不是紀念碑,我們走向他們,是為了更完整面對歷史,那些被體制掩蓋的遺址,需要被指認曾經生活過的樣子。

幾天前,剛從倫敦回台灣的黃溫恭外孫女張旖容來到辦公室,討論她正在書寫的屬於政治犯第三代的家族記憶。張旖容可說是遺書歸還運動開啟的源頭,我問她,妳外公還有什麼謎團是妳很想解開的?她想了想說,在屏東春日衛生所的時候,那是他最後被抓的地方,很想再知道多一點,但還有誰知道呢?我有點難以回話,但我知道,只能帶著一點點的困惑,一點點地往前進,拿我們的人生一點點地贖回歷史。

長出白色恐怖的眼睛

比曹賜讓早100年落難流放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我長出白色恐怖的眼睛後,這個青年時期曾經鍾愛過的小說家,他的人生與作品似乎也變得不同了,就地變得親近,不再那麼「異邦」。杜斯妥也夫斯基監禁的時候,唯一寫信的對象是他的哥哥米哈伊爾,或許就像曹賜讓寫信給曹耀東一般的情感。南國悶熱的軍法處與西伯利亞或許並不遙遠。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他在10年流放後重返聖彼得堡,加入了一個團體,專門在幫助重返社會的政治犯,為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甚至自願上舞台演出募款。官方補償或賠償舊時代的政治犯其實是非常「當代」的事情,然而不論權力體制是不是認為這件事重要,重點還是民間的互助,我想從19世紀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如此。然而我們也確實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此不同,我們更有機會改變體制,我們是如此見證「當代」的世代。我們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帝俄時期,更早已不是那個耳語與哭泣的自由中國(Free China)。

我很慶幸我握過曹耀東先生的手,更感到慶幸,跟他一起活在漫長的第一代裡。

【出版觀景台】專欄介紹

隱身在文字、書籍、出版品背後,有一雙凝視時代的眼睛。「出版觀景台」專欄邀請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等人執筆,不定期在週末與讀者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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