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週六現場【出版觀景台】

莊瑞琳/恢復主體的歷史魔法──關於台灣史的思考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開館首展〈舉起鏡子迎向他的凝視—台灣攝影首篇(1869-1949)〉,展出許多19世紀的珍貴影像,從影像的角度意使觀者重新思考台灣史。(攝影/余志偉)

歷史如一輛雙向的魔法列車,愈往前走,就愈帶著當代許多主體對未來的渴望。

而「起源」的困惑與爭議,不只是在像台灣這樣有特殊身世的國家,許多老牌的民族或民主國家,也同樣還在為「起源」所苦。

主體才有歷史可言

隨著《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上映帶來的熱潮與議論,我總想起美國《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2019年8月的專題「1619計畫(The 1619 Project)」。「1619年計畫」指的是,美國歷史的起源不是1620年從英國航向美洲的五月花號,必須往前推進到1619年8月,白獅號載著第一批20多位黑奴在維吉尼亞州上岸。與奴隸制糾纏的歷史才是美國此後400年的真相,專題主持人妮可.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的文章就寫到:「我們的民主創建時的理想是虛偽的,是美國黑人的奮鬥讓一切成真。」

這個計畫在許多州、學校推動,對歷史教育產生影響,自然引發論戰,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當時還成立1776委員會(1776 Commission),試圖捍衛從獨立宣言立國的傳統(拜登2021年1月上任第一天即撤掉該網頁)。即便如此,1619計畫仍在2020年獲得了普立茲獎,但漢娜─瓊斯也被北卡羅來納大學拒絕以終身教職聘用,400年前的歷史仍深深牽動當代的社會與人。

不過從黑人的角度來看,美國史要以黑人初抵美國為起點,可是20世紀中葉後的民權運動至今才得以形成的成果。僅僅使歷史往前推進一年,對某些族群來說從來是困難的事。

一個人或一個事件必須成為主體,歷史才會跟他/它有關。台灣也有相同的歷程與舉步維艱。如果編輯工作者自己的主體都尚未建立,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什麼樣的出版品,但這十年來,整個創建品牌的經驗、偶然的成功與許多命定的失敗,正是我個人血淋淋的主體建立史。每一個跟台灣題材或台灣史相關的書,都是在幾近無知的情況下摸石頭過河的,《百年追求》是這樣,《無法送達的遺書》是這樣。

台灣史的多樣性尺度

當時的我或許更知道該怎麼製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但《百年追求》召開編輯會議時,從分冊到圖片,從書名到封面,每一步都不太確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軌道上。會議上的每個人也不確定──他們是3位作者吳乃德、陳翠蓮與胡慧玲,還有計畫的發起人陳忠信。猶記得2013年夏天,在狹小的會議室,5人對命名愁眉,也缺乏信心地討論,「台灣社會真的需要與想讀這套關於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書嗎?而且不只講黨外,還推進到日本時代?」當時沒人知道隔年會發生太陽花運動,甚至是之後香港的各種運動,這套書與更多人產生了關係,卷三事隔7年後的新版《台灣之春》,推薦序已是由佔中三子陳健民老師撰寫。

於是十年實踐,與其說是在出版台灣史或廣義的台灣題材作品,不如說是在目睹一個個歷史主體的復甦。他/它們是《百年追求》的民主運動,是《無法送達的遺書》的政治犯家屬,是《南風》的環境難民,是《黏土》的農民,是《我們的島》的生態,是《受困的思想》的台灣精神史,是《「野蠻」的復權》的原住民,是《毋甘願的電影史》的台語片,甚至是颱風、地震、地質,或者是《通往世界的植物》的高山植物,他/它們也都是主體。唯有這些新鮮的歷史主體的多樣尺度,才能除魅當代政治一向對我們的束縛。

大概就是在《百年追求》前後,台灣題材與台灣史的出版進入了逐步豐富與多面向的十年,有更多題目得以進入公眾注目的領域,在暢銷與冷門之間得到生存地帶。許多書雖不算暢銷,但也在資本市場中完成自己的損平,以一種韌性極強的姿態多年不絕版,這反映的是有一股渴望未曾枯竭,而且要我們正視它,甚至成為出版同行與研究者、書寫者挑戰冷門界線的推力。在出版業衰退下探的十年(2010年出版產值為367億,2015年後已從沒有超過200億),卻是台灣相關出版品動能逐漸增大的時候。同時我也日益感受到,以台灣作為本土,既是大家難以否認的共識,但同時有更多歧異與空白需要安置。當「官方說法」徹底失靈的時代來臨,當主體搶著復甦,也是更困難的階段到來的時刻。

是政治神話還是歷史

某部分來說,《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也許是這樣的標幟性作品,它引發大眾將台灣歷史的眼光轉向原住民,並一舉推向1867年,這個時間還要將近30年台灣才進入日治時期。這種重新尋回與感到陌生的雙重性,是台灣社會不斷經歷的輪迴,也是我們解除過去政治教育必要的陌異化。《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就像美國「1619計畫」一樣,各方的爭議與批評促成了一次重新想像歷史的契機。更重要的是,這不只關於過去,更展現原住民未來必然更加複雜的存在。他們是重述台灣史的核心,使我們得以質問:這一切,是政治神話還是歷史?

順著這個軸線,我們可以大膽地再往前200年,直面民族神話的另一典型人物──鄭成功及其家族。《跨越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台灣史(17—20世紀)》(以下簡稱《書信裡的台灣史》)與《海上傭兵》呈現了非常不一樣的1660年代,剛好呈現極度內部與極度外部、卻同等重要的觀點。關於鄭氏家族在台驅逐荷蘭人,過去學校教育與民間信仰幾乎走在神話與歷史的邊緣,從近十年的出版品來看,台灣人像是從不認識鄭氏家族。

《書信裡的台灣史》前兩章很有意思地呈現里族大社(今內湖)原住民、荷蘭(或該稱是清荷聯軍勢力)與鄭氏家族之間在雞籠、淡水的動態關係,由於雞籠淡水往返的陸路需要里族協助,使里族在強權間扮演了關鍵角色。

早在1661年,國姓爺將熱蘭遮城的荷蘭人驅逐前的20年,里族頭人冰冷大王與荷蘭人1642年就訂下六條合約,非常類似《斯卡羅 SEQALU:Formosa 1867》的南岬之盟。在還沒有被納入所謂的「國家」前,原住民有自己的國際政治手腕,以及對和平的想像。過了20年,因為鄭氏家族加入了台灣權力的競逐,里族大社發現自己面臨更害怕漢人還是尼德蘭人的困境。1661年後,荷蘭人雖然退出熱蘭遮、淡水,但1664年重新占領雞籠,不甘願放棄的荷蘭人1666年5月遭國姓爺之子鄭經出兵攻擊,1668年才徹底退出。

《書信裡的台灣史》使我們意識到里族大社在17世紀的位置,但必須加上《海上傭兵》第13章一段出土的精采史料,才能全面理解鄭氏家族為何非要驅逐荷蘭人。

因為1666年前後,鄭氏政權與荷蘭人的爭奪,除了雞籠,還有柬埔寨、暹羅的貿易,尤其是鹿皮與魟魚皮的出口。荷蘭人要求獨占湄公河的特許貿易,全面排除中國與鄭氏政權的商人,因此就在出兵雞籠後的隔年,東寧(指鄭氏政權)唐人奇襲了金邊的荷蘭商館。作者鄭維中提到,東寧唐人「這次毫不含糊地運用武力及暴力,展現了鄭氏在南中國海周邊的權力,中文記載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這次事件,因為滿清政府在1683年攻取台灣,征服鄭氏政權之後,即銷毀了鄭氏政權多數官方文獻」。鄭維中藉由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留下的信件、報告,判讀艱難的手稿,重建這段歷史細節。鄭氏家族是怎樣的政治勢力,已經過後面政權的抹除與改裝,相隔300多年後的我們,大多從小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理解國姓爺,純然不解其貿易政權的本質。

所幸我們還來得及讓自己變得老一點,在更多主體復甦的過程中,不斷往歷史的起源奔馳。在接觸更多台灣史之後,我發現自己可以跳脫出《百年追求》或大部分政治史論述會感覺到的: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其實從不同主體的角度來看,「台灣人」有複雜的光譜,台灣不是新興民族,台灣史也不新,它很老。吾輩有此頓悟,竟已十年光景。

【出版觀景台】專欄介紹

隱身在文字、書籍、出版品背後,有一雙凝視時代的眼睛。「出版觀景台」專欄邀請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等人執筆,每月一篇在週末與讀者相見。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秉持深度、開放、非營利的精神,致力於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您的支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促進多元進步的社會對話。請與我們一起前進,共同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