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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手稿打開的糾結歷史:博學家、野心家、外交家,李仙得為19世紀台灣留下的永恆身影

由台、美學者十數年的共同追尋後,終於2013年付梓的台灣版李仙得《台灣紀行》。(攝影/陳曉威)

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在恆春斯卡羅族領域外海擱淺,搭著救生艇尋找陸地的美籍船員遭到殺害,引起美軍派兵報復。100多年後,導演曹瑞原改編自陳耀昌小說《傀儡花》的劇集《斯卡羅》,把這段故事帶到國內觀眾面前,19世紀恆春半島的過往第一次在螢光幕前展開,事件的關鍵角色──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真實面貌,引起了各界激辯和討論。

事實上,從美國、韓國、中國、日本到台灣,近百年來,各國學界對李仙得的追尋前仆後繼李仙得周旋於多國的歷史,是提倡「征台論」,影響日軍1895年攻台的要角,也是許多東亞研究、19世紀英美帝國主義、日本殖民主義研究重要材料。《報導者》專訪台灣史權威、故宮博物館館長吳密察及研究李仙得的重要學者費德廉(Douglas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以史實史料為據,還原李仙得真實面貌與事蹟。

早在1930年代,日本便展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相關研究。專注在外交軍事領域、出版於明治初年的外交檔案《大日本外交文書》中,即收錄李仙得寫給日本政府參考的幾篇備忘錄;此外,研究琉球歷史的學者也刊行了大量的與琉球相關的李仙得文獻;而美國等地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李仙得和日本帝國主義興起的關聯。

相較之下,台灣起步較晚。「1970年代以前,台灣的台灣史研究還沒有在學院中發展開來,所以還沒有人針對李仙得展開專題研究,」故宮博物院院長、台灣史權威吳密察指出。

1966年,中研院研究員黃嘉謨發表《美國與台灣》,是早期少數研究李仙得的專著,吳密察說,「黃使用了美國的檔案,但由於著作處理的時代超過半世紀,李仙得的篇幅不是很大。」

直到1980年代,吳密察和美籍台灣史學者費德廉(Douglas Fix)、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蘇約翰(John Shufelt)等人,開始收集李仙得研究史料。其中,最關鍵的第一手素材就是李仙得手稿──《台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從牡丹社事件走向李仙得《台灣紀行》

費德廉和蘇約翰從1999年開始整理手稿進行研究,兩人和團隊花費了將近14年時間、2013年終於讓《台灣紀行》的中文版
書名為《李仙得台灣紀行》,譯者:羅效德(Charlotte Lo)、費德廉(Douglas L. Fix)、編者:費德廉(Douglas L. Fix)、蘇約翰(John Shufelt);出版社: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面世,補上了19世紀台灣歷史重要的篇章,也給予後人探究李仙得真面目的最佳材料。

「由於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的關鍵地位,台灣最早提及李仙得的研究大多與牡丹社事件有關,」吳密察指出,歷史研究講究「史料」,李仙得的史料廣泛分布在美、日、歐洲各國,「從我進台大歷史系開始,前後看了幾十年,再加上一些機緣巧合,才逐漸掌握這些史料的分布。」

什麼是牡丹社事件?

1871年,琉球船隊因為颱風在南台上岸,數十名船員遭到殺害,史稱「八瑤灣事件」。1874年,日本該事件為理由,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即為被稱為「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次對台出兵,這個事件凸顯了日本對台灣的企圖,也是研究日本海外殖民主義興起重要的事件。覬覦台灣物資和戰略地位,藉由出兵來緩解內政壓力都是促成日本出兵的原因,而由於李仙得在1872年被聘為日本外務省顧問,他的「征台論」強化了日本出兵台灣的決心,讓他被視為是牡丹社事件的關鍵人物。

1974年,吳密察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就讀,結識來自美國的同學費德廉,兩位同窗好友一起投入台灣史研究。

費德廉最早研究的對象是楊逵等日據時代作家,至於吳密察則是投入台灣民主國、牡丹社等主題,由於兩人的主題大量仰賴日文文獻,課餘一起泡圖書館,翻閱日文文獻就成了兩位大學時的共同回憶。根據吳密察的回憶,在日文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和台大圖書館,「有三個人把館內所有日文書每一本都拿出來翻一遍,那就是我本人、日本學者近藤正己和費德廉,因為在沒有電腦和pdf檔案的年代,如果你沒有這樣子一頁一頁翻,你很難做日本時代研究。」

1982年,吳密察發表牡丹社事件研究報告,研究過程中注意到李仙得在事件扮演的關鍵角色。1985年,吳密察前往東京大學留學,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找到大量的牡丹社事件文獻,其中包括他第一次見到的李仙得著作《台灣紀行》,「這是台灣沒有收藏的李仙得資料,從來源和內容的豐富來判斷,顯然是研究他的重要文獻。」

這份由李仙得在1870年初期交給他在日本外務省的「上司」大隈重信的手抄本,由他親手謄寫完成,總長將近20萬字。不過,當時的吳密察不懂的是,日文版附註標示這份手稿該有的照片、圖畫和地圖,完全沒有附上,僅僅只有文字,消失的圖片令他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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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院長、歷史學者吳密察。(攝影/陳曉威)
故宮博物院院長、歷史學者吳密察。(攝影/陳曉威)

橫越台、日、美的手稿尋寶記

80年代末,吳密察結束留學日本生涯,他多次跟費德廉探討李仙得的重要性,不過,日文版的《台灣紀行》為何沒有圖片?圖到哪裡去了?兩人都沒有答案。

幾年之間,費德廉在台美之間持續研究生涯,1990年,他開始在美國里茲學院(Reed College)任教。由於遠離台灣,無法接近收藏在台灣的中日史料,費德廉轉由英文世界搜尋台灣史文獻,那幾年,他找到包括史溫侯(Robert Swinhoe)湯姆生(John Thompson)等攝影家在內的大量台灣圖像,絕大多數集中在19世紀,部分時間還更早。1999年,他決定開始把這些經過整理的「福爾摩沙圖像」放上網站,至今仍是研究早期台灣圖像的重要資料庫。

當費德廉的研究重心由早期的日據時代往前延伸到19世紀,從找「文本」到找尋「圖像」,一路摸索找到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每日泡在圖書館裡,1991和1992年間,他竟發現一本李仙得手稿,就躺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手稿閱讀室裡。

「費德廉告訴我,他在國會圖書館找到李仙得手稿,更重要的是這批手稿的確有附圖,就是那一刻,Bingo!費和我手上的東西拼湊在一起,應該就是完整的《台灣紀行》,」回憶起這段「李仙得追逐記」的年輕往事,吳密察語氣興奮,眼神滿是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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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密察在談到發現台灣原住民與世界交會的史料時的興奮神情。(攝影/陳曉威)
吳密察在談到發現台灣原住民與世界交會的史料時的興奮神情。(攝影/陳曉威)
《台灣紀行》部分內容,源自於李仙得任職廈門領事館時的外交事務報告。由1866年他被派駐廈門美國領事館、到1872年結束領事任期,這段期間,連同來台處理「羅妹號事件」在內,李仙得8度來台灣旅行,除了通譯,他有時還會邀請攝影家同行,記錄所知所見。不過,跟《斯卡羅》戲劇化情節不同的是,真實世界中「蝶妹」
為台劇《斯卡羅》原著《傀儡花》中虛構的女性角色,在小說中擔任李仙得的隨行翻譯,周旋於各族群之間。
不太可能存在,因為文獻上,李仙得旅行所帶的夥伴,清一色都是男性。

帝國主義者、博學通才的野心家、關鍵史料記錄者,「愈深入了解李仙得,就愈為著迷」

90年代,隨著台灣政治氣氛開放,包括228等重大議題研究受到矚目,台灣史研究邁入黃金年代。1996年,費德廉從美返台,帶回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拍攝的手稿微縮影片,「那年在台灣,吳密察又多次提到手稿的事,一再強調,應該要有人去研究《台灣紀行》,」現年65歲的費德廉接受我們越洋訪問時回憶。

因為費德廉的關係,在東海大學任教的另名美籍教授蘇約翰也對李仙得這位謎樣的殖民主義者發生興趣,「我愈深入了解李仙得,就愈為這個人所著迷,」蘇約翰說,「李仙得是研究台灣歷史有很重要的角色,隨著深入了解他,我的眼界大開,他講究文明、知識豐富,絕不僅僅只是個以掠奪為唯一手段的帝國主義者。他畢業於法國索邦大學,學問、能力和野心兼具;他學原住民語言,研究台灣的資源和歷史,留下大量資料;他一直想爬上美國外交機構的最高層,但因為他外國人的身分而無法達成。」

蘇約翰認為,「日本第一次侵台是1874年,佔據台灣是整整20年後(1895年)才發生,這時李仙得年紀已經大了。如果日本據台早一點發生,我很確信他會爭取殖民政府高階的位置,而且希望不小,他就是這麼有野心。」

在多年追尋後,1999年,蘇和費決定攜手展開這部手稿的研究工作,在奇美文教基金會支持下,蘇約翰隔年開始出發到美、日和英格蘭等地搜羅史料。在美國的費德廉則帶著學生,整理手稿中的文件和圖片。為了追求正確,蘇約翰和費德廉聯手比對了美國和日本兩份手稿,2005年,手稿中大部分材料的註解才有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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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研究需要大量的比對工作。研究李仙得期間,美籍台灣史學者費德廉(Douglas Fix)、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蘇約翰(John Shufelt)拍攝了大量的幻燈片,至於文稿,則是分別從美日拍攝「手稿」,再彼此比對。(照片提供/蘇約翰)
史料研究需要大量的比對工作。研究李仙得期間,美籍台灣史學者費德廉(Douglas Fix)、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蘇約翰(John Shufelt)拍攝了大量的幻燈片,至於文稿,則是分別從美日拍攝「手稿」,再彼此比對。(照片提供/蘇約翰)

由於兩人仍有教職,並不是專職做這項研究,奇美贊助的第一筆錢用完後,「找錢」和「找人出版」的兩人經常四處碰壁,「我們原本以為,計畫應該幾年就可以成功,」蘇約翰說,「後來,我們足足做了13年多,成為我一生中最長的研究計畫,我一輩子應該都不會再做這麼大的計畫。」2012年,這本台灣版的《台灣紀行》終於付梓,隔年出版。

從吳密察、費德廉到蘇約翰的接力賽,讓李仙得從文獻中「活」了過來,但他真實面貌到底是什麼樣子?

為何李仙得會來亞洲,成為以「大使」為人生目標的邪惡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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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得(Charles Wm. Le Gendre)在美國內戰立下的戰功,造就了後來的公職生涯。在他早期為數不多的相片中,有一張該時期的肖像照,是美國內戰時期著名攝影師布萊地(Mathew Brady)所拍。布萊地也拍過內戰時期的林肯總統,可見李仙得在內戰期間頗受矚目。(圖片提供/蘇約翰)
李仙得(Charles Wm. Le Gendre)在美國內戰立下的戰功,造就了後來的公職生涯。在他早期為數不多的相片中,有一張該時期的肖像照,是美國內戰時期著名攝影師布萊地(Mathew Brady)所拍。布萊地也拍過內戰時期的林肯總統,可見李仙得在內戰期間頗受矚目。(圖片提供/蘇約翰)

李仙得是法國人,父親是頗富聲望的藝術家。他畢業於法國知名學府索邦大學,娶了年輕的美國妻子後,陪妻子來到紐約。1861年,美國爆發內戰,李仙得投身戰役,在戰爭中受過兩次重傷,一次頸部中彈,險些送命。第二次受槍傷短暫失明,後來只保住一隻眼睛,成了他一輩子痛苦的來源。

戰爭帶給李仙得的創傷也影響了他的婚姻,戰後不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承認,妻子另結新歡,並生了一個孩子。但他靠著戰功踏進外交圈,蘇約翰推測,「破碎的婚姻,很可能是李仙得毫不回頭跑到亞洲來找出路的一大原因。」

1866年,李仙得經由法國來到廈門。抵達幾個月後就碰上「羅妹號事件」
1867年3月,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s)船員誤闖斯卡羅酋邦領土,遭族人依該地習俗,殺害13名船員,引發清朝、斯卡羅、美國之間一連串外交與軍事事件,美軍因而派兵報復。
由於當時台灣尚未建省,任職廈門領事的李仙得渡海來台善後,這也是他第一次來台。隨後,斯卡羅、美國雙方簽訂非正式的「南岬之盟」,讓事件劃下終點。
不過,當時清廷顯露對於台灣問題的消極態度,拒絕李仙得在恆春設官等提議,李仙得發展出「中國政教不及番地」的理論,後來被日本引用作為出兵台灣的理由,導致其後的牡丹社事件。
,他參與救援生還者的工作。其中一艘救生船上的12名生還者卻全數遭到殺害,由於當時台灣尚未建省,屬廈門管轄,他代表美國政府,前往台灣處理善後,最後他和排灣族斯卡羅酋邦的頭目卓杞篤簽訂《南岬之盟》,這份文件至今仍保留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李仙得處理羅妹號事件的過程頗受美國外交圈肯定,而在廈門任內,他也多方展現了「打仗」以外的才能。

1866年之前,台灣、廈門乃至福建事務並不特別受到美國政府重視,透過這個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李仙得大力推動包括樟腦在內的商貿往來。另外,在人口販賣等議題上,他也展現人道關懷。

當時,廈門是轉口人力販賣到澳門的主要港口,包括中國人和洋人在內的人口販子,將人輾轉販售到急需勞動人力的秘魯和古巴,卻往往造成重大傷亡。由於勞動地環境惡劣,不少苦力甚至走投無路,選擇自己結束生命,也讓古巴一度成為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李仙得到任後,人口販賣的弊端立刻引起他注意,他很快展開取締人口販子的工作,還逮捕了他眼中的「罪魁禍首」聖朱利安・愛德華茲(St. Julian Hugh Edwards)。後來他發現愛德華茲並非人口走私「大咖」,他也在《台灣紀行》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愛德華茲拍攝的相片,愛德華茲因而在攝影界闖出名號。

李仙得擔任公職以來,一直以「大使」作為生涯目標,1872年5月,他被提名擔任美國駐阿根廷大使,這項期盼已久的任命案卻因為身為法國人的「外國人」身分而被否決。當年年底,他搭上輪船回美,在橫濱停留時抓住機會倒向日本,因此種下「牡丹社事件」的遠因。

李仙得在東亞外交和地緣政治上的關鍵引人注目,精準的手段和外露的野心,韓國學者甚至稱他為「邪惡的天才」。但費德廉和蘇約翰眼裡,李仙得廣博的興趣和才華、留下龐大史料的功力,也同樣讓人讚嘆。

台灣地質、原住民語、地圖⋯因他留下珍貴文獻,也成為戰爭情報

李仙得熟悉地質學,手稿中常見他對於地層、岩石、礦物和沙子的質地的研究。他也是採礦專家,來台之前,曾在紐約州和密蘇里州採礦,後期也在韓國做過採礦事業。

蘇約翰指出,「整理他手稿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他把旅行中收集到的關於台灣的大小知識分門別類,做了精細的標示,這讓我和費德廉都很讚嘆。」由於對台灣的興趣,李仙得蒐羅了可觀的荷治台灣出版品進行研究,「他的一些觀察相當有趣,雖然當時未引起注意,但如果你對荷蘭殖民台灣時期感興趣,不會低估他的相關著作及觀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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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廈門進出口貿易,樟腦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圖為李仙得繪製的煉製樟腦的爐外觀。(圖片提供/費德廉)

李仙得熱衷語言學習,精通荷蘭文、法文、英文,來台也學習原住民語言,在他27個章節的手稿中,有關於文化、原住民語的語言學圖表。第一次來台開始,他利用拉丁字母音譯,記錄聽到的排灣族或泰雅族語言,蘇約翰指出,這些史料開啟了研究南島語系、及台灣人種組成的歷史研究大門。

《台灣紀行》手稿地圖中,還記錄了經緯度和氣壓,「為何李仙得要記錄氣壓呢?那是因為他用氣壓來測量高度,在一張二維的地圖上同時表達高低、地形很重要。他是這方面的專家,這顯然與他所受的軍事訓練有關,他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蘇約翰解釋。

地圖是情報的載體,李仙得轉為日本服務後,手稿中的地圖、表格以及他的觀點,成了日本侵台重要資料。

手稿內119張相片留下早年寶島風貌,開啟影像紀實新頁

李仙得亦懂得影像的價值。在攝影術不發達的時代,《台灣紀行》附有119張相片,分別來自4位攝影師,當中知名度最高的湯姆生(John Thomson),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著名攝影師,他當時來亞洲拍攝時的原始玻璃底片,如今保存在倫敦的維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

「湯姆生在19世紀的高雄走動拍照時,雇有苦力,幫忙搬運笨重的化學藥劑和玻璃。在那個時代到那裡拍照,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當時的相機非常大又非常笨重,可能一天只能拍一張或兩張照片,甚至一個星期一張,所以照片非常珍貴,那些照相設備在當時,甚至在今天都非常昂貴,」蘇約翰說。

這也讓費德廉的後來相關研究從傳統的「文字」轉而為以「影像」為中心,吳密察說,這就是李仙得和他收集的19世紀影響所帶來的影響,「過去,我們對於那個時代只能透過文字『讀』,在他們的努力下,我們終於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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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相片之外,費德廉也收集了大量的手繪與版畫圖像。這張1871年刊登在弗蘭克.萊斯利(Frank Leslie)的《插圖報紙》(Illustrated Newspaper)上的圖像,由Greeny Edward繪製,描繪的是當時淡水美國市場製茶的情景。(圖片提供/費德廉)

「對於台灣史學來說,李仙得的意義是雙重的,從歷史上來說,你必須了解他的角色,才能把那段時間發生的事看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他留下大量資料,讓我們看見19世紀的台灣,台灣史研究因為這些材料而往前一大步,」吳密察認為,除了了解這個人和他背後的時代,李仙得對於台灣史學研究,更具有多重意義。

「在最早,談牡丹社事件,受限於題材,角度大多從外交、軍事史出發,但有了李仙得和19世紀來台西方人的資料,我們就可以從外交軍事之外,走入文化研究、常民研究、甚而是族群研究和語言、器物研究,」吳密察指出,「一如族群問題,透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見所謂的族群問題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比如說,原住民有很多族別,彼此也有領域,族群問題不只是原住民和漢人的問題。」

持「征台論」赴日一搏,促成南侵台灣的偶然與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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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聞雜誌《遠東》上的李仙得,攝於1877年。(圖片提供/蘇約翰)
日本新聞雜誌《遠東》上的李仙得,攝於1877年。(圖片提供/蘇約翰)

1872年,當大使職位希望破滅,領事任期結束的李仙得搭上輪船,從廈門返回紐約。一路上望著大海,想著自己從法國跨越大海到美國,再從美國跨越大洋到亞洲,如今再次跨越大洋,紐約除了已無法修復的婚姻,到底還有什麼等著他?

就在這艘返回紐約的輪船開進橫濱,一個偶然的機遇抓住了他。停留在橫濱的時間當中,他把握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見面的機會,呈上他所繪製的台灣地圖。他對於台灣的豐富知識、和他認為日本應該進取台灣的論調,立刻引起副島興趣,也讓他的命運和台灣乃至東亞的歷史就此改變。

李仙得日後成為日本外務省顧問,他的長官大隈重信(後來成為日本首相)回憶:「副島外相遇到一位名叫李仙得的美國人,從一開始,副島就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李仙得的看法是日本應該併吞韓國、台灣和滿洲,形成半圓圍堵中國,威脅俄國西伯利亞,領導亞洲。李仙得的想法當然有些影響,西鄉隆盛和他那些不滿的武士門人難免興奮(註)
在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受挫辭官後,以薩摩為首、支持副島種臣和李仙德征台提案的是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他們希望藉由征討台灣生番,安撫國內沸騰的征韓情緒。可參考:鍾宜芬〈要「征韓」還是「征臺」?──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內部的關鍵路線之爭〉
。」

事實上,早在1868年,李仙得就寫道:「福爾摩沙若必須因文明與人道的利益而易主,那麼沒有一個國家比日本更有資格干涉,來取代中國的地位。」在他擔任日本顧問兩年後,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事件最終以日本出兵南台灣收場,但對於中日台還有琉球四方關係來說,事件影響到今天還沒有過去。

「雖然如果沒有李仙得,日本還是可能侵略南台灣,但因為有他的幫助,事情就更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蘇約翰說。

歷史考察,永遠都是「未完待續」

19世紀歐洲盛行的「進步思想」,時常被帝國主義者所延用,作為他們「啟蒙」落後民族的理論基礎,李仙得一生遊走美、日、韓、中、台,周旋於東亞各國間,始終以「異鄉人」的身分生活,晚年被聘為「韓國國王顧問」,客死異鄉。

在日本的期間,李仙得留下許多充滿種族優越論的作品,如達爾文主義者;在美國內戰期間,卻又是替黑人兵士爭取權益的人道主義者。這個一生替不同國家、甚而敵對陣營效力的野心家,有著複雜而多元的面貌。

以吳密察等人為開端的李仙得研究又啟發了新的台灣歷史小說的創作。「有一年我在東京偶遇陳耀昌,他告訴我開始寫《傀儡花》,書完成後還請我幫他寫序,」吳密察說,歷史研究影響歷史文學寫作,「現在,《斯卡羅》戲劇則是受到陳耀昌的小說的影響,從嚴肅的歷史研究到貼近民眾的歷史寫作和戲劇,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對史學都是好事,我們看待歷史有時候要輕鬆點。」

從沉睡的檔案中被翻出,進一步變成大眾讀物和戲劇,幾十年來後世對於李仙得不同的解讀,也反映出看待歷史的多元角度,而無論從史學觀點還是大眾觀點,其實永遠都是「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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