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瑞琳:用出版厚實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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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城出版社,一個只有4個人的小出版社,為什麼能在近年發光。莊瑞琳以「衛城」的概念出發,用衛城捍衛古雅典城邦的志氣,用出版來厚實島國的思想。當市場充斥翻譯作品,她如何撐起自製書的空間、培養台灣在地的作家?

白熾燈把書店照得通亮,儘管已是晚上10點,誠品信義店的3樓書區,仍有50多人排隊簽書,等的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厚重、艱澀,是許多出版商對這本書的評語,怎料,一上市就是超級暢銷書。
2014年4月,英譯本上線亞馬遜(Amazon)成為銷售冠軍,出版界評估全球已賣破200萬本。
這樣的書遇到台灣淺碟的書市,在對新書首刷的想像往往只有2千本,艱澀的學術論文還要下修印量的市場,卻有個人敢簽下此書。她是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在沒有美國市場的銷售量可供參考的情況下,她簽下厚達700頁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美國版便登上暢銷榜,而中文版一個多月,就賣出超過2萬本。
一位財經出版社總編輯曾問她:妳怎麼會看上這本書?她的回應是:你們怎會沒看到它的價值呢?

在迷霧的森林裡,總能看得見路

衛城是個只有4人的小出版社,成立不到5年,已出版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百年追求》、《南風》、《黏土》等書,2015年的開卷十大好書,衛城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和《成為他自己》在非文學類雙雙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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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城是個只有4人的小出版社,成立不到5年已出版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百年追求》、《南風》、《黏土》等知名書籍。(攝影/余志偉)
衛城是個只有4人的小出版社,成立不到5年已出版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百年追求》、《南風》、《黏土》等知名書籍。(攝影/余志偉)
莊瑞琳留著濃厚學生氣的清湯掛麵髮型,銀框眼鏡穩穩地壓在顴骨上,然而,厚圓鏡片後的雙眼,盡是對外界的觀察。
主流出版社也在觀察她的步伐,經營近30年的大出版社最近私下問她:還能怎麼做台灣故事?彷彿迷霧的森林裡,她是少數不迷路的。
從莊瑞琳推出的第一本書,便能看出她的不同。
那是2008年,她剛進時報出版不久,書市被認為是停滯的,但《達文西密碼》卻能在台灣賣出100萬冊,國內主流出版社興奮於翻譯文學的潛力。
國際市場的成熟使得引進一本外國書變得更容易,只需從Amazon等排行榜下載排名,然後發包翻譯,就能從市場快速換錢,編輯選書的判斷多半受到國外影響。
那時莊瑞琳的職銜是版權專員,被要求快速掌握國外版權書的書訊,幫不同出版路線尋找合適的翻譯書。
2008年初,她看到歐巴馬(Barack Obama)的自傳書稿,被文字的真誠感動,當時,歐巴馬努力競爭民主黨總統提名,但對地球另一端的台灣民眾而言,這個名字還相當陌生。
莊瑞琳抱著這本書,問遍公司裡的編輯,願不願意出這本書,得到的回應卻是:黑人不可能當上美國總統、台灣讀者不會對黑人感興趣、這是邊緣人的題目。她不願放棄,索性跳下來當編輯,「當時他已經是總統候選人的身價,美方版權經紀人的開價是一般書籍版權金的6、7倍以上。」
面對未知的市場,那是一次重大的賭注。
結果,歐巴馬當上了美國總統;而莊瑞琳推出的《歐巴馬的夢想之路》兩年內就賣出5萬本,跌破眾人眼鏡。
賭贏了,卻沒有歡愉的時間。因為同一年,雷曼兄弟的金融帝國,一夜垮台,金融風暴震盪了全球經濟。
台灣的讀者口袋裡少了餘裕,當書市萎縮,出版業則更迷失於翻譯書的泡沫。「從選書、書名、定價、封面設計,全部都要業務部簽名蓋章。」莊瑞琳仍記得當時的無力。
幽暗的時刻,容易讓人想起初心。

從主流出走,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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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瑞琳是不安於室的女孩。從台大外文、輔大傳播所,在《新新聞》當編輯不滿一年,跑去考《自由時報》記者,開口就說:「我第一志願是回高雄(她的故鄉)跑社會新聞。」
她當記者那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不久,2004年總統大選投票前夕的兩顆子彈仍是記者追逐焦點,高雄的紡織廠逐漸沒落,她整天採訪勞工抗爭,卻被瑣碎的資訊淹沒。書似乎是個能深入討論的媒介,她說:「我同樣可以透過書的方式改造社會。」
時間拉回2010年,她決定離開「時報出版」,從主流出走。
但是,還沒想清楚,是否要扛起一家出版社?她放空自己到希臘流浪,站在雅典城遠眺山頂的衛城,那不只是軍事堡壘,還是進行各種藝術活動的地方,莊瑞琳突然明白了「衛城和雅典,其實很像出版與社會的關係」。衛城陪伴著雅典,同時肩負預警的角色。
衛城於是成為出版社的名字,不管跑新聞還是做出版,她想追問的都是:「台灣應該怎樣成為更好的社會?」
但市場上眾多大型出版社,一個邊緣的小出版社,有機會嗎?
邊緣,說的是衛城出版的位置。攤開大台北地圖,衛城不像主流出版社佔據台北市中心,而是座落新北市新店郊區,從大坪林捷運站三號口出,還得往南再走15分鐘,若從莊瑞琳住的淡水出發,至少需要一個小時。
邊緣位置與一小時的通勤空白,讓莊瑞琳有更多餘裕思索。
用編輯專業,為台灣培養下一個皮凱提
當市場流行翻譯全球暖化、糧食危機的著作,她想的卻是「國外的傑出學者不會為台灣寫一本書。」 莊瑞琳見證過,台灣的出版業失落的10年。據國家圖書館的統計觀察,2011年到2014年,申請ISBN並出版的書種,翻譯書的佔比從20.88%上升至22.52%。2013年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行政院會報告,當連鎖書店的暢銷排行榜高達8成是翻譯書,是社會的一項隱憂。
主流出版社不願冒險,算盤撥一下,翻譯國外版權書,可能只需幾個月,但出版台灣作者的書籍,卻是兩、三年才有一本,而且不一定有市場,莊瑞琳回望少人耕耘的本土自製書領域,反問「我能不能用我編輯的專業,為台灣培養下一個皮凱提?」
30歲的年輕作家劉若凡即是一例。衛城的編輯協助她將碩士論文改寫,是相當大膽的嘗試。作者追尋成長的軌跡,書寫台灣第一所體制外中學-全人中學,呈現理想教育的艱難。
「它不是告訴你德國的華德福教育,而是告訴你台灣體制外教育的失敗經驗跟升學主義的關係。」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特別喜歡劉若凡《成為他自己》,因為「那就是我們試圖回答的答案。」 養成台灣本土新作家,必須在春分撒下種子,卻不見得能在白露後收成。
2012年反土地徵收運動,醞釀青年的騷動。莊瑞琳相繼認識鐘聖雄、胡慕情等人,遇見一群對土地更有熱情的年輕作家,「我要做的,就是去搭起這個舞台,讓他們可以上台演出。」
出版不是靜態的,而是與社會對話的動態過程。

議題領先,小出版社也能走出台灣

衛城成立5年,辦過200場講座,平均每9天1場,例如《南風》的攝影展,從出版後沒有停過,甚至到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而由胡慕情撰寫,談苗栗後龍鎮灣寶里400多戶小村莊裡的農民,成功對抗政府粗暴土地徵收過程的《黏土》,看似少數人關注,一年也辦了30場講座。
《黏土》出版後,讓莊瑞琳意外的是,大馬獨立書店老闆廖永立找她們辦講座。從台北到馬來西亞吉隆坡,飛行時間超過4小時,再從怡保換車,花了2小時才到金馬崙高原,推門進入社區活動中心,這本台灣小村灣寶的抗爭故事,吸引40多名金馬崙的農民關切。
各國開發主義至上的思維,總有驚人地相似。金馬崙高原因接連的水災,導致土石泥流,馬國政府說要管理山坡地的觀光旅館與大型農戶,然而,怪手推平的卻是耕地面積僅4公畝的小農。
他們在現場都問:農民怎麼組合?又怎麼對抗政府徵收?廖永立說:「這裡的農民,感覺從《黏土》裡面拿到抗爭的方法。」
原本在金馬崙高原上十幾個年輕農民組成的「金馬崙農業協會」,講座後對於坡地的農業開發,以及台灣的農業合作社模式,有了更多的思辨。
馬來西亞看見《黏土》,給了莊瑞琳信心。
台灣不該妄自菲薄,「過去我們認為暢銷作家才能走出去,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只要議題領先,你就能走出去。」她不自主地語調升高,東南亞等新興國家,其實在看台灣產業轉移和民主轉型走過的作法和足跡。她也認為,「台灣主體」不該是個口號,是要建立在不斷地自我詮釋,詮釋社會、詮釋歷史,並試著詮釋國際,「我們要有那樣的文化自信,才足以成為一個nation(國家)。」
讀者開始注意到衛城,有位忠實的讀者回饋說,她能讀出衛城的選書節奏和邏輯,像是這一年修的是台灣現代史,下一年要讀的是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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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瑞琳認為少人耕耘的本土自製書領域,反問「我能不能用我編輯的專業,為台灣培養下一個皮凱提?」(攝影/余志偉)
莊瑞琳認為少人耕耘的本土自製書領域,反問「我能不能用我編輯的專業,為台灣培養下一個皮凱提?」(攝影/余志偉)

了解歷史,才能務實面向未來

從選書、出書、行銷都開始長出自己樣子,是從2013年三冊的《百年追求》開始。那年冬天的春節,不少人在家裡第一次讀完台灣完整的民主履歷。
莊瑞琳想用一套「簡單但必讀的書」打動讀者。這套她原本定義為幫一般讀者打基礎的書,後來她卻意外知道,有一群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組讀書會讀這套書。她問:「為什麼,這套書對你們太簡單了吧?」得到的回答是:「不,研究台灣史的人,不瞭解黨外運動。」
台灣人的記憶很碎片,這套書似乎讓一大群人補了一堂基本的歷史課。其實,出版這些書,是莊瑞琳也想滿足自己的好奇,也想要補的課。
莊瑞琳1974年出生在高雄的工人家庭,80年代後期,父母會偷偷地去聽黨外政見發表會後,裝做沒這回事,當時讀國中的她,也會悄悄地讀家中藏起來的黨外雜誌,再整齊地塞回去,「我父母應該到現在都不知道。」她開玩笑地說。
曾以為解嚴了、政黨輪替了,台灣就能翻開嶄新一頁。
但是,政黨輪替後15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卻陷入嚴重失航,政治失能、分配正義的議題積聚社會的怒氣,而太陽花學運只是破口。莊瑞琳感受到年輕世代的焦慮感,「今天已經太多問題無法等待,例如台灣作為貿易體的問題,就是台灣不想回答,世界也會逼著你回答。」
缺少歷史感,台灣社會不會記得數代人追求民主的軌跡;而缺少對世界的理解,不會清楚台灣的座標,容易陷入部落主義。
所以這些年莊瑞琳的出版脈絡清楚圍繞著兩條線,一條是台灣歷史與轉型正義,從《百年追求》後,她又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與《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5年2月衛城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後,莊瑞琳在作者之一羅毓嘉的講座上,聽到一段讀者與朋友的對話,「不是每年都在紀念228嗎,還有什麼好談的?」這位讀者聽完講座後回應:「一般只知道政府迫害人民,不知道那麼多細節的感情。」講座結束時,有讀者在台下默默流眼淚,莊瑞琳回憶,很多是穿制服的高中生,這是「 他們首次觸摸到歷史的感情。」
而《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則是在台灣解嚴近30年,卻沒有官方針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詳細報告,而出版的套書。該書作者之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認為,這套書的意義在於「對於過去如何認知,會決定我們如何界定現在?」民主是台灣引以為傲的資產,但是「民主的意義不會只有選舉而已,還包含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而這些自由以前是不存在的。」黃丞儀說。

認識世界,才能看清台灣處境

而另一條出版軸線,則是面向中國與世界。
莊瑞琳觀察到年輕社會運動者的偏食,「他們手中會拿《百年追求》閱讀,但對中國歷史是沒有興趣的。」年輕一輩對中國充滿懷疑,同時也欠缺認識,她接著出版《太平天國之秋》、《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希望讓年輕一輩了解中國的近代史。
她甚至把這書交給衛城出版裡,曾參與「黑色島國青年」的學生運動者劉盈君編輯。
「做這本書是有情緒的,會越來越陷進去。」劉盈君翻著書說,上世紀初的湖南青年就曾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步入羅馬帝國的後塵消失於歷史,湖南則要獨立,成為法國之類的國家,而當時的毛澤東也同意,這本書挑戰了中國統一式的民族主義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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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瑞琳不再仰賴出版市場的自動導航,而是踏著自身節奏的步伐前行。(攝影/余志偉)
莊瑞琳不再仰賴出版市場的自動導航,而是踏著自身節奏的步伐前行。(攝影/余志偉)
更了解中國,才能跟中國對話和交手。而認識世界,也才知道台灣的處境。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問的是:經濟成長能不能消弭貧富差距?《太平天國之秋》則是在問:華人怎麼思考現代國家的建立?攤開2016年的布局,莊瑞琳要講一系列國家的故事,從越南分裂與統一都造成難民潮,去問:獨立或統一會更好嗎?而上世紀末獨立的烏克蘭,親俄與親歐的兩難代價,對照台灣的親中與親美的問題,台灣人又該如何討論?
個頭很小的莊瑞琳,很努力地在市場撐出空間。
2015年她僅出版9本書,當中有7本書都是自製書,包含三大冊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套書在出版前就預期市場銷售不會好,她卻花了6萬塊去買國外的照片。「我們一套才賣多少錢?她要賣多少套才能賺?」黃丞儀調侃。
結果,全年業績比前一年(2014)掉將近一半,「很殘酷的,就是掉將近1千萬。」莊瑞琳說。
問她為何這樣做?她的回應是:這是有意識地選擇,要摸索自製書的技藝,因為「2014年我做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應該有1年的免死金牌吧。」
莊瑞琳不再仰賴市場的自動導航,而是踏著自身節奏的步伐前行。就像她寫給《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最後一封信(安德森於2015年12月13日過世):「我所追逐的出版新天地仍是陰沈的天色,但或許我已是更堅定步伐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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