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獨立時代

中國人或台灣人?你我都曾遇到的身分認同難題

此次的總統大選被視為是台灣意識的高峰,與中國意識的衰退。但究竟在數十載間,台灣認同圖像的變化有多大?變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台獨的契機,又或是台灣共同體建立與追尋的開始?台灣能否迎向一個新的時代?

回答「我是誰?」對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從來就不是容易的課題。
中國人、炎黃子孫的標籤,在台灣正日漸模糊。從它的褪色,可嗅出台灣人的認同,已來到歷史的高點。(請見:【互動圖表】變動的「台灣人」
資料來源:Naiteh, Wu, 2015, “Political Competition Framed by the China Factor? –Looking beyond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 editor(s): Schubert,Gunter,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p. 130-148, N.Y.: Routledge. 製圖╱殷子衿
隨著「台灣人」認同的攀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已跌落谷底,政大選研中心與中研院的數據分別是3.3%與不到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政大選研中心的數據是2015年的33.7%(2007年時還有44.7%),而中研院2013年的數據則僅有24.4%。
不論哪個世代的人,在這個身世複雜的島嶼上,我們總會在生命的某一刻,撞上屬於台灣人特有的,認同的衝突與轉折。
61歲的知名火箭科學家陳彥升即是一個例子。
曾在美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工作的陳彥升是高雄鼓山人,父親是船老闆。當年台灣農業生產力不斷增進,農漁民多半死忠支持政府,陳彥升家的牆上,總掛著第7屆省主席黃杰給父親的「績效優良」獎狀。
就讀鳳山高中時,教官要求入黨,他成為國民黨黨員;1974年在淡江讀航太系時,國民黨知青黨部的校園支部裡,他被視為優秀青年。一路從未懷疑過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陳彥升,直到1979秋天到美國讀書的那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並進行大審,「那個審判過程,在美國報紙的報導上,我看到施明德、陳菊的主張,很合理啊,追求民主的價值,為什麼會被抓呢?」他說。
這個事件對當時許多留學生帶來極大影響,學生們的意識在各種禁書、演講、活動中轉化,而陳彥升也改變了他的國家想像。
陳彥升開始在美國加入台灣學生活動,強烈的台灣認同,讓他在50歲那年放棄在美的千萬年薪,回台參與火箭升空、衛星入軌的計劃。他說:「要付出,要有向心力,大家要對台灣感到希望,才能成為一個國家。」
曾在美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工作的陳彥升,回台參與火箭升空、衛星入軌的計劃。(攝影╱吳逸驊)

每個家庭裡的故事

世代認同的差異,拉回每個家庭,都是一段撕裂情感的故事。
27歲的趙容,是外省第三代,但成長過程,這個身分未曾困擾,她就像一般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擁有國際化經歷,護照蓋滿出入境戳記,至少訪過15個國家,其中「中國、美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都去過兩次以上。」她不忘補充。
祖父從福州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而父親繼承鄉愁,幾次中國崛起的時刻,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他們都沒有缺席。趙容對於「小女孩在舞台上唱歌的畫面,我印象還很深刻。」
出於某種熟悉,趙容上大學後,去過兩次青海的偏鄉支援教育,卻未實際走入台灣的鄉村。
直到莫拉克風災後,網友在網上號召救災,趙容跟著深入部落,握過老人滿是皺紋的手,感受未曾有過的切身感。
她在高雄重災區待了6天。回到嘉義家中,父親想念久歸的女兒,帶她上高級餐廳用餐,「我感覺不對勁,高雄跟嘉義這麼近,我們怎麼會若無其事地坐在這裡吃大餐?」那是她第一次,察覺與父親的疏離。
她開始關注土地,反苑裡風車、反中科搶水,無役不與。父親起初是隱忍,直到反大埔拆遷遭驅離時,她被抓到警備車上,終於,父親積壓心中的火藥庫,因為這點火星引爆,憤怒地對她說:「妳平常上街我也沒多說什麼,但妳被抓到警局還留下案底的話,以後要出國唸書什麼的都很麻煩,我們也會跟著蒙羞!」
父女間的談話少了,彼此有意無意地減少接觸,也避免爭執。
她覺得有一堵高牆,橫在她與父親之間,折磨彼此的感情。在某個抗議靜坐結束的夜晚,手機傳來父親的簡訊, 要她「好自為之!」回程的公車,她哭著用手機打完給父親的一封信,「您厭惡我這件事讓我很難過,雖然我不求受人尊敬,但是也不為討人喜歡而假裝和諧,讓您喜歡我、肯定我、對我說『妳做得很棒!』仍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當然,這封信始終沒寄到父親手上。
他們是遙遠的兩類人,已經失去交談的空間。
直到2014年底的縣市長等九合一大選,開票結果出爐,國民黨慘敗。趙容在奶奶的病房看完電視轉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爸爸怎麼辦?」卻沒有勇氣回家給予父親擁抱。
清晨6點,天還未大亮,趙容躡手躡腳地開鎖,深怕吵醒熟睡中的父母,卻看到偌大的客廳裡,沒人開燈,父親獨坐在沙發上,電視停在TVBS的新聞台,螢幕上不斷播送「國民黨大敗」的新聞,一點反應沒有。
她撞見印象中強大的父親,最脆弱的時刻。
她要為世代搭橋。她辦起「世代對話:脫藍者培力營」,找到一群和她一樣背景,深藍家庭長大,卻無法與上一代溝通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不同意,但是小孩去溝通還是有用,因為他們是你的家人,因為他們很在乎你。」
溝通的第一步,是走出自己的價值觀,走入父母的生命史,才能開始真實的對話。 
趙容介紹,組織剛開始是讀書會,他們讀《百年追求》找回歷史感,她說:「我現在能夠理解我父親,他是照顧家庭的中產階級,刻苦考上台大,沒欠過這個政府一毛錢稅金,卻在某些時刻就要被排除在『台灣人』之外。」
在父輩成長歷程裡,「台灣人」曾頻繁地被提及。李登輝呼喊出「新台灣人」,陳水扁自詡是「台灣之子」,甚至呂秀蓮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稱連戰、宋楚瑜都是「假台灣人」。
在政治激情的歲月裡,「台灣人」是政治操縱的延伸,它是與選票息息相關的政治表徵,人們無意去理解它深層的文化與社會含意。

36~50歲這一代 認同轉折最劇烈

認同的轉折,雖有屬於極個人的經歷,但也深受時代脈絡的影響。
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自2002年起執行「台灣國家安全調查」(Taiwanese National Security Survey),定期抽樣台灣民眾的政治態度。《報導者》與杜克大學政治系博士生王宏恩合作,運用該資料,對不同世代的認同態度進行擬似定群分析。
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被視為是「天然獨」的世代,「中國人」認同的比例最低,幾近於零,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則高達7成。
然而,1966到1980年出生的這個群體,卻發生最劇烈的認同轉折。這個年齡層中,原本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從2002年的6成3滑落至2015年僅約4成。根據王宏恩的觀察,這個群體從小接受完整黨國教育的洗禮,因此雙重認同的比例最高。
但為什麼短短十幾年間,這個群體的認同轉折如此劇烈?
台中默契咖啡的老闆陳致豪,朋友稱他「老丹」,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個平面設計師。在過去3年內,你若參加過任何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場子,那你絕對看過他設計的圖像。
「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橘色三角錐貼紙。(圖片提供╱陳致豪)
這些圖像包括抗議苗栗縣政府的「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橘色三角錐貼紙,以及反核大遊行裡出現的黃底黑字印有「核電歸零」的圖案;甚至是最近火紅到引起官方回應的「台灣國」護照貼紙,都來自陳致豪的設計。
去年7月開始,他設計的「台灣國」護照貼紙,在不少台灣留學生、出國旅行者中流行,「我沒想到這件事會變成這麼大,因為很多人的經驗是拿著中華民國護照出關入關卻被誤會為中國人,以至於好多人來索取,這張貼紙已發出30多萬張。」
把護照上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遮蓋住,取代的是大大的「台灣國」(Republic of Taiwan)三字,下方伴隨著的黑熊、寬尾鳳蝶、玉山、鯨魚,或是鄭南榕的圖像,不免讓人以為老丹的獨立意識,是很年輕時就確立的。
其實1971年出生,今年45歲的陳致豪,他認同的過程是緩慢的變動。
「我們這個年齡就認知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人,在當兵時,唱歌唱很大聲,看到柯俊雄主演的《英烈千秋》,看了都會哭,還曾動過當愛國軍人的念頭,還要解放對岸同胞,」陳致豪回憶。直到2008年野草莓運動、反對台中市拆除眷村長安新村的三光巷老宅,陳致豪看見台灣還活在中華民國所建立的威權體制、開發破壞的思惟裡。
他對台灣歷史的晚慧,是在2012年無意間碰撞上過去教科書從未提過的鄭南榕,他熱切地閱讀鄭南榕相關的資料。連續的社會運動、閱讀的爬梳,帶著他走上擺脫中華民國體制,支持獨立建國的主張。

黨國教育下的國家想像

幾乎每位在台灣成長的五、六年級生,都曾經經歷過強大的國族主義灌輸。翻開那個年代的國中課本,能略知這驚人的建構過程。
翻開那年代的國中課本,能略知在黨國教育下所建構國族認同。(攝影╱余志偉)
當時國一到國三學生使用的6冊部編本國文課本裡,每冊的第一課或第二課,都是蔣中正或孫中山的文章,像是蔣中正的〈家書〉(第2冊)、孫文的〈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第3冊),與蔣中正的〈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第4冊)等⋯⋯。
而在歷史課本,國一到國三的三冊課本,總頁數近400頁密密麻麻的教科書裡,到了最後40頁才出現台灣,而且以「台灣光復」開展,而伴隨著仍是「中共的竊據大陸」、「暴政下的我國大陸苦難同胞」的概念;地理課本第一頁的疆域,畫上的是包括外蒙古的秋海棠,族群是囊括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
中小學演講常以「拋頭顱灑熱血,解救苦難大陸同胞」為結尾,節慶時電視上必唱〈中國一定強〉,軍人晚點名要呼「消滅萬惡共匪」的口號。這種不切身的疏離感,叫年輕人看了發噱:「原來你們唸的地理是歷史,而歷史是神話」。
這些抽離現實的黨化愛國教育,不只發生在當時的台灣,也在同時期甚至是現在的中國。

兩岸人民越靠近,越發現差異

儘管世代間存在些許差異,但整體而言,近年台灣人認同明顯穩定提升,其提升的關鍵點,學者們觀察是在2008年後出現。
紐約市立大學商業與政府研究中心博士廖美認為,即使扁政府執政8年不斷強化本土化,但「台灣人」認同與「兩者都是」互有消長,反而是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差異逐步拉大,可能的因素之一是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因為接觸多了,越明白兩者的差別。」
台灣人與中國人兩個群類,越靠近,越發現差異;越接觸,越重新彼此界定。
兩岸的交流在2008年後快速加溫,包括:台灣的出口有4成到中國、每年來台陸客近400萬名、每年陸生學位生和短期交流生達3萬2千名,而台灣已有100多萬在中國的台商與工作者。
對中國研究頗深的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分析,兩岸交流越頻繁,才發現彼此的差別巨大,「那個身份的界定會一次又一次,不斷出現」。
「我5年前第一次到台灣,下了飛機,才發現這裡不是掛著五星旗,」一位在台灣生活4年的陸生說道。有時的界定不是具象的國旗、護照,更是生活方式與價值。不論是選舉投票、對政治人物的公開評論、言論自由的尺度、對民主與人權定義的重大歧義等⋯⋯,都會自然而然界定出「他者」與「我群」。

話語權的失落與再發現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俞振華則提供不一樣的視角,他認為2008年後,中國開始奪回「中華文化的語話權」,是造成台灣人認同上升的可能。
2008年是中國的主題年,成功舉辦奧運、令人歎為觀止的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中國向世界展示它的富裕強大,也要證明文化上的吸引力。而前一年的中共十七大上,首次將「文化軟實力」寫進報告,孔子學院的全球化、一年能出版28萬種書的世界最大出版國,中國社會陷入文化輸出的自豪。
「當中國政治意涵越來越高,它甚至把中華文化的話語權也拿走了,」俞振華進一步分析台灣民眾「兩者都是」的雙重認同,一部分來自他們對土地的認同是台灣人,另一部分文化的認同是中華文化,但是「當中華文化的連結也變成中國政治符號下的一環,兩者的界線在這幾年越來越清楚。」
來自台灣,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林則君,2008年時正在歐洲讀書。他說,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當我有一天,走出門,我到了國外,發現這世上有另一群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宣稱擁有這個標籤的認同,加上我不見得喜歡他們的價值時,我開始想換掉這標籤。」林則君說,「對五、六年級的世代來說,最尷尬的是遭遇『標籤的代換』,我們看著中國崛起,然後親眼看著他們把『中國』這兩個字拿到口袋。」
除了在國際上失去話語權,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認為過度傾中的政策、服貿協議黑箱爭議、教育部修改課綱引發反彈等,都讓台灣年輕世代急於思考台灣內涵,創造屬於台灣的意象。
除了各式的社會運動、第三勢力的崛起,台灣社會更重新爬梳被掩藏的歷史,像各式記錄台獨革命者史明的史料、鄭南榕在運動場合成為抗爭者的偶像;以及研究台灣原住民的抗爭史⋯⋯等。台灣認同提升,驅使社會尋求各方面的歷史修復和轉型正義。
百花齊放地尋找台灣認同,但這種認同,會帶我們往哪兒去?
有人認為在民進黨再度執政後,高度的台灣認同能讓台灣獨立建國水到渠成。但長期研究台灣人認同的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觀察,在麵包(物質利益)跟愛情(族群認同)間,台灣人是標準的務實派,並不是不計代價的台灣民族主義者。
吳乃德以情境的方式追問受訪者的抉擇,他設定的情境抉擇為「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你是不是贊成獨立?」與「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贊成統一?」根據這兩個情境題,可以大致區分為四種立場:「台灣民族主義者」、「雙重認同者」、「中國民族主義者」、「維持現狀派」。
根據吳乃德2015年的最新研究,他統計1992年到2013年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見附表),可以看見兩個具體的趨勢,首先,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從9.3%大幅成長到39.9%;第二,台灣也有高比例的維持現狀派,從11.0%成長到33.5%,這群人是,就算兩岸不發生戰爭,也不追求獨立。從這個數據來看,台灣認同與台灣獨立之間,仍有相當的鴻溝。
51歲的王緒溢就是屬於務實的維持現狀派。他讀師專、當過10多年的小學老師,之後創業,主攻教學與科技結合的「智慧型教室」,目前在中國、東南亞、中東都有業務,每年營收約2億元台幣,是典型的中小企業創業。
國族認同這個議題,王緒溢已許久不碰,他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如果真的要問我,我覺得獨立是假議題,除非你有一戰的決心,那好好討論,但台灣根本沒有實力談這個事情。」
對他而言,他不是選擇束手就擒,他覺得最迫切的是經濟。他認為需要有更多人走到國際上,發揮台灣的影響力,跟世界說「I am from Taiwan」。「對於統獨我們可以決定的太少。維持現狀就很好,把自己變得更強,」王緒溢說。
從整體來看,過去10多年,台灣認同的圖像確實有巨大的變化,使得不少人認為這是台獨的契機,有些外媒也評價這次大選是台獨意識的抬頭;但,高度的台灣認同與建國間仍有很大距離,這次的選舉結果至多是「維持現狀」打敗「傾中路線」的第一哩路而已;而在這種氛圍下,能否包容與自己差異的認同者,是更大的功課。
台灣,承載不同的文化與認同。(AFP Photo/SAM YEH )
而台灣有不少人正在思考法理台獨之外,還有什麼實踐台灣主體性與多元認同的手段。他們在文化、科技、思想上扎根,他們問自己:究竟要如何想像國家?這個國家要承載什麼樣的文化與價值?我們如何用真實的經濟與文化實力,壯大台灣?
雖然獨立還在彼岸,但,一個努力想像台灣內涵的新獨立時代,已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