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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香港、烏克蘭與台灣:評介《重構二二八》展現的世界史意義

(攝影/林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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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5週年。2月28日和平紀念日已成為台灣人的休假日常,共同體的記憶所繫之處。巧合地是,2月25日,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時代革命》在台上映,成為全球唯一以大規模院線記憶香港之所在;上映前一日的2月24日,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爭取自由的紀錄片《凜冬烈火》再次燃起整個世界。港、烏、台歷史彼此押韻而共鳴,轉動著抵禦帝國支配、爭取人民自決的弱小民族的共同命運。提醒我們二二八不只是台灣的二二八,其蘊含的世界史意義等著我們去聯繫與建立。

在這層意義上,陳翠蓮的《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一書不只重構了75年前的一起悲劇事件,更是重構了整個1945年後至今的戰後台灣政治史。如同駒込武的《「台灣人的學校」之夢》將日治台灣放入全球帝國主義競爭中考察──日版原書名「世界史中的台灣殖民地支配」,《重構二二八》亦有將戰後台灣放入東亞秩序重編的全球史視野,以「美中協力體制」與「中國統治模式」描繪出終戰過後,「世界史中的台灣軍事佔領」。

全球史中的二二八

全球史不見得是跨海、跨洲的大尺度歷史。根據康拉德(Sebastian Conard)《全球史的再思考》的定義,全球史即「寫出某幾個明確(也就是非「全球」)空間的歷史,但又懷抱著對全球交流與結構情勢的體察」。《「台灣人的學校」之夢》以台南長老教會為明確的歷史舞台,分析大清、大英、大日本帝國勢力的競逐,以及台灣主體的浮現;《重構二二八》則以二二八事件為鎂光燈焦點,分析中、美帝國勢力的合作,以及台灣主體的扭曲。若將兩書的「全球交流與結構情勢」合而觀之,便是這巨變的20世紀──世界大戰前夕,大英等傳統帝國撤退,日、美新興帝國崛起;大戰過後,日本帝國崩解,美國以東亞霸主之姿試圖扶植另一個東方帝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
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語
」。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重構二二八》的全球史視野並非刻意追隨風風火火的「空間轉向」,或來自道德高地的帝國批判,而是鑲嵌於台灣近代史的「自我認識」的難題。

二二八研究在解嚴前後迎來遲來的探究熱潮,然而經歷近半世紀的壓抑冷凍,不可避免多圍繞於受害經驗,而難以觸及悲劇的源頭:我們「為何」受害?換言之,何為「加害」?不論強調官民衝突、省籍衝突或派系鬥爭,研究大體預設戰後初期的台灣問題為中國統治下的內政問題,而無法掌握大規模、系統性暴力的全貌。

《重構二二八》是一部歷史探究典範,問題簡潔,論證嚴謹。二二八事件為何發生?為何以如此巨大的暴力收場?各章按時序推進:前3章重建終戰前後,「美中協力體制」的建立,以及「中國統治模式」的移入,後4章聚焦事件爆發之時,特務、派系、權謀與美國外交政策在其中的實際運作。戰後初期百病叢生的治理狀態(事件爆發的遠因),菁英權鬥、特務滲透分化與暗殺,以及軍事鎮壓的決策(衝突擴大的近因),皆是「美中協力體制」與「中國統治模式」在這座島上投下的暗影。

從各章的繁複細節,可以感受到一名史家填補空白、挖掘真相的現實急迫感,不過全書合力構築而出的圖像,卻也能將戰後台灣政治史中的暴力制度化,而具有思想解放的力量。二二八事件不再是一場距離遙遠的、個人的、偶然的悲劇,而是身處當代的我們,任何走在獨立自主道路上的台灣人的必攀高牆。

大眾的二月革命之夢

《重構二二八》是一部具有全球史新意的台灣近代史,也是一部傳統典型的台灣政治史,聚焦上層的政治菁英與政治制度,而較少著墨於廣泛涉入的社會大眾。

二二八事件本質上是軍事佔領體制下的「民變」,起於一般大眾對於統治者的不滿,並也透過民眾的力量擴大成全島的反抗運動。在解嚴之前,流傳海外的論著甚至曾以「革命」稱呼二二八,如林木順(蘇新、楊克煌合著)《台灣二月革命》、陳婉真等《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不過時至今日,暴力的真相愈挖愈心寒,我們在龐然巨大的悲劇性下,似乎也越來越難以想像任何潛在的反抗性。

《重構二二八》有一節觸及事件中談判與抵抗的路線差異,前者以仕紳、菁英為主,走權力集中式的協商談判,後者以群眾、青年為主,走遍地開花式的抗爭行動。不過兩者並未有效整合,最後甚至被統治者分化利用。重構大眾路線的二二八勢必有史料上的困難,但當我讀到「高雄學生軍」的〈吿親愛的同胞書〉時,也確實感受到受迫悲情之外,另一種閃爍著「樂為世界人
語出蔣渭水所擬〈臺灣文化協會會歌〉:「但願最後完使命 樂為世界人 世界人類萬萬歲 臺灣名譽馨」
」文協精神的反抗性:
世界已經邁進民主的潮流,事實可以證明,我們台胞為了台灣民主及中國民主起來奮鬥⋯⋯光復以來台灣的行政是不是民主政治,這個不要講也會知道的。我們看到的都是失望。⋯⋯我們是絕對沒有忘記愛祖國,但是,為了台灣,為了中國,是否向世界民主邁進,現在,我們的行動是表示二十世紀以來民主躍進。⋯⋯台胞,為了正義,起來奮鬥!

在《「台灣人的學校」之夢》,駒込武參考吳密察討論二二八事件時所用的「夢」的比喻,將探究「歷史裡的夢」作為一種史學觀點,關注壓迫體制中尚未實現便被擊碎的夢想,關注歷史敘事中被遺落的未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建立「台灣人的學校」之夢最終遭暴力手段給擊碎,而在美中軍事佔領下,「台灣人的政府」之夢所遭逢的巨大暴力甚至世世代代難以描述。

在這些已知注定失敗的場景中,持續挖掘種種夢想的可能性或許看似天真,卻是開啟二二八受害/加害研究之外的另一條批判性道路,以及台灣近代史,繼空間解放之後的下一步:不以政權斷代、連接「世界史中的殖民支配」與「世界史中的軍事佔領」的台灣島史。

香港,將迎來台灣的後二二八時期?

在《時代革命》中,異議者被關押、被謀殺,市民生活在政府與黑道聯手的恐嚇之中。陳翠蓮便在觀影後指出,那些在21世紀香港運作的統治手段,與她在《重構二二八》所分析的「中國統治模式」有其相似性,而流亡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也在映後座談會中提及,香港的年輕人就像「把台灣過去的歷史,重新經歷一次」。

眼看過去的悲劇在當代重映,不免讓人陷入停滯不前的憂慮與無力。然而,歷史不只是已然發生的過去,歷史也是尚未實現的未來,《時代革命》以「終章的序幕」(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為始、以「序幕的終結」(the end of the beginning)為尾的結構或也暗示此種歷史觀點。在《報導者》的包場觀影活動中,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便嘗試從台灣的歷史,讀取香港這場「序幕」所開啟的未來可能性。

首先,他強調香港人認同並不會一夜消滅,而是從政治領域轉移到文化領域,在可喚做「香港文藝復興運動」的《幻愛》《濁水漂流》之新寫實電影、MIRROR與林夕之粵語流行歌中幽微傳遞(吳叡人並未明言,但就如他曾分析的日本殖民支配下台灣民族主義的軌跡)。其次,如同台灣的後二二八時期,序幕之後是幾代人口耳相傳的「雙重生活」,在外學做「普教中
指「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是香港政府自2008年開始推行的中、小學教育政策,提倡以「普通話」取代粵語作為中文科的主要教學語言,並撥款補助配合「普教中」計畫的中學。
支持者認為「普教中」能提升學生的中文表達能力、便於應對日益頻繁的與中國交往的機會,並且建立國民身分認同。
但由於香港在回歸後便轉以母語作為教學語言,包括以粵語教授中文科,因此「普教中」也被批評意圖矮化粵語或淡化粵語認同。此外,「普教中」的師資問題與政策成效也存在爭議。
」的中國人,在家則傾聽關於香港人的一切。長夜漫漫,迂迴曲折,二二八也傳了近半個世紀。最後,流亡的海外香港則能接下政治反抗的動能,日後如台灣的海外運動一般,與本土運動合而為一,壯大伏流。

在這個世界史的顛簸時刻,除了對前線投注以物質與精神,我們亦能在閱讀歷史中,整備行動的方向感。路徑之一即藉由《重構二二八》,重構自己,藉由重構自己,建立自己與世界的聯繫──在革命的路上,我們/你們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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