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點半，詹德潘拉開高雄苓雅市場旁「詹記香港燒臘」的門，熱好火爐，烤鴨、烤叉燒、烤雞腿；從香港落腳台灣40多年，一路帶著不曾被異鄉生活改變的，就是這套作息與這身手藝了。1949年在香港出生的他，被詢問起年紀，反射性回答民國紀年，談話間已很難從口音聽出香港的蛛絲馬跡。

詹德潘出生香港新界，家裡做瓷器加工。身為7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國小畢業後直接到燒臘店當學徒。師傅脾氣大，罵人毫不留情，他和其他學徒蜷在店裡的帆布床，清晨睜眼就工作到深夜，忙起來整個月沒休息，從沒思考過喜不喜歡，只知道學有一技之長，哪都能安身立命。

20歲那年，他趁連假到台灣旅遊一週，正巧有位香港廚師朋友簽證到期，便順勢接手在西門町酒樓的職位，用工作簽證待下來。那時是1969年，台灣餐飲業的港籍師傅不多，老闆禮遇他，服務生月薪600元，他能拿到1萬多薪資。當時在台落腳的港人，許多都像他這樣有一技之長，但除了香港廚師自己的交際圈，他和其他在台港人幾乎沒有交集。

8年後，酒樓工作告一段落，朋友問他要不要去日本。接下來10年，詹德潘輾轉東京六本木、台灣高雄、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的餐廳廚房，天涯海角，逐水草而居，果真像學徒時期早早領悟的──憑著一身手藝，哪有活路就往哪去，「做我們這行，好像沒有根。」

他不諳英、日文，覺得只要吃飯會點菜，買東西能數錢，搭配肢體語言就能過活，看那些英國casino（賭場）裡的香港移民阿嬤，不會英文照樣玩得風生水起。他不愛應酬、不曾想過融入當地，無論身在何處，對他的意義只是風景不同的異鄉。「要想的是當寂寞來時，怎麼去自我調適，」這是他的移工哲學。

3個孩子讓沒有根的他定錨，改開咖啡店留更多時間陪伴妻兒。孩子都上學後，他決定退休，老友言談中對他燒臘手藝的懷念，卻屢次勾起兒女的好奇。幾年前，讀高中的兒子表示有意學藝，年近七旬的他重起爐灶，想不到兒子改變心意去念戲劇，便把店繼續開著，作為晚年生活的軸心。早上6點出門、晚上9點回家，面對的已不是當初首度來台生活時的空宿舍，是妻子與台式綜藝節目笑聲的陪伴。

不過問起他的移民體悟，竟與移工哲學相仿：

「重要的是能不能適應、耐不耐得住寂寞，不是融入，你還是你自己。」

詹德潘解釋自己其實沒有「移民」概念，只是找個最能飽暖的地方生活，說到底，仍是逐水草而居。

他的人生就像廚藝裡做過調整的燒味醃料，多幾絲台灣南部口味的甘甜。他侃侃而談台灣生活訣竅，更諄諄叮嚀初來乍到的香港後輩別再怨懟台灣低薪，畢竟這裡的物價也低於香港，「環境不會遷就你，是你要去遷就環境。」入境隨俗、理解文化差異──從這層面看，也算是種融入了。 

說起適應，到國外闖盪多年的他已是老手，那怎麼耐住寂寞？他回憶起在澳洲墨爾本郊區工作時，整個郡只有他一個華人，「一打烊，我趕快把東西收一收，回去追劇。」當時許多在澳洲開雜貨店的香港移民和在港親友合作，電視劇一播，立刻側錄寄到澳洲，拷貝分租。每個週末，他都要花5小時車程進城租片，搬回最新的《楚留香》、《天龍八部》，聽聽熟悉的廣東話，就沒那麼難熬。

他尤愛梁朝偉主演的《鹿鼎記》，「環境逼著韋小寶想著怎麼去度過難關，不喜歡的也要喜歡。嘻嘻哈哈，就這樣過了一生。」

蔡卓城最早是從影視作品認識台灣，他看秦漢、林青霞主演的文藝電影，愛聽齊豫演唱的〈橄欖樹〉。18歲那年，以僑生資格到台北醫學大學念醫學系後，貢獻台灣醫療30多年，走遍各地與偏鄉離島，台灣也成為第二故鄉。

他的房東很有人情味，知道僑生多半兩袖清風，從不催繳房租，逢年過節還請大家吃飯。學校旁就是四四南村，同學是軍人子弟，放假時大夥相約去吃牛肉麵，眷村裡的口音五湖四海，在那個大時代下，沒人在意你從哪來。

身為新住民，蔡卓城認為最重要的是融入社會：「你移民過來就是台灣人，一定要跟台灣的步調一致。」當僑生讀書時生活單純，所見幾乎都是光明美好。一旦將根扎進土地，一層若有似無的隔膜便冷暖自知。

口音就是最外顯的問題。當外貌相仿，口音是不同族群區別彼此的記號，「大部分的民眾是友善的，但聽你講話就會說『啊，你是香港來的』。」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有人會多加一句「香港最近好糟，所以你才來這邊」。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他認為這種區別彼此未必是歧視，「有時是覺得好玩、想找話題；有些人表達得讓人不太舒服，他們自己卻不這麼覺得。」

「身分」成為僑民最難撕下的標籤。蔡卓城是國內急診醫學、創傷醫學、災難醫學等領域專家，曾支援總統醫療小組任務，也曾獲新北市的醫療公益獎。但他與許多僑民都有相同無奈──別人看不到他們的努力，只看到他們的運氣。

無論台生或僑生，同樣通過醫學院訓練，照理說一般優秀，僑生卻得花更大力氣證明自己的表現是出自實力而非運氣。蔡卓城曾在採訪中發過感慨，說自己在台灣念書、就業、研究，要花比別人多三倍的努力，這次則向我們分享一些僑民朋友領略的生存之道──要在這裡活下去，必須讓自己的身分淡化。就他所知，許多僑民醫師非常苦練，練到讓自己沒有口音。

不過他也認為，今天能當上副院長的職位，代表台灣社會較以往兼容。36年來，他跟台灣人一起見證台灣民主的蛻變：大學曾參加野百合運動，很擔心自己會被清算，「現在太陽花誰怕過？」看著民進黨崛起、百年老店國民黨輪替執政，然後再二度輪替，「民主不就該這樣？做不好就下台啊！這個國家在進步。」

他為現下的香港狀況感到憂心，覺得反送中運動背後是種種經濟、實務面問題的堆疊，人民的訴求能推動時代進步，但這次時間拉太長，變成消耗戰，也不能理解為何中共將立場踩得這麼硬，「當然我不在香港生活，旁邊人喊燒是很簡單，看得不一定準。」

蔡卓城與台灣太太結婚，2個小孩已成年。成為台灣人這件事，他花了快10年才將步調與心態調整過來，再過20年的經歷，終於把根扎穩。他的父母現仍住在將軍澳老家，不曾想過依親來台，香港人喜歡早上飲茶，老人家每天飲完茶出去走走，睡個午覺打麻將，然後吃晚飯。他父母清楚，移民的意義不只是易地而居，再說，這般生活換到他鄉就無從複製，「在台灣沒有飲早茶這種事，況且誰陪他們打麻將呢？」

2020年2月10日，一對年輕香港夫妻帶著5歲與3歲的孩子，從香港匆忙返回台灣。這家人正在高雄跑投資移民流程，年初返港，是為了過年並收拾搬家物品，不料遇上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爆發嚴重的口罩及酒精短缺，恐慌的民眾爭搶白米與衛生紙。

要在這嚴峻時刻離開家人嗎？夫妻倆非常猶豫，家人卻勸他們走。眼看疫情不斷惡化，他們決定提前半個月回台，碰巧搭上台灣對港澳封關前最後一班入境高雄的班機，平安返抵家門。

半年後，我們與自稱「暴走家」的一家四口相約在高雄凹仔底公園碰面，那天下著大雨，兩個孩子「暴走哥」與「暴走弟」撐起小黃傘，走在被雨水洗得翠綠的草地上。這片有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半大的綠地，是他們決定在高雄落腳的原因，對多數香港家庭來說，住家附近有這麼大的公園簡直奢侈。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新移民湧入香港，「樓價、物價被推高，很多社會服務及教育資源被占用，」讓她最感痛苦的，是香港人的醫療權利遭嚴重排擠。

2011年，暴走媽的母親診斷出血癌，評估存活期僅存一年，才排上公立醫院的標靶治療。2013年，暴走媽的父親確診大腸癌二期，公立醫院得排隊一年才能輪到手術，只好轉往私立醫院開刀，手術加上住院費用高達新台幣80萬元，幸好兄弟姊妹均攤，才撐過難關。

暴走爸在一間大型醫院擔任心靈關懷師，眼見醫護人員過勞，在流行病高峰期病患擠滿走廊，急診要等8到10小時，香港人逐漸活在一個「病不起」的社會。

被工作與生活壓力追趕的日子太疲乏，10多年前的一次台灣旅行，讓暴走媽萌生移民念頭，希望踩著台灣的慢步調，讓自己真正活著。不過接下來結婚、生子、照顧重病家人的日子，讓移民的想法暫時擱下。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一家四口兩度走上街頭，去年6月16日的香港父親節就在遊行中度過。當示威愈演愈烈，暴走媽擔心小孩安全，只能守著直播畫面流淚，終於理解六四時母親為何而哭的心情。

2019年8月，暴走家到宜蘭旅行，埋藏10多年的移民想望迅速發芽。他們認為台灣人情味濃、治安好、生活空間大、許多人性化設施適合小朋友玩樂，況且離香港很近，能照顧到家人。更重要的是，兒子在這裡能自由說話、自由吸收資訊，自由選擇人生。

相同租金，台灣是香港住家的4倍大，有讓孩子跑跳的大陽台，抬眼就能望見天空。移民不久遇到台灣總統大選，暴走夫妻非常關注選情，「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台港是坐同一條船，不希望台灣受到自己經歷的傷害，還好大多數台灣人的眼睛雪亮。」也有台灣人告訴暴走媽，是反送中讓他知道怎麼做選擇。

現階段最大難題，是夫妻倆國語不夠流利。她常在Facebook分享種種語言不通的趣事，「買飲料」說成「買燃料」，買「一斤」菜，老闆遞來「一根」；但也臨機應變，接到詐騙集團電話，就用一口爛國語擊退騙子。許多新移民的痛腳，在她筆下讓人會心一笑，搏得不少在台港人共鳴，種種酸甜苦辣，不需再自己獨吞。

移民港人也不再單打獨鬥，透過網路，各種Facebook、WhatsApp和LINE群組交流資訊、幫忙代買東西、慶生過節、有車的家庭帶沒車的出遊。疫情封關期間，許多香港家庭分隔兩地，群組還會邀請獨留高雄的香港人聚餐，消融寂寞感。

這群新一代移民，期許融入台灣社會，學習及欣賞台灣文化，避免比較香港和台灣，要幫助台灣發展及更國際化，同時不忘家鄉，有機會要回饋香港。暴走媽常在Facebook分享台灣的香港人餐廳，是思念家鄉菜嗎？她說倒也不是，在異鄉創業艱辛，她把資訊整理出來給更多人看見，這是她目前能力所及。

今年9月，暴走哥升上小學，學習香港教育裡沒有的注音符號，暴走媽則剛考上台灣的機車駕照。種種適應與學習，他們還在站穩腳步，無論未來有時風雨有時晴，全家在一起，有彼此就不孤單。

身為台灣職場新鮮人，Esther仍在揣摩台灣主管口中的「OK」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前一份工作是網路編輯，某天把寫好的文章給主管，主管回覆「OK」，在她認知，這代表不錯、過關了。後來才知道，主管的意思是還可以進步、不算很好。

「（主管）他會包裝成比較圓融的一些話，香港人就會直接說『我覺得這不行，你要去改』，或『這個文章很差、很爛，你要換』。」台灣人以為的委婉體貼，反而讓Esther抓不到那條OK與不OK之間的線。

Esther讀高中時爆發雨傘運動，那時她是觀察者，游離在事件外拍照、記錄。2016年畢業後選擇到國外讀書，同時錄取台灣淡江大學與韓國高麗大學，覺得台灣距離近、社會友善，於是選擇台灣。

雖只隔一個海峽，來台灣後，香港似乎遙遠起來。直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香港驟變，Esther開始積極關注、轉發香港新聞，暑假與朋友回香港幫忙聲援。「那時有的人選擇休學留在香港，有的人選擇回台繼續念書。」

Esther是選擇回台灣的人。但現在的香港僑生，不像幾十年前一入學就能取得台灣身分，而是畢業後簽證到期，沒找到工作就得回去，求職有法規限制，遇到疫情更雪上加霜。她很為難，覺得香港需要年輕人，中大、理大事件後，朋友卻都力勸她待在台灣。她一度猶豫，不過當港版《國安法》通過，她覺得自己回不去了。

問她香港與台灣生活最大的不同，她說在台灣住久了，回香港就覺得什麼都很擠。她現在與男友住在淡水的30坪兩房一廳，看出去是沙崙的海岸線；回到香港，看出去是對面鄰居的廚房，很不習慣。

那麼香港與台灣，哪裡是「家」？Esther不假思索地說，以前香港人幾乎沒有家鄉的概念，2008年北京奧運，有人試圖帶起身分認同，但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香港就是香港，對某些人而言，只是生存的地方。香港有保留皇后碼頭等本土化運動，只對少數人產生共鳴，更多人覺得「拆啊，只是有點可惜」。

她認為香港對社區的概念很散，基本還是個人主義，台灣人在國外有同鄉會，香港卻組不起來。「你問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他們會覺得沒有認同，覺得我是我，我不是什麼人，」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才有香港是我家的概念，在反送中達到高峰。最近一個新觀念慢慢成型──不管去到哪裡，香港還是我的家，「問我家在台灣還是香港，我覺得是香港。」

家也在共同語言與集體回憶裡，Esther的男友是香港人，兩人能共享相同的「哏」，這些哏沒有共通文化背景，或代換成別的語言，就會失去精髓。一如她不懂「永和有永和路，中和也有永和路」有趣在哪，讓她與男友笑歪的廣東話哏，台灣人也聽不明白。

在台灣安身了，家的記憶仍無法取代。Esther的男友習慣晚睡，有時念書或打電動到一半，突然冒出一句「我好想下樓」，他在香港的家，樓下半夜總有碗仔翅或魚蛋小販。不過在凌晨2點的淡水，暖胃的途徑，只有樓下的7-ELEVEN了。

（閱讀英文版，請點：So Close Yet So Far: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Of Hong Kongers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