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移台進行式

台灣,似近又遠──不同世代移台港人的融入與隔膜

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因不同歷史背景,懷抱不同企盼來到一海峽之隔的台灣。那種語言、文化上似近又遠的滋味,也唯有在落地生根後才能逐漸明白。(攝影/楊子磊)

香港人移民台灣,脫不開兩岸三地的政治變局。1951年,兩岸之間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誰是祖國」的僑務競賽,在那個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海外僑生」優惠利多下,一群香港年輕人來到台灣。

反送中運動港版《國安法》通過後,港人又掀起移民高峰。移民台灣的生活門檻低於歐美國家,港人對民主自由的憧憬,距離、語言與文化相近也是一大吸力。這次,新移民說「回不去了」,要融入、且對台灣社會有助益,然而試圖扎根後才發現,那些以為相近的,其實沒那麼熨貼,違和感像衣服上的線頭,不時從生活裡岔出來。

《報導者》採訪在1969年到2020年之間,分別因不同原因移民台灣的香港人,談他們的移民心情、對這片土地的適應與融入,以及褪去美好想像──在真正落地後才能明白的,那似近又遠的滋味。

「移民,要耐得住寂寞」

詹德潘,燒臘店老闆,1969年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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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潘早在學徒時期就領悟,習得一技之長,無論到哪都能安身。這燒臘手藝陪他闖蕩世界,最終落腳台灣,成為他身上少數未被異鄉生活改變的事物。(攝影/楊子磊)
詹德潘早在學徒時期就領悟,習得一技之長,無論到哪都能安身。這燒臘手藝陪他闖蕩世界,最終落腳台灣,成為他身上少數未被異鄉生活改變的事物。(攝影/楊子磊)

清晨6點半,詹德潘拉開高雄苓雅市場旁「詹記香港燒臘」的門,熱好火爐,烤鴨、烤叉燒、烤雞腿;從香港落腳台灣40多年,一路帶著不曾被異鄉生活改變的,就是這套作息與這身手藝了。1949年在香港出生的他,被詢問起年紀,反射性回答民國紀年,談話間已很難從口音聽出香港的蛛絲馬跡。

詹德潘出生香港新界,家裡做瓷器加工。身為7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國小畢業後直接到燒臘店當學徒。師傅脾氣大,罵人毫不留情,他和其他學徒蜷在店裡的帆布床,清晨睜眼就工作到深夜,忙起來整個月沒休息,從沒思考過喜不喜歡,只知道學有一技之長,哪都能安身立命。

20歲那年,他趁連假到台灣旅遊一週,正巧有位香港廚師朋友簽證到期,便順勢接手在西門町酒樓的職位,用工作簽證待下來。那時是1969年台灣餐飲業的港籍師傅不多,老闆禮遇他,服務生月薪600元,他能拿到1萬多薪資。當時在台落腳的港人,許多都像他這樣有一技之長,但除了香港廚師自己的交際圈,他和其他在台港人幾乎沒有交集。

8年後,酒樓工作告一段落,朋友問他要不要去日本。接下來10年,詹德潘輾轉東京六本木、台灣高雄、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的餐廳廚房,天涯海角,逐水草而居,果真像學徒時期早早領悟的──憑著一身手藝,哪有活路就往哪去,「做我們這行,好像沒有根。」

他不諳英、日文,覺得只要吃飯會點菜,買東西能數錢,搭配肢體語言就能過活,看那些英國casino(賭場)裡的香港移民阿嬤,不會英文照樣玩得風生水起。他不愛應酬、不曾想過融入當地,無論身在何處,對他的意義只是風景不同的異鄉。「要想的是當寂寞來時,怎麼去自我調適,」這是他的移工哲學。

像韋小寶一樣遷就環境變化,「你還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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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移民,詹德潘認為重點是「適應」而非「融入」。不過來台生活40多年,從口音到觀念,他也逐漸融入台灣社會了。(攝影/楊子磊)
談起移民,詹德潘認為重點是「適應」而非「融入」。不過來台生活40多年,從口音到觀念,他也逐漸融入台灣社會了。(攝影/楊子磊)
1987年,澳幣下跌,生活成本漸增,詹德潘用廣東話形容是「滾水淥豬腸──兩頭縮」
豬腸用開水燙過後會縮起,意指人窮的時候收入和支出都縮起來了,也比喻困境中雪上加霜。
。此時台灣的央行放鬆外匯管制,新台幣正急速升值,他便收拾行李,第三度來到台灣──前半生闖蕩世界,這次不想再走。那時台灣對港人的移民政策寬鬆
陸委會表示,早期港澳居民來台沒有實質的條件限制,直到1988年訂定《台灣地區入出境管理作業規定》,始明定入出國作業方式;1992年訂定《居住港澳地區人民來台短期停留及長期居留規定》,明確規範港澳居民來台停留、居留事項。
,他到警局登記流動戶口,居住一年後拿到身分證,和工作認識的台灣同事結婚,年近五十老來得子。

3個孩子讓沒有根的他定錨,改開咖啡店留更多時間陪伴妻兒。孩子都上學後,他決定退休,老友言談中對他燒臘手藝的懷念,卻屢次勾起兒女的好奇。幾年前,讀高中的兒子表示有意學藝,年近七旬的他重起爐灶,想不到兒子改變心意去念戲劇,便把店繼續開著,作為晚年生活的軸心。早上6點出門、晚上9點回家,面對的已不是當初首度來台生活時的空宿舍,是妻子與台式綜藝節目笑聲的陪伴。

不過問起他的移民體悟,竟與移工哲學相仿:

「重要的是能不能適應、耐不耐得住寂寞,不是融入,你還是你自己。」

詹德潘解釋自己其實沒有「移民」概念,只是找個最能飽暖的地方生活,說到底,仍是逐水草而居。

他的人生就像廚藝裡做過調整的燒味醃料,多幾絲台灣南部口味的甘甜。他侃侃而談台灣生活訣竅,更諄諄叮嚀初來乍到的香港後輩別再怨懟台灣低薪,畢竟這裡的物價也低於香港,「環境不會遷就你,是你要去遷就環境。」入境隨俗、理解文化差異──從這層面看,也算是種融入了。 

說起適應,到國外闖盪多年的他已是老手,那怎麼耐住寂寞?他回憶起在澳洲墨爾本郊區工作時,整個郡只有他一個華人,「一打烊,我趕快把東西收一收,回去追劇。」當時許多在澳洲開雜貨店的香港移民和在港親友合作,電視劇一播,立刻側錄寄到澳洲,拷貝分租。每個週末,他都要花5小時車程進城租片,搬回最新的《楚留香》、《天龍八部》,聽聽熟悉的廣東話,就沒那麼難熬。

他尤愛梁朝偉主演的《鹿鼎記》,「環境逼著韋小寶想著怎麼去度過難關,不喜歡的也要喜歡。嘻嘻哈哈,就這樣過了一生。」

「『加分僑生』是難以撕下的無奈標籤」

蔡卓城,恩主公醫院副院長,1984年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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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台港人
當「僑生」、「僑民」進入學校、職場,人們時常看不到他們的努力,只看到他們的運氣。蔡卓城是國內急診醫學等領域專家,從醫學生到副院長,僑民身分讓他對人情冷暖感慨尤深。(攝影/何柏均)

蔡卓城最早是從影視作品認識台灣,他看秦漢、林青霞主演的文藝電影,愛聽齊豫演唱的〈橄欖樹〉。18歲那年,以僑生資格到台北醫學大學念醫學系後,貢獻台灣醫療30多年,走遍各地與偏鄉離島,台灣也成為第二故鄉。

當時香港學生想到海外習醫有兩種主要選項:香港主權國的英國,以及將僑民放在重點政策的台灣。畢竟當時稱華僑是革命之母,國民黨政府開出利多,吸引僑生
在2006年以前,港澳生與其他僑生適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2006年以後,教育部修法將「海外」定義為「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並另行制定《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僑生與港澳生自此適用不同辦法。
來台讀書,未來返回僑居地就是對台友善的重要力量。因此不只醫學系,包括建築、電機等科系,都保障僑生名額,蔡卓城就在這個淵源下來到台灣。當然,台灣的學費是英國的三分之一,對窮學生是很大的吸引力。

他的房東很有人情味,知道僑生多半兩袖清風,從不催繳房租,逢年過節還請大家吃飯。學校旁就是四四南村,同學是軍人子弟,放假時大夥相約去吃牛肉麵,眷村裡的口音五湖四海,在那個大時代下,沒人在意你從哪來。

僑生入學第一個月就會拿到台灣身分證
當時是依據《回國僑生戶籍登記辦法》「凡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境證入境之僑生,均可辦理戶籍登記並領取國民身分證」。該辦法在1994年5月11日廢止,僑生欲取得身分證,需申請戶籍登記並經核准後,再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辦。
,蔡卓城畢業後順理成章留下工作。眼見香港的繁榮,他不是沒想過返港,但回去執業得重新考試,就業環境不見得吃香,便打消念頭。「在台灣生活久了,回香港玩可以,住就不習慣,」他說,「生活在狹窄的空間,你會很『齷齪(ak-tsak)』
台灣閩南語,指煩躁。
。」蔡卓城看診時偶爾用台語拉近病患與家屬的距離,言談間也不時冒出台語詞彙。

要比台灣人多三倍的努力

身為新住民,蔡卓城認為最重要的是融入社會:「你移民過來就是台灣人,一定要跟台灣的步調一致。」當僑生讀書時生活單純,所見幾乎都是光明美好。一旦將根扎進土地,一層若有似無的隔膜便冷暖自知。

口音就是最外顯的問題。當外貌相仿,口音是不同族群區別彼此的記號,「大部分的民眾是友善的,但聽你講話就會說『啊,你是香港來的』。」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有人會多加一句「香港最近好糟,所以你才來這邊」。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他認為這種區別彼此未必是歧視,「有時是覺得好玩、想找話題;有些人表達得讓人不太舒服,他們自己卻不這麼覺得。」

「身分」成為僑民最難撕下的標籤。蔡卓城是國內急診醫學、創傷醫學、災難醫學等領域專家,曾支援總統醫療小組任務,也曾獲新北市的醫療公益獎。但他與許多僑民都有相同無奈──別人看不到他們的努力,只看到他們的運氣。

「人家都跟我說要更用功、更打拼,當我得到認可,當上主治醫師,卻總有人說『加分僑生嘛』、『他是加分進來的,不然怎麼可能』。」他以前會跳起來生氣反駁:「你考考看啊!」現在被時光磨礪變得更圓融,只笑笑地說:「騙呷騙呷,歹勢啦。」
台灣閩南語,謙稱自己「只是騙吃騙喝,不好意思啦」。
他很感恩政府當時給僑生機會,「不過人家不可能扶你第二把、第三把,還是要靠自己。」就算靠自己了,每升一級醫師資格最常聽到的質疑是「為什麼要升你?」、「這馬(tsit-má)
台灣閩南語,意思是現在。
台灣攏無人喔?」、「怎麼是港仔?」讓他嚐盡人生冷暖。

無論台生或僑生,同樣通過醫學院訓練,照理說一般優秀,僑生卻得花更大力氣證明自己的表現是出自實力而非運氣。蔡卓城曾在採訪中發過感慨,說自己在台灣念書、就業、研究,要花比別人多三倍的努力,這次則向我們分享一些僑民朋友領略的生存之道──要在這裡活下去,必須讓自己的身分淡化。就他所知,許多僑民醫師非常苦練,練到讓自己沒有口音。

36年來見證台灣蛻變,看到民主和寬容

不過他也認為,今天能當上副院長的職位,代表台灣社會較以往兼容。36年來,他跟台灣人一起見證台灣民主的蛻變:大學曾參加野百合運動,很擔心自己會被清算,「現在太陽花誰怕過?」看著民進黨崛起、百年老店國民黨輪替執政,然後再二度輪替,「民主不就該這樣?做不好就下台啊!這個國家在進步。」

他為現下的香港狀況感到憂心,覺得反送中運動背後是種種經濟、實務面問題的堆疊,人民的訴求能推動時代進步,但這次時間拉太長,變成消耗戰,也不能理解為何中共將立場踩得這麼硬,「當然我不在香港生活,旁邊人喊燒是很簡單,看得不一定準。」

蔡卓城與台灣太太結婚,2個小孩已成年。成為台灣人這件事,他花了快10年才將步調與心態調整過來,再過20年的經歷,終於把根扎穩。他的父母現仍住在將軍澳老家,不曾想過依親來台,香港人喜歡早上飲茶,老人家每天飲完茶出去走走,睡個午覺打麻將,然後吃晚飯。他父母清楚,移民的意義不只是易地而居,再說,這般生活換到他鄉就無從複製,「在台灣沒有飲早茶這種事,況且誰陪他們打麻將呢?」

「全家在一起,有彼此就不孤單」

暴走家,網路商店經營者,2019年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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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仔底公園的綠地空間,是暴走家決定在高雄落腳的理由。(攝影/楊子磊)
凹仔底公園的綠地空間,是暴走家決定在高雄落腳的理由。(攝影/楊子磊)

2020年2月10日,一對年輕香港夫妻帶著5歲與3歲的孩子,從香港匆忙返回台灣。這家人正在高雄跑投資移民流程,年初返港,是為了過年並收拾搬家物品,不料遇上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香港爆發嚴重的口罩及酒精短缺,恐慌的民眾爭搶白米與衛生紙。

要在這嚴峻時刻離開家人嗎?夫妻倆非常猶豫,家人卻勸他們走。眼看疫情不斷惡化,他們決定提前半個月回台,碰巧搭上台灣對港澳封關前最後一班入境高雄的班機,平安返抵家門。

半年後,我們與自稱「暴走家」的一家四口相約在高雄凹仔底公園碰面,那天下著大雨,兩個孩子「暴走哥」與「暴走弟」撐起小黃傘,走在被雨水洗得翠綠的草地上。這片有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半大的綠地,是他們決定在高雄落腳的原因,對多數香港家庭來說,住家附近有這麼大的公園簡直奢侈。

親歷反送中,終於懂了當年為六四而哭的母親

「暴走媽」今年初在Facebook開粉絲專頁「兩個暴走台灣的港孩」,分享在台港人生活與香港時事。移民,是暴走媽與父母兩代共同生命經驗。暴走媽的父親出生中國的地主家庭,遭受迫害,在1960年代初期的「逃港
1950年代至中國改革開放前,大批不堪饑荒與階級鬥爭的中國人民逃至香港;「三年大饑荒」後的1962年達一高峰,一般認為逃港潮促使並強化了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高峰中抵達香港,她的母親亦在同一時期從中國赴港。受極權壓迫的恐懼是永恆傷痕,暴走媽記得在六四事件時,父母悲憤盯著電視,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染血青年,母親止不住地哭。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新移民湧入香港,「樓價、物價被推高,很多社會服務及教育資源被占用,」讓她最感痛苦的,是香港人的醫療權利遭嚴重排擠。

2011年,暴走媽的母親診斷出血癌,評估存活期僅存一年,才排上公立醫院的標靶治療。2013年,暴走媽的父親確診大腸癌二期,公立醫院得排隊一年才能輪到手術,只好轉往私立醫院開刀,手術加上住院費用高達新台幣80萬元,幸好兄弟姊妹均攤,才撐過難關。

暴走爸在一間大型醫院擔任心靈關懷師,眼見醫護人員過勞,在流行病高峰期病患擠滿走廊,急診要等8到10小時,香港人逐漸活在一個「病不起」的社會。

被工作與生活壓力追趕的日子太疲乏,10多年前的一次台灣旅行,讓暴走媽萌生移民念頭,希望踩著台灣的慢步調,讓自己真正活著。不過接下來結婚、生子、照顧重病家人的日子,讓移民的想法暫時擱下。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一家四口兩度走上街頭,去年6月16日的香港父親節就在遊行中度過。當示威愈演愈烈,暴走媽擔心小孩安全,只能守著直播畫面流淚,終於理解六四時母親為何而哭的心情。

最重要的是,下一代「能自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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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雨中撐起小黃傘的暴走兄弟。(攝影/楊子磊)
在風雨中撐起小黃傘的暴走兄弟。(攝影/楊子磊)

2019年8月,暴走家到宜蘭旅行,埋藏10多年的移民想望迅速發芽。他們認為台灣人情味濃、治安好、生活空間大、許多人性化設施適合小朋友玩樂,況且離香港很近,能照顧到家人。更重要的是,兒子在這裡能自由說話、自由吸收資訊,自由選擇人生。

隔月他們便開始辦理移民流程,暴走媽高中開始經營手作品網拍,對開網店駕輕就熟,一家人以經營手作品網店營生(註)
2020年3月起,香港人投資移民除需在台灣投資新台幣600萬元,還需經營實體店至少3年,每年最少聘請2名台灣員工。
。過往舉家攜子移民台灣的港人較少見,常是夫妻其中一方獨留香港工作,但暴走爸決定辭職同赴台灣,「全家要在一起。」

相同租金,台灣是香港住家的4倍大,有讓孩子跑跳的大陽台,抬眼就能望見天空。移民不久遇到台灣總統大選,暴走夫妻非常關注選情,「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台港是坐同一條船,不希望台灣受到自己經歷的傷害,還好大多數台灣人的眼睛雪亮。」也有台灣人告訴暴走媽,是反送中讓他知道怎麼做選擇。

網路串連在台港人,不再獨自承受陣痛

現階段最大難題,是夫妻倆國語不夠流利。她常在Facebook分享種種語言不通的趣事,「買飲料」說成「買燃料」,買「一斤」菜,老闆遞來「一根」;但也臨機應變,接到詐騙集團電話,就用一口爛國語擊退騙子。許多新移民的痛腳,在她筆下讓人會心一笑,搏得不少在台港人共鳴,種種酸甜苦辣,不需再自己獨吞。

移民港人也不再單打獨鬥,透過網路,各種Facebook、WhatsApp和LINE群組交流資訊、幫忙代買東西、慶生過節、有車的家庭帶沒車的出遊。疫情封關期間,許多香港家庭分隔兩地,群組還會邀請獨留高雄的香港人聚餐,消融寂寞感。

這群新一代移民,期許融入台灣社會,學習及欣賞台灣文化,避免比較香港和台灣,要幫助台灣發展及更國際化,同時不忘家鄉,有機會要回饋香港。暴走媽常在Facebook分享台灣的香港人餐廳,是思念家鄉菜嗎?她說倒也不是,在異鄉創業艱辛,她把資訊整理出來給更多人看見,這是她目前能力所及。

今年9月,暴走哥升上小學,學習香港教育裡沒有的注音符號,暴走媽則剛考上台灣的機車駕照。種種適應與學習,他們還在站穩腳步,無論未來有時風雨有時晴,全家在一起,有彼此就不孤單。

「不管去到哪裡,香港還是我的家」

Esther,貿易公司職員,2020年決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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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生成為職場新鮮人,Esther仍在努力揣摩台灣職場的語意與生態。(攝影/陳曉威)
從港生成為職場新鮮人,Esther仍在努力揣摩台灣職場的語意與生態。(攝影/陳曉威)

身為台灣職場新鮮人,Esther仍在揣摩台灣主管口中的「OK」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前一份工作是網路編輯,某天把寫好的文章給主管,主管回覆「OK」,在她認知,這代表不錯、過關了。後來才知道,主管的意思是還可以進步、不算很好。

「(主管)他會包裝成比較圓融的一些話,香港人就會直接說『我覺得這不行,你要去改』,或『這個文章很差、很爛,你要換』。」台灣人以為的委婉體貼,反而讓Esther抓不到那條OK與不OK之間的線。

國安法後,「我覺得回不去了」

Esther讀高中時爆發雨傘運動,那時她是觀察者,游離在事件外拍照、記錄。2016年畢業後選擇到國外讀書,同時錄取台灣淡江大學與韓國高麗大學,覺得台灣距離近、社會友善,於是選擇台灣。

雖只隔一個海峽,來台灣後,香港似乎遙遠起來。直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香港驟變,Esther開始積極關注、轉發香港新聞,暑假與朋友回香港幫忙聲援。「那時有的人選擇休學留在香港,有的人選擇回台繼續念書。」

Esther是選擇回台灣的人。但現在的香港僑生,不像幾十年前一入學就能取得台灣身分,而是畢業後簽證到期,沒找到工作就得回去,求職有法規限制,遇到疫情更雪上加霜。她很為難,覺得香港需要年輕人,中大理大事件後,朋友卻都力勸她待在台灣。她一度猶豫,不過當港版《國安法》通過,她覺得自己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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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通過,成為Esther決心移民台灣的原因。(攝影/陳曉威)
港版《國安法》通過,成為Esther決心移民台灣的原因。(攝影/陳曉威)
家人不太理解她的焦慮,「(家人)還是有些『港豬』
香港用語,指「政治冷感」或「討厭政治」的港人,有負面意涵。
心理,覺得政治歸政治,不摻進去就不關我的事,不亂講話就不會被抓,但我覺得不可能!不可能!」
身邊香港朋友也慌起來,部分已在台灣就業的學長姊,最近不是放無薪假,就是被告知公司目前不需要這麼多人手,「因為僑生薪資比其他人高
根據台灣法規,港澳生畢業留台定居資格之一,為最近一年於台灣平均每月收入超過台灣勞工主管機關公告的基本工資2倍以上,即48,000元。
,所以優先處理。」但疫情影響下景氣不知何時恢復,萬一來不及找到工作,勢必得回港。有人出主意要集資開手搖飲料店或港式茶餐廳,先用投資移民撐3年再說。
Esther原本想著,要是找不到正職,她可能得拿600萬元投資移民,香港中、低產家庭應急用的「傍身錢
香港常用語,指應急錢、緊急預備金。
」大約就是這個額度,而現在已是十萬火急的時刻了。
幸好打工的貿易公司這時開給她正職職缺,她鬆一大口氣,但也代表得在台灣居留連續滿5年才能拿到身分
僑生畢業後,通過「僑外生留台工作評點配額制」,學歷、國語及外語等8個項目累計超過70點,並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許可居留連續滿5年,每年在台灣地區居住183日以上,第5年於台灣地區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2倍者,得申請在台灣地區定居,取得身分證。
。期間會不會有變數?她仍感到不踏實。

重新思考什麼是「家」,等待重光的那一天

問她香港與台灣生活最大的不同,她說在台灣住久了,回香港就覺得什麼都很擠。她現在與男友住在淡水的30坪兩房一廳,看出去是沙崙的海岸線;回到香港,看出去是對面鄰居的廚房,很不習慣。

那麼香港與台灣,哪裡是「家」?Esther不假思索地說,以前香港人幾乎沒有家鄉的概念,2008年北京奧運,有人試圖帶起身分認同,但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香港就是香港,對某些人而言,只是生存的地方。香港有保留皇后碼頭等本土化運動,只對少數人產生共鳴,更多人覺得「拆啊,只是有點可惜」。

她認為香港對社區的概念很散,基本還是個人主義,台灣人在國外有同鄉會,香港卻組不起來。「你問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他們會覺得沒有認同,覺得我是我,我不是什麼人,」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才有香港是我家的概念,在反送中達到高峰。最近一個新觀念慢慢成型──不管去到哪裡,香港還是我的家,「問我家在台灣還是香港,我覺得是香港。」

家也在共同語言與集體回憶裡,Esther的男友是香港人,兩人能共享相同的「哏」,這些哏沒有共通文化背景,或代換成別的語言,就會失去精髓。一如她不懂「永和有永和路,中和也有永和路」有趣在哪,讓她與男友笑歪的廣東話哏,台灣人也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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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去到世界哪個角落,Esther都覺得香港是她的家。(攝影/陳曉威)
無論去到世界哪個角落,Esther都覺得香港是她的家。(攝影/陳曉威)
覺得有回香港的一天嗎?Esther說大概要等到「重光」
指被佔領的地方重新得到自治。
,「等所有香港人擔心、不安的源頭拔掉,之後才有可能。」「重光」這詞的背景,是1945年日佔時期結束,英國恢復在香港的統治,現在成為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相同的寄望。

在台灣安身了,家的記憶仍無法取代。Esther的男友習慣晚睡,有時念書或打電動到一半,突然冒出一句「我好想下樓」,他在香港的家,樓下半夜總有碗仔翅或魚蛋小販。不過在凌晨2點的淡水,暖胃的途徑,只有樓下的7-ELEVEN了。

索引
「移民,要耐得住寂寞」
「『加分僑生』是難以撕下的無奈標籤」
「全家在一起,有彼此就不孤單」
「不管去到哪裡,香港還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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