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移台進行式

跨海傳真

新香港故事:離開,是為了保留自由

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阿Sam一直處於焦慮狀態,直至來到機場踏上移民台灣之路,終於可放下心頭大石。

港版《國安法》自7月實施以來,港人過往所有的自由基石──司法獨立、學術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瀕臨土崩瓦解的危境,激發香港掀起一波移民大浪。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的年中,已逾2萬港人移居海外,這數字與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時所觸發的「恐共移民潮」人數相若。

《報導者》的香港特約記者與數位正準備移民的港人深度訪談,試著了解年輕一代的專業工作者決心放下工作與生活離鄉的理由。他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掙扎和抉擇,除了安全理由,更多是為了自己和下一代保留自由的生活,而流浪異鄉。

位於金鐘力寶中心40樓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是港人移民台灣的第一站,自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每日均「坐無虛席」。現時因防疫關係,辦事處雖只接受網路預約,但每天仍處於爆滿狀態,辦事處對外公告,申請移民文件預約已排至12月中。梁先生,是等待中的一位。

35歲的他在台灣經營廣告媒體公司已8年,太太和3歲的孩子都在香港,之前從未想過移民台灣,寧願自己港台兩邊走做「太空人」。但這次梁先生下定決心移台,問他原因,他帶著無奈勉強擠出笑容:「為什麼要走?大家都知什麼事,不用說都知道為了什麼。」

「我在太子住了10年,一直都很安全。但有一天你發現這裡突然變得很危險。小朋友上學途中會突然遇到施放催淚彈。晚上我在樓下和其他街坊聊天,會突然被防暴(警)用槍指喝。發現這個家不再安全,很難再住下去。」

「文革正在香港發生」,已2萬人離港

2020年炎夏以來的香港街頭,雖不再烽煙四起,卻暗流急湧。

同樣在等待的賈小姐(50歲)則說:「文革正在香港發生,高官、親中派就像當年的紅衛兵一樣對教育、司法、傳媒不斷攻擊。這些人雖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利益卻高於一切,根本不會理會自己的良心。」

賈小姐眼見香港局勢迅速惡化,市民沒有發聲渠道充滿無力感,「現在就算在社交媒體表達自己意見也擔心會被他們監視,有的可能並不是政府機構人員或警察,而是妳認識的人都在監視妳,這最恐怖。」

不安在社會上蔓延,有選擇的人已計劃移民。

賈小姐和丈夫選擇了台灣。夫婦兩人去年(2019)10月開始以投資移民方式申請來台,最近獲批,下月移居。「台灣靠近香港,萬一有什麼事我可以很快回來。加上港台兩地文化、語言、文字相近,容易適應。」對於賈小姐來講,台灣政治生態對她最具吸引力,「台灣有民主,而且愈來愈好。現在有蔡英文,令大家放心很多。台灣人看到『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會更堅守自己價值,潔身自愛,是一個正在向國際舞台邁進的國家。這些元素香港已消失了,不再適合居住。」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年中至2020年年中,香港居民移出的人數有20,900人。(註)
香港允許多國籍身分,不會因移民他國或持另一國護照就失去香港身分。居民移出是指港人移居、工作或求學等原因,須長時間離港。

《報導者》向台灣移民署和內政部所取的資料也顯示,2020年的1月到8月之間,港人來台的居留與定居許可人數為5,653人。8個月的人數,已較2018年一整年的5,238人多出415人;即便在疫情最緊張和邊境關制嚴格之際,人數仍持續增加。

兩代人的移民,一個目的、不同終點

Fill 1
香港、自由
在離境關口的阿Sam,只肯舉起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拍照,不肯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他說:「特區護照是全世界最醜的護照。」(攝影/陳朗熹)

阿Sam今年45歲,任職律師,是土生土長香港人。他在一間全球數一數二的跨國保險公司任職法規部主管,太太也是律師,兩人年薪高達400萬港幣(約新台幣1,600萬元)。阿Sam具備了過往香港商業精英階層的政治冷感、賺錢至上的價值觀,但這次他也迫切移民。

「坦白來講,這一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能盡快離開香港,」阿Sam現在只要看到警察就會感到焦慮,「有一天,他們會怎樣來搞我們?不知道。最壞的情況是把香港變成另一個新疆?不知道。現在已放風出來要搞健康碼。他們一天比一天瘋狂,幾乎每天都在弄出一些東西來搞香港人。現在的香港,2天已成為舊聞(指政策變化太快)。如果繼續留下來,對我精神困擾很大,已開始出現抑鬱症狀,睡不著覺,要看心理醫生。」

阿Sam的憂慮,反映了港人普遍困境。過往免於恐懼的「兩制」
指香港與澳門回歸中國後,可以暫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實施「一國兩制」及享有在政治與經濟等高度自治。
屏障,隨著港版《國安法》實施已不復存在。港人欲保留自由似乎只有一項選擇──移民他鄉。
「你問10個港人移民,10個都會回答你是政治移民,我就是。我身邊打算移民的、已申請到護照的個個都是。」
中共執政早期,曾向海外華人宣傳「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之後聲稱,新中國的「新」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的美好願景,吸引了大批海外華人到中國發展。阿Sam的父母即在其列,從印尼飛去中國讀書、在當地結婚,不久卻遇到文革
發生於1966年到1976年間,由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進行的階級鬥爭。
。文革的殘酷令人觸目驚心。阿Sam的祖父為了救兒子,由印尼寄錢到中國,賄賂當地官員放行他父母來港,才躲過一劫。「我爸當年聽政府話,大鳴大放時貼大字報批評政府,結果文革被批鬥得很慘。所以文革和共產黨有多恐怖,我爸由小就對我講到大,很清楚,也使我心裡一直感到很不安。」
港版《國安法》推出以來,沒人知道這條紅色底線具體會畫到哪裡。阿Sam擔心律師行業會成為主要針對目標之一,「中共歷史上,共產黨首當其衝鬥爭的對象就是律師、教師這類知識分子。」他表示,早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捕,前任特首梁振英公開表示要整頓黃絲
香港坊間對「支持反送中等香港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
教師的行徑,更加證實他的憂慮,「第一步先把社會上一些意見領袖搞定,然後就輪到知識分子。」

眼看著香港一步步「被中國化」

另一個讓他懼怕中共的原因,正是「香港人」這個身分。「我們不同於他們(大陸人)。大陸14億人早已被同化,他們信黨,但我們不是。我們受過教育、接受過英國管治,明白何謂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同時也具備這些價值觀。北京對香港有什麼做得不對的,我們敢於出聲。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北京非常要面子,我們200萬人出來遊行反送中,他們怎麼會不報仇呢?果然弄一個更惡毒的《國安法》給香港人。」

阿Sam打算移民的念頭萌生於梁振英在2012年上台之後。他發現港府政策開始一面倒地向北京傾斜,中國資金瘋湧來港做各類型投資。同一時間,即使像阿Sam任職的這類跨國大企業,也要迎合中國所需,「公司各部門招聘新職位都是請大陸人,香港管理層培訓的也都是大陸人,很明顯感受到他們是要換走我們香港人,也就是『騰籠換鳥』,用他們第二、三代人來換走我們下一 代。」

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後,阿Sam看到明顯危機,也開始與家人籌劃移民。「2018年大陸瘋狂走資
指資本逃走。
,印象很深。對於我們做保險的來講最貴的是管理費,一般人不會大額購買保險付管理費。但他們(中國富二代、官二代)卻通宵達旦排隊來買,一買就幾千萬。感覺很不妥,連富二代、官二代都要走。」

直至去年發生反送中運動,6月200萬港人上街後,他與太太Joanne終於下定決心申請移民台灣。

不滿中央政府獨裁,首度躍升港人移民要因

阿Sam的心態代表了許多港人的想法。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發生後所做的相關調查顯示,4成2的港人打算移民,創下2016年以來新高;這些想移民港人之中的9.6%已開始做移民準備,亦是近3年來人數最多一次。

在影響港人移民決定的頭4個因素中,「政治爭拗和社會撕裂」4年來一直排首位。「不滿香港政治不民主」則較前3年排序上升一位,排第二。值得留意的是,「不滿中央政府獨裁」排在第三位,是過往3年裡所沒有的。顯示港人與北京關係緊張。

負責民調的香港中大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鄭宏泰表示,左右港人移民取態與政治氣氛、政治爭拗有直接關係,「選擇離開的港人,是對中央的敏感度較高的人士。他們抗拒中國政府,抗拒香港沒民主,而他們本身又政治意識強,對民主追求較高,所以會選擇離開。」

事實上,香港前兩波移民潮(註)
第一波移民潮1967年六七暴動,左派響應內地文革而在港發起「港式文革」。 第二波是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此波移民潮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達到高潮,港人對中國治理與擔憂九七移交中國後的一國兩制。這兩波移民的主要地點是加拿大、美國、英國。
均與北京因素有關。而今次第三波移民潮,則是港人民心與北京徹底決裂的表態。
「不是我們選擇參與政治,是大環境逼我們去參與,因為實在太多不公義。尤其我們做律師,看到現在黑白顛倒得太過分,簡直是在汙辱你的智慧、挑戰你的極限。普世價值裡最基本人權是free from fear(免於恐懼的自由),但現在我們是live under fear(生活在恐懼中),這只能讓我們成為一個被洗了腦的機器人,或做一個埋沒良心的人,那不是我。」

阿Sam的太太Joanne也是一名律師,面對司法界不斷遭受建制派攻擊,她雖感氣憤,卻又意識到在目前環境下無能為力,「我現在已封閉自己,不想再看臉書和新聞,知道自己看後會非常不開心,如果這樣生存下去的話我會很壓抑。」

「只願生活在一個免於恐懼的地方」

Fill 1
香港、自由
位於金鐘力寶中心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是港人移民台灣的第一站。(攝影/陳朗熹)

阿Sam和Joanne於是在去年7月開始申請專業移民台灣,當時並未料到香港局勢會快速逆轉,「那時還在和同事說我們在申請,不過仍然會在香港繼續工作5、6年,等局勢再惡化的話才走。」孰料過了幾天,即發生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住在當區的阿Sam深受打擊,「第二天元朗像打完仗似的。香港開埠以來元朗都未曾這樣,很心痛,整個香港變得好恐怖。」

阿Sam情緒大受影響,此後一週要靠吃鎮靜劑才能入睡。這次事件促使他加快移民步伐。去年9月,台灣的內政部發出他們的專業移民居留證,阿Sam夫婦放下心頭大石,兩人把香港物業出售,並到台灣置業、買車。疫情爆發後,他們赴台計畫暫緩,直至今年9月疫情穩定後,終於可重啓赴台定居計畫。阿Sam坦承自己只想盡快離港,「你不知明天又會發生什麼。」

像阿Sam這類有專業資格和經濟能力的人士,一般會選擇歐美等地,但他們卻首選台灣。曾在英國讀書和工作過的Joanne指,中共對英國的滲透較台灣嚴重,她不願意移去英國身邊卻充斥著「小粉紅」
小粉紅泛指網路上平日熱愛流行文化,但傾向民族主義、愛國並能熟練使用網路語言的中國年輕狂熱網民。
,「台灣社會普遍同情香港,大家一脈同氣。雖然有藍、綠營,但你可以用選票來表達自己意見,不用擔心屬於哪個陣營而被捕。我的要求很簡單,只想生活在一個免於恐懼的地方,也就是九七前的香港。」
阿Sam也指,兩人去年在台灣置業期間,所接觸的當地人都很關心香港。當時正值台灣總統大選前夕,他也幫忙拉票,不停向台灣人解釋香港狀況。「有的士司機
香港用語,指計程車司機。
問我,香港年輕人是不是收了錢才這麼做?我就跟他說:我賺的錢是你們10年薪金
香港用語,指薪水。
,連我都去遊行,有人能收買我?有些比我薪金高10倍的都上街遊行,能收買到這些人嗎?他們都很理解。當時台灣氣氛開始轉變,大家都說國民黨出賣台灣,一國兩制騙人,他們要用選票向國民黨說不。所以有種一脈同氣的感覺。」

出走,為了保留自己相信的普世價值

另一名港人工程師阿Ken,今年40歲,有兩個小孩的他,由於工作關係經常往返中港兩地,與中國人有著更深入的接觸,這也令他下定決心移民台灣。「政府經常跟你說不要政治化。問題不是你不理它就代表沒事,現實是它會主動來找你。譬如在內地,一個小區
中國用語,指社區。
發生了什麼事,內地人未必敢出聲,因為有城管
中國城市中負責管理基礎設施、公用事業、交通、環境衛生等綜合行政執法的公務人員。
在,而城管又與政府有關聯。他們會先考慮是否觸碰到哪一方的底線、哪一些人的利益,要在不影響當局任何一方利益的情況下,才敢提出自己的問題。香港人無法接受,我們可以直接和區議員反映、並在區議會層面解決就好,很普通的一件事。」
不過,反送中以來,香港的「中國化」已悄然改變香港的民生政治生態。「像我住的這個區,有很多由內地公司開的水果舖、蔬菜舖。他們佔了行人路,把整條街弄得很髒,你去投訴,食環署不願意理會,你找警察,他們也不願意管。但如果一間黃店
在香港,「藍絲」是指支持政府立場、建制派者,「黃絲」是對支持民主運動者的俗稱。反送中爆發後,許多店家表態支持運動,被稱為「黃店」。下文的「黃色海報」屬同樣語境。
只是在舖頭裡貼黃色海報,肯定會被那幫警察玩死。香港現在就是這樣,倒退到大陸化。只要你撐政府、撐大陸,做什麼都可以,沒問題。相反,就被針對、被整。在一國一制下,肯定會影響我的民生政治,」阿Ken指,「中國化」的政治生態完全違背他相信的普世價值,「與其在這麼壓迫情況下生活,如果我能避的話肯定想避開這些。」

台灣是阿Ken不二之選,「如果有一個地方仍具有普世價值空間,我很想去,台灣就是這樣。在台灣你兩黨都可批評,民進黨做得不好我也可以批評,不會說你顛覆國家政權罪。還有可以發言的地方,這對我非常重要。」阿Ken去年底申請台灣投資移民,但因申請人數眾多,至今仍處等候中。

愛與痛的邊緣,沒有回流餘地

對於阿Ken來講,台灣保有過往香港的價值。對阿Sam來講,台灣則讓他與中共保持一定距離,免於活在驚恐之中。

即使做好一切心理準備,但「移民」從來不是一件讓人容易做出的決定,尤其是這一波移民潮,是連根拔起、沒有回流的餘地。

阿Sam說,「我的薪金在全世界都賺不到,就算在英國、倫敦都賺不到。而且要和所有親朋戚友
粵語說法,意同親戚朋友、親朋好友。
割斷、和自己所有記憶割斷、和香港割斷,這個決定很困難、很困難。我們不可能輕易回港,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政府)會不會報復你。」

Joanne則有另一番掙扎,「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逃兵。由去年開始,大家一起上街,許多年輕人他們付出很多很多卻無法離開,感到很掙扎,非常不捨得他們。但沒辦法,擺在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走,要麼坐牢。這一刻我看不到曙光。」

香港局勢波譎雲詭,決心離開卻仍待移民審批的港人,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外人不都能理解,而特別像阿Ken這類身為父母的港人,心情更是忐忑不安。為了下一代能在自由、免於恐懼、威嚇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寧願冒著犧牲自己在港享有的專業資格、優渥薪資以及安穩生活環境,到新環境一切從零開始打拼。他們之中的每一位,都將書寫這一代港人浪跡海外故事。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2020年,世界更加不安。當全球因為疫情而陷入閉鎖與恐慌之際,港版《國安法》讓香港淪為一國一制、菲律賓政府抓記者關電視台、白羅斯政府操縱媒體和大選、台灣更面臨中國因素的威脅與滲透⋯⋯。當民主自由遭遇重大挑戰,我們更需要不受任何力量左右的獨立媒體,全心全意深入報導真相、努力守望台灣。

5年前的9月1日,《報導者》成為台灣第一家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非營利媒體。我們期許自己扮演深度調查報導的火車頭,在讀者捐款支持下獨立自主,5年來穿越各項重要公共議題,獲得國內外諸多新聞獎項肯定,在各層面努力發揮影響力。然而,受到疫情嚴重衝擊,《報導者》的捐款也受到影響,我們需要更多的動能,才能持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請在《報導者》5週年之際成為我們的贊助者,與我們一起前進,成為迎向下個5年的重要後盾。

©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