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評論

譚蕙芸/記雨傘運動5週年:埋在泥土裡的種子發芽了

2014香港雨傘運動,抗議者在現場撐傘躲雨。(攝影/REUTERS/Carlos Barri/達志影像)

5個月前的香港,社會運動界的士氣,處於低谷。4月底,9名佔中發起人和參與者在法庭應訊,來旁聽的人以中老年人為主。每天早上,我凌晨3時起床,到法院門外排隊領票,拿不到票,就只能在門外看直播,拿到票的話,還可以看到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人在庭內陳情。當時我想,79天的雨傘運動有逾50萬香港人參加過,最後目送他們入牢房的,為何只剩數百人?香港人是否忘掉了他們?還是香港人已經喪失了抗爭的鬥志?

雨傘運動在2014年底落幕後,社運界經歷了5年低潮。連串讓人頹喪的事件發生,年輕人參加選舉被拒諸門外,示威人數持續低迷,遊行隊伍裡也看不到青年人,現在因為反修例運動而大受歡迎的網路媒體《立場新聞》,那幾年瀏覽量急跌,主編鍾沛權坦言:「那幾年沒有人對政治新聞感興趣,讀者厭倦,不想看新聞。」《立場新聞》一度經濟拮据到連主編發薪資也成問題。我在大學教書,年輕人說不想當記者,不想看新聞,覺得做什麼也不能帶來改變,假期只想到深圳喝喜茶
喜茶(HEYTEA),中國連鎖茶飲品牌,總部在深圳,2018年底進軍在香港開分店,曾吸引年輕人大排長龍。
、拍照上載到社交媒體Instagram。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4月24日,我和一批中老年支持者聚集法院外,等待載着戴耀廷和陳健民的囚車離開,他們同被判囚16個月。年紀老邁而獲判緩刑的朱耀明牧師,在路邊揮動毛巾送行,老淚縱橫,這一幕,重創我的心靈。

事緣我是最早採訪佔中領袖的記者之一,目送這批人坐牢,對緊貼採訪的記者,是一種打擊。

6年前初訪戴耀廷──兩面不討好的書生

爆發於2014年秋天的雨傘運動,之前醞釀了足足一年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於2013年初在報刊發表一篇文章,建議一批人在中環鬧市霸路,以爭取香港特首的普選權。還記得第一次採訪他,看到他那微胖中年人身型,陰柔的學者口吻,總覺得如同書生論政,紙上談兵。

怎知,他那個狂想,一石擊起千重浪,香港嚴肅報章《明報》騰出版面,讓戴教授邀請多名不同政見人士交流,十多篇專訪輪流刊出,由我採訪撰寫,從2013年2月到4月,社會討論氣氛漸見熱熾。還記得,那個初春,我漸漸感覺到運動或可能成真,筆桿愈來愈沉重,內心禁不住顫抖。就這樣,戴教授,連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一直關注中港民主運動的牧師朱耀明,成為了佔中最初三位領袖,港稱「佔中三子」。

三人始終是上了年紀的斯文人,他們堅持「愛與和平」的理念,年輕人覺得老套,激進一點的社運界人士不耐煩,頻頻施壓或挑戰,希望把運動帶往更進取的方向;那邊廂,親北京勢力也成立對抗平台,運用輿論大力批評。佔中運動兩面不討好,但三子還是馬不停蹄在民間搞講座進行解說,宣揚「非暴力抗爭」理念。我記憶中,戴耀廷到各社區講解,任何人提問,他都長篇大論回答,十分有耐性。

回頭看,那一年半的醞釀期,令不少躁動的支持者感到不耐煩,但我認為,三位領袖身上散發出來的學術味道加上宗教氛圍(朱是牧師,戴是虔誠基督徒,陳亦強調要持守價值觀),非常重要,至少令大家明白,佔路不只是一種手段,背後有其理念和原因。

曾經,連佔路都嫌「太暴力」的港人

須知道,多年來,相比台灣,香港人對暴力抗爭的包容程度極低。2014年春天太陽花學運,學生衝擊立法院的做法,對當時香港社運界來說,不可思議。還是直至今年7月1日,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者闖進香港立法會大樓短暫佔領,那是參考了5年前台灣太陽花的做法。

雨傘運動之前,香港人還是很保守。2013年8月,香港一個民間組織邀請了台灣的簡錫堦來港,教授「非暴力抗爭手法」,他解釋如何應對水炮車、催淚彈,對香港社運青年來說,有如天方夜譚;簡老師提到示威民眾可以在預告後衝入警方防線,推倒鐵馬,對香港人來說已經難以接受,覺得「太過暴力」。在溫和的社會風氣下,香港人在5年前只接受和平集會這一途,叫叫口號,唱唱歌,遊行完畢回家。故此戴耀廷提議「佔據馬路」,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已經是突破。今日香港的示威手法忽然以光速發展,那是後話。

戴耀廷強調權力下放,他曾說,因為我曾在訪問裡質疑,遇上路線之爭有何解決方法,他回去翻書架,終於找到「商討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一途,即是讓民眾透過平等討論去協商,解決爭議。佔中之前,三子曾舉辦幾場「商討日」活動,讓支持者聚頭討論活動路線,有人取笑為多此一舉。但5年後的今天,反修例運動在沒有領袖的情況下,參與者會即場自發進行討論,達成下一步行動的共識,這種做法,或許是來自雨傘運動的遺產。

第一枚催淚彈,點燃長期佔領的火

2014年9月底,因為學生罷課,後來衝進金鐘政府總部已鎖起來的公民廣場,群眾到來支持,佔中運動提早展開,部分人不滿一度離開,但礙於警方封鎖金鐘一帶,激起市民於9月28日白天又回來到場支持,群眾太多而湧進了金鐘的馬路,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那個火光,那個拋物線,群眾爭相走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香港度過了半世紀和平日子,這一幕,畢生難忘。也因為催淚彈,群眾散到更遠的地方,湧到不同社區進行長期佔領。

香港夏天雨水多,港人隨身帶傘,面對警方的盾牌、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眾人發明撐傘抵檔,「雨傘運動」之名由此而起,成為了標誌。

近日反修例運動持久戰,有人重新回顧當年雨傘運動的片段,留言時有點感慨:「回看當日,與警察對峙,我們只有保鮮紙護身,戴那個薄薄的手術口罩,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也有人說:「那時警察也沒有防暴裝備,我們才可以跟防線站得那麼近。」今天,雨傘仍在抵擋,不過已經由5年前用以抵擋胡椒噴霧,變成用來擋橡膠子彈。

傘後創傷的5年,社運界嚴重內耗

2014年9月28日傍晚至翌日凌晨,警方發射了87枚催淚彈,之後一段日子,曾傳出警方要「開槍」,但緊張過後,政府採取拖延手段,讓運動自行消耗,佔領者由於持續於馬路上留守,甚至在公路上紥營過夜,惹來商戶或社區人士反對,民間反彈成為了政府最有力的武器,親北京勢力亦想盡辦法打壓,最終運動於3個月後落幕,以清場及拘捕告終。政府至終也沒有讓步,領袖們和參與者陸續受審,社運進入士氣大挫的低潮。

2016年農曆年期間,旺角曾經發生一場衝突,包括梁天琦等年輕社運領袖,以激進手法抗爭,向警察擲磚、縱火,一批人被拘,控以刑期嚴峻的「暴動罪」,有人被判坐牢7年,社會嘩然,但關注過後又回到持續的冷漠。

後雨傘運動的那5年,社運界內產生嚴重分裂和內耗,泛民主派不同陣營互相批評,其猛烈程度比批評親北京陣營有過以不及。網路上的說法指,「雨傘運動失敗了,因為誰誰誰做得不好⋯⋯」、「有人只想拿議員的薪酬,不是真正想替港人爭取民主」,運動訴求落空,產生對政治明星不信任,也就是雨傘運動後期常出現的「拆大台」
意指挑戰社運領袖的領導權威。
,社運頓時失去方向。

雨傘運動成為了參與者的一種「心靈瘡疤」,不想回憶,不敢忘記,壓抑到心底深處。其後每年9月底,雨傘運動週年集會,參與人數越來越少,只有幾百人,喊喊口號,唱唱歌,就散去。同一時間,關於傘運領袖的檢控繼續進行,由於檢控過程漫長,佔中三子的審訊橫跨了2018冬天與2019春天,民間亦不見火熱關注。

反送中,重新驚醒港人的社運魂

審訊完畢,戴耀廷、陳健民等人於4月底入獄香港青年在台灣謀殺了懷孕女友引起的反修例爭議出現,最初沒有太多人關注。還記得5月底我出席一場晚宴後,坐計程車離開,與籌備反修例遊行的組織「民間人權陣線」發言人岑子杰拼車,他當時還很苦惱:「如何令香港人知道,修正《逃犯條例》影響深遠呢?真擔心遊行沒有人來。」

他應該發夢也沒有想過,兩星期後,6月9日民陣遊行,有100萬人參加,政府仍然堅持不撤掉法案,至6月12日因為警察向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向群眾開了橡膠子彈、向年輕人揮棍,鎮壓手法讓坊間震驚,導致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多名年輕人先後以犧牲性命明志,一場反修例運動就此展開。

沒有人有水晶球,香港沒有一個人曾預測過,一班本來沉睡了的年輕人忽然驚醒,前仆後繼不計風險地上前線,即使面對坐牢、毆打也沒有被嚇怕。

大批本來只會參加和平遊行的中年人受感染,衝到街上支援。一些中年人跟我解釋,為何比5年前更支持這場運動:

「雨傘運動始終有政治明星或政黨參與其中,但反修例中被打的是年輕人,是學生,沒有個人利益。」

沒有大台,沒有領袖,全靠網絡動員,加上參與者都用口罩遮了臉,成為了平等的參與者,支持者發現,除了付出代價,沒有人能夠得到政治上的益處。中年人被感動,成為了忠實的支援者。

傘運的種子,如今終於開花

5年前雨傘運動之後的低潮,如何解釋?現在忽然火熱的政治參與,源自何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是我的同事,他曾以數據解釋這現象。過去幾年,他曾舉辦民調了解香港的大學生的政治想法,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原來親身參與過雨傘運動,會令參與者較傾向對運動有負面評價;反而沒有親身參與過雨傘運動,產生了一種距離,讓大學生能更正面理解雨傘運動留下的民主啟蒙成分。

李教授在《端傳媒》的分析文章中總結:「沒有親身參與運動的年輕人,較少經歷到因運動的起落而產生的情感波動,較少感受到運動完結時的失落,也較少體驗到運動中後期出現的內部紛爭,所以對雨傘運動反而沒有強烈的負面觀感。」

李再看其他數據,形容2014底至2019年中的低潮,是一種社運的「暫時休止狀態」,多於一種消極的放棄狀態,特別是對沒經歷過雨傘運動的一代,更能正面評價雨傘運動,更同意雨傘運動「不是失敗的」、「令很多香港人覺醒」、「雖然未能取得實際效果,但也是民主運動中的一步」。

剛過去的9月21日,新界屯門舉行反修例遊行,我遇上40歲的阿邦,他穿了一身黑,但口罩下的皮膚透露了他不再年輕,他是「雨傘創傷症候群」的過來人。

他跟我回憶起5年前的雨傘運動:「那時候,我在旺角佔領區,也有和警察對峙,在金鐘佔領龍和道,『拆大台』這些,我沒法子忘記。及至雨傘革命完結了之後,我覺得很失落,當年覺得整個運動是失敗了。但現在回想,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雨傘沒有失敗,它好像種子一樣,植入了群眾的心。現在我年紀大了,只能站在年輕人後面支援,看到香港多了這麼一大批新兵,我覺得自己老了,及不上他們,現在的年輕人,好厲害,有擔當。」

「你以為被埋葬了,其實植根在泥土裡」

2018年11月底,我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一個講座,佔中三子之一的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預視自己會坐牢,提早退下教席,這天將是他入獄前的「最後一堂課」。偌大的講堂塞滿數百人,有學生席地而坐,有親友到場支持。他如常幽默又不不失魅力地談及公義,講座氣氛感人。他以一句話完結:「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全場掌聲雷動,眾人站立喝采,久久不止。

我記得,當晚我走到講台前,給陳健民一個深深的擁抱,傷心得流不出眼淚。半年後,他坐牢了,我給他寫信。6月中,正當反修例運動爆發,他從監獄裡給我回信,陳健民寫道:

告訴你一些開心事。這兩天我心事重重獨個兒坐在一角看書,一位阿sir(監獄看管囚犯的職員)走到我身邊,語帶傷心地說:「教授,辛苦你了。我穿着制服不能談太多⋯⋯。」後來我再遇上他時,他輕輕說:「今天我下班脫下制服,我都會去參加⋯⋯。」我相信他是說去遊行。多麼令人鼓舞啊! 市民寄了幾百封信給我,我在獄中讀信,良久不能說話,因為市民的信都讓我非常感動。他們矢志不讓我白白坐牢,要投入『反送中』運動以回應我們的犧牲精神。雖然我並不覺得(獄中)日子很難過,但的確希望這監不是白坐。如果能夠堅定到一些人爭取公義的決心。我心願已足。 有一封來信的結尾這樣說,兩個囚友在鐵窗外望,一個看到泥濘,一個看到星星。有時你以為你在幽暗當中,你以為被埋葬了,其實你被植根在泥土裡。的確,雨傘運動的種子被埋葬5年後,今次在『反送中』開花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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