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在瘋掉的時代,更要報導事實——專訪香港反送中前線記者譚蕙芸

從6月9日至今,香港反修例運動從原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基調,一路因港府冷酷以對和警察的失控暴力,讓運動一路升級到警民間的長期對抗。許多在第一線的記者經歷了未曾有過的體力與情緒的耗損,地鐵或街市間遍地開花的衝撞、訊息與耳語的轟炸、催淚瓦斯與汽油彈的逼催⋯⋯,此次都市戰地般的採訪經驗和遭遇到的倫理糾結,是香港記者們前所未遇的。

我們專訪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也身兼獨立記者的譚蕙芸,從她的前線視角來看,在過去3個月前線採訪的經驗裡,如何面對「無法回應時代」的舊式新聞倫理與方法?橫在記者面前的新考驗,又能怎麼跨越?

譚蕙芸的個頭比想像得小,她隨身攜帶的咖啡色後揹包足足有5公斤,裡頭裝著白底黑字、印有"Press"的防彈頭盔、黃色背心、全罩式的防毒面罩、飲水袋,以及最重要的、能讓她隨時出入現場的記者證。兩個多月前,這身裝備還只是工地頭盔和一般口罩,但隨著愈走愈前線、警方鎮壓持續加劇,她的防身行頭只能不斷升級。

譚蕙芸曾任《明報》及有線新聞台記者,採訪過SARS、四川大地震,過去曾因車禍誘發後遺症,讓左耳剩下七成聽力,大病後在2008年後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講師,但同時仍維持獨立記者的身份採寫新聞專題,偶爾受邀主持《鏗鏘集》,今年也出版了新書《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是一位要求自己時時站在第一線的老師。

這三個月,譚蕙芸和許多記者一樣,投身運動現場,體力和情緒持續耗損,不僅造成巨大的身心壓力,更艱難的是,很多過往的採訪經驗在這回幾乎用不上,得快速摸索和試錯。

例如,在一個集體情緒對立高張的社會裡,當跳樓事件陸續發生,記者報與不報或怎麼報導?當有權者限縮記者的採訪、當警察開始威嚇,記者該怎麼突圍,又如何在烽火中保護自己?當社群媒體與直播訊息沒有篩選地蔓延,又如何在其中拼湊事實,設定角度?當然,其中也包括記者與運動者角色間能否游移,是否要清楚分野⋯⋯?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對習於西方傳統新聞訓練的香港新聞系老師或記者而言,這是一門新的功課。

譚蕙芸的做法,是努力把自己投到現場身歷其境。震驚社會的8月11日女子右眼疑被警方布袋彈擊爆事件,在尖沙咀衝突現場,譚蕙芸就站在該女子身後不遠。8月31日,警方在太子站無差別地以暴力驅散市民與示威者後不久,她就搶在現場被清理之前,進入到該列車之後駛入、停留的油麻地站,當時警察用身軀或長盾阻擋拍攝,登入車廂後她也在警察完成搜証後才有機會進行(註)
第一批記者進入後,油麻地站的出入口閘門被鎖起,遲到的記者也不獲准入內。第一現場太子站則是整個站被封掉,警察趕走所有在場記者,如同黑箱作業。
她趕緊拍下車廂內的斑斑血跡與凌亂雜物,重新拼湊那短短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即使在9月1日示威者在機場集結後,港鐵因設施被破壞而封站,示威者自東涌徒步5、6小時回到港島時,她也嘗試跟隨其路線,「我沒辦法不做,」譚蕙芸說這樣她才能體會過程。

目前香港警方開始封鎖更多訊息,拒絕記者進現場採訪,但香港現在太多謠言,不僅不利對話,還會造成撕裂。她認為,社會需要透明的訊息才能重建彼此的信任。但她也提醒,在一個社會集體有強烈情緒的當下,記者要避免成為網紅,才能梳理事實,幫助讀者冷靜分析。

港媒在過去10年因政治力與商業力的夾殺,特別是紅色媒體的滲透,讓新聞工作幾乎斷了氣地掙扎,「幾乎沒人要看新聞,」但譚蕙芸說,這次不少在第一線帶回現場真相的記者,反而贏回讀者的尊敬。不過,這還是改變的起步。因為還有太多持續發展且有待梳理的問題,不論是科技、報導手法、採訪安全、核實技巧或倫理的課題。以前連冰飲都少喝的她,如今每次採訪完,回家都要來一瓶啤酒,讓自己冷靜下來。

這回《報導者》系列報導中,我們也希望把記者在瞬息萬變的現場裡,在報導真相上的努力、挑戰、掙扎與反思,呈現給讀者。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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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譚蕙芸。(攝影/劉貳龍)
反送中運動,劇烈改變了香港新聞的環境。在運動開始時,在香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講師的譚蕙芸,曾猶豫要不要拿出記者的身分。(攝影/劉貳龍)

我在大學教了10年的書。我觀察2014年到2019年間,有很多人都開始不看新聞。因為雨傘運動讓很多支持者覺得,幹什麼都沒有用。所以一直都「很灰」(很灰心),連新聞都沒有人看了。那時大家稱之為「新聞迴避症」(news avoidance)。

那不過只是半年前。誰會想得到,歷史根本就是U-turn大轉彎。

「為了香港」自殺,媒體該不該報?

這場運動改變了香港新聞的環境。很多新的事件,像是自殺,那也是全新的。香港歷史上,從來都沒有香港人為了「香港」而自殺。你以前看歷史書,會有人為了夢想而自殺。但是你說太愛香港而自殺的年輕人,歷史上沒有碰到過。

但是記者之間就有一個爭議,「自殺的新聞不應該報」,這是道德問題。但是我自己覺得不對勁,那時候網路上、社群平台上,像連登、Telegram,都在傳當事人的消息,包括遺書與遺物早在社群消息裡傳來傳去。

第一,這些是以前所沒有的(所以無從比較);第二,以前認為媒體不能報,是因為以前自殺的人,不是以自殺來傳遞一個社會的訊息。現在他們在自殺前就託朋友、家人聯絡記者,要表達給社會大眾。所以,妳問我做一個新聞的教師,我該怎麼教?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舊的一套已經「無法回應時代」了。我們做的就是在報導時不寫自殺方法和細節,並加入正面的訊息,以做平衡。

還有幾個經驗是全新的。過去,香港報導上一向不會替示威者打格(打馬賽克),不會使用匿名,但這次運動因為法律風險高,大部分傳媒為免成為檢方的檢控工具, 不批露示威者的臉或名字。 這在香港是從沒發生過的。

又例如,衝突現場採訪要時刻顧及記者自身安全,不能安定地拿出錄音筆或筆記簿,可能這一刻跟一位示威者打開話題,下一刻他就沒入人海當中。而有記者的被訪者受傷或被拘捕,也是全新的經驗。如何去維繫與受訪者關係,會有比以往更大的精神壓力。

另一例,記者可否直播示威者的行蹤?像9月1日機場那一天,不少人開車義載示威者,當時警方按兵不動;但另一天,記者直播示威者登上巴士離開警方就上車拘捕。當時有民眾會質疑記者應否披露示威者行蹤,但資料披露,公眾如何使用,如何行動,那是記者未必能夠全盤想像的問題。這也涉及新聞倫理的考慮。

拉出觀察者、記者、運動者的身分差異

在這場運動開始時,我曾猶豫要不要拿出記者的身分。因為我在教書,而一開始,我是以市民的狀態在觀察。那時候包包裡有反光衣跟頭盔,但我都還沒有把這些穿上。但7月14日在沙田(註)
7月14日香港民眾在沙田舉辦遊行結束後,警民在新城市廣場發生衝突,一度有近千人遭警方圍困在廣場內。
是我自己的蛻變。當天早上還有一個記者的遊行,是在反對警察暴力對待記者的遊行。那時候就有人大喊說,記者!記者!(編按:希望記者過來,拿起相機讓警方不敢恣意妄為之意。)

我不知道在這場運動是扮演市民、老師,還是記者。後來一些人幫我穿上記者背心後,我就沒有再猶豫了。

當我知道自己的角色,我就刻意不像示威者一樣穿黑衣,這樣可以有一個距離。因為我要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邊是一位記者,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

記者跟運動者這兩個角色對我來說當然不同。我還是一位老派人,old school。

現場是神聖的:如何在混亂中找出採訪路線

對我來說,現場是神聖的。對於我來說新聞這個專業,是很重要的。雖然現在很多抄來抄去或是看直播寫的新聞,在這運動裡,他們還是有他們的貢獻,每個人都有自己方法。但我想要強調的是,每一個記者要找出自己最舒服的採訪方法。

過去十幾年間,香港的記者的現場能力在弱化,全世界在現場採訪上都在弱化,因為時間的緊迫、點閱率還有省錢等等原因。因為我是老派人,例如現在我跟你們面對面的交流是無價的,雖然電話溝通是很好,但是面對面才是最好。

我覺得看直播很重要,但是到現場更重要,雖然你去到現場不一定可以看到真實。我覺得這次運動令記者們重新發現現場很重要的。

我記得7月21日在元朗站(註)
當晚元朗地鐵站內出現上百位白衣人手持藤條無差別攻擊路過民眾、示威者與記者。市民報警後,警察遲至39分鐘後才抵現場。
的事件,之後我到現場,那時地鐵都被清潔乾淨了,沒有血。因為我很熟那個站,那個站太大,平常是沒人去摸那個玻璃。我就看那個玻璃,去看玻璃上的指紋,有很多指紋,看得出打人的人是怎麼爬進去,被攻擊的人要怎麼驚恐地出來。

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都就是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在那裡。當然如果能是最好的啊。但如果第一時刻不在,還是要細心看到不同。

現在香港每天都有大小不同的示威,而且有好多是地理地域上的隔閡,每一天光是要掌握重點在哪裡、判斷要去哪裡採新聞,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一開始選地點會先失敗,最經典的例子是,721那天大家都在上環圍警察,但是同時元朗白衣人在打人。大家錯過了那時候報導元朗的機會。示威者有一個說法,就是不要戀戰。記者也是一樣,不要戀戰眼前的事,不要沉醉在面前的衝突,時刻警覺,或許更重要的現場在另一個地方。像是我們住在香港都這麼久了,有時在判斷這事時,都還是失敗。

比如說旺角警署,是常常有事發生的地方。但是我現在都很清楚,警察不會從警局門口出來。現在都會從其他地方出來包抄。又或是從警察的互動可以看出來,看他們的指揮官、看他們的狀態、他們EQ高不高,看他們跟百姓之間的衝突方式,可以判斷這裡會不會出事。例如說,警察如果被人罵的話,他們如何反應,你就會知道這裡會不會擦槍走火。如果警察不理人不說話,就會知道這裡還好,但就是會有一些訓練不足的人出來,那種沒有EQ的人暴衝出來,其他警察因為義氣也衝出來。很多的晚上就會看到,大錯都是從小錯開始的。很多地方的事件都是這樣開始。

我怎麼去決定採訪的現場?一開始簡單,8月的時候最難,那時候就是一次十幾個點在爆衝突。例如,我自己採訪右眼被擊中的那個女生時,我站她後面50米。這些東西都要判斷,一直在學習。

還有一次在觀察銅鑼灣、上環跟北角這些地方,三個地方我看(直播)哪裡先打。我本來快要到北角,但在看直播時發現另一邊可能會有衝突,於是立刻轉地鐵到上環,那天有40個人被抓。我以前做記者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這些經驗怎麼累積的呢?因為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有很多突發採訪的經驗。很多人以為我都是寫那些人物專訪、很優雅的那些。但是我以前在《明報》、《有線電視》做很多突發新聞的,像是地震或是交通事故等等的新聞,有時候都還要憋尿,因為沒時間去廁所。我自己跟文人的記者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都會用突發的紀律來採訪的。

像是我的背包,還有我的裝備也是經過很多改良過的。第一重要是在運動現場走動的策略,要注意安全、避免中彈。像那時候女生被爆眼的時候,我距離她才50米,那天我有注意看錶,每3到7秒一次槍聲,判斷當晚其實危險,於是選擇站在一棵老榕樹後面。

我覺得自己不是來犧牲的,文字記者不用站得這麼前。然後我看到那個女生倒下來之後,我就去採訪。

還有就是跟警察的交流方式。警察不希望記者採訪,會阻擋,但有一次速龍(特別戰術小隊)說不讓記者進樓梯,不能讓記者進入,我就用些小技巧。像當時剛好有白人女記者在後面,我就拉著她們說,一起一起進去,就跟著一起擠進去封鎖線了。

可能我也明白警察的心理狀態。我在雨傘運動前後,曾參與了警察學院的一些講座,向警員講解傳媒運作,接觸了一些前線和中層警員。

但目前在香港,記者難以顧到所有的現場,每天有很多訊息都會亂傳,例如之前在傳有女生被強暴、然後又傳太子站有人死了。還有很多(網路上流傳的影片)是片段剪接的,像是有汽油彈從警察那邊丟出來,就連《CNN》都錯了,他們還跟警察去道歉

現在好像時代瘋掉一樣。

亂世中冷靜陳述事實,是記者跟網紅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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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前線記者、譚蕙芸
在深水埗採訪警方驅離行動的記者。(攝影/余志偉)

但這次香港記者的地位有被改寫。曾經像是SARS或是地震等(災難事件發生時記者地位也會提高),但現在都已經超越了。因為現在民眾對於記者的好奇的,大家都想要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每次分享,他們都想要全部吸收。

但是我希望人們知道,我們不是來宣傳這些運動的,我們不是你們(示威者)的文宣。例如我知道有示威者扔汽油彈,還是要直接寫出來,不能說沒有發生。我們做好的記者,是要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整個社會的意思是包括同情運動跟不同情運動的警察、市民、官員等等的人。

例如說我9月1日我從機場回來坐車坐了3個小時(註)
當天示威者發起香港機場測試行動,結果因港鐵配合港府與警方,停開機場快線與東涌線,示威者只能徒步至少6小時返回本島;有香港市民自發性開著近5,000私家車輛前往東浦接示威者離開。港人稱是「港版敦克爾大撤退」。
,是一個義載的司機載我。在路上我看到了很多普通的遊客,我看到很多的民眾與遊客受苦等等的,所以這些我都要寫出來的。但是有些記者沒有辦法講出來,可能是他們太過投入。

歷史上有很多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對的事,但是對的事有的時候是宣傳,沒有把整體的情況納入。但我也知道,警察跟示威者之間是權力之間的不公平的,權力上誰有多一點,就要多一點的被監督。

這過程中,我自己也有修正過。一開始也會比較感性,比較放一點,覺得好看;但後來社會的情緒比較對立時,我也在學習和修正,會更重視脈絡,儘可能到現場看到每一個場景、每一個處境,這部分我會比較敏感。

還有最近我寫東西開始盡量用平實的用語,例如說警察就是警察,我從來不會用『黑警』。你說到底黑不黑?也不是不黑啦,但是你怎麼知道那位警察是不是黑呢?或是示威者就是示威者,就不會用『市民』。另外,我不會用『義士』,我從來不會用這個字,我覺得示威者比較平實。義士這個字太強烈了。

有些記者一坐下來就是運動者的感覺,他們想要有一種對準(對抗)權力的採訪。但是你問我,我也清楚權力上的差異(警察與示威者之間)是很重要的。

香港之前的訓練是美國、英國的記者訓練。第一我們要的是事實的查核,雖然fair and balance(公正和平衡)也很重要,但是那個比較複雜。事實的錯誤是不能原諒的。你(記者)跟網紅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寫的東西是事實。

我是傳統新聞訓練出來的,我看得到傳統新聞訓練較好的地方。但新聞是一個organic(有機)成長的東西,因為要回應這個時代。你可以看到很多新聞歷史上,很多方法都在改變。

時代會進步,你用的工具是flexible(彈性)的,作為一位記者,你可以用很多各式各樣的方法,來陳述一個事件。有時候可以很理性、有時候可以很抒情的方式去「回應這個時代」。然後看看讀者喜不喜歡,雖然我是老派,有些東西是可以有改變,但是像是factual、事實是不能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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