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著長髮、臉上掛了副塑膠圓框眼鏡，輕手輕腳迎面走來。這位「總書記」沒有身著一襲灰暗的「中山裝」，也不若世人印象中的氣勢洶洶；一雙球鞋配上寫著「嚴重睡眠不足」字樣的白色T-shirt，身上掛著建國中學的迷你書包，幾乎和這個位極人臣的職位半點沾不上邊。

實際上，這位「總書記」也不過剛剛跨過成年門檻，他的另一個身分是謝同學，剛剛從台北市建國中學裡畢業，進入北部國立大學就讀。過去兩年，他在一手籌組的「政黨」內扮演關鍵角色，組織會議、舉辦討論，謀劃發展藍圖，並取名為：「建中共產黨」。

聽來顯赫，但翻閱內政部資料可以發現，「建中共產黨」並不是一個有備案與登記、實質存在的正規政黨，台北市教育局更表示該組織並非校內正式社團。它反而是一個僅存在於網路中的社群帳號。

《報導者》找到了這位創黨的年輕人，他用社群帳號「農夫樹」自稱，一邊介紹自己，也為我講述了「建中共產黨」的發展史。

2022年年底，就在「角帳」這類擬人化的獨特網路次文化風潮下，「建中共產黨」於焉誕生。搜尋社群紀錄可以發現，「北一民進黨」、「桃高國民黨」等相似的帳號也大量出現，帳號創設者用模擬政黨的「玩哏」口吻來揶揄時事，並在線上互動社交。

當時就讀高一的農夫樹也是如此。他告訴我們，「建中共產黨」創立成本極低，一個e-mail地址、一張P圖用來設立新帳號，再模仿現實政黨發表一份創黨宣言，很容易就能獲得演算法青睞。的確，這個帳號創立不到一週粉絲就超過百人，農夫樹更不諱言，這個舉動原本只是一個尋求關注的噱頭。

然而在偌大的虛擬世界中，抱持著和他一樣想法的人並不在少數。就在「建中共產黨」創設期間，「淡水商工共產黨」、「成功高中共產黨」、「永春共產黨」、「大安高工共產黨」、「附中共產黨」等帳號也跟著在Instagram上成立，伴隨著紅黃相襯的鐮刀和錘頭，在2022年底的網路上形成一片紅通通的特殊景象。

只是在這些帳號背後的年輕學生們，並不只安於在網路上活動，反而試圖在現實裡連結。

「一開始是成功共產黨，就是成功高中的同學，拉了一個群組開始聊天。大家才發現裡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左派，都是在關注學生自治議題，想要讓學生環境變得更好的人，」農夫樹回憶。

在社群裡碰頭，這一群特立獨行的學生們有時針砭時事、在新聞和重大社會事件中因立場不同而隔空交火；有時則探討如何在既有架構下深化各個學校的學生自治發展，追求平等、消滅階級的精神因而廣泛受到群組認可。

此後，不少具備共產主義基礎的成員陸續加入。他們帶來更深奧的理論架構和《共產黨宣言》，並推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進一步帶動整個社群中政治光譜的左傾，其中幾人甚至加入以「火花」為名的台灣共產國際組織。結合對藍、綠等現實主流政黨的批判、對權威的抵抗，「火花」的左派主張深深切合這群青年們對社會的想像。

「當時我就是蘇聯粉絲，會大喊共產主義好棒，社會應該重建，直到後來讀更多東西後才重新定義自己，發現我要的其實是一個福祉更平等、不要這麼極端的社會。」農夫樹強調，「而且我們沒有支持中共。」

隨著社群啟發，這位「共產黨總書記」有了更實際的目標：推動學生自治。

轉化到現實生活裡，這些目標成為農夫樹積極投入校園學生自治的動力之一。

在建中現有的「班聯會」、「班代大會」、「評議委員會」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運作架構下，他競選成為班級代表，服務於班代大會，希望透過推動修法，讓一部完整的「學生政黨法」存在於建中。

然而實際參與的經歷讓他發現，建中早在1978年就已成立班代大會，後續在抹除髮禁、服儀、朝會等威權教育痕跡，甚至到參與社會運動的風氣上，一直走在改革浪頭上的建中，如今卻邁不開學生自治的步伐。

「建中真的是全台資源最多的學校，學風也非常自由，但學生自治在學校裡面卻很冷門，大家都覺得幹嘛參加學生自治、爭取學權。就像最近建中在圍牆旁加裝紅外線感應防止翻牆，多數人卻不在意。」

另外，農夫樹也指出，學生政黨的成立，不僅能有效降低學生們跨過自治門檻，不用非得要面臨參選班級代表（學生議員）的龐大壓力，更能透過重新分配席次，讓重要議題得以被推動，進一步保障學生權益。只是身處菁英圈子的中心，他更直觀地感受是同學們更追求成績與未來，儘管這無關對錯。

就如這位「總書記」的觀察，除了校園內參與風氣不盛外，近年建中唯一的「建中學權促進黨」也在2024年年底因為部分班級代表應理念不合退出而宣布解散。該組織雖然以「政黨」名義運作，但實質上建中卻沒有一部完整的學生政黨法規存在，這也是農夫樹串連成立跨校際組織的重要原因之一。

「跟一般學校不同，他們是從學生政黨出發，再建立社群帳號推廣議題，我們是反過來，要以社群媒體的影響力去推動一個學生自治架構底下的學生政黨。但這就好像放信號彈一樣，除了在社群媒體上創造話題、變成一個哏之外，實務上組織幾乎沒有任何作用。」就在農夫樹感嘆的同時，這個死亡兩年的組織，也因為演算法推送再次被媒體注意到，被形容為是「紅色滲透校園」。

然而現實正如他所言，無論是「建中共產黨」或是「台灣校際共產聯合會」，這些曇花一現的組織就只召開了唯一一次常會，後續運作也跟著學生逐漸繁忙的課業而停擺。至於這位「共產黨總書記」的學生政黨夢，在他離開校園之前，修法草案都未能通過，至於這個因哏而起的網路政黨也因參與人數不足而迅速消亡。

「至少我試過了，希望讓更多人看到學生自治的發展，」農夫樹的抱怨有些苦澀。

不過他的努力也不是全然徒勞無功，在不少有高中生聚集的社群裡，關於學生自治的討論異常熱烈，近年來學生政黨的風潮也陸續吹進台灣各地的校園裡。

長年推動學生自治的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育萌就觀察到，從台中、台南、高雄到台北的學校都長出各自的學生政黨，發展出相似的運作模式，這些初具架構的政黨就有如發展中的「民主雛形」。

要探詢整體軌跡的改變則要回到10年前。張育萌指出，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運動，帶動的其中一個變化就是參與公共議題的年齡逐漸降低，甚至納入了不少高中生的足跡。當時立法院為了回應社會期待，於是推動《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法，其中第53條就規定所有高中都必須成立學生會，全體學生為當然會員，會長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代表辦理學生自治業務。

法制變動下，各校的學生會成為掌握行政權的既有組織，自然就衍伸出代表立法權的學生議會以及代表司法權的評議委員會，三權分立的基本「憲政架構」顯現在校園內，讓每個學校都像是一個運作中的小型國家；而「學生政黨」更是校園民主的下一步，張育萌解釋，為了選舉，學生們自然會合縱連橫、策略性地結黨拉票，甚至發展出黨團協商和不分區制度。

台灣史上第一個學生政黨就成立在台中。

2019年5月，創立超過一個世紀的台中一中，公告通過台灣第一部《學生政黨法》，並有「中一中社會主義黨」與「新一中黨」兩個學生政黨登記成立，既扭轉了戒嚴時期政治不得進入校園的集體氛圍，卻也和如今一樣，引發社會對於闡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質疑。

接受媒體訪問時，當時該校校方表明相信學生自制力與頭腦，學生政黨會高度落實學生自治的理念；學生也強調該部法規是經過他們屢次嚴密審核和修改，並與校方多次磋商後，歷經將近兩年時間才制定完成，在符合學生自治範疇和校規下，允許學生政黨設立。

6年後，台中一中的學生自治依舊如常運作，並由學生會、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分別統籌行政、立法、司法權限。政黨方面，持續活躍的「台中一中學生自治串連黨」除了關注校內消防設備使用年限逾期等校內議題外，也組織行動呼籲大考中心開放冷氣試場來平衡南北不同氣候環境，為學生權益發聲。

作為全台第一個擁有學生政黨的學校，中一中學生政黨的發展也還在續寫歷史，包括10月初該校才有最新的學生政黨「台中一中學生未入黨」成立。

這股風潮也吹向台灣島的北端。

2020年，素來以學風開放聞名的新北市立板橋高中（簡稱板中）就通過了學生政黨的立法，後續也通過修改《選罷法》、《議員選舉條例》，推動近似於「不分區」的全校選區議員選舉，增加學生政黨設立的誘因。

2021年，板中「學權自由」黨成立，後續改制成為「覺醒浪潮」黨。該黨出現後一躍成為「執政黨」，不僅成功推舉出兩任學生會會長，也推動服儀解禁、午休自由、外食開放等議題，並藉由發行實體刊物、舉辦讀書會來學習左派觀點與理論。

此外，覺醒黨的特色還突顯在成員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上，他們曾在勞動部霸凌事件、麥當勞事件中表達屬於學生們的反思與觀點，亦曾上街舉旗反對藍、綠、白三黨的政治惡鬥現實。只是隨著核心成員陸續畢業，該黨也在2025年宣布熄燈。

接著，創立於2024年的「裙眾聯萌」黨接下學生自治的火炬。如今他們迅速攻城掠地「完全執政」，不僅執掌板中學生會，也成為學生議會中的最大黨。

「裙眾聯萌」創始人之一的黃少寰，本身也從學生議員開始做起，陸續歷任無黨籍的學生議員、專門監督學生會活動辦理的文務委員會召集委員、兩屆議會祕書長等職位。接受訪問時，這位講話溫吞的祕書長，向我們陳述他的創黨理念：「好玩。」

「和大部分高中生一樣，我們做事情最根本的動機就是好玩，裙眾黨也是。之後才是在學生自治的部分上努力，然後努力提高高中生們對社會議題、校園議題的瞭解，就像前陣子的禁手機風波，」黃少寰解釋。

他口中的風波，指的是教育部原定在9月開學實施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原則是希望在學生進到校園後由校方將行動載具「集中管理」。由於該草案修正期間沒有廣泛徵詢學生代表的意見，導致爭議頻傳。為了讓板中學生參與該議題的討論，黃少寰領著黨員們到教育部舉辦的公聽會現場，試著讓這些高中生為自己發聲。

對於這個新興政黨，黃少寰也有不同期許。他指出，裙眾黨內其實藍、綠、白、黃各種支持者都有，無論修憲爭議到大罷免也都會在黨內開啟討論，目的就是希望讓所有人廣泛地去重視從個人、學校到社會相關的所有議題。「所以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機制，就是入黨成員不限是板中學生，」他強調，此舉不僅是為了促進跨校交流，也是希望降低學生們參與自治的門檻，不用讓每個人都要歷經參選的龐大壓力。

如今，這個成立未滿一年的學生政黨除了創新，也正銜接起前輩們參與時事的傳統：在台師大抽血案上表明意見、對於《憲法訴訟法》修正發布聯合聲明，也在社群媒體上發文和校方辯論服儀規定。

「這是裙眾黨的特色，完全執政下，我們可以說將板中的學生自治環境完全顛覆過來，」黃少寰說。

台灣南端，學生政黨的制度則走得更遠。創立於1922年的高雄中學（簡稱雄中）不僅領先全國校園推動不分區選制、更修法確立黨團協商、實踐過校園內的罷免案。

一個夏日夜晚，我們走進雄中的「議場」，與學生議會和學生政黨的幾名幹部對談。他們向《報導者》介紹近年校內勃發的學生自治發展史，包括2022年學生議會通過《選舉罷免自治條例》和《政黨組織自治條例》，不僅保障學生政黨的存在，也促成10席不分區議員的產生。

這使得過去3年裡，雄中一共出現「自由民主捍衛黨」、「新雄中民族復興黨」、「青年力量黨」、「純情無私奉獻黨」、「共榮黨」等7個學生政黨（其中一個自請解散），政黨間也積極推舉黨內的不分區名單，使得單一政黨黨員最多時高達100多人，校內參與風氣興盛。

站在學長姐的肩膀上，如今的「純情無私奉獻黨」（簡稱奉獻黨）是校內最大黨，這個取名自創辦人失敗戀情的政黨，在2023年便和不同政黨組成聯盟，在學生議員選舉上合作搶占席次；隨後又和無黨籍議員聯合，攜手拿下正副議長寶座，讓奉獻黨在學聯會和學生議會都占有一席之地。

這些多半出現在成人社會的語彙，是雄中學生自治的日常。不同立場的議員們會選擇透過協商，在修法細節上達成共識，而非先以自身利益交換作為出發，最終演變成全武行。

談起校內高昂的自治參與風氣，楊穆承卻認為這跟「韓流」脫不了關係，戲稱近幾屆高中生可能是「韓國瑜世代」。因為在他們就讀小學至國中期間，正好是韓國瑜在高雄掀起旋風的時刻，從擊敗綠營擔任高雄市長、到離開市府職位參選總統、落選、罷免，在在都激起這一世代年輕人對政治參與的想像。

於是乎在黨內的競選文宣上，他們將藍白合的新聞照片修改，放上自己的頭像；打在校內電視上的無聲廣播中，也出現了王世堅和韓國瑜發言的二次加工。雄中的學生自治生態是玩哏為主，來吸引大家參與，「像韓國瑜給我們製造了很多哏，也讓我們有動力繼續去做這件事，」奉獻黨幾名幹部總結。

即便同樣以玩哏出發，但在雄中，學生政黨的調性則和北部學校有些不同，他們和社會議題連結較少，更專注在校內事務的參與，因此在體制上有更進階的嘗試。如2024年，在奉獻黨的提案下成功修法新增「黨團協商」制度，讓雄中成為全台首個實行該制的學校。

「為了提高選舉的投票率，議會在修正《選罷法》時，我們就和不同政黨想法有很大落差，提案一直沒辦法通過，就走黨團協商，」奉獻黨現任主席陳毅任指出。此外，雄中議會議長郭旻宗也提到，預算凍結也是真實上演，如2024年學聯會旗下「媒體資訊部」一筆「業務費」千元預算，就因為行政部門無法回答用途而被凍結。

雄中這些獨步全台的制度，在學生自治中十分少見，它也對參與的學生們產生了實質影響。學生議會副議長、同樣是奉獻黨幹部的劉澤毅就提到，其一是認識了理性辯論的可貴，因為他親眼見到開議前，幾個在議題上針鋒相對的學生議員們，私底下都還是很好的朋友、能夠理性交流，這讓他震驚。其二，他認為這些制度會是珍貴的襲產，能讓往後的學生都用更低的門檻來參與學生自治的運作，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一起去體驗民主運作。

就如同這些學生們的親身體驗，學生政黨如今在台灣各地綻放。有人為了創黨而努力、也有人在新生的政黨中耕耘。不同的政治組織面貌各異，從帶有左派色彩到只專注校內制度革新、努力維持中間路線。「但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雛形，是在沒有包袱下的嘗試，」張育萌形容。

他認為這樣的改變是台灣社會中十分重要的發展，即便這些青年可能因為實際參與自治無果而感到沮喪，但法定投票年齡是20歲，在那之前，參與校園的學生會選舉、進行投票，或是加入低門檻的學生政黨都是一個選項，這些制度的存在就像是「民主的先修班」。

同樣對學生政黨發展抱持正面態度的，也包括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林瓊珠，她曾發表相關研究討論主流政黨對青年的影響。接受訪問時，她並援引「政治社會化理論」解釋，注入校園自治、校園民主精神的學生政黨蓬勃發展，會對青年們在校園內學習並內化政治運作產生影響。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有政黨同學們就要集結、就要推派候選人，要去思考政見，這整段歷程有和同儕的密切互動，也一定會有一些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辯證，它就是除了考試、念書以外，民主體制的具體實踐，」林瓊珠強調。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蔡韻竹則從組織轉變的影響出發。她指出，過往學生自治領域中以學生會為主軸，是單一管道；緊接著出現的監督組織如議會則帶來平衡，而多數民主國家在體制發展時，往往會發現組成團體能讓發聲力度更大，才會有政黨制度的出現。這樣的軌跡套用在學生自治上，也是相似的道理，如今學生政黨的蓬勃，更能夠讓學生們的聲音被校方、甚至是社會聽見。

不過她也提醒，學生政黨去關懷政治和社會，是正向且值得期待的，但在這些青年們走出校園以後，會和現實產生什麼碰撞，甚至會不會因為政治理想落差導致挫折，都值得持續關注。

在短短3年時間內，兼顧課業與學生自治，並非一件易事，更遑論讓組織長治久安；但作為學生政黨的推手們，這些青年在談論親自哺育的組織和夥伴時，自信與笑容都掛在臉上。因為這段把為數不多的、願意為學生自治付出的人才集結在一起的歷程，就像一句簡單的俗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學生政黨正是這群學子們填寫民主練習題的一道直白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