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曾見證圍牆倒下與威權瓦解的這座城市，5月掛起一批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影像，謝三泰、蔡明德、潘小俠、黃子明、劉振祥等資深攝影記者拍攝的街頭社運畫面，以攝影展、電影與對話，在同樣歷經歷史傷痛與轉型正義的異國土地上，重新審視這座島嶼走過的民主之路。

本文嘗試回溯從日治時期高雄的軍事戰略定位、國府治台以來的經濟布局、後勁反五輕運動，到目前被稱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來此設廠，而觸及的高雄城市轉型課題。以歷史回望的視角，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什麼是城市的永續發展。

作為影展團隊的一員，看到這篇在影展結束後刊登出來的文章相當高興，辦一個文化活動最怕的就是「船過水無痕」，煙花似的轉瞬即逝，但卻沒留下太多討論，那會讓活動只是單方面的一廂情願，而沒有充分地與大眾溝通。陳斌全在《報導者》為文〈紀錄片的盛宴後──關於TIDF的幾點反思〉是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觸發不少討論，但回應斌全的文章前，我想先簡單談談我理解的影展。

如何能夠秉持紀錄片本質，將影展形式推陳出新，令其有別於商業影展，在影展內容與影展形式兩方面，都能符合紀錄片的氣質，打破觀看影展的「階級」行為，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綠色小組」在1990年底決定解散，他們的工作室留下一整面牆、1,800多卷的錄影帶。經過30年，成員早已分散各處，有的帶子也已經慢慢脫磁、斷裂，被抹成低彩度的影片。這些年，除了一處處尋回當時鮮明的畫面，更得找到那批在時間的高轉速裡，負責抵抗遺忘的錄影帶。

在波瀾壯闊的80年代，滿腔青春血與熱的他不經意被捲入浪潮，以傅島為名，拿起攝影機，踩上綠色的浪頭；在激情冷卻的90年代，被運動高潮抽吸到疲乏窘困的他，轉身離開街頭，以黃樂山之名，手捧歷代出土文物，回歸生意子的天賦本色。從極左走到極右，旁觀者看得不解、詫異，他自若得像只是推開一扇門，從這邊走往那邊。

抗爭者、紀錄者，這兩種身分在白馬身上並非壁壘分明。30歲時，在台北當電焊技工，工作穩定，休假回高雄後勁，只是出門吃個點心，路過抗議人群，越看越熱血激昂，從此成了長期專職的抗爭者，同時也成為綠色小組的一員。

當年那些抗爭事件，或許對部分人來說已經是過去式，但是對更多人來說，那些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廣場上的台灣民謠、美麗島、國際歌歌聲或許已經飄遠，許多人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抗爭仍在進行中。

人們聚集在夜市口，抽煙張望，或心不在焉繞著攤子，直到一台小發財車開進了他們的視線，才真正躁動起來。「國民黨打人了！國民黨打人了！」下車的小販大聲呦呼，手裡搖晃一只黑色方盒，那是這個夜晚齊一的信號，他們擠上前，匆忙把黑盒用報紙包一包，塞進夾克裡，在警察來前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