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小組鏡頭下,差點被時間偷走的3000小時

「綠色小組」在1990年底決定解散,他們的工作室留下一整面牆、1800多卷的錄影帶。經過30年,成員早已分散各處,有的帶子也已經慢慢脫磁、斷裂,被抹成低彩度的影片。這些年,除了一處處尋回當時鮮明的畫面,更得找到那批在時間的高轉速裡,負責抵抗遺忘的錄影帶。

王智章目前住在花蓮台11線靠海的山坡上,住宅環境的每個小細節都出於王智章之手。(攝影╱余志偉)

麻子在手機簡訊裡,標上公里處,簡短寫著:「我住在台11線的山坡上。」

那一天,從花蓮往南沿海的台11線,夾在一片遠處分不清是雲層還是大海的灰藍之中。《報導者》採訪團隊將第一次見到80年代活躍在街頭的「綠色小組」發起成員麻子,他在綠色小組解散後,就直接離開台北,回到故鄉。

「58.1、58.3、58.9⋯⋯」我們一路默數路牌上的小數點,擔心稍稍閃神,就會在下個拐彎處錯過目的地。「到了!」車子在喊聲中急停,眼前是一條挨著山,彎曲而上、不見盡頭的小徑。「這是宮崎駿電影《神隱少女》的畫面嘛!」我們帶著狐疑下車確認,直到在纏了蜘蛛網、房子形狀的郵箱裡,看到過期喜帖上寫著「王智章先生收」,是麻子的真名,我們才確定沒有找錯地方。

麻子在磚瓦平房前迎接我們,站得挺直,中氣十足地喝止朝我們狂奔的土狗。

他比照片老上許多,頭髮已花白,也不再是30年前《人間雜誌》報導裡,那個臉埋在攝影機後,戴著粗框眼睛,為了穩住鏡頭、雙腳跨得開開的青年。

3000小時社運紀錄佔滿一整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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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藝大,綠色小組
幾年下來,綠色小組跑遍、也蹲點過台灣各地社會運動場景,一共拍攝了約3,000小時、2,000卷的錄影帶。他們當年剪輯完成並公開放映的只有120部,多數的影帶被存放起來,連內容有些什麼,都逐漸為人忘記。(攝影╱余志偉)

1986年,他跟另外2個年輕人李三沖、傅島組成「綠色錄影小組」,後來他們又加入了鄭文堂、林信誼、謝文生、林鴻鈞、劉長鑫等人。

一卷他們拍攝前桃園縣長許信良欲闖關回台、群眾與軍警在機場爆發衝突的錄影帶,被大量拷貝流傳,突破官方對言論封鎖,翻轉了當時大眾媒體所傳遞的「真實」,被形容為「民眾的電視台」。幾年下來,他們跑遍、也蹲點過台灣各地社會運動場景,一共拍攝了約3,000小時、2,000卷的錄影帶。

「去過南藝大了嗎?」一見到面,麻子便先問我們的採訪行程。他提到台南藝術大學,因為那是綠色小組能延續至今的重要據點。在南藝大,我們也找到了那批載滿這座島嶼奔放騷動與綠色小組青春記憶的錄影帶。

錄影帶還盛行的80、90年代,租來的片盒上常見「Rewind,請倒帶」這樣的標語,看完的片子要放進迴帶機裡,分分秒秒倒捲回去,直到發出「喀」的聲音。與麻子碰面那刻,就像聽到「喀」的那一聲,逆著時間,我們回到1990:他們解散那年。

當時綠色小組影帶的產銷遇到瓶頸,無法支持營運,隨著政治民主化,他們的戰鬥氣氛也逐漸消退。麻子在綠色小組一決定結束就返回花蓮,李三沖前往高雄後勁參與反五輕抗爭,傅島那時已在中國做起古董買賣。4個主要成員中,剩下林信誼一個人還在想,「這樣太可惜了,要怎麼延續下去?」

他還沒想到方法,就先接手了整面牆的錄影帶。

1,800多卷錄影帶中,他們當年剪輯完成並公開放映的只有120部,多數的影帶被存放起來,連內容有些什麼,都逐漸為人忘記。

隨著日子增加的影帶,從德惠街工作室的小房間,跟著他們不斷搬家。解散後,先被放在林信誼跟朋友租來的老房子裡,後來輾轉到了綠色小組後進成員林哲元的老家,在蘆洲頂樓加蓋的房間裡,一放就是7、8年。

那時林信誼還陸續在拍片,1992年的基隆客運罷工,他進駐半年,深入社運團體的決策會議,並且拍下100支錄影帶。他靠著接案,勉強撐起半解散的綠色小組,「還好我老婆有工作,靠她養了很多年,」他笑說,出於信賴,和自己在解散會議上那句「一切交給我處理」,他成了綠色小組暫時的管理者。

但他不只持續扛著攝影機,也揹了一個房間的錄影帶,到了1996年,已經累積3,000多卷錄影帶。那批錄影帶在90年代中期,有的因為已存放10年,正被歲月抹去,或蒙上灰塵跟污漬,影帶開始脫磁,慢慢變黑、轉暗,一些帶子也因為幾年的搬動,有不少損傷甚至斷裂。

南藝大數位典藏 時間偷不走歷史記憶

對井迎瑞而言,「綠色小組」不僅是一個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紀錄者,更是一個集體,一種素樸的精神樣貌,代表了他們追尋改變的年少時期,他覺得這些影像有必要被保存下來。(攝影╱余志偉)

時間推進到1998年,林信誼接到南藝大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所長井迎瑞的一通電話。

1980年初,井迎瑞在美國洛杉磯遇見麻子,當時他在南加大學電影,一心認為電影藝術是改革社會的工具。當他得知麻子對於攝影紀錄的想法,立刻覺得是一路人。

李三沖說,當時井迎瑞常從美國寄拉丁美洲國家的紀錄片給他們,這些帶有強烈反抗殖民主義、顛覆政權、為人民發聲性格的帶子,被井迎瑞拆開,成卷的放進茶葉罐裡,逃過情治單位的檢查,送到他們眼前。在綠色小組運作的那段時間,他們也把製作好的帶子,寄一支給井迎瑞,讓他保存。

井迎瑞在電影圖書館(後來的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擔任館長時,曾經透過青島東路辦公室的窗戶,看到在抗爭現場的林信誼頭部被磚塊砸到,於是將林信誼拉上辦公室包紮。「我永遠記得,他把一包長壽菸整個撕開,說這個菸草很止血,一大球貼上來,」林信誼笑著回憶,那幾年他被各種東西丟過好幾次。

「這不是我一個人,是一些朋友,直接與間接參與綠色小組。不必然並肩作戰,但都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互通有無、彼此聲援。」井迎瑞接受《報導者》訪問時直說,「綠色小組」對他而言不僅是一個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紀錄者,更是一個集體,一種素樸的精神樣貌,代表了他們追尋改變的年少時期。他在南藝大於1996年一創校,到音像所任職所長時,便與綠色小組聯繫,說要幫他們保存那批錄影帶。

那批帶子就在南藝大待了下來,透過開設課程,逐步整理、建立資料庫。綠色小組過去拍攝的錄影帶、剪輯用的相關設備、海報跟書籍,都被一一分類、歸檔。林信誼也被聘請為音像所的兼任老師,與學生一起整理,也將經驗傳承。

但即使帶子住進濕度溫度恆常的片庫裡,因為前幾年的保存不慎,仍面臨急迫的危機。林信誼說,2006年時,錄影帶已經擺了20年,當時有個民間電視台正在到處收購台灣歷史影像,探聽到他這來,當他得知對方能夠將錄影帶轉成另一種格式時,幾乎要點頭簽約,願意免費授權,「我馬上跟麻子說,我們帶子如果不能維持就只能答應,那是很急迫的狀況。」

後來范巽綠當上教育部次長才解除了危機。教育部撥了一筆經費補助南藝大,進行數位典藏、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的計畫。綠色小組的錄影帶開始數位化,經過檢測、清潔、歸檔、入庫典藏,以及數位轉拷後上傳網路資料庫。

這些一度被遺忘,甚至很可能消失的內容,終於成了開始迴帶的影帶,一幕幕回到人們眼前。

忠實紀錄者 用鏡頭留下台灣的重要切面

李三沖在綠色小組解散後,繼續在台北做著翻譯跟編輯電影辭典的工作。中間幾年,他曾去花蓮幫忙麻子種木瓜,並在八八風災後,跟麻子到台東嘉蘭蹲點記錄重建,拍著拍著也就住了下來。(攝影╱余志偉)

李三沖在綠色小組解散後,繼續在台北做著翻譯跟編輯電影辭典的工作。中間幾年,他曾去花蓮幫忙麻子種木瓜,「麻子還想當木瓜大王,」他笑說,當時麻子開墾了荒蕪的山坡地,除了蓋起住處,還種了5,000株木瓜,他們找了好幾個大學生來打工換宿,但還沒收成就開學了,剩他們兩個老搭擋,每天爬上爬下地採收,「早餐都吃不好看的木瓜,連養的雞也吃木瓜」,只是採收到一半就碰到颱風,他們也沒賺到多少錢。

一直到2009年八八風災,他們短暫重拾攝影機。風災後,麻子跟李三沖一起到了好友胡德夫的故鄉台東嘉蘭,他們學習使用新型攝影機、電腦剪接軟體,及如何使用網路串流平台YouTube。兩人第一次走進網咖裡,就為了上傳拍攝到的原住民社區重建畫面。災後社區的重建記錄,讓他們一待就是3年,駐點拍攝,也與當地的運動團體成為夥伴,李三沖更索性住了下來。

如今,李三沖位於台東嘉蘭村的住處,擺著好幾支攝影機,和一台剪接用的電腦。有了新的數位技術,他今年也將綠色小組數位化的影片重新剪接、賦予意義,在社群網站上流通。在我們拜訪前幾天,他剛上傳了一則1987年5月15日鄒族少年湯英伸因為殺害雇主,而遭槍決的影片。

從嘉義阿里山到台北工作,湯英伸因為求職遭騙、身分證又為雇主扣留,在酒後與雇主起了爭執,將對方殺害。這事件映現當時原住民在城市生活的困境,引發各界聲援湯英伸、要求延緩執行死刑。當時,《人間雜誌》與綠色小組不僅記錄報導,也都是救援團體的一員。

當年5月15日深夜,麻子他們陪著湯英伸妹妹捧著骨灰回到滂沱大雨的阿里山,參加喪禮。當麻子結束工作回到工作室時,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

「一直沒整理,時間久了,連槍聲我們都忘了,」李三沖說,他近期剪接時才發現,原來當時開了2槍。麻子也說,他直到25年後、影片數位化後,才有勇氣去看那支影片。他寫下:「高牆聳立的台北看守所,黎明漸漸天光起來的靜謐中,突然地傳來痛徹心扉的槍聲。」

他們那幾天也同時上傳了《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在湯英伸喪禮上致詞的片段。「從來不知道綠色小組保留了那麼多陳映真的影像,」曾任《人間雜誌》編輯的范振國說。綠色小組不僅記錄當年各個社運議題、新聞現場,也捕捉了人們身處其中的模樣。

在當時緊湊、早出晚歸的工作節奏裡,絕大多數的影片,綠色小組成員們都沒時間好好看過一遍。但他們深深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僅是傳播上的戰鬥,更是用鏡頭留下台灣某個時期的重要切面。

林信誼說,當時因為錄影帶價格仍高,許多電視台會重複使用帶子,工作帶一再洗掉,僅留下拷貝帶。綠色小組雖然經費捉襟見肘,卻選擇將各種畫面保留下來,連忘記關機、漆黑一片的畫面都不洗掉,「這些東西放在那邊好像沒什麼用,」但他們隱隱知道這批帶子不該胡亂處理。

綠色小組成員林信誼(左)與傅島。(攝影╱余志偉)

「我們是一個紀錄者,沒有權力決定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林信誼説。

南藝大花了10幾年的時間,將綠色小組的資料庫建置完成,放上網路公開。他們也將這批帶子轉成三種不同格式,進行備份。井迎瑞認為,電影藝術並不孤立、外於社會,當代來看,綠色小組的紀錄已成為珍貴史料,能夠被重新詮釋。「沒有資料,就沒有記憶跟歷史,也永遠談不到建立主體,」他說。

然而,2008年的數位化方式,又將被新科技所遺棄。南藝大典藏計畫網站上的1,834支影片,僅能支援IE瀏覽器,使用蘋果電腦或是其他瀏覽器的人,無法看到這些內容。如何讓一般人接近、更容易使用跟觀賞綠色小組的影帶內容,加上經費限制,這又成為他們的另一道難題。

當井迎瑞不斷思考,是否有更能抵抗時間與科技變遷的保存方式的同時,綠色小組也在另個機會,重新回到時代的幕前。

今年的第十屆國際紀錄片影展,將綠色小組的21部影片策劃成專題,策展人林木材強調,這是一個「為台灣而作」的單元。當年沒有處理的野百合學運影帶,經過重新剪接,成為影展開幕片《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

後期加入的林鴻鈞,是這支開幕片的主要拍攝者。他原本懷抱到美國學電影的導演夢,卻被拉進了當時剩幾個月便解散的綠色小組。他後來做過建設公司職員、開過酒吧,只是怎麼也沒想到,30年後,自己能以拍攝者的角色,參加一場首映會的座談,與綠色小組的成員,用大螢幕一起觀看這支影片。

麻子也沒想到,自己會因為在花蓮賣飛魚乾出名,而找回當時失聯的成員傅島。3年前,開始使用社群網站的傅島,無意間看到一則飛魚乾熱銷的訊息,「後來看到推文裡面寫著前綠色小組成員,我想麻子?麻子怎麼會去烤飛魚?」傅島說,他才重新又跟麻子他們聯繫上。

麻子不再攝影了,面海的山間小屋裡,擺著一張張他畫的油畫。進入綠色小組後,他好幾年沒拿起畫筆,直到走回花蓮的稻田與山海之中。

綠色小組的成員們也陸續來過麻子位在豐濱的家,即使路程遙遠、不好尋找,他們仍想辦法聚在一起,一年兩三次,偶爾去爬山,或再一起喝酒到天亮。他們30年後的生活,仍能找回80年代的蛛絲馬跡。

麻子年輕時一起生活過的作家孟東籬,也曾在花蓮鹽寮海邊,自己蓋一間茅房,跟愛人孩子住在裡頭。與他揮別時,讓人不禁想起孟東籬書裡的句子:「我需要一個寬寬大大的地方,在那地方安靜的一角有一間為朋友而設的房子,朋友來,就說:『好啊,去歇歇吧!』他可以在那裡喝茶、睡覺、不講話,可以住,可以住到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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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小組
與麻子揮別時,讓人不禁想起孟東籬書裡的句子:「我需要一個寬寬大大的地方,在那地方安靜的一角有一間為朋友而設的房子,朋友來,就說:『好啊,去歇歇吧!』他可以在那裡喝茶、睡覺、不講話,可以住,可以住到天荒地老。」(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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