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陳斌全/紀錄片的盛宴後──關於TIDF的幾點反思

甫結束的第10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TIDF),在策展團隊的努力下,透過競賽與邀請,讓國內外諸多精彩的紀錄片齊聚一堂,進行為期兩週的放映。其間,還搭配多項論壇、演講等活動,與部份紀錄片放映場次的映後座談,交織成為替紀錄片建立多元論述、開拓觀眾視野,以及對紀錄片的本體進行學習與思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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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形式所舉行的紀錄片影展,是否在無意間造成另一種知識傳播的階級化。(攝影/余志偉)

然而,以傳統形式所舉行的紀錄片影展,是否在無意間造成另一種知識傳播的階級化,因而部份違背紀錄片一直以來特別被強調的特質之一:「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se)或「社會介入」(social engagment)呢?是我在有幸二度擔任TIDF國際競賽組的初審選片委員後,開啟的另類思索。 

會產生這個提問,主要來自於傳統影展形式,其發生的「地域性」是明顯的。如今在台北市舉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雖然最早創立在台北(1998),過去幾年曾經移師台中市、由台灣美術館做為承辦單位(2006-2012),後又因故移回台北市(2014),由國家電影中心做為其常設的機構。在原本稱為「雙年展」,或是目前改為一年影展一年巡迴的辦理形態架構下,影展的主場地總不脫人口集中的都會區。巡迴影展的舉辦,雖然讓遠離主要都會區的花蓮或明年首度納入的台東民眾,可以參與規模略為縮減的「盛宴」,但是,真正能夠參與影展者,還是集中在影展活動所在地的居民,或是有能力與條件在影展期間旅行移動到影展所在地的人群。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地域性的要素造成影展被菁英化或階級化。 

英國學者尼可・寇德瑞(Nick Couldry)曾經提出「媒體儀式」(Media Rituals)的概念,談到在電視傳播的推波助瀾下,某些具政治性的典禮過程,透過電視轉播,讓不在現場的群眾能夠凝視電視機畫面而進行觀禮,其行為的本身,也成為一種「儀式」。借用這個概念的轉化,假如將影展的形式本身視為媒體,為數眾多的影片被聚集在一起、在某段期間展示,而參與者必須在特定時間、聚集在特定場合進行觀影活動,且影展本身會被報導,同時為了活動效益的目的有意識的製造/引起話題,這是一種近似於「儀式」的過程:參與影展即參與儀式。 

綜合前述的地域性以及儀式性探討,回首望向影展的傳統形式,部份而言,影展似乎強化某種資訊接收的壁壘,「只有在影展看得到」、「只有影展(能)放映」,使得有條件跨過地理限制能夠參與儀式的群眾,才可能擁有影展所帶來的知識,並參與討論。假設沒有其他機制,這些知識和討論不會擴散至其他未參與儀式者,只能保留在相對少數人身上,造成形式上另類的「階級」。 

談到這裡,有諸多影展參與經驗的讀者或許會發現,上述的說法某個層面而言是詭辯,放諸四海,哪個影展不是這樣的形式?關於「只能在影展看到」的限制,實際上,或許反而是影展需要被彰顯的功能:不具商業性的影像作品,如果沒有影展的存在,或許連放映給大眾觀賞的機會都沒有。 

然而,若強調紀錄片做為影展的主要內容時,這種與紀錄片的社會介入與擾動意義並不那麼契合的傳統影展形式,是否有被打破的可能? 

以台灣的情況觀察,一般的商業劇情片影展,有相當比例的作品,可能在各大小影展曝光之後,有機會進入商業院線(不論規模大小)放映,或是發行光碟、進入線上互動隨選網站等數位影像商業機制,讓其後續有被觀眾看見的機會。就算是相對冷僻的所謂藝術電影,也可能跳過商業院線,直接進入光碟發行或是網站付費觀看機制。

然而,如同TIDF,以紀錄片為主要內容的影展,其間所放映的作品,除部份具有商業性,未來(或已經)會被片商簽約發行,在戲院、MOD、長程航空班機平台放映,或是發行光碟外,其他相對多數的作品,大抵僅能在影展期間,被少數人所觀賞。許多議題重要且製作精良的作品,因為觀看管道的限制以及台灣現行紀錄片發行管道的困難,缺乏更廣泛的被關注,因而難以發揮其社會擾動,造成更廣泛討論的效果。 

更何況,許多作品的主要觀眾,並非著眼於與都會區的民眾,而是需要與社會邊緣或地理邊陲的觀眾進行對談,才更能彰顯其紀錄片的本質意義;紀錄片影展集中在都會區的地理限制,先天上已經將作品和所欲接觸的觀眾隔離,致使紀錄片的觀看因為位處邊陲而成為「階級」區隔的原因之一,更遑論有能力條件(交通、食宿花費,及其衍生時間成本的負擔)親臨影展現場者,其「階級」更為明顯。 

TIDF欲以巡迴影展的形式,將精選的影片帶到非都會人口集中區或非影展發生的主要城市,藉以部份弭平前述階級形成的意圖,彰顯紀錄片前進意義的目標,這是值得稱讚的。在影展舉辦期間,與公共電視台合作,挑選少數作品在電視上放映,讓更多民眾可以透過電視觀看「(影展)儀式」的吉光片羽,相信這麼做也是為了擴大影展參與效益或達成更好的廣告效果,藉以提升影展儀式層級。然而在這些傳統作法之下,是否有更為合乎新時代的傳播媒體運用,可以思考成為紀錄片影展可借用的形式;利用網路平台,或許是個方法。 

不可諱言,有些在影展現場形成的元素,是傳統紀錄片影展形式之所以不可能被取代的原因,例如:現場觀影的氛圍、紀錄片工作者之間的面對面交流、影像創作者與民眾的對談、影展對事件發生在地進行擾動,所積累的文化氣質和實地參與者的集體記憶等。然而,若將紀錄片介入社會的本質和知識的傳散,視為紀錄片影展更高層次的目標,前述能夠親炙現場的階級因素便應該要努力被打破。 

網路的無遠弗屆、無地域性特質,讓一場影展可同時發生在現實世界和網路平台,這或許是顛破限制的可能方案之一。 

從技術面而言,影音的傳輸在網路上早已不成問題。以英國為例,過去侷限在特定空間的舞台劇,自2009年起,英國的國家劇院已透過網路傳播技術(National Theatre Live, NT Live),和英國各地方乃至於海外的電影院合作,讓原本僅能在倫敦觀賞的戲劇表演,透過現場轉播技術,經由衛星同步傳輸到各地方的戲院,讓各地觀眾可以參與原本高處廟堂的舞台劇演出。雖說透過NT Live直播側錄下的舞台劇影音,後來仍可以授權給不同地方的電影院以數位電影的概念上映(如:近期台灣威秀電影院引進的莎士比亞四部作品),但在條件許可(如:跨時區)的前提下,NT Live更強調其直播的形式和概念,透過現代科技,消弭地域限制,提供模擬親炙現場的感受。 

以傳統形式的影展而言,高雄電影節從2014年起,也開始有限制的在影展期間,將其短片競賽項目的作品,開放在網路上提供民眾自由點閱觀賞。2016青春影展,開放得獎與入圍作品線上觀看,更將影展現場的活動,透過網路直播方式開放給未能親臨現場的觀眾參與。 

紀錄片利用網路作為播映平台,其實早已發生。李惠仁導演的紀錄片作品《不能戳的秘密》(2011),當年因故無法在傳統管道上播映,因而在網路平台上公開,造成極高的點擊率,並且引起諸多討論。又如中國中央電視台前記者柴靜所製作的《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2015),也是透過網路進行傳播,立即引起巨大的迴響。而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也曾持續製作維權獨立紀錄片,利用YouTube平台開設專門的紀錄片頻道,避開審查機制,以紀錄片做為社會介入的運動工具。 

更進一步思考,如何讓網路平台不只是紀錄片展示的管道,而是讓紀錄片影展的形式本身,跨越因為地域阻隔造成的「階級」,成為同步發生在「現場」和「網路平台」兩個場域的新紀錄片影展形式,擴大公共參與對話的機會。在網路應用現今已觀察到的現象裡,這似乎有可為之處。 

雖然,影音作品透過網路傳播向來令人擔憂創作者版權或侵權盗版等議題,這也導致有人對新影展形式平台有所疑慮。然而,相信透過較為細緻的思考和討論後,應該可以找出適切的解決方法和控管機制。而紀錄片影展在網路上,對於現場氣氛的呈現、互動機制的有無、以及售票機制等的設定,該要做到何種程度,相信在現行技術上已無太多困難,反而是對於影展形式本體的框架,該如何重新思考和大膽創新,需要集思廣義。 

今年TIDF的「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專題,讓人想起1980年代末期,為突破當政者對新聞媒體的審查與訊息封鎖,開始製作的獨立紀錄片,這些影片透過跑帶和在另類場地(如:廟口、夜市)巡迴放映和販售錄影帶的方式被傳播;以紀錄片介入社會,傳播所欲讓民眾知曉的觀點與真相。綠色小組形行動背後所欲顛破的,除了政治的意識形態之外,也在於影像技術的主宰,讓影像的話語權不只把持在官方媒體。 

做為一個重要的紀錄片專門影展,TIDF在過去的巡迴活動中,已開始嘗試將部份講座的內容,透過線上直播的形式讓民眾上網參與,但仍缺少更多的互動機制,與在影展傳統形式上的挑戰。如何能夠秉持紀錄片本質,像當年綠色小組,在影像傳播形式上為突破限制所做的嘗試,將影展形式推陳出新,令其有別於商業影展,在影展內容與影展形式兩方面,都能符合紀錄片的氣質,打破觀看影展的「階級」行為,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作者簡介: 在大學任教,喜歡探究影像在不同場域的應用形式,但是更關心其相對應的田野現場。閒時在自然間散步,偶時背包旅行,若不能用攝影機,就以眼睛拍紀錄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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