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國際人權日前兩天，台東均一實驗中學裡由老師扮演的憲兵長官，下令「憲兵」們逮捕參加讀書會的「學生」，他們被迫面向圍牆跪下，脫下鞋襪，雙手置於後背。接著，「憲兵」們拿出一條棉布蒙住「學生」的雙眼，再用一塊麻布套在頭上，以繩狀塑膠袋纏繞，打結固定在他們的後腦杓。

時光像是突然倒回到50、60年前，台灣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權系統性地搜查和捕殺政治抗爭者。

「憲兵」押著的「學生」，被迫彎著身子行走，只能靠著聽覺和觸覺在黑暗中判斷方向感。雙腳失去鞋襪的保護，加深了他們對觸覺的敏感度，踩上天堂路、踏過水灘、上下階梯，地面的冰冷由腳底直搗心中，化成對未知的恐懼。短短十幾公尺的走廊，彷彿走了幾百公尺遠的漫長。

「學生」被押進一間「審訊室」，被迫蜷曲身子，鑽進一張狹窄的課桌下，體會被囚禁時的孤獨與絕望。幾分鐘後，憲兵隊長開始怒吼。有些人緊張得雙手交握，彷彿瀕臨崩潰邊緣。最後，憲兵隊長一個個唱出「學生」姓名，命令「憲兵」押走他們，執行最後的審判。

昏暗的教室裡，「憲兵」協助卸下「學生」頭上的眼罩和麻布。擬真體驗結束了，但洶湧的情緒仍纏繞在這40位參與「白色恐怖擬真體驗」的學生心裡。輔導老師走上台，請所有同學閉上雙眼，感受呼吸、身體以及情緒，溫柔地說：「現在的你是安全的，不會有人傷害你。」

老師們發下紙筆，播放柔和的音樂，請同學畫出他們當下的想法。有同學寫下「自由」，在「自」下方補了一顆心；有同學乾脆隨意在紙上塗鴉，描繪無法言喻的複雜心境。接著，老師安排兩兩一組，向對方分享自己的創作，過程中，扮演「憲兵」的均一實驗中學高二學生鄭宇秀忍不住落淚道：「你根本沒有任何機會能夠問憲兵隊長為什麼要抓這些人？很多動作都不是我們真的想做的，而是我們必須服從指令。」他難過地說：

「憲兵的角色，仍然是整個體制裡的一個被壓迫者。」

活動最後，均一實驗中學公民老師劉政暉以及其他扮演憲兵的老師站在學生們面前，為方才的暴力行為致歉，並宣布活動結束，希望同學們藉此感受威權統治下的無情及不合理，同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處境。

為什麼選擇手段最激烈的擬真體驗？劉政暉回憶，擬真體驗教育的發想始於一位阿美族耆老的話：「請讓你的身體在嘴巴前面。」先行動，有感受後，再表達。劉政暉認為，台灣人不太願意談那段歷史，教育體制亦然。「我就說，那我們來試試看，如果大家想挑戰，就會跟上。」於是，劉政暉打頭陣，跨科串聯校內老師，在2017年開始共同籌備「白色恐怖擬真體驗」活動，每學年舉辦一次。

對劉政暉來說，無論是讀書會還是擬真體驗，都是實踐「讓身體在嘴巴前面」最好的方法，因為只有當老師願意行動，學生才會跟著一起學習。

「回不去了。你沒有辦法跟以前一樣，認為這個世界還是平和的或是沒有傷痕的，這件事不太可能存在，因為你已經感受過，你看這件事的眼光會變得不同。」

扮演「學生」的均一實驗中學高一學生姜羽庭在活動結束後如此分享。這是一個16歲的青年，重返白色恐怖時代後得到的省悟。

翻開最新版的高中歷史課本，檢視台灣戒嚴至解嚴前那段國民黨威權統治史，雖然每家出版社著墨程度不一，但相關圖文內容大致落在7至15頁的篇幅。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滿足考試需求，體制內老師往往只能按照緊湊的課程進度來教學，難以深入探討特定的內容或議題。

2019年12月17日，黃惠貞和林怡君設計了審議式民主討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工程」課程活動。課前黃惠貞花費2個多小時蒐集各報及促轉會等相關報導，彙整成閱讀資料；林怡君則負責製作學習單，主持審議流程。課程一開始，林怡君請學生讀過參考資料後摘要重點資訊，並分組提出一個審議問題。而每組又分為支持方與反對方，依序提出所屬立場的理由，再由另一方提問。

「中正紀念堂和蔣公都是威權體制的象徵，所以需要廢除，」支持廢除威權象徵的學生如是說。反方則拋出質疑：「拆除有關蔣中正的所有事物，就是落實轉型正義嗎？」討論聲浪此起彼落，雙方來回攻防，在教學現場激盪議題的火花。

「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學生基本上沒有機會表達。我們想鼓勵學生講話，所以教學生閱讀，看懂抽象的影片，理解問題後回答問題，說出自己的意見，和他人產生對話，」黃惠貞強調。因此，長達100分鐘的課程，這門課有將近80分鐘的時間，學生們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接受其他人的挑戰。

「為什麼一個獨裁者可以掌權30幾年，還要我們紀念他？」 「但他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啊！」

然而，討論過程中不乏有幾位學生不知所措。此時穿梭在各組間觀察討論的黃惠貞和林怡君便會從旁協助學生歸納自己的看法。

第一次開設「人權行動方案」課程，林怡君坦承自己會擔心學生無法吸收文本；黃惠貞則表示，備課最大的問題即永遠在跟時間賽跑，除了準備閱讀資料耗時耗力，討論執行細節也需要時間，每週的課程幾乎都是課前一天才大致底定。對兩位老師來說，最困難的是要怎麼給學生合適的引導，比起直接給予答案，她們更在乎學生的思辨過程。因此，趁著空檔，黃惠貞和林怡君便會抓緊時間檢討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或需要修正。

課程後半段，林怡君在喧鬧的教室中呼喊，請各組統整意見、找到共識，黃惠貞則說明，共識並非投票表決，而是找出每個人都接受的觀點。最後各組一一上台發表結論、提出疑問。

「是否保留中正紀念堂與蔣公銅像？我們認為應該保留。那是一個歷史記憶，記取前人爭取民主的過程還有威權體制，不能被遺忘，」代表第四組的學生回答。

其中一個學生上台提出質疑：「轉型正義對本省人和外省人是否有差別待遇？如何避免轉型正義成為政治權謀的工具？像之前政府清查不當黨產條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可以明顯看出它的政治意圖。」

提到政治，身為體制內教師，在課程中談敏感議題，確實曾受挑戰，但面對外界質疑，黃惠貞早已做好準備。「課綱裡確實有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於理有據。再來，歷史老師就是講實話。之前討論白色恐怖，我講陳澄波也有談彭孟緝，並沒有偏頗哪一方，大部分學生最後也覺得彭孟緝不對，」黃惠貞侃侃而談。

「像我做性別教育，其實會有一些家長會反對，因為那是比較敏感的議題。轉型正義也是，我會覺得如果我們都不敢碰的話，誰來碰？那學生對這些議題都不熟悉，永遠都會被風向帶著走，」面對爭議的教育內容，林怡君如此反思。

黃惠貞進一步解釋，「人權行動方案」的內容之所以聚焦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某種程度也算是跟過去的自己和解。橫跨台灣威權與民主時期，回憶那段動盪的年代，黃惠貞感觸良多。而1987年台灣解嚴與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兩件史事，更讓黃惠貞開始反思國家權力的本質。

「20世紀的歷史，殺最多人的，不是哪一個殺人魔，是國家。」

黃惠貞仍記得當年西洋史教授在課堂上說的這番話，有如醍醐灌頂。從此，她視人權教育為此生志業，認為台灣社會有必要回顧那段黯淡的歷史。可惜的是，當代社會鮮少反思，更遑論泛政治化的轉型正義導致學生容易從眾，立場飄浮不定，甚至覺得怎麼做都無所謂。

「所以我們很堅持這門課必須讓學生討論，透過文本和對話，他們可以理解這些問題，」黃惠貞心有戚戚焉地說，若不理解問題，同樣的歷史爭論在未來還是會繼續發生。但她也深知，老師能做的事情並沒有那麼偉大，比起孩子們長期浸泡的家庭與媒體環境，「我們只是一顆很小的石頭，丟出去，讓學生去思考，有一個漣漪出來，那就很好了。」

一個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如此評價：「我覺得這堂課不是要洗腦我們，而是想讓我們進一步思考、討論轉型正義背後的意義和問題。」

一旁的同學也認同：「上過這堂課才知道有些人會對中正紀念堂有這些想法，我沒想過有人會不喜歡它。」

學期進入尾聲，但「人權行動方案」未完待續。「下學期我們要聚焦在白色恐怖歷史。學期末，我們要帶學生上街頭向路人宣講轉型正義，」林怡君藏不住期待。不久的將來，這群學生會走出教室，面對社會，他們能否透過溝通促進理解、化解分歧，令人拭目以待。

不同的校園，相同的關懷，新北市另一所小學裡，也有兩位老師正為人權教育撒下希望的種子。

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的第一法庭裡，孩子們熱烈地討論著，難以想像曾有一群人在此用生命與國家對抗。1980年3月18日，這裡是「美麗島事件」8位被告進行軍法大審的所在地。

新北市鷺江國小五年五班導師翁麗淑安排期中考後的一天，帶學生參訪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用她自己設計的遊戲讓學生理解美麗島事件與白色恐怖時代。每個學生的背上貼著一張紙，上頭寫著一個關鍵字：1978年、捷運美麗島站、施明德、林宅血案等等，再讓學生彼此提供線索來推論自己所背負的答案。接著，翁麗淑帶學生一步步串起歷史真相。

「陳菊跑去哪裡？」「黃信介你要過來這邊啊！」翁麗淑請學生整隊，重新梳理事件原委。從遊戲體驗找到共感，學生們將自己融入情境裡，彷彿見證那個年代，由彼此間的稱呼便可看見，40年前的歷史對他們來說已不再遙遠。

除此之外，翁麗淑也十分在意「空間感」，她特意選擇景美人權園區這個曾作為戒嚴時期看守所的場域作為校外教學地點，並安排兩小時給學生自主活動，為的就是要讓他們感受白色恐怖時期的氛圍。孩子們在仁愛樓囚房穿梭，端詳每一道歷史的痕跡，那些曾被噤聲的故事在此終於得以訴說。

「不同的世代，同樣的熱度。」對於親臨歷史現場的意義，翁麗淑下了這樣的註解。對她來說，轉型正義是人權教育中最核心的議題，它不只是一段歷史的陳述，而是從課堂中慢慢累積與感受的過程。

「教小學生人權、轉型正義，他們聽得懂嗎？」這是翁麗淑最常遭受的質疑，深耕人權教育近10年的她得出一套心得：「很多議題要談，絕不能只談他聽得懂的，國小階段不會去想升學、政治，所以對議題的理解是最純然的，你會發現不用談太深他自己就會去連結。」

讓翁麗淑驚訝的是，學生們對細節的記憶甚深，並能夠自己找到連結，「像我之前從《無法送達的遺書》這本書裡挑兩封遺書，讓學生找出受難者、關係人和批公文者是誰。統整的時候學生就問：『老師，公文上寫此人死刑可也，那個批公文的人就是硬幣上的那個人嗎？為什麼我們還在用這個硬幣？』」她接著說，「所以不要輕忽小孩，他們的能力其實超乎你想像。」

談起轉型正義的教育推廣，翁麗淑本來幾乎處於單打獨鬥，兩年前，同為高年級導師的劉芳君誤打誤撞加入實踐行列，與她並肩奮戰。劉芳君擅長將視覺和表演藝術融入議題，讓遊戲體驗更多元，也樂於撰寫教案供其他老師參考。從不同活動靠近歷史、拼湊真相，翁麗淑和劉芳君為孩子創造與歷史的連結，讓轉型正義不再是個艱澀、遙遠的議題。

人權雖列為課綱中的重大議題，但只要談到轉型正義，老師們還是遭受不少打壓與質疑。

2018年6月，劉芳君和翁麗淑帶學生參訪鄭南榕紀念館「查某人ê二二八」攝影展一週後，即收到校方通知，有議員接獲家長陳情質疑課程涉政治活動，要求劉芳君說明。事後不僅議員開記者會指控兩人「假教學真洗腦」，校方也站在反對方處處打壓，劉芳君甚至遭懲處，讓她們倍感挫折。

「難道我們做這些不值得支持嗎？」回想起當時受到的質疑，翁麗淑難掩失落，而她也坦承，自己推動人權教育多年，雖不曾被為難，卻也極少獲得贊同，這種怕被貼上政治標籤、對反威權的焦慮和恐懼，至今仍在校園裡發酵。

劉芳君接獲投訴後曾與家長、議員和校方溝通，無奈的是，只要談到轉型正義，大眾仍傾向將它與政治掛勾，「我以前不曾走進去紀念館認識二二八和鄭南榕，才會以為他們很政治，但真的走進去了，你才知道，那是一個歷史事件的重現場所，比課本真實有生命，你才知道應該珍惜自由，因為有人曾經如此努力捍衛，」劉芳君堅定地反擊。

「自己發生這些事情，也認識鄭南榕之後，我才知道傷痛是需要處理的，」經歷那段與教育行政體系對抗的過程，劉芳君深刻體會人權的意義，也唯有正視歷史的傷口，才能無懼地向前邁進。

面對政治化的難題，黃惠貞則認為，大部分的老師不願多談二二八、白色恐怖以及轉型正義，背後的恐懼和社會是一致的，「大家覺得這是麻煩事，過去就算了，忽略它。所以，基本上你說反對，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就是『輕忽』。」

無論受教年齡與體制內外，校園中的轉型正義教育已燃起星星之火，但來自各界的質疑仍緊追在後。對這群老師來說，傷痕雖沉重，卻是讓學生體認人權意涵的必經之路。從認識、對話到和解，老師們各以不同方式將轉型正義向下扎根，漫漫長路上或有阻礙，或有溫暖，他們都持續努力著，期待更多夥伴加入，在濃霧未散的前方，閃爍出熠熠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