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豬怎麼叫？齁齁齁。」

無獨有偶，近年在台灣快速竄升的嘻哈音樂，同樣來自美國，凶狠生猛的形象也帶給台灣人文化震撼。2000年代在台落地萌芽，嘻哈音樂如今已從小眾市場攻占主流，吸引大批年輕聽眾的喜愛，更得到金曲獎的注目和肯定。2021年，首檔本土嘻哈選秀節目《大嘻哈時代》收視率亮眼，今年（2023）繼續第二季，總冠軍賽更以大型售票演唱會形式舉行，門票搶購一空。

節目初期，選手神經元的表演歌詞提到，「想要唸醫學系你的大考分數得破表，有人乘了1.35還是沒我高」，引發原民族群抗議，認為是影射加分制度、敵視原住民。事後神經元發布歌曲，多次道歉強調並無惡意，同時唱著「我認為嘻哈不該有框架，甚至需要挑戰底線，這審美或許很偏激，但在我心裡面，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被這種審美吸引」。

單口喜劇和嘻哈音樂看似沒有關聯，卻都是西方傳入的文化舶來品。在磨合和爭議之外，當表演者講出那些「敢怒不敢言」之事，標榜keep it real和「做自己」的精神，確實得到年輕世代的參與和認同。只要夠敢，一支麥克風、一段beat，人人都可以是段子手和饒舌歌手。

8月中一個溽暑夜，台北市復興北路一間地下室裡坐滿觀眾，這是台灣最老牌的喜劇俱樂部「卡米地」，晚間正有一場Open Mic演出。所謂Open Mic，是讓單口喜劇演員上台測試段子的場合，如果觀眾反應不錯，便能放到正式演出，差強人意的笑話則面臨淘汰命運。這天，不少表演者都來預演之後的「地獄梗之夜」，場上充滿同性戀、原住民、身障者等關鍵字，也充滿笑聲。

地獄梗其實應正名為地獄「哏」（hellish gag），哏即笑點，在網路當道的時代，也是那些被傳播的迷因。之所以「地獄」，是因為這些笑話採取反道德的邏輯推論，涉及災難、疾病、死亡等禁忌，或提到身心障礙、性少數及各種弱勢族群，聽到還笑出來的人似乎該下地獄。

本名程建評的Jim，2018年在卡米地初登台，曾加入薩泰爾、擔任《博恩夜夜秀》的寫手，並成為節目的外景特派員。後來他回歸個人活動，以冷面笑匠形象獲得不少觀眾肯定，目前YouTube個人頻道有近20萬人訂閱。

對於地獄哏，Jim有一套觀察分析：

人們會被地獄哏逗笑，是因為它直接挑戰原本生活中處處禁錮的道德規則，「那些東西蕩然無存，甚至被當作取笑及消遣的對象，規則本身變成一個可以調侃、褻瀆的東西，這時候你一直以來受到的規範，就會成為當下釋放的壓力差。突然什麼都沒了，好輕鬆、好好笑。」在心理學的解釋上，接近從緊張到鬆弛的機制。

雖然不只講地獄哏笑話，但以此為招牌的Jim，也有被網友大肆抨擊的經驗，包括他拿愛滋病、台鐵太魯閣號出軌、MeToo等來作為素材。Jim主張，當創作引起爭議或批評時，創作者要為內容負責，認真檢視和判斷指控是否成立──若指控為真，有責任和自我要求的創作者會反省或道歉；若指控為假，則應為自己的內容辯護到底。

對Jim而言，出現歧視性用詞的笑話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惡意使用具爭議的負面稱呼，但用詞與笑點間不存在實質關聯和作用；第二類則是爭議詞和笑話脈絡有關，表演者把道德敗壞、明顯有問題的詞彙丟出，讓觀眾思考背後沒講出的鋪陳和諷刺。他主張，應把創作者的動機納入考量。

Jim曾講過一個台劇《斯卡羅》的段子，劇組主打真實反映各族群在歷史當下的語言和互動，Jim則質疑，劇中講閩南語的角色在被原住民惹惱時，竟都沒罵過「死番仔」。

「『死番仔』在那個脈絡是個震撼彈，同時我講的是事實，那時候的人一定會這樣講，但是因為政治正確，所以不能拍出來。我自己的設計背後有很多沒講的東西，那種東西會值得玩味，以致於『死番仔』這三個字，在那個笑話是必要的，」Jim說。

他進一步解釋，正因為觀眾有族群平等意識，知道這是不當字眼，笑話才能成立，「如果是一個不去考慮道德的人，基本上你面對笑話是笑不出來的。當你不知道『死番仔』是一個歧視到不行的字的時候，你會根本get不到真正的笑點。」

不過，當笑話有可能引發社會爭議、甚至傷害部分觀眾的感情，表演者要如何取捨？

Jim回應，這是笑話的風險問題，而他認同「幽默是一種多數決」，講不講應該交給觀眾的反應決定，「如果這個笑話攻擊性極強，但本身帶來的迴響會讓觀眾得到極大的樂趣的話，我會選擇承擔這個風險。」同時，他認為笑話也是服膺於演化論的，不被大眾喜歡的自然會被淘汰，社會允許的笑話便能流傳。

為何單口喜劇演員很少避諱爭議性字眼，甚至還會去使用帶有既定印象的標籤？Jim解釋，這些專有名詞對創作者來說是非常有力的利器，「它可以很輕易到達讓觀眾笑出來的閾值」，但與此同時，這個工具也會成為一把雙面刃。

「有反應always大過沒反應，但第二秒之後，觀眾會去想你在講什麼？為什麼要用這個字？當他進入這個思考的時候，如果你的東西本身沒在笑話的脈絡裡，或設計得不夠好笑，觀眾就會正襟危坐盯著你，整場是鴉雀無聲的，」Jim解釋，這就是觀眾回到了原本的道德規範狀態，審視創作者的目的和品質。

作為一個觀眾至上的信徒，Jim認為笑話好壞的評斷仍要回到表演現場。面對爭議，有些喜劇粉絲在回應質疑時會直接「開大絕」，表示「美式單口喜劇文化就是如此」；但Jim持另一種立場，他說，喜劇表演並非冒犯言詞的免死金牌，觀眾沒有義務非得接受，但演員會希望用幽默爭取爭議言論的特權和豁免。

「很多我的觀眾來看表演，就是要聽我去打破、挑釁那些東西，這是一個期待，他們信任我，給予我這個特權，」Jim強調，前提是笑話足夠好笑、觀眾相信當事人的為人並非邪惡，且演出目的不是造成傷害。

舉例來說，在表演舞台上同樣都是冒犯言詞，有的演員的笑話不被買單，甚至被覺得過度惡劣，另一個演員講了卻把大家逗笑了。Jim幽幽地說：

「你要說觀眾雙標嗎？我覺得不是，也許就是表演者用了更好的笑話技巧，結構更完美，帶來的反思和玩味效果更大，所以觀眾允許他這樣做，並且願意笑出來給他支持。」

YouTube頻道「上班不要看」創辦人、曾任台北市議員的邱威傑，人稱呱吉，除了是資深的喜劇和脫口秀觀眾，從2020年開始也投入現場表演。他說，喜劇演員本身就是在挑戰人類認知和語言上的底線，也因而是一種走鋼索般的技藝，意味著隨時可能觸怒大眾的神經。

許多年輕人覺得地獄哏好笑，想要模仿，呱吉提醒：

「大家要記得，那是一種特技表演，你如果沒有那麼好笑，只要試著踩到香蕉皮跌倒，做這種等級的笑話就可以了。你沒有受過訓練，不要去飛車競速，因為那東西是很難的。」

舉好友博恩「陰間有兩個鄭南榕」的段子為例，他絕對支持創作者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但也認為博恩的笑話尺度沒有拿捏妥當。呱吉認為，如果要開玩笑，應從已經確定的事實下手，例如國外也有不少段子寫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與黑奴，但因人物歷史定位明確，社會也對此有共識，相對不會引發爭議。

呱吉分析，鄭南榕的故事還未塵埃落定，白色恐怖或台灣人權鬥爭的歷史，仍有眾多紛爭跟社會分歧，「在這個情況下，拿鄭南榕開玩笑，對於還想要追求真相的人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它就不是一個合適的笑話。」換句話說，就是美國單口喜劇常聽到的評論──太快了（too soon），大眾對於事件的情緒還沒放下。

至於有些人拿原住民或女性的處境來當作笑點，呱吉指出，這種向弱勢出擊（punch down）的笑話，在喜劇圈裡也有不同意見，他傾向不做：「如果正當性不夠，我為什麼一定要講這件事情，有10,000個笑話可以講，但你選擇笑一個在社會不公平的權力結構下，比較弱勢的族群，你去取笑他們，這是沒有邏輯的。」

呱吉強調，「我不做punch down，可是我也尊重敢punch down的人，但他就要像一些很會講地獄哏的，讓大家知道重點是在笑的地方，而不是在敵視這些人。」

笑話的爭議程度也與傳播媒介有關，有不少段子在表演現場並未引起不滿，發布到網路上才被撻伐。

呱吉就曾有一個「為柯文哲口交」的笑話，被網友批評低俗。但他主張，無論是現場表演或是上傳影片，皆有事先提醒內容是下流的段子，「就像你加入網路服務都有使用合約，你都已經簽了那份合約、買了票進場，表示你接受這個設定，所以我們才會講這些話。」換句話說，這像是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知情同意」，當然不會在任意場合這樣開玩笑。

「我身邊很多嘻哈圈的人也都愛看stand-up，這東西跟饒舌真的很像，」嘻哈龍虎門的主理人、DJ國瑞說，「喜劇的節奏是聽不到的鼓，像做音樂也會有一個過門，後面通常是饒舌歌手最爆炸的東西，喜劇也是一樣追求那個punch。」

嘻哈龍虎門是2021年成立的華語嘻哈跨界合作推廣平台，團隊拍YouTube影片、製作歌曲、做人物專訪和產業介紹，想讓更多年輕人接觸嘻哈音樂及文化，去年更舉辦台灣第一個以嘻哈為主題的音樂節「龍虎門247音樂日」。

在高中和大學裡，嘻哈社團如雨後春筍成立，年輕人為什麼這麼愛嘻哈？今年28歲的國瑞給出的關鍵字是「自信」。

回想更年少時接觸嘻哈饒舌音樂，國瑞直接感受到的是：「原來歌詞可以這樣寫嗎？可以這麼直接嗎？」他說，相較於其他流行音樂樂種，饒舌最特別之處就是歌詞的文字量可以很龐大，有翻玩文字遊戲（word play）的空間，用各種比喻去說故事──這些故事可以逞凶鬥狠、可以勵志向上、可以展現自我，且往往取材於生活，更覺真實。

「對國、高中生來說，尤其是求學階段，特別需要幫助來讓他有自信，覺得生活是有人支撐的，他能在音樂裡面投入角色。就算自己現在沒有那麼厲害，也可以很有自信。像我小時候聽饒舌，也是在我讀書很心累的時候，給我很多力量。」

國瑞解釋，「現在做音樂，你不一定真的要會一個樂器，可能是用電腦去做，尤其是嘻哈饒舌，你上網先找一個beat（節奏）、隨便的instrumental（樂器伴奏），就可以試著填詞，開始製作音樂。你不需要去思考那麼多的樂理，可能是先從文字出發，先去figure out你想要講的主題。」

年僅20歲、來自屏東的饒舌歌手潮州土狗，就靠著描寫自己的生活闖出一條路。

身上流著排灣族和泰雅族血液，潮州土狗把在部落和朋友互動的日常寫成歌，歌曲〈50元的檳榔〉目前在YouTube上已突破1,200萬次播放數。副歌歌詞「50元的檳榔加上小米酒，原住民的山豬就是Gogoro，我們村長腳上穿著Air Force，我阿公說他獵過dinosaur」因為極度洗腦，幾乎聽過的人都能跟著唱，很受國、高中生歡迎。

綁著一頭髒辮的潮州土狗說，自己從國小開始聽嘻哈，當初就聽瘦子，後來身邊的朋友都在玩音樂，他便也嘗試創作，特別喜歡饒舌組合Asiaboy禁藥王＆Lizi栗子，「他們很直接又很兇，但是又帶一點好笑的感覺。我就用這些聽到的東西，再融合平常在部落，還有我生長的地方潮州，跟朋友一起玩的那種時光，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儘管2020年才發跡，潮州土狗已獲得金音獎和金曲獎的入圍肯定，口語化的用詞、毫不修飾的髒話、大量迷因組成的MV，邏輯跳躍又無厘頭，也成為他的招牌特色。

對於髒話會不會帶壞小朋友，潮州土狗不擔心，「我國小三、四年級就在罵髒話，其實你要罵就隨便罵，反而一開始就罵比較好，要不然罵髒話被老師打，以後不會被打的時候，就會狂罵嘛。」他說，髒話也有反抗的意味，但生活中大家本來就會接觸到，不用刻意迴避，平常心對待。

提到《大嘻哈時代》選手神經元歌詞中「1.35」的爭議，潮州土狗倒不覺得被冒犯，也支持是饒舌歌手的創作自由，「他沒說原住民是那兩個字（指番仔），沒有講會詆毀我們的東西，加分是政府給我們的，屬於我們的權利，那就好好利用，去爭取我們要的東西。」

令他不舒服的是爭議擴散後影片下的留言攻擊，「一堆酸民說原住民怎樣，開原住民的玩笑，大家就會選邊站，我覺得有點太超過，像是網路霸凌，會有無力感。」

但若說到對原住民不友善的用詞，潮州土狗的歌詞中也出現過「番仔」，或是其他對原住民的既定印象。他說，這些內容是從好玩出發，想呈現平常大家互相開玩笑的情境，作品發表之後，也沒人來向他反應不舒服。潮州土狗坦蕩地說：

「我的東西，我一直都覺得是很好笑的，我沒有冒犯到其他人，因為我本身就是原住民，就像是黑人一樣，別人不能講他是（nigger），但是他們可以自己講，這就是比較特別的。我開得起自己玩笑，我覺得沒有什麼。」

回到真實世界的相處，潮州土狗表示，他的家鄉就是原漢混居，班上同學的族裔幾乎各占一半，「當我跟平地人相處之後，我覺得其實我也滿像平地人的，到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我們就是人。丟到什麼環境，可能就會變成那個人，但是本質上沒有太不一樣。」

嘻哈音樂常給人一些刻板印象，似乎離不開金錢、犯罪、毒品、性愛和幫派等，但這與它的起源背景及內生基因有關。

「一般人會覺得這內容根本是電影情節，很超現實，可是對他們來說那就是日常，每天都是這樣，走出街角就有槍枝，有毒蟲在打海洛因，我們會覺得很震撼，英文叫做Shock Value，就會被吸引到。」

老莫自己就曾因為在歌曲中影射其他饒舌團體，還被對方打斷鼻梁，上了社會新聞。遙想當年，從20幾歲小夥子，到現在40幾歲已成人父，他說：

「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都是對的，前提講出這些話會有些後果，尤其現在網路那麼方便，東西丟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所以最好能夠三思，就算你覺得是正確的，可是有些人被冒犯到，那如果他採取什麼行動，你自己就需要去承擔。」

用爭議來操作，在社群媒體爆炸的當代台灣社會，也有其需求市場。「大家就想看到紛爭，血流成河，不那樣就好像不有趣，整個世界的氛圍就是這樣。我要搏眼球，要流量，要大家來關注我，作品真正是什麼沒人在乎，大家只想看吵架，這也是這個世代的一個問題。」

老莫感嘆，當嘻哈音樂成為樂壇主流之一，創作門檻降低也讓創作者之間的競爭更激烈，口味更重，有時候單純發表一首歌也許沒有什麼人聽，但如果指名攻擊誰，或是用激烈爭議的詞彙，便能贏得目光。

究竟單口喜劇和嘻哈音樂會不會「帶壞」社會，讓刻板印象和歧視更加橫行？這令人想起一個古老的質問，正如著名美國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在影片《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中所問的──那些校園槍擊事件，是重金屬音樂和暴力電玩的錯嗎？

「用嚴格的道德標準來看，有點像是電影導演拍出一個殺人場景，他有沒有需要為這些（指發生模仿事件）負責？至少現在的主流，或是現在的法律體系是不買單的，幸好目前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Jim露出他招牌的笑容說著。

他表示，政治不正確的笑話建立在一組因果關係上，有好的、進步的社會和共識，用糟糕的詞彙進行反諷的笑話才得以成立。如果有人試圖模仿，在脫離表演脈絡的情況下，幾乎很難被接受，Jim並以台大經濟系學生的事件來說明：

「如果有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講，大家會覺得這在講什麼，哪裡好笑？跟他不熟的人，會覺得這個人講話怎麼這麼沒水準。如果他不幸把它寫成選舉政見，整個社會會一起抵制跟抨擊他。笑話很難造成實質上非常廣大的傷害及影響，除非你本身就活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社會。」

（延伸閱讀：〈平權教育失敗？校園歧視言論背後，「政治正確」的未竟、焦慮與反挫〉）

把場景轉換到音樂，不少老師和家長也略表擔憂，孩子加入了「嘻研社」、聽嘻哈音樂，是不是就會口無遮攔？

擔任許多嘻哈社團指導老師的老莫，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他自己在慘綠時期，就是被嘻哈救贖，聽音樂讓他從混亂世界中抽離、保持清醒，歌詞裡那些凶狠的幫派械鬥，成了內心迷茫情緒的出口。老莫說：

「嘻哈文化最開始就是街邊的派對，是底層人民的安慰劑，像是教堂一樣的存在。我今天可以選擇去犯罪，或是去派對，那去派對吧！那不是很容易選的事嗎？對於這些青少年來說，很多人會說嘻哈救了我一生，這是千真萬確的啊。」

作為一名創作者，無論面對多麼爭議的狀況，老莫仍然相信，言論自由是創作必須的土壤，這也是台灣所具備的優勢──可以講任何事情，不需要接受審查，不需要隱晦迴避特定內容。正因如此，更要跳脫窠臼、創造出更多元的作品──不只是錢、女人、名車、派對。

面對最愛的嘻哈音樂，老莫有些不捨，他說，貼在嘻哈身上的標籤已經夠多，現在在大學英文系任教的他，之所以始終沒放棄創作，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多元的可能性，玩饒舌不代表犯罪，玩饒舌也可以是好老師、好爸爸。

「嘻哈是像水一樣包容一切的文化類型，到現在還能存在而且愈來愈多人聽，就是因為它可以是任何東西。你要說它只是某一個單一面向，沒辦法，它就是很複雜。你可以說它仇女、物化女性，這些都沒錯，但也不只這些。」

「假如你今天是有一些知名度和聲量的人，你的發言或行為，還是希望可以為社會帶來一些好的影響。很多人會說嘻哈只是娛樂啊，就看你怎麼看它嘛。明明可以do better than that，那為什麼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