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次的大罷免，其實是2024年大選的延長賽。當時，我曾形容那場選舉是一場「沒有勝利的選舉」：民進黨贏得總統，國民黨取得國會第一大黨地位，民眾黨則成為關鍵少數。每個政黨都能從結果中找到「民意授權」的證明──就像是一場「沒有失敗者的勝利」──於是誰也不認輸，誰也不退讓。

但這次罷免卻恰好相反──在我看來，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失敗」。

對民進黨而言，政治挫敗的結果不言自明，原本寄望藉由罷免行動翻轉國會結構、扭轉朝小野大的局面，最終卻全數未能成功，反而凸顯其政治判斷與動員效能的落差；國民黨雖然表面上「守住了」24席次，但31個選區能夠進入第三階段投票，已經顯示社會對其國會表現的強烈不滿。

至於民眾黨，在前主席柯文哲深陷司法案件之際，雖然短期內似乎與國民黨形成「藍白合2.0」，卻也難掩自身影響力持續下滑，正在逐步喪失政治主動權。

從台灣過去的政治運作節奏來看，大選之後的前兩年，理應是政策重整與制度協商的建制期。朝野雖有對立，卻仍會在預算與法案上尋求某種程度的妥協與共識。但自2024年選後至今，政黨之間的態度始終強硬，國會運作陷入對抗惡鬥，政治氛圍宛如持續選戰動員一般，毫無喘息空間。

此次罷免雖是由地方公民團體發起，並在連署階段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動能，然而隨著行動推進，其訴求與操作逐漸從原本針對個別爭議立委的問責行動，重回傳統選戰的「政黨對決」，但就結果而言，這卻疏離了中間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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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觀點來看，北京或許會對這次大罷免失敗的結果感到開心，甚至可能誤以為台灣社會正在朝親中方向靠攏。但我擔心的是，這樣的解讀其實是一種誤判。實際上，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不信任仍然堅定，不太可能因這次投票而轉向。

誠然，「反中共」在罷免運動中是一個重要號召，但將所有國民黨立委一體貼上「親中賣台」標籤時，反倒模糊了指控論述，不僅無法有效跨出同溫層，更引發中間選民的疑慮與反彈。

在日本，我們也正面臨「朝小野大」的政治結構；但即使在對立中，各政黨仍普遍接受一套制度內的協商邏輯，知道預算與政策需要共同推進。反觀台灣，過去一年半幾乎陷入制度失能的狀態，不論是國會程序、街頭動員還是媒體論戰，幾乎都落入高度對抗的惡性循環。

因此，這場罷免應成為一個轉捩點。雖然行動最終未能達成預期目標，但它也給3個主要政黨敲響了警鐘。民進黨需要正視現實，不再把希望寄託於選舉以外的結構逆轉；國民黨也不能因罷免未通過而自滿，必須正視社會對其作為的普遍不滿；而民眾黨則更需重新思考自身定位，避免陷入邊緣化。

距離2026年的地方選舉還有一年半，這應是一段修補政治裂痕的復原期。台灣需要的，或許不是再一次的政治動員，而是制度的冷靜重建。朝野應回到政策與治理的討論上，找回民主社會中最基本的對話與共存能力。

過去這段時間，我在日本也觀察到，有些人開始將「台灣民主很混亂」視為理所當然的評價。這種觀感，將可能被中共進一步利用，強化其對台認知戰與國際論述的攻勢。事實上，穩定與健康的民主制度，是台灣最寶貴的戰略資產。如果這個基礎動搖，那才是真正對台灣最深的傷害。

罷免落幕，不應只是失敗的句點，而應是民主制度重新出發的起點。是時候，讓各方都坐下來，好好討論台灣的未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