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島剛,憑什麼?」——他是最了解台灣的日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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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憑什麼講台灣?」、「滾回日本去!」媒體人野島剛曾經遭遇這樣的批評。他就像是一面不討喜但必要的鏡子,在台日雙邊映照出彼此的問題。

如果沒意外的話,野島剛會一輩子寫台灣。
「台灣是我一輩子追逐的題目。有一天跟中國統一我就不寫了,但我相信在我活著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會解決的(在他的計畫中,自己還有30年可活),」50歲的野島剛溫潤文雅,永遠彎著眉眼,擠出細細魚尾紋,看起來一直在淺笑,但總是用幽默的口吻包裹真實的想法。
不過短短10年,他就出版了25本書,其中10本在台灣出版,主題從蔣介石、故宮,寫到自行車、新電影⋯⋯可以說是「最了解台灣的日本記者」。
學生時代他在台灣師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學中文,大學畢業後,考進《朝日新聞》,並在2007年到2010年擔任台北特派員。在較親中國的《朝日新聞》工作,他卻努力為台灣發聲,3、4年內發表500篇以上台灣文章,這段時間,再也沒人批評《朝日新聞》對台灣議題冷漠。

猜不透的台灣

2016年,他離開《朝日新聞》,成為自由媒體人,開始四處撰稿、寫書。此後,他對台灣的經營更為積極。今年(2019)3月底他來台灣宣傳新書《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而兩週前他才來捧場好友一青妙的舞台劇;4月底又來台灣工作。
他在台北的六張犁租房,每一、兩個月就來台灣生活一段時間。他愛台灣的按摩、洗頭、美食、電影,更深深被台灣人在歷史、政治上情感羈絆給吸引。他筆下的許多主題,都是繞著兩岸張力和台日關係而生。
他好奇「全世界的國家級博物館都是獨一無二,但怎麼會有兩個故宮?」於是花了十多年,跑了上百趟故宮,採訪了上百位專家,完成《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以及《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在他筆下,故宮文物只是一個形體,承載著兩岸在政治、外交上的各種故事。
另一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則是揭露抗日戰爭後,戰敗方的日本軍官為了感念蔣介石「以德報怨」轉而投效國民黨軍,成為「軍事顧問團」的一段歷史祕辛。他結合了蔣介石日記、國防大學史料、國史館史料、當事人訪談,試圖描繪時代背景、軍官動機,以及蔣介石會將軍事訓練重任委以「前敵人」的心理層面。
台灣另一個吸引野島剛的地方,就是政治常常上演著「逆轉劇」。
2012年,第一次選總統的蔡英文敗選後,野島剛寫下:「民進黨在接下來的20年內,大概都無法恢復元氣了。」後來他在2017年出版的《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無比尷尬地表示,沒想到台灣政局會如此快速逆轉。
但隔沒幾行,他又寫道:「國民黨若不壯士斷腕,全黨從根本盡情徹底的改革——比如將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去掉——想要站起來恐怕很困難。」寫完這話還不到3年,野島剛又再度見證了猜不透的劇情。
台灣認同的糾結,政局的逆轉再逆轉,都給予野島剛許多可以痛快發揮的素材。比起「誰當選都差不多」的日本,台灣的狀況顯然更適合野心勃勃的記者。
「台灣政治的變化確實相當激烈,就像黑白棋遊戲一樣。一、兩手的失誤就可能導致徹底翻盤。」、「台灣,總是跳脫我們的預測,讓我們看得頭暈目眩:但是儘管如此,這種巨大流動所帶來的爽快感,也正是台灣政治的魅力所在。」野島剛寫道。

外國人的原罪與優勢:旁觀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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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在新書發表會上專心聆聽讀者的發言。(攝影/曾原信)
野島剛在新書發表會上專心聆聽讀者的發言。(攝影/曾原信)
身為外國人的原罪,就是當讀者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某一論點,戳破原有認知而感到焦慮或羞憤時,這些讀者就會很方便的以「血統」來攻擊野島剛。
作家哈日杏子有回擔任野島剛新書發表會的口譯,一名中年大漢指著鼻子罵野島剛:「一個外國人憑什麼講台灣」、「滾回日本去」。哈日杏子至今餘悸猶存,反觀野島剛面對這樣的情況總是很有風度地、靜靜地、帶著苦笑聽完對方想說什麼。
由於他的書籍大剌剌討論著「台灣是什麼?」以及「誰是台灣人?」因此難免遇到情緒激昂的讀者與他辯論統獨、認同議題。野島剛對此早有覺悟,每隔兩、三場活動,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他充分了解台灣的背景與羈絆,而這些羈絆,正是他身為「旁觀者」的利基。
真要說「野島剛憑什麼?」憑的就是他可以在台灣人自己也說不清的狀態裡,成為適度抽離的旁觀者,協助台灣人釐清自己想要的方向。舉辦幾次野島剛活動的青鳥書店創辦人蔡瑞珊,推崇野島剛有透澈的雙眼:「正因為他不是台灣人,所以他的觀察不會陷入複雜的民族情感。」
舉例來說,他出版過兩本以故宮為主題的書,雖然寫的是北京與台北故宮的糾葛,但他沒有落入選邊站的陷阱:「究竟是北京故宮是本家?還是台北故宮是本家?」
他在《故宮90話》序中寫道:「不論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很難不認為自家故宮是主角。而忽略配角的存在⋯⋯對我來說,兩邊的故宮都是主角,我會將他們想像成一張分裂的地圖。因為我是外國人,針對兩岸關係是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是政治立場,有利於客觀書寫兩邊的故宮。」
就像指出國王新衣的小孩,沒有過多的人情包袱,說起話特別直率。憑藉著他對台日兩方的充分了解,得以扮演「鏡子」的角色,交互映照出彼此的問題,讓台灣可以「以日本為鏡」,日本也可以「以台灣為鏡」。
他在《蘋果日報》、《報導者》、《天下雜誌》等媒體寫專欄,去年榮獲2018年台灣卓越新聞獎「最佳新聞評論獎」,成為第一個獲獎的外國人。在各媒體專欄裡,他將台日雙邊經驗化為有影響力的建言,像是〈安倍內閣改組,小英能學什麼?〉、〈借鏡日本地方觀光,讓旅客走出台北〉。
反之,他也借鏡台灣來反映日本問題。他在《台灣十年大變局》提出了罕見的觀點:從台灣議題,看沖繩自主的聲浪。過去二十幾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觀念開始動搖;現在的沖繩,也開始產生「沖繩真的是日本嗎?」的懷疑。野島剛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參考台灣狀況,不該輕忽沖繩主體意識的議題。

長期蹲點,對小國命運的同理

身為處處看人臉色的小國,台灣想要守住名字,就跟《神隱少女》的千尋一樣需要經歷一番掙扎。即便在日本,台灣處境也好不到哪去,不論民間如何感受到「台日友好」,日本的媒體與官方,大多還是秉持著「遇到台灣議題,不要思考,不要觸怒中國」的態度。
自從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日本媒體、政府大多稱我國政府為「台灣當局」。還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的野島剛,一直很有意識避免使用「台灣當局」,他認為日語的「當局」,是種矮化的說法,而他傾向以「國民黨政權」或是「陳水扁政府」等方式來稱呼台灣政府。
前駐日代表處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很感激野島剛曾經幫了一個大忙。
2014年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赴日本展覽前,台灣方面最擔心的是,展覽期間,中國若是主張「這是中國的東西,要還給中國」,那珍貴文物可能會被取走。為避免這樣的狀況,必須先請日本參議院訂定《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其中第三條「⋯⋯經文部科學大臣指定者,不得強制執行、假扣押及假處分」,就是要保障這次展覽文物安然回台。
當時駐日代表馮寄台,希望能投書日本媒體促進日本國會立法;只是日本媒體素來不願插手兩岸議題,僅有野島剛說服《朝日新聞》刊登。眼見親中派的《朝日新聞》都刊登投書,其他親台派的媒體也不甘示弱通通跟進,促成了該次的立法。
長期報導和蹲點台灣,讓野島很能同理台灣做為小國的國際處境。離開組織後,他投入更多時間想打破日本社會對台灣僵固的認識,讓國際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台灣。
如果不是他的熱情促成,日本人可能看不到台灣電影《太陽的孩子》。
2016年,他在台灣看了《太陽的孩子》後,大受感動。這部片描述花蓮阿美族部落面對土地開發或保護衝突時,透過海稻米的復興,讓部落重新凝聚的故事。電影上映超過半年,卻遲遲沒有日本業者願意投資引進,野島剛擔心:「連登陸日本的機會都沒有就被埋沒了吧?我抱著這樣的危機感,決定自己先動起來。」於是,他拜訪導演鄭有傑和勒嘎.舒米,商量在日本放映的可能。
野島剛回到日本後,立刻召集台灣電影同好會成立支援團隊,著手翻譯字幕、設計傳單,並開始在日本宣傳。《太陽的孩子》在東京主辦了3場口碑場後,便接到來自各地的放映邀請。只要主辦單位願意提供交通費,野島剛便欣然帶著附日文字幕的DVD到處播放和分享,從東北、福岡、四國、沖繩等地,一個人跑了快30場。
或許是長期目睹國際政治的現實,野島對於台灣的艱難處境有感,而他希望日本人不要冷淡,無視台灣的命運。不久前,他在《報導者》發表的一篇文章〈從「馬紀壯」到「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33年更名路〉也是在這脈絡下的追問。
「馬紀壯」是誰?為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所有人不是政府單位,而必須掛在一位過世多年的前駐日代表名下?又是經過哪些外交上的折衝,才能把所有人的名義,從馬紀壯個人轉移到「一般社團法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館產管理委員會」?
這是一場不能張揚的正名運動,基於和日本的信任關係,台灣的駐外單位不願多談。野島剛為此直接到東京法務局調查土地登記情況,更發現台灣在橫濱、大阪、福岡的辦事處,都因為當年的政治背景,而以個人名義登記。

記者,不需要也不應該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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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喜歡走訪台灣市場,享受在地小吃。(攝影/曾原信)
野島剛喜歡走訪台灣市場,享受在地小吃。(攝影/曾原信)
2016年,野島剛離開《朝日新聞》,成為四處撰稿的自由媒體人。在「會社至上」的日本社會,他被貶低為「無業」,很多朋友認為他瘋了,覺得他離開公司就活不下來。但過了3年,他靠著切換報導角度多方投稿,加上25本書籍的版稅,收入比待在組織裡還更豐厚。
離開媒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需要讓組織的立場凌駕自己真正的想法。這優勢在台灣媒體圈特別明顯。許多台灣媒體對於特定黨派或候選人的偏愛,已經讓閱聽眾很難接觸到中立超然的聲音。
野島剛認為,得以超脫組織立場是他在台灣的生存優勢:「自由時報的記者,很少會深入報導國民黨的情況。而TVBS、東森電視、中國時報、中天新聞會不會去深入了解民進黨的執政方法呢?他們跟立委做朋友很久了,他們有沒有辦法批評呢?」野島剛質疑。
「本來記者就不需要忠誠度,但台灣電視台、報紙都在發揮忠誠度,不同媒體選擇性當某些政治人物的粉絲。表現忠誠度,長官就會說你做得很好,這是錯誤的鼓勵 ,引導記者往錯的方向走,」野島剛批評。
他不是沒有立場,他還是希望台灣的命運,由台灣人自己決定。但「誰來執政,台灣人自己決定就好」。他再愛台灣,也無法生死與共:「我沒有辦法負責台灣最後的命運。萬一台灣發生戰爭,我也可能跑回到日本去,所以我最後無法跟台灣的命運在一起。」
記者必須冷血。這點也適用於人物報導。
新書《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中,他就事論事寫出受訪者不欲人知的弱點:政治人物蓮舫雙重國籍爭議的狼狽、作家東山彰良對自我認同的閃避;他寫經營之神邱永漢向蔣介石「投降」,引來邱永漢家人抗議;他寫好友翁倩玉被〈愛的魅惑(魅せられて)〉這首歌盛名所累,反而耽誤了其他領域的發展。雖然是恨鐵不成鋼的建言,但顯然足以讓翁倩玉冷淡這段情誼。
「寫完以後,一半的人都沒有聯絡,」挺住失落,他還是堅持忠於作品,「10年後,這些人不一定還是朋友,但10年後我的作品還是我的作品。」他說自己是「冷血」的人,寧可被討厭,也要被記得,難得語氣強硬:「不管被記得的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被記得很重要!」
數十年的記者生涯,看透了朋友的來來去去。記者的殘酷與冷血,其實也是一種專業。採訪完畢,台北的街頭下起細雨,他撐起一把大黑傘,讓必然的雨滴,不會減損了自己姿態與步伐。

後記——自由媒體人的求生之道

3年前,野島剛離開服務20多年的《朝日新聞》,成為自由媒體人。當時很多朋友擔心他無法生存,然而他現在的收入,已經超越了在組織內當記者的收入了。

如今台灣也有愈來愈多不隸屬於組織的獨立記者,野島剛的生存方法或許可以做為參考:多方投稿、擴大稅基。

長青漫畫《島耕作》作者弘兼憲史創造了「台灣篇」,引起熱烈討論。野島剛得知消息,迅速約訪了弘兼憲史。文章一方面給台灣的《財訊》,再改寫角度給日本的網路媒體。「因為現在的稿費愈來愈低,如果採訪後只給一個媒體,不划算。在日本跟台灣同步發表,可能收入會增加,」他說。

另外,他開始寫書至今不過短短10年,已經在台、日等地方出版了25本書。雖然每一本的版稅都很少,但是出版量愈大、收入愈穩定。這也是他為什麼堅持「量產」的原因。

他給自己一個目標,這輩子要寫100本書。以他現在寫書的速率,大約80歲就可以達標了。聽起來很不切實際,但他舉了剛剛退休的職棒選手鈴木一朗當例子:鈴木一朗期許自己可以打球打到50歲,如今45歲就退休了。鈴木一朗說,自己雖然「有言不實行」(說到沒做到),但若沒有這個目標,就沒有今天的成就。

作家九把刀標榜自己每天可以寫五千字,野島剛也期許自己是「非虛構寫作界的九把刀」。他說:「 有沒有達到目標其實沒有那麼重要,不斷努力比較重要。定了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目標,你就一輩子要努力。」

野島剛說自己不是文筆好的人,所以不會期許自己花好幾年只為了寫一本永世流傳的大作。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歡固定寫一種題材。他寫書、寫政治評論,寫電影,也寫美食⋯⋯「我是花心的作家,這也是要面對自己才知道。寫作上,我就是花心、多產的作家。」

除了寫作,他也在大學任教,並接了不少講座活動。「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寫作就是一個便當裡的排骨。滷蛋、滷白菜都是其他事情。」滷白菜可以換筍絲,但對一個作家來說,排骨是絕對不能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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