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許許多多適婚年齡男女，在家人催促與朋友介紹下，H（化名）與前夫交往一年多後步入婚姻，他婚前性情穩定、有正當工作、出身殷實的家庭，人人都說是「正常、很好的對象」，卻在一次管教孩子的爭執中，演變為家暴。

當時2歲多孩子不停哭鬧，前夫說這個小孩「不乖」，巴掌朝頭部打去。經歷過孩子早產及腦部出血，H身為母親一直悉心照料陪伴，擔心傷到孩子脆弱的頭部，「我說你是他爸爸，可以管教，但是請不要打頭，他就開始抓狂，講話愈來愈大聲，說如果被打到耳聾或頭部出血就是報應。那時候我很害怕，把小孩帶進房間，他就追打我，我抱著小孩，然後他就開始失控，打我後腦勺跟太陽穴，我跟小孩同時被施暴。」

當拳頭第一次毫無徵兆降臨後，她求助制度，得到的回應卻使她深陷家暴深淵，難以掙脫。

警局報案後，承辦員警建議只聲請個人的保護令，小孩的部分不要聲請，「因為這樣小孩必須要跟爸爸對簿公堂，他（警員）覺得對小孩是一種傷害，這一個關鍵的決定，讓我後來在爭取小孩子監護權差很多。」

醫院驗傷後，協助H的法扶律師表示，傷勢可能被頭髮擋住，看起來不明顯，直接表示不用聲請保護令，因為不夠嚴重，「我那時候非常生氣，難道要被打到斷手斷腳，才能通過嗎？」

「他跟我說，『妳夠種，就去告我（違反保護令），只要我去關，出來一定會讓妳死，我一定會讓妳死得非常難看。』⋯⋯保護令沒有嚇阻力也沒有什麼強制性，who cares？對簿公堂還要搞很久才判決，然後關個幾年出來，他根本沒在怕，難怪有那麼多家暴慣犯，我們的生命安全誰來保護？沒有！我那時候真的很怕會被他殺掉，他跟我說，『我甚至半夜都想把妳跟小孩殺掉。』」

H所經歷的，不只是她自己婚姻中的個人問題，而是台灣長期居高不下的親密關係暴力，近年來已發生數起已有保護令的個案，被丈夫或男友在光天化日下殺害。

2024年11月25日上午，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科技公司大樓旁，52歲男子宿世新不滿蔡姓女友要求分手，以彈簧刀刺死蔡女，後者在案發3個月前，撤回已聲請的保護令。案件經國民法官審理後，於今年（2026）由士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無期徒刑。

2025年7月30日晚間，台北市信義區威秀影城A16地下停車場，22歲男子劉柏葳因不滿谷姓女友分手及聲請保護令，攜帶彈簧刀等待谷女下班，砍刺女方多刀，送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攤開親密關係暴力相關數據，從盛行率、通報量與受害人數，令人觸目驚心，已非隨機的個人意外，而是深刻鑲嵌在我們的社會文化內部，難以撼動的結構問題。

從1998年台灣正式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法》），該法創設了民事保護令制度，並將公權力引入私人家庭領域，為亞洲首部保護受暴者的專法，歷年來並陸續修法，2007年將沒有婚姻關係的同居關係納入適用，201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恐怖情人條款（2016年4月上路施行），納入沒有同居的親密關係伴侶，包括男女朋友和同性伴侶間，若發生暴力或是跟蹤騷擾等情況從此有法可管。

當政府與相關團體不斷提升防治親密關係暴力的意識，並實際修法補強，擴大適用被害人範圍，建構更完整的制度，為何憾事仍持續發生？

即使家防中心和警方考量風險與危機，向地檢署提告希望能羈押相對人，然而後者到了法院往往態度良好，加上行蹤不定、蒐證困難，仍能在外頭自由移動，繼續製造威脅與恐懼。「被害人能做的都做了，最後只能想辦法搬家，」W無奈地說。

H為了全心全意照顧早產的孩子，沒有出去工作，在發生家暴事件婚姻生變後，因為沒有工作收入證明，擔心往後爭取監護權相對不利，同時也不想要離開小孩，因此仍與前夫同處一個屋簷下。保護令下來後，是漫長惡夢的開始，面對日日夜夜有形無形暴力。

「那時候他每天在我面前DIY（自瀆）或硬來，貶低我自尊，讓我懷疑自己有病，他不要跟我離婚，他要逼瘋、弄死我，真的很可怕，可是這種隱形的暴力，很難舉證。」

法律的懲罰效果薄弱之外，外部資源介入困難，親密關係暴力涉及情感層面，被害人在關係中常會反覆陷入暴力循環模式，難以下定決心離開。

「家暴跟一般案件不一樣，會有情感、家庭、經濟依賴等，必須考慮更多情境觸發的因素，」長期研究家暴與保護令議題的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警察科副教授韋愛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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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家防中心社工K表示，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個案最大的挑戰，是被害人被通報進來，往往過一陣子又和好，「會搞消失，讓我們找不到人」，直到下一次發生更嚴重的事件；而成人服務不像是兒童或身障，社工有法源依據能積極協助捍衛權利，多數需要尊重成人本身的意願跟想法，面對離不開關係的被害人，社工只能持續建立關係，等待時機才有辦法突破。

「有服務對象跟我說，『社工，他只是打我而已，其他都對我很好』，到後面被持球棍打、被監禁，偷跑出來，感到這次可能危及到生命，才去申請保護令，」K說。

從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點出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存在「未開案比率偏高」，可明顯看出被害人因情感等因素拒絕社政資源協助的普遍問題：

「親密關係暴力有效通報案件經社工人員評估後，未開案之比率亦隨通報件數同步增加，由108年度（2019年）之43.19％，逐年攀升至110年度（2021年）之47.56％，增加4.37個百分點，經分析未開案之原因，多為被害人自認受暴情節輕微，具問題解決能力，或無接受服務意願，顯示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之開案與否常受限於被害人意願，囿於被害人往往基於情感、家庭、子女、經濟及住所等因素而婉拒服務，不利社政資源及早介入並提供適當處遇服務。」

韋愛梅觀察到，相較10年前，如今有大量涉及家暴罪案件不起訴，「根據法務部資料，近5年（2021年到2025年上半年）共7萬多家暴罪／違反保護令罪案件，起訴率平均只有4成，相較10年前，起訴率降低8%。」

韋愛梅表示，這個現象與多年來不斷宣導與社會教育有關，家暴意識提高，周遭鄰居路人主動通報，警察必須受理，但許多無法通過講求嚴格證據的司法程序，「現在案量愈來愈大，在每次發生後，（社會輿論）檢視有沒通報、申請保護令、司法如何量刑⋯⋯但是太多無法預見、法律上沒有辦法掌握的變數，直接歸因於保護令有效與否，會把問題簡單化。保護令設計就是要提供被害人即時保護，重點本來就不是透過這個方式做懲罰，而是優先保護被害人，提供一個緩衝、隔離、冷靜的方式，透過更多網絡合作，讓風險降低、讓加害人不再犯。」

「當時《家暴法》才通過不久，太太躲先生一陣子，到後來仍得回去上班，一出門就被先生砍38刀致死，並狹持小孩，要通知媒體來，警察有在案發之前聲請緊急保護令，但那天值班法官沒有核發。當時記者問我，丁主任你們可以怎麼預防？對家防中心來說，我覺得她（太太）已經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沒有保護好她，我們比誰都更自責、更痛苦，」天主教福利會執行長丁雁琪說，當時她剛擔任台北縣家防中心主任沒多久，就發生此一重大親密關係暴力事件，25年後彷彿歷史的循環，女性仍接連被親密伴侶當街殺害。

「我們總是問女生，怎麼預防這個情況？但我更想要問，這個加害人到底怎麼了？我們社會可以為他做什麼，或者他可以怎樣被制止？」

丁雁琪表示，就像劉柏葳案發生後，衛福部次長林靜儀所說受害者可申請庇護所，背後隱含的訊息是受害者自己也有責任；面對不定時炸彈的相對人（加害人），制度卻束手無策。

在《家暴法》立法前夕，丁雁琪曾被派到美國俄亥俄州跟肯塔基州參訪當地親密關係暴力與庇護所相關制度與資源，並完整見證我國「橫向移植」美國《婚姻與家庭暴力模範法典》（Model Code on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過程中，折衷妥協下遺留至今著重「被害人保護」卻對極端相對人束手無策的窘況。

丁雁琪強調，美國的制度較著重保護被害者，家暴事件會先通報給警方，警察去現場會先依現行犯逮捕加害人，再根據情節輕重決定處遇的方式；台灣的通報系統卻是建置在無強制力的社福體系，「我們以被害人為主，被打了所以被通報出來，我（政府）要幫你」，然而相較於美國以「預防犯罪」的角度看待親密關係暴力，台灣從根本上仍常將其視為「家務事」，「一開始就是（向社會福利議題）傾斜」。

回顧《家暴法》及保護令制度的誕生，是上世紀1990年代包括彭婉如命案、鄧如雯殺夫案等一系列對女性人身安全、婚姻暴力威脅下，由民間團體與女性知識分子倡議，而非由行政機關緣於政策需要予以法制化，是在相關配套與資源都還未到位之下快速推動立法。

一旦被害人核發保護令後，警察也只能口頭或書面告誡，要等到加害人再度對被害人施暴，因違反民事保護令，始構成刑事責任，台灣的警察才有權逮捕加害人。在這種「民事先行」的制度設計中，手無寸鐵的社工在其中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中間要經過一層又一層不同系統間的等待與來回，悲劇往往就在空窗期發生。

在全國各縣市按人口比例分區，每月固定舉行的跨網絡會議中，社工在台上報告依手邊評估量表分類為高風險的個案，參與會議的相關代表──從警政（家防官）、衛政、教育單位（專輔老師）到地檢署或法院代表，連同地方政府官員及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針對現階段社區內列管的「相對人」，提供建議並共同擬定合作的方向。看似完整的設計，一開始在現實中卻未能達到理想。

「我剛進來那幾年，有一種『為開而開』的狀態，大家快速唸一遍流程，主席和專家問了一些他們想問的問題之後，『好，那這我們續列』或者『這可以解編』，且大多只有警察和家防中心參加，」M社工提到。

根據當時的考察報告，「MARACs（馬瑞克會議）通常由警察或是觀護人負責召集開會，且主持人多係由具偵查相關職位的人員擔任之」；換言之，英國如同美國是以「犯罪預防」角度進行危險評估，以強化對家暴被害人及子女的保護。直到近年，台灣各網絡單位才慢慢理解高危會議的意義，黃社工表示土城殺妻案發生後，地檢署檢察官更積極頻繁出席，讓討論方向更趨嚴謹。

每隔一段時間外在事件發生後，政府部門迫於輿論壓力不斷修正既有模式，才從形式化邁向實質功能，透露出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政策仿效國外經驗，卻又因應本地文化而改動的「拼裝車」本質。

「只要進入高危會議，絕對是會有幫助的，因為防治網絡都動員起來，警察會做約制查訪、刑事案件的偵辦，社工可以與其他單位互相資訊交換，後面會衍伸到重大死亡案件的比例是下降的。」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特聘教授王珮玲說。過去數十年來，她在台灣家暴防治扮演重要的推手，包括研擬出目前實務界通用的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aiw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anger Assessment，簡稱TIPVD量表），進行親密伴侶殺人案件的本土研究，為政府提供政策分析與諮詢。

王珮玲指出，近年陸續看到躍上社會新聞的幾起親密伴侶或跟騷殺人案件可看到一個共通現象──如新北泰山女憲兵、台中高中生、台中職能治療師等案的加害人，他們就如同正常的普通人，沒有進入評估加害人風險的高危會議中，但是第一次通報，就導致被害人死亡。

從衛福部兩次的《家庭暴力防治報告》 致死案件統計中，過半加害者從未有家庭暴力通報紀錄，2016至2019年佔76.1%，2020至2023年佔57%，證明此一犯罪的不可預測性極高。王珮玲說明：

「10幾年前我分析80多件謀殺女性的案子，發現其實（案發前）報案的比例不高，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曾經求助過，現在我們看到雖然通報的案件愈來愈多，但是還是有很多的被害人因為種種考量，或是周遭的人淡化為『膏膏纏』（台語讀音ko-ko-tînn，指糾纏不清），《家暴法》縱使已經20幾年了，《跟騷法》也於2022年實施，很多人還是不會出來求助，到現在一直都是滿大的挑戰。」

更多的時候是在暴力發生前已被通報到警方，然而被害人不願接受協助，微小徵兆也不足以判斷未來可能演變成極端犯罪，如2025年新北板橋畫室女老師被前夫開槍殺害，加害人犯案後自殺身亡。案發前幾個月，鄰居聽到爭吵聲報警，新北市警察局海山分局家防官程啟瑋受訪時回顧，「那時候通報就是很普通的一個案子，兩人口角，被害者表示不用警察或社工協助，覺得自己可以處理他（前夫）的情緒，自認為很瞭解對方，不會有什麼問題。」

程啟瑋每月平均要處理100件家暴通報，案量龐大之下，針對風險程度較高的才會介入，此案被害人無求助意願，社工也聯繫不上，無法評估危險程度，最終只能結案。按照慣例，家暴死亡案件從中央到地方都要召開檢討會議，「那個時候的結論，其實我們該做的都做了，」當時曾出席會議的程啟瑋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