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開始深入取材家暴相關主題以來，好幾個人問我：「你真的相信嗎？你認為家暴男真的可以改變嗎？」我總回答：我哪知道。真的，我一無所知。每個星期的總結，都是一連串令人喪氣的故事。儘管如此，我偶爾也會巧遇一些人，他們讓我重拾一線希望。

侯曼住在伊澤爾省（Isère）荒郊野外的小村莊，他今年36歲，事發時是34歲。我終於從他口中，聽到自己最初想聽見的那句話，他是第一個說出口的人。「我們就直說吧。我打了我老婆。」一開始，他說自己毫無家暴男的特質，但隨後又改口說：「不好意思，討論才一開始，我就馬上落入高德溫法則（Godwin's law）。但我還是想說：人們原本都說納粹主義者是禽獸，藉此闡述他們有多殘暴，直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所以呢，好吧，現在我們都知道，任何人都可能是家暴男。」

哲學家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à Jérusalem）一書中，提出「邪惡的平庸性」一說：惡並非存在於極端事物之中，而是存在於人性令人失望的平庸本質之中。

「我只動手過一次，之後從未再犯，但唯一的那一次非常暴力。當時我喝了酒、抽了大麻。我沒辦法向您敘述詳情，因為我的大腦自動刪除了那一幕，以求自保。」我問他事情的導火線是什麼？那時的我，還在傻傻追尋「究竟是什麼東西將這些無害的男人轉化為人間凶器」，彷彿有個開關控制這一切。我這念頭愚蠢至極，暴力又不是動畫人物阿斯泰利克斯（Astérix）的魔法藥水，侯曼絲毫沒喝半口，暴力就擄獲了他。

「暴力是一顆小小的種籽，它不斷萌芽、不斷成長，我猜這顆種籽已在我體內深藏許久，那是我危險性格的一部分，是我父母傳承給我的東西，是我從小耳濡目染的東西。我的伴侶關係其實並不比別人糟糕，但一個人面對衝突的處理方式，端視他在教養過程當中學會使用哪種武器。無論衝突的原因是缺錢、出軌、抑或嫉妒，那其實不是重點，因為每一對伴侶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暴力發生時，就像野蠻的動物本能，它會在你耳邊呢喃：『都是對方的錯』。」

侯曼之所以答應受訪，是因為他承諾會「好好努力」理解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太太雅麗珊卓仍和他在一起。

「您對她做了什麼？」

「我打了她兩下，並用力把她往沙發上推。對施暴者而言，暴力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就消失了。但是對她來說，那一定漫長得恍若永恆。她突然陷入一場沒有規則的拳擊賽。她應該是趁我不注意時躲起來打電話報警。幸好警察接聽了，趕到我家。」

侯曼依稀記得自己看見3名警察闖進家裡，他掙扎不讓他們銬上手銬，結果被壓制在地上。得知自己接下來要去警局的拘留室之後，他說「求求你們」，拜託他們至少讓他去拿皮帶和鞋子，但被拒絕了。除此之外，他什麼都不記得。他記得的下一幕，是他光著腳丫被關在地下室，努力將褲子拉高。他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他全忘光了，但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嚴重的事，因為內心不斷湧現罪惡感。

「我必須說，我覺得自己是個大混蛋。但接下來的進展，您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警察竟然對我很好。他們非常親切，我很震驚。不只男警，連女警也一樣。他們並未論斷我。他們給我一罐果汁，一塊餅乾⋯⋯他們對待我的態度，彷彿我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事。」

做筆錄的男警官開門見山告訴侯曼：他自己也剛離婚，他懂侯曼心裡有多苦，他知道報案的女人們是怎麼回事。侯曼沒被檢驗，代理檢察官只問他接下來打算怎麼辦。「我必須接受治療，」侯曼說，「我得去諮詢專家。」坐在他對面的法官點點頭，顯然很滿意他的回答。「今後我必須向您出示就診證明嗎？」答案是：「不用不用，您就做好您該做的事就可以了。這樣就好。再見。」

「身為施暴者，我可以告訴您，法國完全沒有任何機制可以保護受暴婦女。真的。完全沒人問我：『是什麼導致您失控？』完全沒有，彷彿錯出在她身上似的。我現在跟您講的這一點，我是後來才意識到的，因為我和太太對照了彼此的證詞。替我們做筆錄的是同一名警官，他問我太太：『您做了什麼惹他生氣？因為人不會無緣無故就這樣爆發。太太，一個人突然施暴，一定是有理由的。』」

「她去報案時，身上有傷嗎？」

「有，頭上有血腫。」

「筆錄做完之後，後續發展是？」

「我酒醒了，所以他們放我走。我太太的繼兄克雷蒙帶了一雙鞋子來接我。我太太暫住朋友家。我們分居了10天，算是懲罰我對她做的事。」

「您有和親友談論此事嗎？」

「有告訴一些朋友。我雙親不知情。我父親不可能說出什麼有大腦的話，他只會像那個警官一樣問說：『她做了什麼把你惹毛？』再不然就是：『如果你不開心的話，就離開她吧。』我不想聽見他說這種話，那一點幫助都沒有。至於我母親，不管我說什麼，她都會同意。」

「您似乎和父母有一點心結。」

「我心中的暴力，源自我父親。我父親很重視男子氣概，而且他還是義大利出身，雖然這樣講很刻板，但是義大利男人的養成過程，其影響是很深遠的。只有男性可以作主。只因為他在外工作、賺錢養家，他就掌控家中所有權力，即便他從不在家、從不知道家裡發生什麼事。」

「您母親沒去外面工作？」

「我父親要求她離職，所以她辭職專心帶小孩。她原本在一間水泥企業擔任祕書，他們就是在那兒認識的。離婚後她重回職場，從事照護工作。」

「他會打您母親嗎？」

「家裡每個人他都打。他一旦沒辦法用言語強迫大家接受他的專橫，就會用肢體暴力強迫我們臣服。我大姊曾經被他在地上拖行，她的肋骨被踹了好多腳。他曾抓住我的頭髮，拿我的頭去撞車窗。他打我巴掌打到我暈頭轉向。再加上每天不斷的言語暴力，他常常反覆說我大姊以後一定會去賣淫、我二姊會去當收銀員、我則是垃圾車清潔員。我母親總默不吭聲。」

「最後她是怎麼離開他的？」

「她放棄了很多權利，他才終於肯放她走。他拿到我的監護權，當時我是家裡唯一一個未成年的小孩。不僅如此，他還拿走我外婆留給我媽的遺產。我媽已經什麼都不爭了，一切她都說好，只求他消失在她面前。」

侯曼從15歲那年開始獨自跟著父親，兩人住在兩房一廳的家裡。高中一年級，他留級重讀。他抽很多大麻。最嚴重的是，他發現自己的挫折感與憤怒已在心中醞釀一種名為暴力的毒。他用頭撞牆、拿刀自殘、用菸蒂燙傷自己。他18歲生日那天，父親將他趕出家門。如果侯曼這個「廢物」想繼續住在家裡，就得乖乖繳房租。侯曼割腕自殺，送醫急救。「那時我沒有工作，腦袋裡也什麼都沒有，我把自己關在一個封閉的迴圈裡，唯一的結論就是：繼續活著有什麼意思？那時候，永遠安息彷彿是最合理的選項。」當時他的暴力行為從未針對他人，他只對自己施暴，但當他父親再度試圖懲罰他時，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是小孩子。

「我輕易壓制了他。我絞緊他的脖子，把他壓倒在我的床上，對他大吼：『現在你住手！向我道歉。』他在哭。那一刻，我領悟自己不對勁，但我並不內疚。當時我很自豪。」

「您和令尊現在還會見面嗎？」

「會。⋯⋯很奇怪吧？對他來說，他覺得自己從沒揍過我們。儘管如此，他畢竟是我父親，等他走的時候，我會希望陪在他身邊，盡我的責任，和其他認識他的人一起哭泣。」

「您害怕自己和他一樣嗎？」

「被關在拘留室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一點。現在只要一生氣，我就會像看電影一樣看見自己正在動手，看見我的肌肉變得緊繃、表情變得猙獰，這時我會對自己罵髒話，告訴自己：這一幕我已經看過，不能這樣，絕對不能。我停下來，深呼吸。絕對不能淪陷。」

他停頓一陣，彷彿有重要的話要說。「我兩個姊姊，也都無法擺脫暴力。朵荷緹和她孩子的爸，是有毒的伴侶關係。她獨自在產房分娩，是我陪她去照超音波，是我陪她去婦產科⋯⋯克勞蒂則告訴我，有一次她抓住女兒想罵她，結果竟然害女兒肩膀脫臼。她把女兒送去醫院，她自己則在幾天後去看心理醫生。她對我說：『侯曼，你面臨的問題，我們全部都有。』」

我和侯曼聊了好幾個小時。道別時，我問他能不能幫我聯絡他太太。決定受訪之前，雅麗珊卓曾經猶豫很久。「我不知道以我的精神狀況，我有沒有辦法見您。」她用來形容自己的詞，是「脆弱」。最後她接受了，而我發現他們之間的暴力衝突並非如侯曼宣稱的「只發生一次」。報案那次之前，她曾經在半夜打電話給一個好友，請她來家裡帶她走。

「做輔導工作的我，不得不向外求救，這種詭異的情況並非第一次。最近那次，事發時，我發現他快要變得非常暴力，所以我一直待在電話旁邊。」

「您為何等到爆發的那一刻才行動？」

「那時我很猶豫。我們住在鄉下，四周什麼都沒有，而我不會開車，我怎麼有辦法逃？所以我留在原地，希望能化解危機。」

「您還記得事發經過嗎？」

「很不幸，我全都記得。他喝了酒、抽了很多大麻。他在客廳和廚房之間來回走動，同時不斷對我大吼大叫。我們有很嚴重的財務困難。他剛瞞著我借了一大筆錢，我們根本不曉得有沒有能力償還。我問他真的這樣做了嗎，結果他抓住我的後頸，拿我的頭去撞家具。我的太陽穴撞到尖角。然後他把我扔到沙發上，他開始揍我，一拳接一拳。倒在地上之後，我終於爬到電話旁，打電話報警。接聽的是一名女性。」

「這時侯曼人在哪裡？」

「他就在我面前看我撥號。他打我一巴掌，對我說：『這是你自找的。』我逃出家門。我的手機已經被他踹得稀爛，我無法聯絡任何人。我穿著睡衣，站在寒風中等警察來。警車抵達了，來的是一名女警和三名壯碩的男警，手上拿著槍。我很怕槍。我知道我丈夫在家裡徹底失控，我很怕他被殺，我告訴警察：『你們可能沒受過這方面的相關訓練。』女警冷笑一聲，然後救護車來了。」

雅麗珊卓被載到急診處，等待4小時之後，護士給她一顆止痛藥來緩解她頭上的傷。她要求見心理醫生，得到的答覆是：沒辦法，精神科急診部門已經搬遷到別處，離這裡車程超過一小時。最後終於有一名女性為她聽診，並懇求她回家。

「我什麼東西都沒帶，沒有手機、也沒錢付計程車費。我不可能穿著室內拖鞋走夜路回家，而且外面霧氣很濃。幸好有一名護理人員剛下班，他願意載我一程。回家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克雷蒙的電話號碼，我請他去警局接侯曼，這樣侯曼才有人陪。那時是凌晨3點。克雷蒙建議我收拾家裡、找事情做，他叫我千萬別睡，他說經歷創傷之後絕不能直接入睡，所以我徹夜未眠，隔天早上就去報案。」

「警局的人對您態度如何？」

「首先我被痛罵一頓，因為我搞錯派出所。之後，一名警官在他的辦公室裡見我，他很凶。他反覆問我：『您做了什麼？』我以為他想問的是『發生了什麼事？』但不是這樣，他很堅持：『我問的是您。您做了什麼？』他說，處理我這種案件真的很煩，今天畢竟是星期天，他原本可以享受悠哉的晨間時光。他說他沒心情為我服務。他說侯曼也報案了，說侯曼做得很好、說侯曼本來就應該捍衛自己，因為像我這樣的女人愈來愈精明了。」

「您怎麼回答他？」

「那時我很混亂。他一直打斷我，對我講他自己離婚的事，說他前妻是個爛人、說她只愛錢，他說我們這種女人就是這樣。他很年輕，才30出頭。」

雅麗珊卓每週固定去看心理醫生，但她沒辦法開口和親友談論這樁事件。「很久以前，我曾告訴我媽：『侯曼有時會很暴力。』而她回答我：『這樣啊。你必須減肥，晚上穿得漂漂亮亮等他回家。』」在雅麗珊卓的記憶中，侯曼的暴力傾向已經爆發過5﹑6次，之後才是「嚴重的那次」。那次她很怕自己會丟掉性命。

「侯曼以為一切都由他掌控。我們的支出是依照兩人收入的比例來分配，但他需要感覺自己有責任。一種屬於陽剛氣概的責任。喝醉酒的時候，他滿嘴都是大男人的論調。」

「這他沒告訴我。」

「每次酒醒之後，他就忘光了。但他發飆時還是會留下證據。被他弄壞的舊門、插在家具上的玻璃碎片。他的手臂曾被窗玻璃割裂，傷口很深，在急診室縫了好幾針。他摔壞他的筆電，那明明是一台很好的筆電。還有我很喜歡的玻璃桌，獨一無二的特別款。每次他都一面砸、一面盯著我說：『這是我想對你做的事。』」

「您作何反應？」

「我會半夜離家，或是把自己關在另一個房間裡。等到晚一點，通常是凌晨的時候，我回到家或開門走出房間時，他已經睡了。」

「到了隔天，你們會談論昨夜的事嗎？」

「那時我們開始定期諮詢伴侶治療師。雖然是一筆很大的開銷，但我們都知道有這個必要。整整一年期間，狀況改善很多，但後來又開始了。」

雅麗珊卓在記憶中搜尋線索，試著檢視她剛才說的這些事情之間有何關聯。再度開口時，她說出一件和先前話題毫無關聯的事。她說，她小時候曾是戀童癖的性侵受害者。成年之後，直到遇見侯曼之前，她從不知道性交需要她同意。

「和我交往的男人，在性方面都很暴力。他們毫不在意我在性交時哭泣。侯曼告訴我：『這樣不正常，你必須學會說不。』他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

「您為何告訴我這件事？」

「因為身為孩童、身為女人，你就是會遇到想要支配、傷害你的那種男人。一個女人曾經受害、學會緘默、學會任憑宰割並且習慣暴力之後，會失去防衛能力。我認為，家暴男能夠辨識這種獵物。」

雅麗珊卓12歲那年，曾被一名成年男子性侵整整一個月。無人認為她是受害者。當時，她自殺未遂好幾次。「我遇到的人們對我說，我才12歲，胸部就這麼大，會遇到這種事，著實不稀奇。他們責怪我為什麼要生氣，每次我都感覺自己的棺材又多釘上了一根釘子。」她控告侯曼，卻什麼都沒改變。沒有任何單位聯絡她。「無人擔憂我的安危，我覺得很恐怖。」

最後，我終究問她，為何仍和侯曼住在一起。她想了很久。

「我問過自己，我想不想重新來過，自己一個人開始新生活？答案是肯定的。經歷過這一切之後，何不乾脆拋下一切？侯曼教我什麼是知情同意，這樣已經很不錯了。以後我也可以再交新朋友。我看了一些租屋告示、徵人啟事⋯⋯然後我問自己：我還想和侯曼一起過生活嗎？他借住在克雷蒙家的時候，我們傳了很多簡訊。克雷蒙認為我們應該分手，他說，我和侯曼對彼此都很危險。但我們都想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您認為他不會再犯？」

「剛回到他身邊的時候，我很肯定，如果他再犯的話，我一定會被殺掉。過了好幾個月，這份恐懼才漸漸淡去。現在我們吵架的時候，我會說：『停下來，你這樣我會怕。』這樣講很有效，指令很明確：現在就停下來。」

雅麗珊卓知道自己的保護殼很脆弱。即便大門深鎖躲在家裡，她依舊沒有安全感，反而更加焦慮。並非因為她害怕陌生人闖入家裡。她焦慮的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彷彿是次等公民。無論身在何方，她都無法擺脫這感受。剛被任命擔任內政部長的人，是一名性侵嫌犯，這則新聞擊潰了雅麗珊卓。

「該怎麼做，才能讓男人不再動手？」我問。

「教育孩童。最近在我任職的中學，教務主任抱怨說：『噢，如果每一個掐女友脖子的男學生都必須退學的話，那我們學校就沒有半個男生了。』我無法接受他這樣講。我希望能利用留校察看時間，鼓勵同學們好好思考關於彼此尊重、伴侶平等這類主題，但當我這樣提議時，學校主管就翻白眼說：『這又是哪一招？我們可沒這麼閒。』」

這樁事件當中，克雷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在電話中陪伴雅麗珊卓度過漫漫長夜，囑咐她保持清醒不要入睡；到了隔天，也是他去警局接侯曼出來，還帶了皮帶和鞋子給侯曼。一切並非偶然。克雷蒙是一名心理醫生，他的工作就是診治施暴者。

《告訴我，你為什麼家暴？：調查記者走訪家暴案當事人、司法現場、諮商服務站，挖掘暴力行為的根源，聽見施暴者與受暴者的聲音》，馬修．帕蘭（Mathieu Palain）著，周桂音譯，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