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開放 × 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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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COVID-19第二役

修補最脆弱處,才能提高社會韌性

失業流離的疫情長浪來襲,如何拉住無家者和弱勢居住族群?

實施三級警戒已將近2個月,無家者和弱勢家戶的生存面臨考驗,民間團體募集捐款和物資協助他們度過非常時期。(攝影/陳曉威)

6月22日,台北車站2位街友確診,本土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台北市累計14位街友染疫,雙北宣布替街友優先施打疫苗,試著亡羊補牢。

公共場所封閉、食物短缺、非典型工作機會流失⋯⋯三級警戒嚴重衝擊社會底層,無家者在街頭無處躲避自保,蝸居族及弱勢家戶雖得一處擋風遮雨,不良的居住環境卻可能成為病毒溫床,收入每況愈下也難安身立命。

為拉住他們不被疫情長浪沖散,民間團體先行動身,協力發放物資,呼籲政府提供更有力的短期協助,且要看見弱勢居住者的長期困境,修補社會福利及居住政策的漏洞。民間團體認為,人們的命運相連,當無家者與弱勢居住者的孤島能夠成為同島,台灣社會才能共同抵擋病毒的侵襲。

晚上10點,台北車站未眠。不見人潮來往,站體周圍或坐或臥的無家者卻悄悄增加,畢竟三級警戒宣布後,24小時營業的網咖和超商也不再能待。

幾位大哥大姐早等候在車站西南側的轉角,準備協助搬運和發放物資。無家者扶助團體「人生百味」的成員們從車上卸下一袋袋物資,放上推車,分裝的塑膠袋裡有口罩、酒精、飲用水和各式乾糧,甚至附上衛教傳單。從髮帽、護目鏡、N95、手套到防水隔離衣全副武裝,一行人沿著車站繞圈,將物資配發到每個無家者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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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工作者為降低接觸風險,用眼神交流取代談天,並自製傳單宣導防疫事項。圖為「人生百味」發送的物資包。(攝影/陳曉威)
NGO工作者為降低接觸風險,用眼神交流取代談天,並自製傳單宣導防疫事項。圖為「人生百味」發送的物資包。(攝影/陳曉威)

疫情下的無家者困境,食物、物資只是最初階問題

6月22日,台北車站新增2位街友確診,台北市宣布要替街友優先打疫苗,但已累計14位無家者染疫。

人心惶惶下,物資發放必須持續,這是安定情緒的下錨儀式,也讓街頭上的人不致斷炊。「人生百味」和「芒草心」等社福團體在三級警戒的第一時間,便和萬華社福中心協力,以每次500人份、每週2至3次的頻率,到台北車站和艋舺公園發放物資,至今已超過一個半月。

儘管三級警戒延長,但多虧民間力量奧援,物資募集比想像中順利。「現在氛圍跟以前不太一樣,社會對於無家者的認識多很多,」芒草心理事長張獻忠說,倡議團體的崛起和大眾觀念的改變,是在COVID-19下接住無家者的關鍵。

上一次大疫籠罩是2003年的SARS,人稱「丐幫幫主」的張獻忠還任職於台北市社會局,專職服務街友的社工唯他一人,民間只有傳統慈善救助團體,無家者的協助和安置仍由公部門主導。18年後,有了芒草心、人生百味和萬華在地的互助網絡,他們對無家者及弱勢族群的掌握,是物資發放和分工奏效的基礎。

本土疫情爆發後,幾個團體都預估物資供給至少得持續2個月,雖然能讓無家者免於飢餓,但食物只是最初級需求。張獻忠擔憂,工作中斷和惡劣的居住條件會使得身心狀態惡化,也讓弱勢者處於更高的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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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營業場所關閉後,台北車站周邊無家者人數上升。圖為「人生百味」成員在深夜發放物資給街友。(攝影/陳曉威)
24小時營業場所關閉後,台北車站周邊無家者人數上升。圖為「人生百味」成員在深夜發放物資給街友。(攝影/陳曉威)

最棘手的是「安置」:確診無家者去哪隔離?出院後如何不再度路倒?

5月中,萬華成了疫情重災區,萬華社福中心也出現確診者,所有工作人員居家隔離14天,業務交由中正社福中心接手,還從各行政區調人前來支援。萬華社福中心是台北市無家者服務的核心,底下設有遊民專責小組,5個社工負責將近700名無家者,無家者的背景和生活區域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解除隔離回歸工作崗位的社工楚怡鈞坦言,最棘手的還是安置問題。新北市和高雄市讓街友在篩檢後集中入住旅館,台北市則因醫療資源和就業機會相對豐富,街友數量佔全台四分之一,雖有約150個收容床位,居全台之冠,仍難以應付所有需求。

目前收容機構規定,新案必須取得前三日的PCR檢驗陰性報告才能入住。與此同時,疫情使得流動的露宿者增加,台北車站周邊多出80人左右,驅趕不是上策, 「希望他維持在原本的範圍,既然做不到全面安置,就讓他不要有過大的移動,」楚怡鈞說明,現有做法是定時給予物資,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聘請保全量測體溫做健康管理。

那麼,無家者確診後要到哪裡去?楚怡鈞說,只要確診就跟一般民眾一樣,依據症狀輕重送往醫院、集中檢疫所或加強版防疫旅館,依規定這10天的費用由衛生局負擔,但棘手的是接下來7天的居家隔離。

「他沒有地方可以居家隔離嘛!」楚怡鈞表示,無論是在街頭上生活,或是多人分租、共用衛浴的雅房,都做不到一人一室,「街頭是一個不好的生活環境,這是事實,但進到有屋簷的地方,沒有維持健康的條件,反而可能變成染疫的高風險族群。」於是,社會局動用預算和捐款,讓染疫的無家者和脫遊
指住進長期收容所,或找到穩定工作可自力租屋,脫離在街頭生活的遊民身分。
的蝸居族入住防疫旅館。不過,最弱勢者還是無處棲身,失能或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確診個案需要照顧,但疫情下沒有機構願意收容,一旦出院只能回到街上,等路倒再送醫,無限循環。

民間團體當然理解基層社工的奔忙和苦楚,也明白收容機構的為難,但仍期盼政府單位能跨部門溝通協力,不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除了防疫物資,臨時居住空間的準備也應該「超前部署」。

街友是確診和重症死亡的高危群,4縣市列優先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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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物資補給可減少無家者的移動頻率,也利於社工和保全確認個別健康狀況,協助公部門完成疫苗接種造冊。(攝影/陳曉威)
固定的物資補給可減少無家者的移動頻率,也利於社工和保全確認個別健康狀況,協助公部門完成疫苗接種造冊。(攝影/陳曉威)

無家者因長期營養不足、多重慢性病和居住環境不佳,健康狀態本就不如同年齡者,不僅免疫力較低,染病後的重症率和致死率也更高。對此,英國、丹麥、羅馬尼亞和美國的部分聯邦州,都將無家者列入疫苗優先接種順位,除了保障個人健康,若讓足跡較難掌握的族群先行施打,也能有效降低整體社會風險,以利疫情控制。

目前全台共有台北、新北、雲林、嘉義4個縣市推動街友疫苗施打專案,截至6月30日,台北市進度逐漸接近三分之一,有212名無家者完成疫苗接種,每個數字都是萬華、中正社福中心的社工與NGO攜手造冊、竭力說服的成果。

在人生百味據點「重修舊好」服務的羅靖茹苦笑,光是解釋和回答就相當耗時。有街友說:「新聞上說打了疫苗會死掉,所以不敢打。」他們只好拿自己已經施打來掛保證,「工作人員都有去打,跟我們打一樣的好嗎?」以長期信任換來無家者的一聲「好」。

因此,張獻忠也建議,應該在街友的生活場域或弱勢社區設置小型注射站,避免人流移動,也方便社工協助資訊能力較差的群體前往接種。美國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已發布無家者疫苗接種的指引,建議將注射站設置在社福服務據點或日常生活區域,也可採用行動接種隊的形式,以便彈性移動;此外,應追蹤第二劑疫苗施打,確保能提供完整的保護力。

臨時工機會消失、自立之路被阻斷,病毒未來貧窮先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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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臨時工作機會,無家者的自立生活之路也被迫止步。(情境圖,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疫情衝擊臨時工作機會,無家者的自立生活之路也被迫止步。(情境圖,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只是,在病毒尚未打倒他們前,貧窮已經先來報到。

舉牌、派報、街賣、出陣頭⋯⋯支撐無家者生計的零工,在疫情之下歸零,更不用說許多女性街友賴以維生的洗碗差事,在小吃店改為外帶後就毫無需求,只剩工地粗工和社會局提供的 「以工代賑」
台北市社會局編列預算與里辦公室、學校等單位合作,讓社區弱勢者能從事每日約4小時的清潔工作,每月約可領取15,000元的薪資。萬華社福中心社工楚怡鈞表示,目前台北市有將近70個以工代賑的機會,在疫情期間用人單位可以視情況停止工作,但官方津貼照樣給付。
還能維持。

人生百味的「人生萬事屋」計畫替無家者媒合工作機會,接受來自民間和社工的友善委託,做包裝、搬家和居家清潔,負責人陳盈婕也看見類似困境,「過去每週最多可以接到7個工作,在疫情發生後都沒了。」至於提供3~6個月短期住宿的「百味家屋」計畫,目標是在期間內協助無家者穩定工作,存到租屋基金。負責人羅靖茹表示,儘管工地粗工還能做,住民仍擔心跟著工頭到處跑會增加風險,討論後選擇減工躲疫情。

另一頭,芒草心的「真人圖書館」「流浪生活體驗營」也都取消,這些活動由無家者分享自身故事,讓參與民眾能更立體了解他們生命的軌跡及街頭上的生活。「街遊」導覽創辦人、前理事長曾文勤無奈說道,「活動也是希望讓他們的情緒有出口,畢竟自立過程需要跟人的結合和被理解,慢慢建立生活上的規律。」現下疫情不只剝奪無家者的社會參與,更讓他們失去一筆收入。

無家者的自立生活之路被迫止步,脫遊者也陷入不穩定的居住狀態。

55歲的阿蘭(化名)是芒草心女性收容據點的前住民,經由勞動局就業服務台介紹,進到醫院當外包清潔工,由社工協助儲蓄,半年前成功租屋。不幸的是,她在5月中院內普篩發現確診,治療完成後卻遲遲無法復工。雖然醫院評估可以出院返家自主健康管理,但業主表示,PCR結果陰性才能回去工作,她連驗了兩次還是陽性。

即使清潔公司付她5月住院前的工資,但接著長達一個多月的治療和隔離,沒工作就沒收入,存款也撐不了多久。阿蘭與4個房客分租的雅房每月要繳4,500元,再下去只怕付不出下個月的房租。

負責聯繫的社工曉雯(化名)說,阿蘭個性比較僵固,對疫情認知也不足,哭著說「我人好好的為什麼要住院,住院這麼多錢,不能回去工作怎麼辦?」曉雯反覆叮囑她注意租屋處清潔、保持社交距離,別把病毒帶給其他室友,但何時能復工她也沒有答案,只能幫忙查詢紓困資訊,至少別讓阿蘭再流落街頭。

街頭人們的困境相對可見,處在角落的弱勢家戶是更幽微的疫情受害者。

停課後營養午餐暫停,弱勢家戶餐食出現缺口

在兩個孩子的嚮導下,《報導者》走進陽光明媚的安康社區,這裡曾是台北市最大的平價住宅群,如今隨著興隆公共住宅改建,舊建築剩下252戶,住的都是低收入戶。今年國三畢業的小奕(化名)和小佩(化名)對大街小巷熟門熟路,他們常到彼此家中「蹭冷氣、蹭飯、蹭網路」,不能再跟三五好友相約打撞球、騎摩托車四處兜風,是疫情爆發後最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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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社區在疫情之下少有居民走動,家戶間緊鄰的大門也不像過去敞開,孩子們不用到校上課,也難得碰頭閒聊。(攝影/陳曉威)
安康社區在疫情之下少有居民走動,家戶間緊鄰的大門也不像過去敞開,孩子們不用到校上課,也難得碰頭閒聊。(攝影/陳曉威)

就連以往每週去好幾次的據點,也隨著三級警戒關閉。3年前,政治大學USR計畫進駐安康平宅,成立「微光盒子」陪伴兒少,借用社區關懷據點玩遊戲及共餐,並開設培力課程引導孩子探索生涯規劃。只是如今,所有活動都改成線上進行,團長蕭羣諭開玩笑說,「隔著螢幕,不會比當面對話來得有feel(感覺),比較像是一群網友。」團隊也還在調整如何讓接觸不降溫。

物質協助則是疫情襲擊後的新工作,微光盒子和幾個社福單位在去年組成「文山兒少平台」,沒想到今年就發揮實際作用。他們自「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簡稱窮學盟)拿到一筆經費,第一波發送200份物資包,第二波則跟號稱「最強里長」的南機場忠勤里里長方荷生合作,希望救援社區弱勢家戶的餐食缺口。

微光盒子共同創辦人黃子芸表示,學校原本可以供應營養午餐,孩子有時還能打包回家再抵一餐,但停課讓這些資源也暫停,弱勢家戶的食物消耗量等於翻倍。蕭羣諭說,有些第一波不需要物資的孩子,第二波也開始反映,「在吃的上面其實追加好幾個家庭,爸媽的工作真的受到影響,一開始可能收入稍微減一點,可是時間拉長,他們的需求變得比較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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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盒子共同創辦人蕭羣諭(右2)、黃子芸(左2)與團隊陪伴的青少年,在安康社區尚未改建的中繼宅小聚。(攝影/陳曉威)
微光盒子共同創辦人蕭羣諭(右2)、黃子芸(左2)與團隊陪伴的青少年,在安康社區尚未改建的中繼宅小聚。(攝影/陳曉威)

畢業季來臨,求職、低收資格、重找租屋面臨難題

但社區的青少年失去緩衝才是團隊看見的最大問題。以往5~8月是陪伴孩子生涯探索和找工作的銜接期,許多弱勢家戶的孩子由於過往的挫折經驗,身心狀況無法直接適應高壓的職場,團隊會跟友善店家談合作,讓孩子能有練習的機會,但疫情阻斷了培力,求職也更添難度。

更令人擔心的是,孩子一旦高中職畢業後就算是工作人口,低收入戶的資格將被取消,全家得搬離平宅。「這段時間照理要去找房子,可是疫情下也沒辦法找,尤其是他們能付的房租有一定金額上限,有一家是3個人,就連1萬2的房子都很難負擔得起,」原先依據不同福利身分,安康平宅的家戶每月只要繳200~1,200元的管理費,不須另付租金,一般租屋市場對他們實在太難。蕭羣諭說,如果社會局取消資格的時程沒有延後,這些弱勢家戶最快8月就得面對窘境。

「我們家沒有人有工作,都是領低收。我哥19歲,他本來要去找工作,但現在因為疫情都沒有找。」小奕的表情看來淡然。問他會不會害怕疫情,他說很多孩子跟自己一樣睡在客廳,以前為了通風會把家門打開,現在只能乖乖關好,因為如果對面鄰居也開門,兩扇門之間會窄得只剩15公分的距離。安康平宅每戶頂多14坪,一側是兩間房間,另一側是相連的廁所和廚房,「房間到廚房都一定要走同樣的路,不可能不碰到,除非你完全不出來,」小奕說,社區流傳有人確診,不過要隔離應該只能去住防疫旅館。

雖然居住條件稱不上好,但假設失去這遮風避雨的所在,他們又能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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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平價住宅皆為一棟四樓、一樓四戶的格局,相連的頂樓曾是社區青少年的祕密基地之一。(攝影/陳曉威)
安康平價住宅皆為一棟四樓、一樓四戶的格局,相連的頂樓曾是社區青少年的祕密基地之一。(攝影/陳曉威)

民間推緊急租金紓困,盼接住社福邊緣戶

在病毒壓境時,更廣大的弱勢租客也面臨居住不穩定的危機。

長期關注租屋及住宅議題的崔媽媽基金會,在6月10日推出「弱勢家戶租金緊急紓困補貼」,從民間募集100萬捐款,有需要的租客經社工轉介,基金會評估條件後可補貼半額租金。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統計,即便中間卡了端午連假,公告後10天內就收到48筆申請,「這幾天每天進案都10幾件,愈到後面案件量愈多。」來源主要集中在都會區,光是台北、新北、台中就佔了28件。

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表示,捐款資源畢竟有限,目前紓困以社會福利安全網和政府居住政策漏接的邊緣戶為主。現有的申請家戶裡,有許多是單親家庭和非典型就業者,更有超過半數屬於中低收入戶。

雖然政府在這波疫情提供中低收入家庭每戶4,500元的補助、每個孩子還有1萬元津貼,但都是一次性的收入,馮麗芳解釋,「也只能過這個月,下個月就有欠租的風險。像手上有些個案都已經開始欠租了,有人欠了一個半月,單親媽媽很努力,賺了一點點錢還是會給房東2,000塊、4,000塊,希望不要趕他們走。」

另外,有對將近70歲的老夫婦獨自租屋,原本兒女會寄來生活費,但因疫情影響工作,短期內無力支應。丈夫4月動了大手術臥病在床,妻子小吃店的工作也有一陣沒一陣,兩老不可能切割子女親權、換取低收入戶身分,但到區公所臨櫃問紓困,也被打回票,稱不符資格,無論照護和居住都十分吃力。接到這種個案,馮麗芳既困惑又憤怒,「沒有社福身分,沒辦法領到任何補助跟津貼,現在就會變孤島,很純粹的邊緣戶。」

事實上,來申請的個案租金都不高,普遍在1萬元以下,租的也大多是套房和雅房,但他們的工作形態和收入並不穩定,在非常時期就有繳納困難,馮麗芳坦言,「他的(工作)取代性很高,也許疫情過去後老闆倒了,或已經找到別人可以用,他也回不去原來的工作。」即便三級管制解封後也需要更長時間復工,崔媽媽基金會綜合考量這些因素,優先補貼缺乏支持和復原力較弱的家戶。

呂秉怡指出,租屋是疫情衝擊的「落後指標」(lagging indicator),首先浮現的是疾病對身體健康的侵害,接著是就業,最後才是更廣泛的食衣住行,「吃的一定得立刻解決,沒辦法不吃東西,但房租是一個月交一次,這個衝擊反而是慢慢展現,失業減班的骨牌效應正要開始,恐怕到下半年才會知道後續狀況。」

隨著三級警戒一再延期,失業和流離的長浪才正要朝著弱勢居住者襲來。

國外禁房東驅逐房客、提稅金優惠鼓勵降租金,台灣可怎麼做?

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在他曾獲普立茲獎的《下一個家在何方?》一書中寫道:

「驅離是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受了否定,是極盡羞辱之能事的體驗。」

他研究美國弱勢社區的住戶因繳不出房租而被掃地出門的現象,發現並非貧窮造成驅離,而是驅離帶來貧窮的惡性循環──失去安身立命之地將使人們的身心狀態惡化,進而影響工作穩定和下一代的教育。

為避免經濟收入破壞居住穩定性,美國紐約州在去年通過《因應新冠疫情緊急狀況禁止驅逐房客及處分抵押房產法案》,只要提出經濟困難的證據,在疫情期間房東不得因租金未繳納而驅逐房客。美國疾病管制局更在建議報告中指出:「透過防止房客被驅離,讓人們留在家中,遠離擁擠或聚集的環境(無家可歸者的街頭或收容所),是阻止COVID-19傳播的關鍵措施。」

而德國國會則修改《民法施行法》第240條,規定面對COVID-19的衝擊,出租人不得因承租人連續2個月未繳房租而終止契約趕人。

回到台灣,呂秉怡認為,考量政治現實,政府應該不敢像國外直接下猛藥頒布「禁止逐客令」。至於美國鼓勵房東降低租金、並減免不動產稅的做法,遇上台灣長期地下化的租屋黑市也無法奏效,畢竟許多屋源本就沒曝光,房客不被允許申請租屋補貼,房東也不必繳稅。

前述國外政策都難以在台灣推動,倡議居住正義的巢運團體因而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參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動用「紓困4.0」基金,針對弱勢族群、農漁民、無一定雇主的勞工、自營工作者和營業受衝擊50%以上企業之員工給予租屋補貼,協助弱勢租戶度過疫情難關。

「房東不報稅的情況下,漏掉就是漏掉,雖然很無奈,有點發錢了事,但紓困基金看來是目前台灣唯一可操作的工具,」呂秉怡表示,疫情再次凸顯台灣長期以來的居住政策始終無法接住最弱勢的一群人,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現金可先救急。

同島一命:修補最脆弱處,才能提高社會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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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和租金補貼,但多軌並行的居住政策還未能完善接住弱勢者的需求。圖為台北市文山區興建中的興隆公共住宅。(攝影/陳曉威)
政府近年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和租金補貼,但多軌並行的居住政策還未能完善接住弱勢者的需求。圖為台北市文山區興建中的興隆公共住宅。(攝影/陳曉威)

病毒不分國界,造成傷害的程度卻不那麼隨機。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特別關注災難中的階級不平等,無論天然災害或像COVID-19這般流行疫情,弱勢族群所承受的風險和惡果總是大於其他人。舉例來說,疫情到來前原本就是階層化的社會,脆弱群體暴露在更高的受災風險中,在後續復原的支持網絡上,分配到的資源也可能較少,因此在災後擴大貧富差距,甚至留下心理創傷。

面對去年全球疫情肆虐,林宗弘比較各國條件提出影響防疫成敗的重要面向裡,其中「脆弱性」和「韌性」點出台灣未來應努力的方向。林宗弘指出,德國、法國、北歐等福利體制較完整的國家,社會相對平等,脆弱性低、疫情管控較好;而美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等自由主義國家則是對照。此外,以整體數據來看,擁有強韌公民社會的民主國家,防疫成效也優於獨裁國家,民眾的討論、互助、參與和配合是抵抗疾病的關鍵。

換句話說,社會愈平等、人民愈合作不只能減緩弱勢群體的受害,也能保護所有人。這是短期的動員,也是長期的建設。

秉持同島一命的信念,芒草心、人生百味、夢想城鄉、浪人食堂等團體組成街頭聯合防疫物資中心,以南機場的「一碼IMMA」基地當據點,讓部分無家者協助物資盤點整理,取得短期生活津貼。芒草心祕書長李盈姿說,目前讓7~8位夥伴來排班,一週有幾千塊收入,雖比不上正式工作,但可滿足基本溫飽。現在,浪人食堂更推出「街頭英雄行動」的募資,要讓無家者配送物資給雙北的消防隊及清潔隊,為抗疫無名英雄打氣,希望破除無家者的汙名,讓他們與社會建立連結。

「老實說,大家都在努力讓疫情早日結束,才能繼續原先的工作,」李盈姿說,本來芒草心這兩年的重點計畫是「友善宿舍」,在收容據點之外打造一個緩衝空間,「收低於市價的租金,提供更好的環境,讓他們至少住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累積好的共住經驗。」累積信心,才不會輕易放棄租屋處、回到街頭。

羅靖茹則盼著位在台北車站附近巷子裡的據點能再次開張,讓大夥們回到那裡「重修舊好」,她說,在一般人的眼裡,無家者不該妄想生存以外的事,那都是「奢侈」,「但一個人的生活,快樂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應該因為睡在街上就被剝奪這個權利,」她期待團聚之日,再和大哥大姐煮飯、慶生、做手工藝,「小事的累積,也許就是一種可以讓人修復的力量,我們是想要這樣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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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的「重修舊好」工作站內堆滿物資,工作人員努力分裝以便及時發送,眾人都期待疫情結束重新開張團聚之日。(攝影/陳曉威)
人生百味的「重修舊好」工作站內堆滿物資,工作人員努力分裝以便及時發送,眾人都期待疫情結束重新開張團聚之日。(攝影/陳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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