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受訪街友名字皆為化名）

無論是艋舺公園、西門町或是台北車站，街友的身影已是生活在台北的我們所熟悉的景象。夜晚的台北高樓裡燈光閃爍，照映在這些處於「無家狀態」的人們身上，呈現了極強烈的對比。但若你回想看到街友的場景，想必腦中的畫面是個中年男子。那麼你是否曾想過，為什麼街上的女性街友如此的少？

街頭是叢林社會，女性獨自於街上生活可能遇到潛在危險，這是女性街友人數較少的原因之一。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6年的資料，全台列冊的遊民人數為2,556人，其中女性僅有289人，約佔1成。這群女性年齡多落在45到64歲之間，且多數精神狀態不穩定。

以台北中正萬華區為例，萬華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楚怡鈞說，女性街友中有6成精神狀況不佳。根據《精神衛生法》第5章第41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但基於人道考量，即便於街頭上看見明顯已無自理能力之人，因無自傷或傷人之虞，並無法強制就醫或診斷，因此僅有1成確診。

這群人數過少的族群，時常被媒體忽略，相關機構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也非常難以性別為分隔，進行不同的服務。然而，女性街友與男性街友究竟有哪些不同？

阿娟，在二十多歲與前夫結婚，育有兩男兩女及養女一名。在三十幾歲時，丈夫與照顧公公的外籍看護發生親密關係，丈夫要求離婚，阿娟就此被逐出夫家。阿娟與原生家庭關係薄弱，家人也無力照顧她，她開始過著不穩定的生活，直到積蓄花光，只好睡在街頭，一待就是十幾年。

阿娟並非特例，失去家庭支持是女性街友的主要成因，其次則是疾病、藥酒癮。台中市撒瑪黎雅婦女協會執行長彭美珍（2013）根據協會內服務個案統計，女性街友成因：個人與家庭因素共佔65.45%、疾病佔10.91%、失業與家暴則分別為5.45%、1.82%。因為中高齡失業而流入街頭的男性較多，女性較少。由此可見，女性無家者並不完全是因為「所得較低」而無家的經濟型遊民，性別於她們而言扮演一個決定性因素。

在「家庭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女性被期望進入家庭，若未走入婚姻則是「有問題的人」。然而當女性走入婚姻後，卻常被矮化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當她們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睦或是虐待而離開，失去經濟來源或是情感支柱，羞恥感讓她們不願意回到娘家，成為流落街頭的無家者。

這樣的經歷是男性無家者少有的，女性無家者也許並不用背負家中的經濟重擔，但是家庭的情感剝削，或是她們於家庭中的低地位，皆對於她們的心靈產生很大的影響，她們難以信任他人且時常缺乏安全感，成為回歸社會的阻力。即便這些女性或多或少都受到家庭的傷害，到街頭的她們並沒有失去對家庭的渴望，主流價值對於「家庭」的觀念早已深入她們的腦海，於街頭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再度佔據她們的生活。

「精神狀況比較好的女性，她們其實在外面睡都會挨著一個男性，她要維持自己的安全。」人安基金會社工部副主任吳慧英說。走在台北車站，常常會看見一對又一對的「街友夫妻」，他們或許有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也許沒有。但是對於這些女性而言，關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有人保護，這種保護同時也在她們腦海中變成一種無形的家。家帶給了這些女性經濟上的援助、情感上的支持。

「睡在這邊的人誰不知道我們夫妻，都不會來亂來鬧。」睡在車站的寶阿姨這麼說。她因為身體受過傷，不方便工作，每日在車站等待丈夫做粗工歸來。不僅是寶阿姨，這些在街頭上的女性幾乎都有「男伴」作為自己安全的依靠，有些有親密行為，有些僅是互相幫忙買東西，有些則是「被照顧」。

「他原本說9月4號才要回來呀，可能是聽說我都不吃不喝就跑回來了，今天拿這個魚給我吃。」睡在劉阿姨旁邊的阿榮在教會擔任廚師的工作，並非每天都睡在車站，但卻都會記得帶便當給劉阿姨吃。即便有照顧行為，劉阿姨否定彼此有情感關係，純粹稱他為「朋友」，然而多數人卻都認為他們是一對，這樣的模糊關係保障了劉阿姨夜晚的安全，但受到保護的她，必須給予阿榮同等的回饋，身體可能是一種方式，更多時候是被這種自己都否定的關係給束縛，被佔有、付出情感、成為阿榮的「女人」，「被照顧」即是阿榮認為身為女人的責任之一。

不過，街頭上的關係是非常流動的。「這些女人交往的都一個換一個，有錢就拉過來，沒錢就拉過去。」阿珍講起公園裡的交往關係，露出厭惡的表情。狀況隨時轉變的街頭，這些女街友選擇挨在一個又一個的男性身旁，盡力地在每段關係裡扮演好「女人」的角色，是她們的生存之道。

脫離家庭的她們，並沒有因為無「家」而少了父權家庭思維的束縛，她們依然扮演家中對女性期待的角色：街上的她們還是常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吳慧英說，女性街友大部分會找尋男伴，而有將近7成的她們需要用身體換取這些「靠山」。

身體可以換得靠山，但更多時候僅僅只是被覬覦的目標。「這些男人也真的很壞啦，酒喝了就偷摸偷捏阿！」寶阿姨說，幾乎所有的女街友都有被騷擾的經驗，女人的身體在街頭上格外顯眼，她們能做的就是保護自己。

她們的棲身地點非常微妙，需要在人潮多的車站或公園，卻又得遠離這個場域最陽剛的地方。「我都睡這邊，這邊比較多老人比較安全。」睡在車站的劉阿姨說，另一位小露也選擇在車站周圍的椅子入眠，而非車站四側。街頭上的生存之道不僅如此，阿珍不只是在地板上鋪上紙板，她更在紙板周圍立起紙箱，成為了一個沒有蓋子的箱子。「這樣別人比較不會看我啊，我也睡得比較安心。」

多數人以為，女性身體是她們僅有的籌碼。但是這些女性多在真的沒有錢能夠生活時，才選擇出賣身體，也許獲得現金，也許成為了哪個男性的「女朋友」。更多數的她們，努力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其實女性街友相對男性街友更積極在找工作和找房子。」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的彭建升長期針對街友「就業」進行輔導，談到多年來的媒合經驗他這麼說。然而60%的街友僅有國中以下的學歷，他們的就業選擇本來就不多元，將近90%從事家事服務（清潔），6%為保全、1.7%為粗工。其中保全和粗工的工作，基本上並不會雇用女性。

「有些清潔工作需要搬水桶或重物，雇主就會有性別傾向。不然大多數的服務業其實是利於女性。」彭建升說，有些女性街友因為身體狀況不佳，無法久站或沒有太多的力氣，無法從事清潔工作；有些女性街友因為精神狀況較差，沒有妥善的應對進退或是整潔的外表，根本無法獲得工作機會。

更多數的她們，受到先前生命經驗影響至深。彭建升舉例，「之前有一個個案，曾經被家暴。在便當店工作的時候覺得其他員工一直盯著她的屁股看，雖然後來沒有證據證明這件事情，但因為過去經驗讓她對這種事情比較敏感，就自己請辭。」不僅是性騷擾，有些女性街友基於保護自己，可能對於不公平的待遇或是主管責罵較為激動，少了適當的應對進退，時常過度反應而放棄了工作。

「像我手上有一個個案，她最近就打來兩次電話大哭，說快要沒有房子。」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的社工翁平慧說，對於找到工作、脫離街頭的街友，獨自一人在外生活才是最大的困難。尤其多數女性街友缺乏安全感，情緒時常低落，容易在狀況不佳的時候選擇放棄工作，而失去她掙得的一切，再度回到街頭，歸零。

將近7成左右的街友背負債務。根據法規，若使用「薪資轉帳」的方式領取薪水，要扣除三分之一的薪資來償還債務。時間彈性、相對自由，而且領取日薪的舉牌與派報工作就成為了他們的首選。不需要被扣除薪水，不需要等待每個月結束才能領到錢。若你在街頭問一輪，他們多數依靠這個維生。然而，每個星期僅有六、日會有工作機會（平日多由固定人員擔任舉牌工），兩日的薪水約1,500元，不一定每週都有兩天的工作機會，偶爾一個禮拜僅有800元。

「這禮拜我腳不太舒服，又看到很多人去搶，我就沒有去舉了」阿珍這麼說，舉牌工作雖然自由，卻非常不穩定，若不幸遇到颱風，那整週就沒有收入。不僅如此，舉牌或是派報常常要在烈日炎炎的日子曬上一整天，每次看見阿珍她總是兩頰燙紅，拿著梳子替自己刮痧希望散掉一些熱氣。由於她們是自雇者，不會有勞健保。若在車來車往的十字路口出了任何意外，也不會有誰為她們負責。

也許你會懷疑：社福系統如此發達的現今，她們難道不懂得求助？有一群女性街友確實如此，精神狀況非常不好，早就已經沒有能力尋求協助，社工或許半哄半騙地讓她們就醫，但是沒過多久她們肯定又會回到街頭，如此反覆。精神狀況稍佳的女街友，會至社會局或相關單位領取物資。然而，若女性街友想要住宿，卻非常困難。新北市與台北市的相關機構，僅有萬里重建中心、台北市遊民收容所、平安居、人安基金會新北平安站有收容女性。

「我們曾收容一名年輕女性，有點智能障礙，本來就靠身體生活。當我們收容她，她的客源就變到站內，會造成我們的問題，我們只好請她離開。」

「我們曾經混居，但是那些男生就在那邊鬧，那個女生就坐到男生大腿上。」

「我們這邊都是男生，如果女生來也會覺得不安全吧！」

談起收容機構不收女生的原因，每位負責人說起曾遇到的狀況，都頻頻表示無奈。萬華平安站站長羅凱耀提到，女性街友的住所若與男性混居，需要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帶給這些原來就較缺乏安全感的女街友信任。

因此多數收容女性的機構會提供獨立的房間，而部分機構因為資源不足，並沒有辦法提供這些空間，且服務街友的社工原本工作量就大，時常無力處理這些較缺乏安全感、精神狀況不佳的族群。若需處理住民們複雜的情慾關係，也可能使社工工作量倍增，以上種種的原因形成現今的收容狀況。

當機構提供的住宿機會相對較少，自行租屋可能成為讀者們第一時間想到的解方。然而，租屋市場扣連著就業市場，這些女性並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何來租屋的可能？有些租金較為便宜的租處，房東因為多數房客都為男性，避免引起紛爭同樣不願租給女性。又或者，多數女性因精神狀況不佳而沒有整潔的外表，被遭到拒絕。

環境因素或個人因素，這些女性已習慣於街頭過著「比較自由」的生活。這些自由生活也許是在無人管、有朋友、有娛樂、熟悉的公園或車站，最自由最安全卻也最危險。

在現今社福機構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北區並沒有任何針對女性街友的專門服務。這些成因與生命歷程都與男性街友不同的族群，確實需要更細心且另外設立一套方法，協助她們離開街頭。她們的貧窮原因，並不只是「低所得」，而是失去「對人的基本信任」。

女性街友是社會上比底層更底層的人，不僅需要背負街友上「骯髒、貧窮」等負面標籤，更需要受到主流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與要求。身體或是精神狀況讓她們時常跌入憂鬱，她們難以相信他人，時常在社工面前扮演一個正向的自我，但卻容易因為細小的波瀾而在內心掀起滔天巨浪。失業、失去住所不停循環，「反正我現在只想死。」劉阿姨總是笑笑地跟我說著她對人生的無奈，她們早就已經沒有慾望。當你我規劃著10年後住在哪個地方、在哪間公司上班，她們連10天後是否存活都沒有把握。

這些女性人數相對較少，可能沒有足夠的聲量能夠引起大眾關注她們的生活，但她們需要有人針對女性做出的額外服務與相關配套，讓她們在街頭的生活不再險惡，累積足夠的能量擁有一個令她們安心的地方、並重新相信生命、相信人。

（ 本文作者為台大與報導者合作的「小田野報導」計畫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