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窮活

你買的玉蘭花是這樣來的──撐起數百弱勢家庭的玉蘭花產業

紅燈,玉蘭花阿姨小跑步穿過車陣,倚著一輛汽車,從車裡接過幾個銅板,遞出手中花串,如是反覆。她笑著向每輛車說:「花開富貴。」這話挾著花香與喧囂,飄向路邊的我。眼前景象十分日常,然而我們對於玉蘭花的販售、流通與種植產業的了解近乎空白。為了理解玉蘭花的想像與現實,我隨花漂流了一陣,在街邊蹲點,也南下花田探訪,終於從眾多欲言又止的口中,拼湊出一個花開並不富貴的世界。

花的一日

根據農委會統計,全台52公頃玉蘭花田,屏東縣高樹、鹽埔兩鄉就佔去7成6的玉蘭花產量,年產值近6千萬,餵養至少300個花販。
傍晚,車子駛入屏東縣鹽埔鄉,檳榔樹筆直排列兩側,沿途經過的鐵皮農舍不時迎風飄來一股養雞場的濃厚氣味。玉蘭花農陳全明騎車載著陳太太前來約定的加油站接我們。年約50的陳大哥身穿卡其色夾克、頭髮灰白,笑起來兩條粗黑眉毛揚起,格外精神。陳大哥吩咐我們跟上,轉進窄小的田間小路,曲折幾個彎,就抵達陳家的玉蘭花田。
「玉蘭花每天差不多6點半,太陽下山後才會慢慢開,才可以開始採。」陳大哥腳踩藍色拖鞋,帶我們深入花田。白玉蘭花期短暫,只開一日,一旦錯過採收時機,隔日便迅速凋零。「等於你(花農)每天晚上時間都被控制住,也不能放假,所以很多年輕人現在不願意做這個。」一旁的陳太太補充。
陳大哥夫婦白天在綠藻廠上班、夜晚到田裡採花,是屏東當地少數的「兼職」玉蘭花農。兼職生意為夫婦倆免去靠天吃飯的顧慮。陳全明說,玉蘭花收成有淡旺季之分,以自家0.35公頃花田為例,夏季盛產時,一晚採收4、50斤不是問題,冬天淡季或遇颱風,收成數量則銳減至一日1斤也是常事。若以夏季1斤60元、冬季1斤120元的價格估算,0.35公頃的花田一年大約為農民賺進3、40萬收入。「算可以了啦,但不夠當正職。如果要當正職,地就還要更大。」他說。

一日奔波,從屏東到台北的玉蘭花

黃昏6點半,屏東,採收。 天色漸暗,玉蘭花的香氣瀰漫田間小路,召喚農民開始一日的採收。
頭燈、雨鞋,腰上竹簍,陳大哥全副武裝走入黑茫茫的田裡,偶爾撥開層層枝葉繼續前行,偶而輕巧轉身,轉入另一條小徑。探照燈發出的光束隨著他的步伐在枝葉花朵間迅速移動,陳大哥穿梭其間,熟練的點了根菸,氤氳化在光區之中,緩緩融進黑夜。歷時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的採收中,他幾度俐落轉身,在昏暗的花叢裡快速找到一個個成熟的長條形花苞,重複著伸手、摘花、丟入腰上竹簍等動作。
晚上8點半,屏東,集運。 離開枝頭的玉蘭花,送至集運地,隨即奔赴一趟限時的旅程。
「集貨人」將送來的花秤重、裝籃後,一一浸泡在冰水之中,「這就是要保持花朵的低溫,防止過熱的花黑掉,有保鮮的作用。」陳太太說。她迅速一翻手,便將上百朵的玉蘭花窸窸窣窣的倒進裝有長條冰柱的塑膠袋中。
除了在時限內完成玉蘭花的分裝,產地「集貨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台北、台中的大盤商回報當日收成量,擔任花農與大盤商間的橋梁。身兼「集貨人」的花農陳全明說,夏季產量過剩時,大盤商會負責控管花農們的採收量。「太多的時候,大家會一起分攤、一起少採一點。例如,你今天採個50斤,你也50,大家都50。」久而久之,玉蘭花產業內就自成一種默契和共識。
晚上9點,屏東,上路。 一輛白色大貨車緩緩駛進窄小巷弄,夜間旅程就此展開。
從集貨商手中接過幾十桶封裝好玉蘭花的塑膠簍桶,司機大哥幾次俐落來回車上、車下,迅速裝載完成,隨即疾馳北上,4、5小時的車程就此展開。
「大哥,這樣開都不會有想睡覺的時候?」在第一站卸貨地——台中,終於有機會和司機大哥短暫交談。 「還好啦,習慣就好。就到台北再睡,隔天再載豆腐回屏東。」吐了口菸,他說。 「是有規定幾點要送到嗎?」 「有啊,半夜12點要到台中,清晨2點要到台北。」 「不然會被罰錢?」 「對。」菸熄,對話結束,我們各自返車,再次上路。
凌晨1點40分,台北圓山捷運高架橋下,抵達。 遠遠看已經有兩、三個盤商正在等待。
車子一停靠,他們便上來卸貨,不消幾分鐘,地上就堆起一座密集的玉蘭花小丘。
一位大盤商主動上前向我們搭話。
這位入行34年的阿姨,名叫陳慧,是台北地區的6個大盤商之一。她解釋,目前台北的6大盤商是3個一組,分成2組,每日或每兩日合雇貨車從屏東運花北上。
兩部貨車在深夜抵達台北,分別停靠圓山和民權東路建國高架橋兩個主要集散地。盤商在此將花朵分裝完畢,接著再各自送貨給各地街賣小販。原則上,不同盤商和不同小販合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搶客戶。偶爾逢颱風、花量不足的時候,則會互相調貨、互相「救濟」。
產業內部關係緊密,對外卻是防備重重。從事玉蘭花產業的人多半不願向外人透露細節,長期下來,自成一條地下化產業鏈。「有的就甘吶鬼,驚人知。光明正大的做,有啥好躲?」但陳慧也坦言,過去偶有媒體謠傳玉蘭花產業受黑道、集團控制的傳言,使得他們對好奇的外人存有戒心。
「有的就是一知半解,然後就亂寫,說我們是個集團,哪有什麼集團!」
拿出寫滿密密麻麻兜售販名字和斤數需求的送貨單,她解釋,盤商和小販間,沒有簽訂契約,想入行只要聯繫上她,每日叫貨即可。「玉蘭花小販來來去去,不一定每天都會要花。像是今天77個小販,之前最多的時候曾經有一天一百多個。」
依此保守估計,大台北地區至少有300位玉蘭花兜售販。
看著送貨單,盤商們從地上捧起大把大把的花,熟練的依照不同客戶需求秤斤,再依序裝入寫有名字記號的紅白塑膠袋中。分裝過程流暢如快轉,一回神,已有盤商上了車準備出發送貨。
深夜2點半,台北小巷,小販取花。 夜間的宅急便,盤商挨家挨戶將小花送達。
盤商送貨的定點散布大台北、桃園各處,挨戶送達。有些是燈火通明的路口;有些是暗巷裡的街賣小販家門前;有些較熟的甚至將家中鑰匙交付盤商。送抵後,撥出一通無須接通的電話,小販便在眾人熟睡的深夜裡,下樓取回當日的花。
黎明之際,小販用鐵線串起上百株玉蘭花,細心將它們一一收進保冰盒裡呵護。帶上它,街賣小販拖著將亮的夜色,踏出家門,走入人們眼中熟悉的街頭場景,展開一日的工作。

無路可退的玉蘭花販

上午10點,陽光正好,灑在玉蘭花販林阿姨靠坐的街口轉角處。俐落短髮、脖上掛著花籃、手戴幾串佛珠、一張摺疊板凳支撐起她略顯豐腴的身材。60出頭的林阿姨賣花邁入第3年,藉著每天幾十筆20元的收入,撐起她和先生兩人的生活起居。
「昨天去市場買了幾條80塊的魚,又大又新鮮」、「三個豆干10塊錢?我等下也來去看看!」談起物超所值的柴米油鹽,她的興奮超乎常人。作為家中唯一收入來源,林阿姨每天將所賺所支記在小本子上,數年如一日,一點也不馬虎。
一斤玉蘭花,花農以100元賣給盤商,到了盤商手裡,又以一斤200元出售給兜售販。換算下來,兜售販購入一串玉蘭花的成本為5元左右。過去賣過食物和手工藝品的林阿姨說,相對批賣其他商品,玉蘭花不僅成本低、入行容易,賣不掉時的損失也較小。
但帳記得再精細,林阿姨卻怎麼也記不進每一筆15元利潤背後,由健康、安全、甚至人情構成的龐大隱性成本。
「每天這樣在路邊吹風,我頭常會痛。」賣花的小販,一年四季不論晴雨,只要有花賣的日子,生意就得照做。夏日,毒辣的艷陽蒸出花販臉上涔涔汗水;冬日,寒風不留情吹進花販緊包的衣袖口。即便耐得住天氣嚴峻的考驗,花販一日工作下來,或坐或站,打直的腰桿加上掛在脖子上的花籃重量,幾乎沒有人能從身體的痠痛中倖免。
原本在飯店擔任房務人員的林阿姨說,當初就是因為體力不勝負荷,又剛好逢退休年齡,才轉職賣花。
「玉蘭花就是成本低,門檻也比較低啦。」
阿姨口中的「門檻」指的不只是金錢,還有職業門檻。賣花的小販多半是上了年紀、已無法負荷長時間勞動的年長者,或是必須彈性規劃工作時間以照顧身心障礙的家人,本身就是身心障礙患者的也大有人在。
對於這些體能有缺憾或家境困頓者,社會局雖然提供就業協助,也架設銀髮資源網、台灣就業通身心障礙者專區等,但網站上提供的就業機會多半是勞動量高的清潔人員、工時長的全職、要求大專學歷或相關工作經驗。他們能做的工作很少,眼看著一道道跨不過的職業門檻,上街兜售玉蘭花看似無奈,卻是之於他們最安全的選擇。
但這種「安全」也像花朵一般脆弱。

失去安全保障 車禍下受傷的權益

「賣花20多年,總共出21次車禍。」花販元阿姨娓娓道出34歲就與先生分居,獨立扶養4子的沉痛過去。回憶21次車禍,元阿姨說僅有最後一次,在路人堅持下,獲賠2萬元。
「阿攏無叫警察處理?」我問。 「無啊,早期沒有什麼車禍要叫警察的觀念,我又不識字,被撞後就是爬起來,趕緊顧著做生意。」
有次,熱心的路人抄下肇事車牌號碼交到阿姨手中勸她要報警,阿姨按捺著疼痛坐在路邊,最終還是把紙條扔掉了。
現已不再賣花的她,一想起往事,眼淚立刻在眼眶裡打轉。
「通常穿梭車陣中的販售者因為自己違規在先,在法律上不見得有利。」法律扶助基金會專員羅光華受訪時表示,即便駕駛有違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的責任,街賣者仍很可能被認定為肇事原因之一。
羅光華提到,車禍事件訴訟程序複雜且冗長,對於多半處於弱勢且教育程度不高的街賣者而言,除了擔心販售行為受裁罰,更不希望將事情鬧大,以致日後生意受影響。
「所以過程中半推半就和解,或直接放棄求償的可能性不低。」他說。
羅光華的話讓人想起元阿姨邊以手背拂去奪眶而出的淚、邊訴說著20年來,如何藉上藥房買止痛藥、穿束衣咬牙苦撐的模樣。
「賣花的人自己要敏感。你們外人不能用你們的眼光看,覺得因為危險就不做。」每天穿梭在車潮、紅綠燈間的阿芯姨(化名)接著說:「不做不行啊,怎麼生存啊?你們有一個窩,要睡覺啊,沒有窩睡覺,怎麼生存呢?」
開過刀的阿芯姨強忍著身上病痛,靠著一天賣花12小時,借住在朋友家勉強維生。談起負擔不起房租,只得靠著大家的善意和幫助過日子,阿芯姨本已痠痛不堪的肩頸,頓時又被生活的壓力壓得更重了些。

游移在法律之間的隱形人物

事實上,在街頭販賣玉蘭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規則》,可以罰1,200元到2,400元。吃上一張罰單,花販當日的收入就付諸流水。
「我們根本對開攤販⋯⋯沒興趣,」新北市廖員警知道花販生活不易,「所以為什麼要開攤販?就是因為檢舉。」
廖員警回顧過去經驗說:「我就曾經聽過員警到場後:『報告勤指,勸導攤販離去』。勤務指揮中心回:『這位大哥,你幫我翻翻哪一條說攤販可以勸導的?』」
「難題就在這了。」在法規沒有賦予員警「勸導」這項選擇,卻又必須回報到場處理情形的狀況下,廖員警的作法是,先驅趕攤販再回報抵達時,攤販已離開。
只是,這種因同情花販而不忍開單的作風,實際上是需要承擔風險的。
根據廖員警表示,檢舉人各式各樣,從其他同行攤販、被擋到的店家,到路人皆有。「有些檢舉人會在附近盯著警察,你不開單,他就再打電話報案問警察為什麼不開單?然後我們就會被罵。」更嚴重時,警察還可能遭調查單位以「圖利罪」嫌移送法辦。因此,態度強硬的員警也不在少數。
「那個警察,實在有夠惡霸。」講起過去遭警察打壓的故事,林阿姨的怒氣一點也沒有隨時間平息。
「他就很兇,不准我賣,還沒收我的攤子!」林阿姨搖著頭說起遭驅趕後,被迫轉換賣點,重新在少了熟客和人潮之處落地,卻再也生不出從前的根。林阿姨的言談間透露著對警察的不滿,「惡警」彷彿成了業績掉一半、生活不順遂的唯一宣洩出口。她厭惡警察,所有生活的怨懟都投射在日日周旋躲避的警察上。
「那天答應妳採訪後,我整個晚上攏睏袂去。(註)
台語,意思為「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擔心身分、地點曝光,將有可能引起警察關注的林阿姨,在受訪時總不忘叮囑我們不能拍臉、不要帶到環境。
林阿姨說起一旦被警察關注,花販本已夠辛苦的生活,將會如何受到影響。她以第三人稱侃侃談起其他花販生活之苦,她說著他人的故事,始終避開以「我」敘事的故事。
從迂迴的言談間,彷彿可見她日復一日駝著生活壓力,在法律的湍流中,逆流而上的模樣。而不只是她,其他相同處境的花販也同樣在法律的邊緣游移,同樣在屢次被沖往下游後,逐漸噤聲。久而久之,就成了最沉默的一群。
夜幕再度低垂,玉蘭花一如往常踏上和時間賽跑的旅程。從農民採收的手裡跌入一個個塑膠桶,再耐著低溫環境連夜北漂,輾轉來到兜售販滿是皺紋的雙手。黎明之際,玉蘭花被一根根細長鐵絲串起,悄悄地圈入人們生活的日常片刻。
小小一朵白玉蘭,在僅有一天的生命週期裡,從鄉野漂進了都市,從綻放漂向了凋零。它奔波一日,只為人們不太在意的消費片刻而活。它沉默一生,一如背後無數個沉重卻堅韌的生命,在分秒流逝的歲月裡,無聲的呼吸,再靜靜的衰老。
當紅燈轉綠,車子的引擎聲劃破沉默。
「1串20、3串50。」玉蘭花阿姨依舊微笑,拎著花串和生活的重量,闊步前行。
窮活在都市邊緣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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