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大廈的胡總幹事跟著瞻前顧後，我們在樓裡碰過幾次，他似乎不喜歡有記者四處探聽，生怕我攪局，「市政府跟我們有心想要做啦，我們要讓第一廣場再現風華。」他見一次、說一次。

財團買下大樓的消息，很快在店主圈傳開。

來自越南的阿萍，她的生意遍及6樓酒吧、2樓越式餐廳，及延伸至電梯口的茶水攤，已經在一廣開店超過10年。當她知道有財團預計買下大樓後，沉默了幾秒問：

「那我們租金會不會提高？」「如果有變化的話，這家餐廳我就要收起來了。」「我講真的，沒有辦法做了。」

大樓改名成東協廣場以後，商圈日益蓬勃。一年以內，周遭10坪店面的租金，從2萬漲到4萬5,000，只要有人退租，馬上有人承接。

某天，當我回到一廣，想再品嘗最道地的越式烤豬肉時，阿萍的兩間越南餐廳、複合式KTV，與2樓電梯口最熱鬧的茶水攤與理髮鋪，全都消失了。

當土地開發、城市拉皮等計畫出現，就會有人想要把這些移工，連帶他們聚集的隱蔽空間清理乾淨。「就像核電廠一樣，每個人都需要用電，就是不要蓋在我家隔壁。」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比喻。

不過，移工在台灣的故事最好從頭說起，透過對於歷史的簡單回顧，或許能讓我們對移工能多理解一點，說教意味也會淡一些。

缺工問題是社會結構轉變的結果。一是台灣從戰後嬰兒潮的高出生率，轉為低生育率，勞動人口規模縮小。其二，1960年代以來，台灣維持近20年的經濟高成長，資本湧入服務業，讓許多年輕人離開工廠，投入光鮮亮麗的服務業，致使製造業面臨嚴重的產業缺工。

「政府對引進外籍勞工，自始至終都是採反對姿態，不會因任何因素而改變想法。」

除了德國的前車之鑑，台灣政府也有意引導產業轉型。1980年設置新竹科學園區，選定資通訊產業為重點發展工業後，政府逐步減少給勞力密集產業的補貼。這是因為在資本發展過程中，如勞力密集的紡織業、成衣業是典型的夕陽工業，這種只需簡單的科技，仰賴便宜工人的產業，從歷史上看是各國工業化的先鋒，也是在國家轉型成富國後最早被割捨的部門。

成為軟性威權的國民黨當局擔心，經濟衰退可能從而影響統治的正當性，於是開始拉攏居領導地位的台籍企業家，允許他們組織的工商團體介入政治。

「政府不能再否認國內已有不少外籍勞工的事實，應該要務實處理，而非刻意忽略。」豐群水產董事長、時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的張國安多次向政府呼籲。

台灣缺工的狀況，並不是在充分就業下，有些工人還是沒有工作做，為什麼資本家仍經常施壓國家開放勞工市場？對此，遷移學者以「分割勞動市場」（segmented labor market）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期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一種是有保障、有技術、待遇又好的工作，還有一種沒保障又辛苦，在英文裡被形容為3D（Dirty, Dangerous, Difficult，亦稱3K）的工作。大部分本國人都想做有保障的好工作，可是勞累的工作還是需要人力，想要有人做，雇主當然可以提高底層工作的薪資，直到有人願意接受為止。

過去，這類不穩定工作經常由婦女、青少年或原住民來從事，但當勞工意識抬頭，開始跟著要求提升待遇或福利後，最終雇主願意做出的調整，就是僱用不挑剔工作、也不會斤斤計較的外籍勞工。

於是，資本家把台灣勞工描述成投機的工人，不是資本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

把台灣勞工塑造成好逸惡勞的對象，可能也與解嚴後的抗議活動有關，這時的抗爭以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為主，前者集中在自力救濟的反公害行動。1986年反杜邦設廠成功以後，成為後來反公害運動的範本，被繼續運用在「反五輕」、「反六輕」、「反李長榮化工廠」。這類抗議經常造成企業停工、做出補償，對石化產業影響最大。

資本集團將缺工論述成，台灣勞工妄想一夜致富、勞工運動對企業允取允求，引進外籍勞工才是解方。「紡織業已經對一般勞工不具吸引力，面對工人不足的情況，業界希望政府能盡快引進外籍勞工。」

企業強烈要求、重大工程進度緩慢，加上非法外勞日益猖獗，到了1980年代尾聲，台灣政府已經有引進外籍勞工的想法。為了挽救低迷經濟，政府大筆投資公共建設來創造內需，規劃了台北捷運、北二高等14項重大建設，但工程一直延宕。當時勞委會的調查，攸關國家建設的重大工程，勞力不足高達16％，之後的6年國建計畫如果同時動工，預估短缺40萬名工人。

最終，政府在1989年開放重要工程的承包商引進外勞，揭開台灣合法引進外勞的序幕。

政府只小開大門，讓資本家頗感不滿，決心暫停國內投資，逼迫政府加速引進外勞。1989年，台塑總經理王永在率先宣布停止在台灣投資，隔年，台塑更宣布放棄在宜蘭興建六輕，改以在中國福建投資設廠。

這項決定敲響國家警鐘。台塑作為石化工業上游，又是台灣產業核心，萬一台塑真的外移至中國，對台灣經濟與國家安全都是極大威脅。

事己至此，政府沒有理由再反對，畢竟它亟需尋求企業家的支持。勞委會頻繁派員考察東南亞國家，洽談合作的勞工引進國，繼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更在院會說：

「國內工人嫌染整工作又髒又臭不願從事，但如果沒有外籍勞工來做，紡織工業就會受到重大影響。」

這番話意思明明白白，引進外籍移工對於高汙染、勞力密集產業是帖續命丹藥，說明台灣的移工政策在本質上更接近經濟考量，藉由引進外籍勞工讓老舊產業得以繼續存活。

何況引進移工也有外交上的好處。⋯⋯當1990年台灣傳出引進移工後，東南亞各國的外交代表頻敲勞委會大門，泰國簽訂雙邊貿易協議、菲律賓移民局長多次來台拜會政府官員、馬來西亞允諾支持台灣加入關貿總協定（GATT）。

除了享受廉價勞工的好處，政府亦欲力避其害。

為了消弭治安疑慮，以及確保國家發給配額的權威性，政府從1990年展開好幾波非法外勞的全面清查與取締，對僱用非法外勞的雇主施以重罰，後來修訂《就業服務法》，規定移工來台前，必須向母國申請良民證，來台以後，限制移工轉換雇主，且雇主有掌握移工行蹤的責任，曠職3日須向警察機關報備，凍結雇主遞補該名移工，直到尋回工人為止。

衛生單位擔心移工是疫病來源。一名主管公共衛生的高階文官在內部聯席會議上直接說：「引進大量外籍勞工，可能會造成國內愛滋病蔓延。」他在會上做出總結：外籍勞工是登革熱與愛滋病的帶原者，引進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國家制定一系列檢查，例如外籍勞工在離開前必須通過健康檢查，入國3日後，到指定的醫院再做一次體檢，項目除了一般理學檢查外，還包含愛滋病、梅毒、腸內寄生蟲、以及女性移工增加妊娠檢查，確保沒有懷孕。只要有其中一項檢查沒有通過，必須立即遣返，等到正式工作以後，仍要每半年進行一次健康檢查。

勞工團體擔心搶走本地工人工作，政府對此做出具體安排：雇主引進外籍移工前，必須先在國內公開招募，並且在就業服務站辦理求才登記、在報紙刊登求才廣告3天，經主管機關確認無法在國內招募到工人，才能准許引進移工。

為了維持經濟公平，政府再要求雇主針對每名移工繳交就業安定費，費用彈性調整，目的是讓聘僱本勞與外勞的成本趨於一致。

制度上路以前，勞委會的官員設想了所有的不利影響，並且竭力避免，但看似萬無一失的規定，能夠抵擋外界對外勞需求的狂浪嗎？

1992年，政府首波開放的外籍勞工名額只有3萬2,000人。便宜的勞力創造大量需求，搶不到名額的產業大喊缺工，頻頻動員向政府施壓。接續3年，政府連續10波開放外勞名額與行業，到了1995年，幾乎所有製造行業均被納入其中。

官員不再被動管理，反而把移工當作獎勵，主動提出新的配額專案。1993年，政府鼓勵企業設置新廠、或投資新設備，可以取得額外的移工名額；隔年，再宣布製造業或營造業只要投資達2億元，即可再向勞委會申請新的移工配額；1995年，勞委會配合六輕施工，特別以專案方式再為台塑核配1萬名外勞。

短短3年，政府開放的移工配額一路狂飆，從原本的3萬名，增加至30萬，而實際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人數將近20萬，成長了63倍。

政府限業、限量的管理手段全面失守，當外勞人數不斷增加，台灣的失業率亦一路飆升。光是1997年，就有約25萬人失業，原因都是工廠惡意關廠或倒閉，1998年，申請勞資調解的人數即超過10萬人。1998年，台灣工人團體串連發起「秋鬥」遊行，隔年，全國總工會再次號召3萬人上街抗議，訴求之一就是凍結外勞。

工商界繼續說服政府，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國內經營環境更為艱難，「如果企業找不到勞工，則關廠或將生產作業移至大陸，受害更深的可能是更多的本國勞工。」一位工總代表說。

當時的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也在一場國是會議上說，台灣失業率高跟外勞沒關係，根本原因是企業出走，所以不只要多引進外勞，還要開放大陸工人來台。

但無論哪一方的代表，移工人權都不是談判桌上關注的主題。

抱有「台灣夢」的移工，很快就被職業災害、拖欠薪資和差別待遇的現實驚醒。1992年，正在施工的捷運淡水線傳出第一起移工罷工，上百名菲勞聚集，抗議軌道公司種種不人道的做法，冬天不給保暖夾克，早餐只吃稀飯，工人就算肚子餓想買食物，管理員也禁止他們外出。 類似狀況層出不窮，2001年，華隆紡織廠的移工聚集抗議積欠薪資；2004年，雲林六輕數百名移工抗議資方不按契約給薪，而且讓他們露天飲食，不論晴雨。

其他一些違反人權的做法，有的雇主害怕移工逃跑，連上廁所都派管理員盯著；有的則實施一旦外勞逃跑，同寢室的人接受禁假的連坐處分。

為了省去管理上的麻煩，人力仲介商通常與移工另簽一份不平等的工作契約：

乙方在契約期間內，如果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中止契約並遣返乙方回國。乙方應立即無異議配合，且自行負擔來回機票⋯⋯受僱期間在中華民國境內結婚、懷孕或生產者；喪失工作能力者；有違公序良俗者；不服從工作指揮，經3次或以上警告者。

直到2000年民進黨上台，關於移工權益的主張才納入政策討論。陳水扁在競選時即主張緊縮外勞，當選總統後，首任勞委會主委派陳菊出任，隨即宣布凍結外勞，每年減少1萬5,000名移工，逐步歸零。

同一年，台灣製造業赴中國投資達高峰。2000年赴中國投資金額約26億美元，已創下歷史新高，到了2002年，投資金額再創新高，達到67億2,300萬美元。不只傳統製造業，高科技產業老闆也抱怨政府減少外勞名額，等於是逼企業出走。

台灣最大的宏碁電腦在2001年大幅裁員，一口氣解僱近千名員工，包括500多名外勞，將工廠移往中國，引發國內震撼。根據資策會統計，同年台灣赴中國投資案，有6成集中在電子產業，中國取代台灣，成為全球最主要的電腦代工基地。

當時出身商界的經濟部長林信義，不同意勞委會的做法，「產業是台灣的生存命脈，產業不能生存，勞工也活不下去，」他說，「因此，產業政策比競選政策（緊縮外勞）更重要。」

最後，民進黨的緊縮外勞政策沒有堅持太久。2005年，先是恢復重大工程案引進外籍勞工，再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允許港區內的企業得以僱用四成員工的外勞名額，比製造行業20％的外勞上限高出許多。

經歷2000年初嘗試緊縮外勞政策，企業界以出走威脅，不但造成經濟發展停滯，民眾也將失業問題怪罪政府，在這之後，台灣的外勞政策大致抵定，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再提出縮減外勞的政策。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簡永達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