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烏克蘭作家維多利亞．阿梅莉納（Victoria Amelina）的《直視戰爭的女人》（Looking at Women Looking at War），不免會想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羅斯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985）。亞歷塞維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軍的女兵角色切入，參戰的女性達到100萬人，她們擔任坦克手、步兵、衝鋒槍手等「絕對男人」的崗位，「這些專業在二戰之前沒有任何女人幹過，所以根本沒有陰性名詞存在。」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亞歷塞維奇已流亡至柏林，她接受訪談說：「我們戰後出生的這代人甚至以為，在歐洲的中心再不可能再發生戰爭了。但現在每一天，一切都變得更加複雜困難。」兩年前她和許多白羅斯人走上街頭，抗議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將要尋求六度連任。獨裁者果然連任，白羅斯和烏克蘭有著綿長的邊境線，盧卡申科借道給普丁（Vladimir Putin），默許俄羅斯全面入侵。

《直視戰爭的女人：記那些在殺戮年代追蹤真相的天使》，維多利亞・阿梅莉納（Victoria Amelina）著，朱奕云譯，衛城出版

《直視戰爭的女人》一開頭，36歲的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的阿梅莉納，在俄烏戰爭前夕，買了人生第一把槍，「我聽說，每個人都有殺人的能力，而那些說自己沒有殺人能力的人，只是還沒遇到對的人罷了。持槍進入我的國家的陌生人，很可能就是那個『對的人』。」阿梅莉納筆下的人權律師艾弗妮亞，她幫忙2014年基輔廣場革命被屠殺的示威者維權，8年後的早春，艾弗妮亞脫下律師袍，穿上軍裝，到前線練習射擊。敵人裡會有亞歷塞維奇筆下，1944年蘇軍女兵的後代嗎？亞歷塞維奇書寫的初衷，是想寫一本讓人一想到戰爭就會噁心的書，伴隨著氣味、色彩、纖細感受的微觀世界。女人感受的戰爭永遠比男性的戰爭更加恐怖。

小阿梅莉納一歲的前俄羅斯獨立媒體《新報》記者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在2014年就曾前往頓巴斯戰區報導，她採訪俄羅斯「志願兵」的妻子，俄羅斯當局極力掩蓋派兵至烏克蘭，這是一場被塑造為「內戰」的戰爭。伊蓮娜因為這個報導在2015年被以叛國罪起訴。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出兵侵略烏克蘭，伊蓮娜來到敖德薩附近報導，為了「正確報導」俄烏戰爭，她付出很大代價：《新報》在撐了一個多月之後被勒令停業，躲避當局暗殺的伊蓮娜流亡海外。在戰爭啟動的那一刻，伊蓮娜還是被包裹進國族的共同體內，她感到驚愕與愧疚：「我們正在轟炸他們，怎麼可能我沒有看到戰爭即將來臨？儘管我當了17年記者，觀察俄羅斯，報導俄羅斯，目光不曾移開過？」

「我們」是誰？「他們」是誰？本書作者阿梅莉納、諾貝爾獎文學得主亞歷塞維奇、前《新報》記者伊蓮娜各自代表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這片血色大地從20世紀初就上演許多戰爭屠戮的恩怨情仇，足以讓她們站在對立面。共通點是黑暗中的微光，她們都是見證、記錄、書寫戰爭的女性，所付出的代價是流亡、下毒與死亡。2023年6月27日，阿梅莉納在東部城市克拉馬托一間披薩餐廳用餐時，遭到俄軍轟炸而身亡，身後留下這本未完成的戰爭紀實作品《直視戰爭的女人》。

直視戰爭的女人包括：調查移送烏克蘭兒童到俄羅斯的律師、記錄上萬起戰爭罪的人權組織負責人（其後獲得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被占領區的圖書館員、保存大量烏克蘭作家手稿藏品的哈爾基夫文學館館長⋯⋯，還有阿梅莉納自身，從單純在國際筆會聲援其他作家的小說家，轉為深入前線的戰爭罪行調查者。

阿梅莉納加入NGO「真相追蹤」，化名為「瑪魯希雅」，熟讀《羅馬規約》、《日內瓦公約》，不容許想像力的跳躍：「你必須知道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如果你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讀者也不會知道。說服國際法官絕非易事。」但要容許模糊寬鬆的空間：「人們想要參與。他們可能不是目擊者，但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是。這很重要，這不是謊言；這是受創者的記憶運作的方式。」開始時向受訪者要一杯水但不是自己喝：「他會需要，他只是還不知道罷了。」不能和受訪者太親近成為朋友，但要察覺他如何呼吸：「如果你看不到他如何呼吸，那就代表你已經靠他的創傷太近，他時不時會僵住。」編輯者在後記寫：

「對她而言，小說家的身分已不再適用──沒有任何作家的想像力，能與國家被入侵後發生的各種難以置信之事相提並論。」

在這本未完成、充滿許多孔洞空隙，融合日記、散文、訪談、書摘、文學節對談、調查成果報告、歷史考察的作品中，小說家，或者說文學家的身分仍然適用，那是鬆動現實堅硬巨石的唯一可能。文學的，詩意的時刻，同時也是戰爭下極其難得的陰性柔軟的喘息空間，是動物、植物、刺繡衫、一杯香檳，是撒上菲達起司的希臘沙拉，是頓內茲河裡的鱒魚，是敷在乾涸肌膚上的滋潤面膜，是種在血色大地也是肥沃黑土上的蘋果樹、杏樹與櫻桃樹。占領區的平民說，他感覺自己像隻小蟲，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身上施加暴力，輕易地踩死他，那是卡夫卡瞬間顛倒，變形為甲蟲的世界。在哈爾基夫前線，阿梅莉納確實遭遇一隻甲蟲，不是文學上的隱喻，是柏油路上隨時會被軍車輾過的鍬形蟲。人們小心翼翼地將牠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們有能力拯救蟲子，有能力在綠燈亮起時穿越空蕩蕩的街道。我們能有禮貌，有風度，並且有人性⋯⋯戰爭是拯救最微小昆蟲還有我們彼此的時刻。」

亞歷塞維奇描寫匍匐在麥田裡前進的女兵，清楚記得草尖上的露珠清新透亮，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遍地都是她喜歡的矢車菊，她發覺「大自然和人類社會所發生的事情竟有著那麼鮮明的反差」。

戰爭中的人性，顯現於維持「普通生活」的感知，或許是女性特有的感官領域。戰爭爆發那天，圖書館員尤莉亞做的第一件事情並不是逃跑，而是去圖書館開門。圖書館不只是圖書館，也是地方老人的支援中心，婦女的安全網，孩子的心靈寄託，「在艱困時期，圖書館必須對所有人開放。日子似乎沒什麼不同──再也沒聽到爆炸聲，甚至還有讀者來借書。」在戰爭中閱讀，一位平民在鐵軌附近形跡鬼祟被捕，他並非探測軍情，只是去下載一本電子書，因為那裡有網路。阿梅莉納從家中書架抽走的三本書，一是《被處決的文藝復興》，為1930年代被蘇聯政權殺害的烏克蘭作家選集；二是以意第緒語寫作的猶太詩集，詩人於1942年德國占領期間，在利維夫被殺害；三是「六零人」代表詩人的作品，詩人被KGB擊垮，被迫指證他的朋友。不同時期與政權的血色大地上成群結隊的文藝幽魂，如今還要遭遇轟炸。阿梅莉納說：

「不是因為我喜歡這些作品，而是想拯救他們。」

阿梅莉納擔任的戰爭調查員，除了調查平民被失蹤、凌虐、處決的罪證，也蒐集被轟炸毀壞的古蹟、博物館、美術館、文學館、歌劇院等事證，這是幾代烏克蘭人的文化遺產，有重要傳承意義，是精神性的延續。阿梅莉納在書中經常提到的「六零人」，係指活動於1960及70年代的烏克蘭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他們冒著被送往勞改營的風險，挖掘出1930年代「被處決的文藝復興世代」的事蹟；他們走訪基輔周邊數十座村莊，訪談當地居民，搜尋文化人被槍殺後草草掩埋的集體墳場。

阿梅莉納繼承「六零人」的精神，她來到東部占領區，找到被處決的作家好友──弗拉基米爾．瓦庫連科（Volodymyr Vakulenko）埋在院子裡的戰爭日記。2022年3月24日，瓦庫連科遭到綁架，最後一篇日記停留在3月21日：

「而今天，在詩歌日這天，迎接我的是天空中一小群鶴，牠們叫聲唳唳，你幾乎可以聽出：烏克蘭將再次痊癒！」

時間上世代的接續，還有空間上事件的疊層，讓阿梅莉納的調查與書寫層次豐富。瓦庫連科的日記裡寫，俄軍占領後缺乏食物，他把僅存的麵包留給自閉症的兒子，把兒子吃剩的麵包屑蒐集起來貪婪地吞下。飢餓的體感始終存在於血色大地，阿梅莉納在赫爾松地區採訪到1930年代大饑荒的親歷者，他們在稀薄的食物中摻白黏土，靠這樣活下去，這顯然與2022年的戰爭罪毫無關聯，阿梅莉納仍記錄下來：

「我想為那些在大饑荒中受難的人們伸張正義。」

前線頓巴斯地區壘疊了許多受難記憶，前蘇聯時代，勞改營出來的人可以選擇在3個地方入籍：沃爾庫塔、諾里爾斯克（這兩個地點皆是勞改營所在），還有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頓巴斯人不知祖先來自何方，來到這裡的理由有很多：大饑荒、被人告密、強制遷移、流放、勞改營、逃亡。如今又成為俄烏戰爭中，血色大地中的血色核心。2021年阿梅莉納來到這裡辦文學節，眾人藉由文字打造「一個可以停止戰爭的發光機」。發光機沒能成功阻止戰爭。阿梅莉納只是一再回返這血色核心，直至犧牲生命。

阿梅莉納致力於讓瓦庫連科的日記出版，2023年6月22日，她在文學節代死去的好友發表這本新書，這是她遭遇炸彈空襲的5天前。2023年7月1日，阿梅莉納不治身亡，這天剛好是瓦庫連科的生日。再過一年，2024年5月，出版瓦庫連科最後日記、位於哈爾基夫的出版社被飛彈炸毀。斷垣殘壁灰飛湮滅，2026年初烏克蘭的戰爭仍在繼續，文學接力也還在進行，於是有了我們手上這本未竟的遺作。阿梅莉納隨手記下的筆記，編者在書中也留予位置，有些看來比正文更具震撼力。戰爭調查員最後寄望的是國際刑事法院，結果往往讓人灰心，例如2008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10年內指控3人，都不是最高領導層，指揮鏈沒有被證明」，阿梅莉納接著寫：

「他們必須交出成果，我們沒辦法等10年，我們是烏克蘭人。」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